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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民主制城邦。公民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为四个等级——500斗、300斗、200斗和小于200斗，这意也意味着财产越多责任越大。当战争来临时，有钱的君主要站在方阵的前排，来保护你在城邦中享有的一切。
雅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民主制城邦。它的民主改革始于梭伦。当时城邦内部由于严重的财产分化导致了内战风险剧增——私人借贷中，无力偿还的城邦公民土地被债权人收走，甚至被债权人变卖为奴，丧失自由。梭伦临危受命，废止债务，禁止人身抵押的借贷。这使得“穷人”免除了债务和为奴的威胁，也保住了“富人”现有的财产不被瓜分。在政治上，他将城邦公民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为四个等级——500斗、300斗、200斗和小于200斗，并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赋予不同等级不同的城邦义务。在军事上，财产最多的，责任最大，除自己自备重装步兵的武器装备和马匹外，还要站在方阵的前排来保护你在城邦中享有的一切;小于200斗的，为轻装步兵，不在重装步兵方阵之中，由城邦提供武器装备。步兵方阵的设计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它使贵族和平民在战场上基于平等的地位。伯里在《希腊史》中曾指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民兵制度尚未推行之前，骑兵通常是陆军的核心，民主观念永远不会出现……”
希腊纪念马拉松战役2500周年，民众再现战役的壮观景象。
梭倫的改革是折衷之选，虽然避免了内战，但是贵族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依旧有无视公民大会的暴君上位。公元前528年，雅典的暴君庇西特拉图去世，将权力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希庇亚斯和喜帕恰斯。公元前514年，喜帕恰斯被暗害。公元前510年，希庇亚斯丧失人望。雅典公民借助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的武力援助，驱逐了希庇亚斯，在贵族克利斯提尼的领导下建立民主政体。雅典为了回馈斯巴达的出兵，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而斯巴达获得了可以干涉雅典国事的权利。
克利斯提尼虽然身负民望，但是改革依旧阻力重重。贵族的势力依旧庞大，氏族、家族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很快，他的政敌出现了——另一位贵族伊萨戈拉斯。他向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要求将克利斯提尼驱逐出雅典城邦。斯巴达又出兵了。可让斯巴达国王意外的是，他们这次干涉行动并不得人心，遭遇了支持改革的雅典公民的誓死抵抗。他和他的小型陆军以及伊萨戈拉斯被团团围困在了卫城，被迫投降。斯巴达可是一个以战死沙场为荣的城邦，投降对他们真是奇耻大辱。
克利斯提尼度过了政敌之难，但未及喘息就担心起斯巴达可能的报复。于是，他借助高涨的声势快速推出诸项内部改革措施。首先，他设立了“贝壳流放”制度——任何公民如果被认为威胁到了国家，就可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要将其流放到国外去;如果参与投票的人数超过了6000人，那么流放的期限即为10年。“贝壳流放法”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典城邦在后期通过此法决定驱逐苏格拉底并致其死亡，这个办法也因此成为了“多数人暴政”的例证。但是它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合法驱逐政敌，避免了借助外力驱逐的诸多弊端，也避免了政治斗争加剧时导致的内部社会不稳定。
克利斯提尼另一项改革措施直指贵族的家族。当时雅典城邦政治势力分成海岸、平原和山地三派，他们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因此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经常在城邦中相互攻击。于是克利斯提尼重组了“部落”，将三种地形划分成若干区块，保证每个部落内都有海岸、平原和山地三种地形，使部落超越了原有的血缘联系，成为了一种“人工化”的地缘联系。虽然克利斯提尼在内政上有所稳定，但是为了防范斯巴达的外交军事制裁，他只能向波斯的大流士求援。而斯巴达大约在公元前494年，出兵入侵阿尔戈斯，选择武力震慑雅典，雅典也认清了现实，最终斯巴达取得了同盟内部的领袖地位。
此时的雅典所处的国际环境却是危机四伏。由于波斯大流士对于雅典政权的介入，加上逃亡波斯的前暴君希庇亚斯，极力游说大流士进军雅典，助其复位。波斯看到了自己的优势，于是选择先征服埃雷特利亚，给雅典人形成压力，为复辟积累人气;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诱使雅典陆军出城接战，另一路在法里龙登陆，与支持希庇亚斯复辟的家族里应外合，不战而下。公元前491年八月底或九月初，波斯挥军南下。埃雷特利亚危在旦夕，四处求援。雅典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同意了，但由于卡里亚节的限制，直到9月19至20日的满月后才能出兵。雅典陆军在总司令卡利马科斯和10个部落将军的指挥下北上，在听到波斯一路军队在马拉松湾登陆的消息，即前往对敌。由于该支波斯军队只为诱敌，并未占领从平原通往雅典的路线。而雅典军队一方面防范着城邦内的叛乱，一方面期盼着斯巴达的援军。双方平静的相持了八天。
第9天埃雷特利亚陷落的消息传来，另一只波斯军队恢复了行动自由，可以渡海南下、直接威胁雅典，雅典必须有动作了。雅典的军事会议中，多数将军同意开战，总司令也投票同意。米太亚德轮值，负责全军的战术指挥。雅典人为了避免被波斯人包围，采取了两翼为8排、中间为4排的阵型，总司令亲率右翼，米太亚德占在自己团的前面。战斗开始，方阵冒着敌人的弓箭向前推进，行进中，方阵正面形成了凹进的形状，随着波斯军队的突入，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波斯军队被挤在一起，在恐慌中乱成一团，希腊军队乘胜追击。该场战斗波斯损失了7艘船和6400人，雅典人则战死了192人，其中包括总司令卡利马科斯和另外一位将军。雅典人立刻赶回雅典，恰好可以阻止波斯另一路军队在法里龙登陆。波斯另一路军队一看战机已失，便调转船头，向亚洲驶去。
雅典人的运气真的很好，经此一战雅典的民主派也站稳了脚跟，雅典人开始对自己的命运有了自信。富勒曾评价“马拉松战役可以算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希腊在对抗波斯的征途中，保护住了自己的特色，诞生出了古希腊文化，并影响后世。
雅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民主制城邦。它的民主改革始于梭伦。当时城邦内部由于严重的财产分化导致了内战风险剧增——私人借贷中，无力偿还的城邦公民土地被债权人收走，甚至被债权人变卖为奴，丧失自由。梭伦临危受命，废止债务，禁止人身抵押的借贷。这使得“穷人”免除了债务和为奴的威胁，也保住了“富人”现有的财产不被瓜分。在政治上，他将城邦公民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为四个等级——500斗、300斗、200斗和小于200斗，并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赋予不同等级不同的城邦义务。在军事上，财产最多的，责任最大，除自己自备重装步兵的武器装备和马匹外，还要站在方阵的前排来保护你在城邦中享有的一切;小于200斗的，为轻装步兵，不在重装步兵方阵之中，由城邦提供武器装备。步兵方阵的设计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它使贵族和平民在战场上基于平等的地位。伯里在《希腊史》中曾指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民兵制度尚未推行之前，骑兵通常是陆军的核心，民主观念永远不会出现……”
梭倫的改革是折衷之选，虽然避免了内战，但是贵族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依旧有无视公民大会的暴君上位。公元前528年，雅典的暴君庇西特拉图去世，将权力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希庇亚斯和喜帕恰斯。公元前514年，喜帕恰斯被暗害。公元前510年，希庇亚斯丧失人望。雅典公民借助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的武力援助，驱逐了希庇亚斯，在贵族克利斯提尼的领导下建立民主政体。雅典为了回馈斯巴达的出兵，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而斯巴达获得了可以干涉雅典国事的权利。
克利斯提尼虽然身负民望，但是改革依旧阻力重重。贵族的势力依旧庞大，氏族、家族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很快，他的政敌出现了——另一位贵族伊萨戈拉斯。他向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要求将克利斯提尼驱逐出雅典城邦。斯巴达又出兵了。可让斯巴达国王意外的是，他们这次干涉行动并不得人心，遭遇了支持改革的雅典公民的誓死抵抗。他和他的小型陆军以及伊萨戈拉斯被团团围困在了卫城，被迫投降。斯巴达可是一个以战死沙场为荣的城邦，投降对他们真是奇耻大辱。
克利斯提尼度过了政敌之难，但未及喘息就担心起斯巴达可能的报复。于是，他借助高涨的声势快速推出诸项内部改革措施。首先，他设立了“贝壳流放”制度——任何公民如果被认为威胁到了国家，就可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要将其流放到国外去;如果参与投票的人数超过了6000人，那么流放的期限即为10年。“贝壳流放法”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典城邦在后期通过此法决定驱逐苏格拉底并致其死亡，这个办法也因此成为了“多数人暴政”的例证。但是它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合法驱逐政敌，避免了借助外力驱逐的诸多弊端，也避免了政治斗争加剧时导致的内部社会不稳定。
克利斯提尼另一项改革措施直指贵族的家族。当时雅典城邦政治势力分成海岸、平原和山地三派，他们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因此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经常在城邦中相互攻击。于是克利斯提尼重组了“部落”，将三种地形划分成若干区块，保证每个部落内都有海岸、平原和山地三种地形，使部落超越了原有的血缘联系，成为了一种“人工化”的地缘联系。虽然克利斯提尼在内政上有所稳定，但是为了防范斯巴达的外交军事制裁，他只能向波斯的大流士求援。而斯巴达大约在公元前494年，出兵入侵阿尔戈斯，选择武力震慑雅典，雅典也认清了现实，最终斯巴达取得了同盟内部的领袖地位。
此时的雅典所处的国际环境却是危机四伏。由于波斯大流士对于雅典政权的介入，加上逃亡波斯的前暴君希庇亚斯，极力游说大流士进军雅典，助其复位。波斯看到了自己的优势，于是选择先征服埃雷特利亚，给雅典人形成压力，为复辟积累人气;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诱使雅典陆军出城接战，另一路在法里龙登陆，与支持希庇亚斯复辟的家族里应外合，不战而下。公元前491年八月底或九月初，波斯挥军南下。埃雷特利亚危在旦夕，四处求援。雅典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同意了，但由于卡里亚节的限制，直到9月19至20日的满月后才能出兵。雅典陆军在总司令卡利马科斯和10个部落将军的指挥下北上，在听到波斯一路军队在马拉松湾登陆的消息，即前往对敌。由于该支波斯军队只为诱敌，并未占领从平原通往雅典的路线。而雅典军队一方面防范着城邦内的叛乱，一方面期盼着斯巴达的援军。双方平静的相持了八天。
第9天埃雷特利亚陷落的消息传来，另一只波斯军队恢复了行动自由，可以渡海南下、直接威胁雅典，雅典必须有动作了。雅典的军事会议中，多数将军同意开战，总司令也投票同意。米太亚德轮值，负责全军的战术指挥。雅典人为了避免被波斯人包围，采取了两翼为8排、中间为4排的阵型，总司令亲率右翼，米太亚德占在自己团的前面。战斗开始，方阵冒着敌人的弓箭向前推进，行进中，方阵正面形成了凹进的形状，随着波斯军队的突入，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波斯军队被挤在一起，在恐慌中乱成一团，希腊军队乘胜追击。该场战斗波斯损失了7艘船和6400人，雅典人则战死了192人，其中包括总司令卡利马科斯和另外一位将军。雅典人立刻赶回雅典，恰好可以阻止波斯另一路军队在法里龙登陆。波斯另一路军队一看战机已失，便调转船头，向亚洲驶去。
雅典人的运气真的很好，经此一战雅典的民主派也站稳了脚跟，雅典人开始对自己的命运有了自信。富勒曾评价“马拉松战役可以算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希腊在对抗波斯的征途中，保护住了自己的特色，诞生出了古希腊文化，并影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