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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离普通人很远”“偶尔玩玩冰毒不会上瘾”“合成毒品的‘毒性’比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小得多”……在记者的随机调查中，不少受访者都有类似看法。
形形色色的戒毒者
清晨6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路上的强戒所与城市一起醒来。彻夜不灭的灯光下，55岁的张田与其他戒毒人员一起起床、把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有序地洗漱、整理内务、打扫卫生。
几十米外的另一栋楼上，张田的妻子、48岁的关霞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这对同时被送进强戒所的夫妻几个月来已经习惯了这种“分居”生活。
2008年，关霞在几个做生意的老乡怂恿下，第一次接触了冰毒。“她们说这东西挺好的，吸完了特兴奋，心情也好。”关霞说，“溜完冰”（吸冰毒）以后，动不动就几天不睡觉的反应，曾经让她“含糊”，但“一提起来还想溜”。
从享受老乡提供的免费冰毒到自己花钱买，关霞还把张田“带上道”，积蓄也慢慢花光。“总想着再抽最后一次，抽完就去外地，找不到这东西也就不想了。”但每次关霞提起“最后一次”，总能勾起张田的“心瘾”，“最后一次”始终没有实现。直到几个月前，关霞在医院看病期间溜回家吸毒，夫妻双双被抓获。由于此前多次因吸毒被抓，他们被送到强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
强戒所的监室内没有钟表、日历，每天生活机械、重复。但在张田床头，有一本他手绘的日历。每过一天，他就会在上面做记号。“想孙子，都5岁了。家里骗他说爷爷去外国给他挣钱去了。”张田说。
10时，让戒毒人员欢欣的出操时间到了。张田和关霞终于隔着封闭式球场的铁丝网见面。相比这对老夫妻只是默默对视几眼，满头紫色头发的阿紫，眼神则活跃很多。
“那个、那个都是一起玩的伙伴。”这个身高1米78的女孩，曾是某知名模特机构旗下的专业车模，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她口中男性“伙伴”的关注。在管教民警的批评声中，这样的“关注”会收敛许多。
阿紫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与同监室的戒毒人员吵架。因为犯错误，阿紫受到“闭零食”（不允许吃零食）的处罚。心思颇为“活泛”的阿紫，想出各种办法偷吃零食，甚至不惜串通其他戒毒人员编造各种谎言。
“急躁易怒、无意识地说谎，是毒品给吸毒者人格带来的最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药物能够改变的，往往需要民警重塑他们的人格。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某管教民警说。
“天天就像鬼一样”
国际禁毒日前夕，强戒所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管教民警马佳佳为女性戒毒人员选择了一首名叫《一二一，齐步走》的励志歌曲。其他戒毒人员出操时，排练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注意力要集中，动作不要抢拍。”“跟着节奏做动作，不要慢半拍。”……“丹丹，我这么多次都是在提醒你，注意力要集中。”
连续提醒多次后，马佳佳“忍无可忍”点出了“拖后腿”者的名字，站在正中间位置的丹丹不好意思地连声道歉。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恍惚，是吸毒者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果不是在强戒所，很难把这个面带稚气、轻声细语、吃零食的时候喜欢把袋子搓得很响的18岁女孩，与疯狂的吸毒者联系起来。只是，手腕上意为“我的主宰是自己”的英文纹身，似乎暗示着她曾经的疯狂。
从15岁在“发小”的手中尝试第一口冰毒开始，三年时间里除了因吸毒被拘留后曾短暂戒毒的两个月外，丹丹吸毒，基本是“半个月一次”。她说，第一次吸毒后感觉会很投入地做一件事、想一件事情。
“坐在那看手机就能看一宿，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朋友圈没有更新了，就来回翻通讯录。脑子里有个意识说该停了，但就是停不下来……吸的时候不饿也不渴，几天不吃不喝不睡觉。一旦几天没吸，就成天睡觉、暴饮暴食。”
冰毒给丹丹造成了幻觉，“躲在一个墙角，就感觉屋子里全是鬼魂。”她的专业是幼师，“我特别喜欢孩子，经常幻想着跟一群可爱的孩子在一起。”但沾染上冰毒后，她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
第一次因吸毒被拘留后，丹丹徘徊了很久不敢回家，但最终得到了家人谅解。亲情的温暖，促成了丹丹吸毒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戒毒。但是，不到两个月，丹丹再次屈服。“身体上的反应还在其次，主要是心理上的需求。”她甚至趁家人买菜或者遛弯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吸毒。“趁他们回来前赶紧打开窗户散味，然后紧锁房门坐在床上哭，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克制住，又对不起他们。”
丹丹说，不但跟家人不敢说实话，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要“演戏”。“朋友劝我别再‘玩’了，我也跟他们保证已经戒毒。有时候出去吃饭，正好赶上我刚吸完毒吃不下东西，为了不被看出来就硬吃。吃一口在嘴里嚼半天也咽不下去，但还要使劲儿往下咽。”
丹丹说，她曾经疯狂到“什么都不顾及”。“没有什么感情，跟自己最亲的朋友互相猜疑;因为一点特别小的矛盾就吵架，没白天没黑夜的不眠不休，想起什么来就是什么。”她形容自己，“就跟个鬼一样”。
进入强戒所后，丹丹最关心戒毒“时间”，总是迫切地向管教民警询问如何能够“减刑”，尽早回到社会。
“现在每天就是想家里边人干嘛呢，爷爷奶奶今天吃的什么，是不是在看电视。”虽然已经不可能再实现做一名幼师的梦想，但丹丹已经让家人把手机中的通讯录全部删除，彻底离开以前的朋友圈子，“希望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快点融入社会”。
与“毒”共舞：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平均“两三天就‘玩’一次”的关霞说，吸毒时的自己瘦得可怕，“站着都迷糊……整天整宿不睡觉，一宿能瘦起码3斤。”
“很多年轻女性就是受到合成毒品能减肥的蛊惑，但实际上这种‘减肥’带来的是心、肝、脑、肾等重要器官的功能衰竭，当衰竭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死亡。”北京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朱志伟说，这种“减肥”实际上是在用生命为代价。
冰毒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另一个恐怖之处在于对人精神领域的毒害。作为一名精神科专业医生，朱志伟每天必须都要对监区进行巡视、对存在精神类症状的戒毒人员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
“刘晓华，你好像长胖了。你还认识我吗？”“认识。您给我治病，谢谢您。”
“那我姓什么？”“您姓什么……我还真给忘了。”
这是朱志伟与49岁戒毒人员刘晓华的对话。初入强戒所时，由于大脑受到冰毒的伤害，刘晓华出现了明显的精神症状，躁动、易怒，具有伤害性倾向，意识模糊。经过系统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其症状明显缓解，但与正常人仍有差距。
“我自己报警进来的，‘溜大了’稀里糊涂就报警了。”刘晓华说，他总是觉得屋里有人进来，或者在外边等着抓自己。而毒品让戒毒人员李长明觉得，“有声音老是跟我对骂，还说‘你去死去吧’。”
朱志伟说，合成毒品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統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即使治疗也基本不可能恢复到吸毒前的状态。“慢性中毒会导致吸毒人员孤僻、离群、没有责任感、人际关系破裂。还有的吸毒人员出现严重的幻觉和妄想，感觉被追杀、被迫害，并由此引发杀人、自杀等恶性事件。”朱志伟介绍，曾经有一名女性戒毒人员，进所时腰椎骨折。吸毒后她产生“空间感知障碍”，在晾衣服时直接从阳台上“走”了下去。
同时，由于吸食合成毒品进而性乱导致的艾滋病、性病传播，也不容小觑。
“毒品的恐怖之处还在于对青少年的毒害。我们接触过的吸毒人员，最小的初次接触毒品时仅有11岁！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还不完全、世界观也没有形成。毒品对他们的危害是双重的、深远的，甚至会影响国家的发展。”朱志伟说。
“这些戒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又是受毒品毒害的病人。对于我们来说，既要通过严格管理让他们尽快脱离毒瘾，更要教育和引导他们，建立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社会的信心。”朱志伟说。
（新华社 2015.6.26）
形形色色的戒毒者
清晨6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路上的强戒所与城市一起醒来。彻夜不灭的灯光下，55岁的张田与其他戒毒人员一起起床、把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有序地洗漱、整理内务、打扫卫生。
几十米外的另一栋楼上，张田的妻子、48岁的关霞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这对同时被送进强戒所的夫妻几个月来已经习惯了这种“分居”生活。
2008年，关霞在几个做生意的老乡怂恿下，第一次接触了冰毒。“她们说这东西挺好的，吸完了特兴奋，心情也好。”关霞说，“溜完冰”（吸冰毒）以后，动不动就几天不睡觉的反应，曾经让她“含糊”，但“一提起来还想溜”。
从享受老乡提供的免费冰毒到自己花钱买，关霞还把张田“带上道”，积蓄也慢慢花光。“总想着再抽最后一次，抽完就去外地，找不到这东西也就不想了。”但每次关霞提起“最后一次”，总能勾起张田的“心瘾”，“最后一次”始终没有实现。直到几个月前，关霞在医院看病期间溜回家吸毒，夫妻双双被抓获。由于此前多次因吸毒被抓，他们被送到强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
强戒所的监室内没有钟表、日历，每天生活机械、重复。但在张田床头，有一本他手绘的日历。每过一天，他就会在上面做记号。“想孙子，都5岁了。家里骗他说爷爷去外国给他挣钱去了。”张田说。
10时，让戒毒人员欢欣的出操时间到了。张田和关霞终于隔着封闭式球场的铁丝网见面。相比这对老夫妻只是默默对视几眼，满头紫色头发的阿紫，眼神则活跃很多。
“那个、那个都是一起玩的伙伴。”这个身高1米78的女孩，曾是某知名模特机构旗下的专业车模，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她口中男性“伙伴”的关注。在管教民警的批评声中，这样的“关注”会收敛许多。
阿紫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与同监室的戒毒人员吵架。因为犯错误，阿紫受到“闭零食”（不允许吃零食）的处罚。心思颇为“活泛”的阿紫，想出各种办法偷吃零食，甚至不惜串通其他戒毒人员编造各种谎言。
“急躁易怒、无意识地说谎，是毒品给吸毒者人格带来的最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药物能够改变的，往往需要民警重塑他们的人格。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某管教民警说。
“天天就像鬼一样”
国际禁毒日前夕，强戒所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管教民警马佳佳为女性戒毒人员选择了一首名叫《一二一，齐步走》的励志歌曲。其他戒毒人员出操时，排练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注意力要集中，动作不要抢拍。”“跟着节奏做动作，不要慢半拍。”……“丹丹，我这么多次都是在提醒你，注意力要集中。”
连续提醒多次后，马佳佳“忍无可忍”点出了“拖后腿”者的名字，站在正中间位置的丹丹不好意思地连声道歉。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恍惚，是吸毒者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果不是在强戒所，很难把这个面带稚气、轻声细语、吃零食的时候喜欢把袋子搓得很响的18岁女孩，与疯狂的吸毒者联系起来。只是，手腕上意为“我的主宰是自己”的英文纹身，似乎暗示着她曾经的疯狂。
从15岁在“发小”的手中尝试第一口冰毒开始，三年时间里除了因吸毒被拘留后曾短暂戒毒的两个月外，丹丹吸毒，基本是“半个月一次”。她说，第一次吸毒后感觉会很投入地做一件事、想一件事情。
“坐在那看手机就能看一宿，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朋友圈没有更新了，就来回翻通讯录。脑子里有个意识说该停了，但就是停不下来……吸的时候不饿也不渴，几天不吃不喝不睡觉。一旦几天没吸，就成天睡觉、暴饮暴食。”
冰毒给丹丹造成了幻觉，“躲在一个墙角，就感觉屋子里全是鬼魂。”她的专业是幼师，“我特别喜欢孩子，经常幻想着跟一群可爱的孩子在一起。”但沾染上冰毒后，她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
第一次因吸毒被拘留后，丹丹徘徊了很久不敢回家，但最终得到了家人谅解。亲情的温暖，促成了丹丹吸毒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戒毒。但是，不到两个月，丹丹再次屈服。“身体上的反应还在其次，主要是心理上的需求。”她甚至趁家人买菜或者遛弯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吸毒。“趁他们回来前赶紧打开窗户散味，然后紧锁房门坐在床上哭，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克制住，又对不起他们。”
丹丹说，不但跟家人不敢说实话，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要“演戏”。“朋友劝我别再‘玩’了，我也跟他们保证已经戒毒。有时候出去吃饭，正好赶上我刚吸完毒吃不下东西，为了不被看出来就硬吃。吃一口在嘴里嚼半天也咽不下去，但还要使劲儿往下咽。”
丹丹说，她曾经疯狂到“什么都不顾及”。“没有什么感情，跟自己最亲的朋友互相猜疑;因为一点特别小的矛盾就吵架，没白天没黑夜的不眠不休，想起什么来就是什么。”她形容自己，“就跟个鬼一样”。
进入强戒所后，丹丹最关心戒毒“时间”，总是迫切地向管教民警询问如何能够“减刑”，尽早回到社会。
“现在每天就是想家里边人干嘛呢，爷爷奶奶今天吃的什么，是不是在看电视。”虽然已经不可能再实现做一名幼师的梦想，但丹丹已经让家人把手机中的通讯录全部删除，彻底离开以前的朋友圈子，“希望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快点融入社会”。
与“毒”共舞：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平均“两三天就‘玩’一次”的关霞说，吸毒时的自己瘦得可怕，“站着都迷糊……整天整宿不睡觉，一宿能瘦起码3斤。”
“很多年轻女性就是受到合成毒品能减肥的蛊惑，但实际上这种‘减肥’带来的是心、肝、脑、肾等重要器官的功能衰竭，当衰竭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死亡。”北京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朱志伟说，这种“减肥”实际上是在用生命为代价。
冰毒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另一个恐怖之处在于对人精神领域的毒害。作为一名精神科专业医生，朱志伟每天必须都要对监区进行巡视、对存在精神类症状的戒毒人员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
“刘晓华，你好像长胖了。你还认识我吗？”“认识。您给我治病，谢谢您。”
“那我姓什么？”“您姓什么……我还真给忘了。”
这是朱志伟与49岁戒毒人员刘晓华的对话。初入强戒所时，由于大脑受到冰毒的伤害，刘晓华出现了明显的精神症状，躁动、易怒，具有伤害性倾向，意识模糊。经过系统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其症状明显缓解，但与正常人仍有差距。
“我自己报警进来的，‘溜大了’稀里糊涂就报警了。”刘晓华说，他总是觉得屋里有人进来，或者在外边等着抓自己。而毒品让戒毒人员李长明觉得，“有声音老是跟我对骂，还说‘你去死去吧’。”
朱志伟说，合成毒品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統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即使治疗也基本不可能恢复到吸毒前的状态。“慢性中毒会导致吸毒人员孤僻、离群、没有责任感、人际关系破裂。还有的吸毒人员出现严重的幻觉和妄想，感觉被追杀、被迫害，并由此引发杀人、自杀等恶性事件。”朱志伟介绍，曾经有一名女性戒毒人员，进所时腰椎骨折。吸毒后她产生“空间感知障碍”，在晾衣服时直接从阳台上“走”了下去。
同时，由于吸食合成毒品进而性乱导致的艾滋病、性病传播，也不容小觑。
“毒品的恐怖之处还在于对青少年的毒害。我们接触过的吸毒人员，最小的初次接触毒品时仅有11岁！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还不完全、世界观也没有形成。毒品对他们的危害是双重的、深远的，甚至会影响国家的发展。”朱志伟说。
“这些戒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又是受毒品毒害的病人。对于我们来说，既要通过严格管理让他们尽快脱离毒瘾，更要教育和引导他们，建立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社会的信心。”朱志伟说。
（新华社 2015.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