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插花可以大体分为东、西方两大风格，西方插花以欧美为代表，东方插花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中国插花和日本花道。与中国插花相比，在世界上日本花道的名声更大。不过，日本花道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的佛前供花，中国插花与日本插花本是同源，两者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又各有特点。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妙，本刊记者近期采访到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插花大师万宏先生，以及北京插花协会理事、研习和传授日本花道最古老流派 “池坊”近20年并创立“池坊”在中国内地第一个支部的高艳萍先生。就中国插花与日本花道的起源、传统、发展、创新等几个方面，两位老师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起源
　　中国插花是东方插花的发源地，关于它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源于人们本能的对花草的喜爱，而逐渐发展起来。另一种是源起于佛前供花。而日本花道的起源则可追溯到中国隋唐时期的佛前供花。目前，日本在册的花道流派有400多个，而“池坊”拥有55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是日本花道的本源。高艳萍告诉记者：“日本花道虽源于中国，但融入了大量日本国民的审美，因此更具有民族性，更为独特。”
　　据记载，日本花道始于7世纪。公元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遣隋使，两度前往中国长安进行交流。小野妹子把佛前供花这种形式带回了日本。后小野妹子在圣德太子曾沐浴的池塘边的“六角堂”皈依佛门，自称“专务”，专心礼佛。因“六角堂”是建在圣德太子沐浴的池塘边，因此，六角堂的僧人被俗称为“池坊”，这便是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的由来。
　　自小野妹子之后直至12世纪的600多年间，日本插花因缺乏史料而无法准确获知其发展脉络。12世纪后期，受宋代赏花、斗花等风俗之影响，日本也风靡花赛和斗草等活动，这既促使日本插花逐渐走下佛坛而融入贵族生活，又让其品位精进一层，但也仅限于豪华壮丽的大瓶插花放置于屋外宽敞处观赏。约至13世纪中叶，日本插花复入室内。
　　1333年至1573年的室町时期，日本插花终于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隆盛期，还出现了以插花为业的花道家。尤其是在15世纪中期，池坊专庆的“立花”作品风靡一时，这是池坊作为插花流派初次记载于史料，距今已550多年。
　　在江户时代，日本花道进入了黄金期。而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因陈元赞东渡日本，在日流寓52年，诸多由陈元赞在日本传播并产生历史影响的明代实学成果中，袁宏道的《瓶史》不仅被日本花道奉为经典而且还以其为指导创立了“宏道流”。
　　1673年，插花刊物《替花秘书》首次使用“花道”一词，后成日本插花的专用名称。1717年，《花道全集》专著问世，让日本花道更上一层楼。但江户中期之后的立花愈趋豪华、形式化，已难适应在元禄时期（1687年至1704年）渐趋成熟的市民文化。幸好当时茶道亦甚为日本贵族所青睐，茶花两相依便出现了简朴素雅的抛入花（俗称“茶花”），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产生了更为适合一般民家壁龛的“生花”。“生花”的出现，迅速让日本花道惠及百姓，举国风行。在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以松月堂流、源氏流、远州流、古流、独流等为代表的新兴流派。
　　明治维新（1868年）后，受西学东渐之影响，尤其是西方插花艺术的绚丽色彩和切花的影响，日本花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今，“池坊”、“小原流”和“草月流”被称为日本花道的三大流派，其中“小原流”与“草月流”都是这个时期创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民生萧条，花道也进入低潮期。1945年，麦克阿瑟的夫人以及美国驻军的女眷们想学习花道，草月流的勒使河原氏被选作讲师，这便给了草月流重新发展的时机。1946年，草月流和小原流合作，在东京的废墟上开办了战后第一次花道展览会，给当时处于精神极度悲愤、空虚、绝望的日本民众打了一剂强心针，展览会盛况空前。借此，日本花道再度活跃。
　　传承
　　作为首届中国插花花艺大赛总冠军，万宏如今的工作重心是研习并推广中国插花。而他当年初学插花却是选择了日本花道—池坊。经过十余年的学习，已取得日本池坊正一级教授的万宏告诉记者：“池坊花道经过数百年的积淀与传承，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善的、程式化的教学模式，让初学者可以清晰明白地循序渐进，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插花所缺乏的。”
　　池坊北京支部长高艳萍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日本花道虽然大起大落、低潮时也曾濒临绝境，但仍能较快地起死回生，并不断走向高峰，这值得我们如今复兴中国传统插花借鉴”。
　　谈及原因，万宏认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主要兴盛于文人之手，而日本花道的发展则依仗僧侣和职业花道家的尽心竭力。插花在中国与焚香、品茗、挂画合为“生活四艺”，从古至今非为专学。因此插花并未形成专门的职业，当然也就没有职业插花家可言。其传承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瓶花谱》与《瓶史》等几部专著，内容并不十分充实，且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是作者在插花中的心得体会，介绍插花技巧、方法多使用“宜”、“不宜”等模糊的概念。二是古代的插花图画。“我们曾经尝试依古人所绘复原古代中国插花，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如明代边文进所绘的《履端集庆图》便是一例”，万宏先生分析，“这些绘画并不是对真实插花作品的写实描摹，而是文人画家的想像之作。” 　　高艳萍对此观点也深感认同，她告诉记者：“在日本，花道与茶道、香道、剑道、书道等同为传统技艺，有细腻甚至繁琐、严格甚至严苛的条规，采取师徒秘传与嫡系相承的方式传播，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家元制’。日本花道家在完成一件作品后，会请专业画家来依照作品写真，因此技艺与经验较为完好地、系统地保留并传承下来。”特别是近一二百年来，各个流派都努力于研习与推广，花道著作足可汗牛充栋，才有了经战后余生即迅速崛起、名满世界的盛景。
　　“如果把插花艺术看成一座有待攀登的高山，”高艳萍生动地比喻道，“那么日本花道为这座山修了一条规规矩矩的台阶，初学者只需拾阶而上;而中国插花则好比一条没有台阶的野道，但却又别有胜景。”
　　差异
　　“中国是东方式插花的发源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于插花的研习最终还是应该回归到中国传统上。”如今，万宏与高艳萍等同好一起转而研习中国传统插花，对中日插花之间的同与不同他们有着各自深刻的体会。“中国插花之发端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因此将花草看作有哀喜悲愁、品格高下的活物，通过丰富多变的艺术形式表情达意，赏阅自然，体悟造化。”万宏认为，中国插花的核心在于表达文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所感。而在高艳萍看来，“通过插花磨练心性，以期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则是日本花道的核心所在。”
　　具体到作品，中国插花不喜做平凡摆置或绝对美的比例，而是追求节奏与气韵，让人感受到阴阳互生、虚实相成、刚柔并济、疏密有致等生命之美的交互变化与盎然流利。另因为对花材都赋予生命的意义，是故中国插花的取材除重视其外观形色外，兼重香味、光彩、质量、神气、性格以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善于用花的构成以寓含某种意义，从而表现作者积极的创作意图，大如对宇宙观、知识观、人生观等的先知先觉，小如意之所至、日常心情的表现;或通过象征手法的安排，达到“花少意赅、意在花外”的最高妙谛。与此同时，中国插花又不忽略花枝个体的存在性，枝、杆、花、叶、果样样俱全，追求自然之美。
　　日本花道更突出的是各个流派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以及独特的花型，如室町时期的池坊传书《仙传抄》与《专应口传》中，关于插花理念、花材性质与数量、花器种类与形状、包括插口位置等等都给予了详细并明确的规定。
　　此外，在作品观赏上，中日也有颇多异趣。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认为，插花既非环境之附属，更非游离于环境之外的余物，而是与环境、事物、时机、人文相契合的天地精灵。中国插花的欣赏不仅追求多形式的享受，更喜获多层次的美感，因此发展出曲赏、酒赏、香赏、谭赏、琴赏、茗赏等诸多形式。
　　而日本花道大多放于家中客厅的壁龛中，有一套严格的欣赏程序，花传书中称其为“和室拜见法”。面对壁龛中的插花作品，观者要坐在有一席之远的榻榻米上，先欣赏整体、再看细部，欣赏不同花型如“立花”、“生花”时都各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拜见完毕后，回到房间内访客的座位，向主人行礼致谢。
　　万宏和高艳萍都认为，日本插花总体能将自己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虽有格式化、形式化之弊，但更有益于推广。中国插花虽灵活多变，但往往所言不详，令初学者不宜把握。
　　诸多比较之后不难发现，中日插花可谓各有千秋，应互相借鉴学习。“日本花道源于中国，他们‘替’我们完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插花的诸多要素，在研习中国古代资料的同时，不妨借鉴日本，在这个扎实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中国传统插花的特色之路，不失为一个省时、见效的做法。”万宏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此外，在万宏和高艳萍看来，中国传统插花在因循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也非常必要。他们认为，创新当以器物、花材为先。凡今之物，美者皆可用，由此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培养他们对插花艺术的兴趣。其次，视野也应创新，如以传统理念插花表现西方圣诞节，也颇有情致。再者，造型创新，如今各艺术门类都颇为兴盛，可借可鉴者数不胜数。只要勤思善行，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必将乘风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