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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冒充广场舞爱好者，通过聊天来夸耀自己的特殊理财途径，引诱老年人上当;有人是无资质旅行社的托，怂恿中老年人参加价低质劣的购物游;还有人向中老年人高价兜售理疗、保健器材，甚至将一些三无产品包装成具有特殊疗效的“保健神器”……
56岁的吴月琴跳广场舞不到一年，她手机通讯录里的人数翻了一倍，微信好友也加了许多，这让她颇为自豪：“这些都是人脉，有点事都能互相帮忙的！”
越来越火的广场舞，对中老年人来说除了是一种健身方式，更是一个新型社交平台。但是，近期北京等地发生的一些通过广场舞平台实施诈骗的案例，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中老年人新型社交渠道中存在的隐患。
广场舞组织者“借款”375万元
去年10月，吴月琴经人介绍开始接触广场舞。每天晚上7时，她都会和舞伴们一起，准时到黄兴公园西门口的广场上跳上一小时。“儿子不在身边，丈夫晚上常有应酬，一个人呆在家里挺闷的，出去跳舞就当散心了。”她说，自己所在的广场舞团队有60人左右，负责人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友的每条信息她都会看一遍，“很多人都把群消息关掉，可我从来不关，不停地有新消息进来，挺开心的。每晚跳舞的间歇，我们还会聊聊股票经、买菜经，日子过得比以前‘扎劲’多了！”
中老年人參与广场舞，社交是主要目的。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陈甦萍提交了一份关于广场舞管理的书面意见，其中将社交需要和娱乐需要、健身需要一起列为广场舞风靡的原因。
然而，广场舞社交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此前，北京曾发生广场舞组织者利用团友的信任，以“生意投资、代办户口、亲友出事、孩子生病”等多个理由，向团友“借款”375万余元的事件。这个广场舞组织者张某供述，2012年她借款70万元做生意失败。为抵债就将团友当“人肉印钞机”，借到的钱一部分用于生意，另一部分用于舞团的日常开销。案发后，北京东城检察院将张某批准逮捕。
在“航华快乐舞步健身操”团队负责人刘明誉看来，跳舞的一般都是周边小区的居民，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大规模诈骗在广场舞团队中发生概率很小。但她坦言，一些广场舞团中确实存在社交陷阱。例如，去年夏天，一个专为广场舞团队编舞曲的男子向团友诉说自己到了肝癌晚期，“医生说还有两三个月活头”，因此要将自己的编曲技术免费教给大家。团友们很感动，开始为他募捐。不过，后来这名男子好好地活着，还拿着团友捐出的钱去旅游。“很多团友心里很郁闷，倒不是希望他真发生什么不测，而是觉得自己上当了。”
其实，吴月琴在不到一年的广场舞社交中也曾碰到过尴尬事：有团友曾向她极力推荐一种“国外带回来”的洗衣液，据说去污效果特别好，她就花100元买了3袋。“回家一用，衣服根本洗不干净，事后也不好意思再跟她说。”
舞团管理演变为情感控制？
一些人参加广场舞社交，“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冒充广场舞爱好者，通过聊天来夸耀自己的特殊理财途径，引诱老年人上当;有人是无资质旅行社的托，怂恿中老年人参加价低质劣的购物游;还有人向中老年人高价兜售理疗、保健器材，甚至将一些三无产品包装成具有特殊疗效的“保健神器”。上海市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明认为，广场舞社交还可能引发黄昏恋纠纷、孤老遗赠抚养协议纠纷等。
“广场舞社交中诈骗，由于它发生于所谓熟人之间，因此更加隐蔽。”刘晓明指出：“即使有媒体报道此类事件，老年人往往也不会跟自己联系起来。另外，有的老年人被忽悠后，舍不得放弃好不容易通过广场舞建立起来的人脉，而是选择忍气吞声。”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广场舞社交的问题更多产生于负责人和团友之间。舞团的组织和管理不科学、负责人和团友之间的权责分配不明确，是广场舞社交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位广场舞团队负责人关女士称，她管理着一个60多人的团队，有时候确实会误以为自己就是领导。“当自己制定的管理方法、舞团规则不被团友遵守时，就更想用管理者的身份让自己得到团友的尊重。”她介绍，自己正在酝酿新的广场舞团队管理方法，其中包括向每名团友每月收取10元钱。“管理一个团队是需要花费精力和成本的，收费就是想让团友们认识到这一点。”但关女士坦言，收费并不容易，“最好是有一种比较精确的补偿机制，让负责人的付出和回报对等。但就目前来说，要做到这一点还很困难。”
填补老年人情感真空方可治本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徐荣认为，广场舞社交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形式。“在一些西方国家，老人退休后的社会参与机会和意识都比较高，而国内因为人口结构、社会环境等因素，中老年人退休后的社会参与机会较少，广场舞恰好可以填补这一缺失。因此，广场舞社交有积极意义。”
同时徐荣指出，要规范广场舞社交，管好广场舞团的负责人是关键。“为了避免负责人权力感膨胀，可通过一定的机制将单人负责变成多人负责，多名负责人共商共管、互相监督。政府有关部门也可适当介入，让广场舞团队的管理更加规范。”
消除广场舞社交隐患最治本的方法，是填补老年人的情感真空。在一项有关广场舞诈骗案原因的网络调查中，26355票投给了“大妈太贪心”，60687票投给了“大妈缺关爱”。刘晓明建议，子女平时应多与父母沟通。同时，社区可增设防范诈骗服务中心，里面可配置律师、心理咨询师、居委会干部、基层公务员等，轮流免费为老年人释疑解惑。“如果亲朋好友、邻里社区能更多关爱老人，广场舞团负责人便不用再从团友身上寻找权力感，团友也不用再为维持人脉而对一些钱财方面的无理索取而委曲求全。所谓广场舞社交隐患，也就会逐渐消除。”
（《解放日报》2015.6.27）
56岁的吴月琴跳广场舞不到一年，她手机通讯录里的人数翻了一倍，微信好友也加了许多，这让她颇为自豪：“这些都是人脉，有点事都能互相帮忙的！”
越来越火的广场舞，对中老年人来说除了是一种健身方式，更是一个新型社交平台。但是，近期北京等地发生的一些通过广场舞平台实施诈骗的案例，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中老年人新型社交渠道中存在的隐患。
广场舞组织者“借款”375万元
去年10月，吴月琴经人介绍开始接触广场舞。每天晚上7时，她都会和舞伴们一起，准时到黄兴公园西门口的广场上跳上一小时。“儿子不在身边，丈夫晚上常有应酬，一个人呆在家里挺闷的，出去跳舞就当散心了。”她说，自己所在的广场舞团队有60人左右，负责人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友的每条信息她都会看一遍，“很多人都把群消息关掉，可我从来不关，不停地有新消息进来，挺开心的。每晚跳舞的间歇，我们还会聊聊股票经、买菜经，日子过得比以前‘扎劲’多了！”
中老年人參与广场舞，社交是主要目的。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陈甦萍提交了一份关于广场舞管理的书面意见，其中将社交需要和娱乐需要、健身需要一起列为广场舞风靡的原因。
然而，广场舞社交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此前，北京曾发生广场舞组织者利用团友的信任，以“生意投资、代办户口、亲友出事、孩子生病”等多个理由，向团友“借款”375万余元的事件。这个广场舞组织者张某供述，2012年她借款70万元做生意失败。为抵债就将团友当“人肉印钞机”，借到的钱一部分用于生意，另一部分用于舞团的日常开销。案发后，北京东城检察院将张某批准逮捕。
在“航华快乐舞步健身操”团队负责人刘明誉看来，跳舞的一般都是周边小区的居民，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大规模诈骗在广场舞团队中发生概率很小。但她坦言，一些广场舞团中确实存在社交陷阱。例如，去年夏天，一个专为广场舞团队编舞曲的男子向团友诉说自己到了肝癌晚期，“医生说还有两三个月活头”，因此要将自己的编曲技术免费教给大家。团友们很感动，开始为他募捐。不过，后来这名男子好好地活着，还拿着团友捐出的钱去旅游。“很多团友心里很郁闷，倒不是希望他真发生什么不测，而是觉得自己上当了。”
其实，吴月琴在不到一年的广场舞社交中也曾碰到过尴尬事：有团友曾向她极力推荐一种“国外带回来”的洗衣液，据说去污效果特别好，她就花100元买了3袋。“回家一用，衣服根本洗不干净，事后也不好意思再跟她说。”
舞团管理演变为情感控制？
一些人参加广场舞社交，“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冒充广场舞爱好者，通过聊天来夸耀自己的特殊理财途径，引诱老年人上当;有人是无资质旅行社的托，怂恿中老年人参加价低质劣的购物游;还有人向中老年人高价兜售理疗、保健器材，甚至将一些三无产品包装成具有特殊疗效的“保健神器”。上海市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明认为，广场舞社交还可能引发黄昏恋纠纷、孤老遗赠抚养协议纠纷等。
“广场舞社交中诈骗，由于它发生于所谓熟人之间，因此更加隐蔽。”刘晓明指出：“即使有媒体报道此类事件，老年人往往也不会跟自己联系起来。另外，有的老年人被忽悠后，舍不得放弃好不容易通过广场舞建立起来的人脉，而是选择忍气吞声。”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广场舞社交的问题更多产生于负责人和团友之间。舞团的组织和管理不科学、负责人和团友之间的权责分配不明确，是广场舞社交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位广场舞团队负责人关女士称，她管理着一个60多人的团队，有时候确实会误以为自己就是领导。“当自己制定的管理方法、舞团规则不被团友遵守时，就更想用管理者的身份让自己得到团友的尊重。”她介绍，自己正在酝酿新的广场舞团队管理方法，其中包括向每名团友每月收取10元钱。“管理一个团队是需要花费精力和成本的，收费就是想让团友们认识到这一点。”但关女士坦言，收费并不容易，“最好是有一种比较精确的补偿机制，让负责人的付出和回报对等。但就目前来说，要做到这一点还很困难。”
填补老年人情感真空方可治本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徐荣认为，广场舞社交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形式。“在一些西方国家，老人退休后的社会参与机会和意识都比较高，而国内因为人口结构、社会环境等因素，中老年人退休后的社会参与机会较少，广场舞恰好可以填补这一缺失。因此，广场舞社交有积极意义。”
同时徐荣指出，要规范广场舞社交，管好广场舞团的负责人是关键。“为了避免负责人权力感膨胀，可通过一定的机制将单人负责变成多人负责，多名负责人共商共管、互相监督。政府有关部门也可适当介入，让广场舞团队的管理更加规范。”
消除广场舞社交隐患最治本的方法，是填补老年人的情感真空。在一项有关广场舞诈骗案原因的网络调查中，26355票投给了“大妈太贪心”，60687票投给了“大妈缺关爱”。刘晓明建议，子女平时应多与父母沟通。同时，社区可增设防范诈骗服务中心，里面可配置律师、心理咨询师、居委会干部、基层公务员等，轮流免费为老年人释疑解惑。“如果亲朋好友、邻里社区能更多关爱老人，广场舞团负责人便不用再从团友身上寻找权力感，团友也不用再为维持人脉而对一些钱财方面的无理索取而委曲求全。所谓广场舞社交隐患，也就会逐渐消除。”
（《解放日报》2015.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