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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插花可以大体分为东、西方两大风格,西方插花以欧美为代表,东方插花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中国插花和日本花道。与中国插花相比,在世界上日本花道的名声更大。不过,日本花道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的佛前供花,中国插花与日本插花本是同源,两者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又各有特点。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妙,本刊记者近期采访到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插花大师万宏先生,以及北京插花协会理事、研习和传授日本花道最古老流派 “池坊”近20年并创立“池坊”在中国内地第一个支部的高艳萍先生。就中国插花与日本花道的起源、传统、发展、创新等几个方面,两位老师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起源
中国插花是东方插花的发源地,关于它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源于人们本能的对花草的喜爱,而逐渐发展起来。另一种是源起于佛前供花。而日本花道的起源则可追溯到中国隋唐时期的佛前供花。目前,日本在册的花道流派有400多个,而“池坊”拥有55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是日本花道的本源。高艳萍告诉记者:“日本花道虽源于中国,但融入了大量日本国民的审美,因此更具有民族性,更为独特。”
据记载,日本花道始于7世纪。公元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遣隋使,两度前往中国长安进行交流。小野妹子把佛前供花这种形式带回了日本。后小野妹子在圣德太子曾沐浴的池塘边的“六角堂”皈依佛门,自称“专务”,专心礼佛。因“六角堂”是建在圣德太子沐浴的池塘边,因此,六角堂的僧人被俗称为“池坊”,这便是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的由来。
自小野妹子之后直至12世纪的600多年间,日本插花因缺乏史料而无法准确获知其发展脉络。12世纪后期,受宋代赏花、斗花等风俗之影响,日本也风靡花赛和斗草等活动,这既促使日本插花逐渐走下佛坛而融入贵族生活,又让其品位精进一层,但也仅限于豪华壮丽的大瓶插花放置于屋外宽敞处观赏。约至13世纪中叶,日本插花复入室内。
1333年至1573年的室町时期,日本插花终于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隆盛期,还出现了以插花为业的花道家。尤其是在15世纪中期,池坊专庆的“立花”作品风靡一时,这是池坊作为插花流派初次记载于史料,距今已550多年。
在江户时代,日本花道进入了黄金期。而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因陈元赞东渡日本,在日流寓52年,诸多由陈元赞在日本传播并产生历史影响的明代实学成果中,袁宏道的《瓶史》不仅被日本花道奉为经典而且还以其为指导创立了“宏道流”。
1673年,插花刊物《替花秘书》首次使用“花道”一词,后成日本插花的专用名称。1717年,《花道全集》专著问世,让日本花道更上一层楼。但江户中期之后的立花愈趋豪华、形式化,已难适应在元禄时期(1687年至1704年)渐趋成熟的市民文化。幸好当时茶道亦甚为日本贵族所青睐,茶花两相依便出现了简朴素雅的抛入花(俗称“茶花”),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产生了更为适合一般民家壁龛的“生花”。“生花”的出现,迅速让日本花道惠及百姓,举国风行。在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以松月堂流、源氏流、远州流、古流、独流等为代表的新兴流派。
明治维新(1868年)后,受西学东渐之影响,尤其是西方插花艺术的绚丽色彩和切花的影响,日本花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今,“池坊”、“小原流”和“草月流”被称为日本花道的三大流派,其中“小原流”与“草月流”都是这个时期创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民生萧条,花道也进入低潮期。1945年,麦克阿瑟的夫人以及美国驻军的女眷们想学习花道,草月流的勒使河原氏被选作讲师,这便给了草月流重新发展的时机。1946年,草月流和小原流合作,在东京的废墟上开办了战后第一次花道展览会,给当时处于精神极度悲愤、空虚、绝望的日本民众打了一剂强心针,展览会盛况空前。借此,日本花道再度活跃。
传承
作为首届中国插花花艺大赛总冠军,万宏如今的工作重心是研习并推广中国插花。而他当年初学插花却是选择了日本花道—池坊。经过十余年的学习,已取得日本池坊正一级教授的万宏告诉记者:“池坊花道经过数百年的积淀与传承,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善的、程式化的教学模式,让初学者可以清晰明白地循序渐进,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插花所缺乏的。”
池坊北京支部长高艳萍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日本花道虽然大起大落、低潮时也曾濒临绝境,但仍能较快地起死回生,并不断走向高峰,这值得我们如今复兴中国传统插花借鉴”。
谈及原因,万宏认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主要兴盛于文人之手,而日本花道的发展则依仗僧侣和职业花道家的尽心竭力。插花在中国与焚香、品茗、挂画合为“生活四艺”,从古至今非为专学。因此插花并未形成专门的职业,当然也就没有职业插花家可言。其传承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瓶花谱》与《瓶史》等几部专著,内容并不十分充实,且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是作者在插花中的心得体会,介绍插花技巧、方法多使用“宜”、“不宜”等模糊的概念。二是古代的插花图画。“我们曾经尝试依古人所绘复原古代中国插花,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如明代边文进所绘的《履端集庆图》便是一例”,万宏先生分析,“这些绘画并不是对真实插花作品的写实描摹,而是文人画家的想像之作。” 高艳萍对此观点也深感认同,她告诉记者:“在日本,花道与茶道、香道、剑道、书道等同为传统技艺,有细腻甚至繁琐、严格甚至严苛的条规,采取师徒秘传与嫡系相承的方式传播,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家元制’。日本花道家在完成一件作品后,会请专业画家来依照作品写真,因此技艺与经验较为完好地、系统地保留并传承下来。”特别是近一二百年来,各个流派都努力于研习与推广,花道著作足可汗牛充栋,才有了经战后余生即迅速崛起、名满世界的盛景。
“如果把插花艺术看成一座有待攀登的高山,”高艳萍生动地比喻道,“那么日本花道为这座山修了一条规规矩矩的台阶,初学者只需拾阶而上;而中国插花则好比一条没有台阶的野道,但却又别有胜景。”
差异
“中国是东方式插花的发源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于插花的研习最终还是应该回归到中国传统上。”如今,万宏与高艳萍等同好一起转而研习中国传统插花,对中日插花之间的同与不同他们有着各自深刻的体会。“中国插花之发端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因此将花草看作有哀喜悲愁、品格高下的活物,通过丰富多变的艺术形式表情达意,赏阅自然,体悟造化。”万宏认为,中国插花的核心在于表达文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所感。而在高艳萍看来,“通过插花磨练心性,以期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则是日本花道的核心所在。”
具体到作品,中国插花不喜做平凡摆置或绝对美的比例,而是追求节奏与气韵,让人感受到阴阳互生、虚实相成、刚柔并济、疏密有致等生命之美的交互变化与盎然流利。另因为对花材都赋予生命的意义,是故中国插花的取材除重视其外观形色外,兼重香味、光彩、质量、神气、性格以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善于用花的构成以寓含某种意义,从而表现作者积极的创作意图,大如对宇宙观、知识观、人生观等的先知先觉,小如意之所至、日常心情的表现;或通过象征手法的安排,达到“花少意赅、意在花外”的最高妙谛。与此同时,中国插花又不忽略花枝个体的存在性,枝、杆、花、叶、果样样俱全,追求自然之美。
日本花道更突出的是各个流派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以及独特的花型,如室町时期的池坊传书《仙传抄》与《专应口传》中,关于插花理念、花材性质与数量、花器种类与形状、包括插口位置等等都给予了详细并明确的规定。
此外,在作品观赏上,中日也有颇多异趣。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认为,插花既非环境之附属,更非游离于环境之外的余物,而是与环境、事物、时机、人文相契合的天地精灵。中国插花的欣赏不仅追求多形式的享受,更喜获多层次的美感,因此发展出曲赏、酒赏、香赏、谭赏、琴赏、茗赏等诸多形式。
而日本花道大多放于家中客厅的壁龛中,有一套严格的欣赏程序,花传书中称其为“和室拜见法”。面对壁龛中的插花作品,观者要坐在有一席之远的榻榻米上,先欣赏整体、再看细部,欣赏不同花型如“立花”、“生花”时都各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拜见完毕后,回到房间内访客的座位,向主人行礼致谢。
万宏和高艳萍都认为,日本插花总体能将自己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虽有格式化、形式化之弊,但更有益于推广。中国插花虽灵活多变,但往往所言不详,令初学者不宜把握。
诸多比较之后不难发现,中日插花可谓各有千秋,应互相借鉴学习。“日本花道源于中国,他们‘替’我们完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插花的诸多要素,在研习中国古代资料的同时,不妨借鉴日本,在这个扎实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中国传统插花的特色之路,不失为一个省时、见效的做法。”万宏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此外,在万宏和高艳萍看来,中国传统插花在因循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也非常必要。他们认为,创新当以器物、花材为先。凡今之物,美者皆可用,由此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培养他们对插花艺术的兴趣。其次,视野也应创新,如以传统理念插花表现西方圣诞节,也颇有情致。再者,造型创新,如今各艺术门类都颇为兴盛,可借可鉴者数不胜数。只要勤思善行,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必将乘风而起。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妙,本刊记者近期采访到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插花大师万宏先生,以及北京插花协会理事、研习和传授日本花道最古老流派 “池坊”近20年并创立“池坊”在中国内地第一个支部的高艳萍先生。就中国插花与日本花道的起源、传统、发展、创新等几个方面,两位老师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起源
中国插花是东方插花的发源地,关于它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源于人们本能的对花草的喜爱,而逐渐发展起来。另一种是源起于佛前供花。而日本花道的起源则可追溯到中国隋唐时期的佛前供花。目前,日本在册的花道流派有400多个,而“池坊”拥有55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是日本花道的本源。高艳萍告诉记者:“日本花道虽源于中国,但融入了大量日本国民的审美,因此更具有民族性,更为独特。”
据记载,日本花道始于7世纪。公元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遣隋使,两度前往中国长安进行交流。小野妹子把佛前供花这种形式带回了日本。后小野妹子在圣德太子曾沐浴的池塘边的“六角堂”皈依佛门,自称“专务”,专心礼佛。因“六角堂”是建在圣德太子沐浴的池塘边,因此,六角堂的僧人被俗称为“池坊”,这便是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的由来。
自小野妹子之后直至12世纪的600多年间,日本插花因缺乏史料而无法准确获知其发展脉络。12世纪后期,受宋代赏花、斗花等风俗之影响,日本也风靡花赛和斗草等活动,这既促使日本插花逐渐走下佛坛而融入贵族生活,又让其品位精进一层,但也仅限于豪华壮丽的大瓶插花放置于屋外宽敞处观赏。约至13世纪中叶,日本插花复入室内。
1333年至1573年的室町时期,日本插花终于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隆盛期,还出现了以插花为业的花道家。尤其是在15世纪中期,池坊专庆的“立花”作品风靡一时,这是池坊作为插花流派初次记载于史料,距今已550多年。
在江户时代,日本花道进入了黄金期。而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因陈元赞东渡日本,在日流寓52年,诸多由陈元赞在日本传播并产生历史影响的明代实学成果中,袁宏道的《瓶史》不仅被日本花道奉为经典而且还以其为指导创立了“宏道流”。
1673年,插花刊物《替花秘书》首次使用“花道”一词,后成日本插花的专用名称。1717年,《花道全集》专著问世,让日本花道更上一层楼。但江户中期之后的立花愈趋豪华、形式化,已难适应在元禄时期(1687年至1704年)渐趋成熟的市民文化。幸好当时茶道亦甚为日本贵族所青睐,茶花两相依便出现了简朴素雅的抛入花(俗称“茶花”),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产生了更为适合一般民家壁龛的“生花”。“生花”的出现,迅速让日本花道惠及百姓,举国风行。在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以松月堂流、源氏流、远州流、古流、独流等为代表的新兴流派。
明治维新(1868年)后,受西学东渐之影响,尤其是西方插花艺术的绚丽色彩和切花的影响,日本花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今,“池坊”、“小原流”和“草月流”被称为日本花道的三大流派,其中“小原流”与“草月流”都是这个时期创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民生萧条,花道也进入低潮期。1945年,麦克阿瑟的夫人以及美国驻军的女眷们想学习花道,草月流的勒使河原氏被选作讲师,这便给了草月流重新发展的时机。1946年,草月流和小原流合作,在东京的废墟上开办了战后第一次花道展览会,给当时处于精神极度悲愤、空虚、绝望的日本民众打了一剂强心针,展览会盛况空前。借此,日本花道再度活跃。
传承
作为首届中国插花花艺大赛总冠军,万宏如今的工作重心是研习并推广中国插花。而他当年初学插花却是选择了日本花道—池坊。经过十余年的学习,已取得日本池坊正一级教授的万宏告诉记者:“池坊花道经过数百年的积淀与传承,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善的、程式化的教学模式,让初学者可以清晰明白地循序渐进,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插花所缺乏的。”
池坊北京支部长高艳萍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日本花道虽然大起大落、低潮时也曾濒临绝境,但仍能较快地起死回生,并不断走向高峰,这值得我们如今复兴中国传统插花借鉴”。
谈及原因,万宏认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主要兴盛于文人之手,而日本花道的发展则依仗僧侣和职业花道家的尽心竭力。插花在中国与焚香、品茗、挂画合为“生活四艺”,从古至今非为专学。因此插花并未形成专门的职业,当然也就没有职业插花家可言。其传承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瓶花谱》与《瓶史》等几部专著,内容并不十分充实,且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是作者在插花中的心得体会,介绍插花技巧、方法多使用“宜”、“不宜”等模糊的概念。二是古代的插花图画。“我们曾经尝试依古人所绘复原古代中国插花,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如明代边文进所绘的《履端集庆图》便是一例”,万宏先生分析,“这些绘画并不是对真实插花作品的写实描摹,而是文人画家的想像之作。” 高艳萍对此观点也深感认同,她告诉记者:“在日本,花道与茶道、香道、剑道、书道等同为传统技艺,有细腻甚至繁琐、严格甚至严苛的条规,采取师徒秘传与嫡系相承的方式传播,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家元制’。日本花道家在完成一件作品后,会请专业画家来依照作品写真,因此技艺与经验较为完好地、系统地保留并传承下来。”特别是近一二百年来,各个流派都努力于研习与推广,花道著作足可汗牛充栋,才有了经战后余生即迅速崛起、名满世界的盛景。
“如果把插花艺术看成一座有待攀登的高山,”高艳萍生动地比喻道,“那么日本花道为这座山修了一条规规矩矩的台阶,初学者只需拾阶而上;而中国插花则好比一条没有台阶的野道,但却又别有胜景。”
差异
“中国是东方式插花的发源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于插花的研习最终还是应该回归到中国传统上。”如今,万宏与高艳萍等同好一起转而研习中国传统插花,对中日插花之间的同与不同他们有着各自深刻的体会。“中国插花之发端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因此将花草看作有哀喜悲愁、品格高下的活物,通过丰富多变的艺术形式表情达意,赏阅自然,体悟造化。”万宏认为,中国插花的核心在于表达文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所感。而在高艳萍看来,“通过插花磨练心性,以期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则是日本花道的核心所在。”
具体到作品,中国插花不喜做平凡摆置或绝对美的比例,而是追求节奏与气韵,让人感受到阴阳互生、虚实相成、刚柔并济、疏密有致等生命之美的交互变化与盎然流利。另因为对花材都赋予生命的意义,是故中国插花的取材除重视其外观形色外,兼重香味、光彩、质量、神气、性格以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善于用花的构成以寓含某种意义,从而表现作者积极的创作意图,大如对宇宙观、知识观、人生观等的先知先觉,小如意之所至、日常心情的表现;或通过象征手法的安排,达到“花少意赅、意在花外”的最高妙谛。与此同时,中国插花又不忽略花枝个体的存在性,枝、杆、花、叶、果样样俱全,追求自然之美。
日本花道更突出的是各个流派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以及独特的花型,如室町时期的池坊传书《仙传抄》与《专应口传》中,关于插花理念、花材性质与数量、花器种类与形状、包括插口位置等等都给予了详细并明确的规定。
此外,在作品观赏上,中日也有颇多异趣。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认为,插花既非环境之附属,更非游离于环境之外的余物,而是与环境、事物、时机、人文相契合的天地精灵。中国插花的欣赏不仅追求多形式的享受,更喜获多层次的美感,因此发展出曲赏、酒赏、香赏、谭赏、琴赏、茗赏等诸多形式。
而日本花道大多放于家中客厅的壁龛中,有一套严格的欣赏程序,花传书中称其为“和室拜见法”。面对壁龛中的插花作品,观者要坐在有一席之远的榻榻米上,先欣赏整体、再看细部,欣赏不同花型如“立花”、“生花”时都各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拜见完毕后,回到房间内访客的座位,向主人行礼致谢。
万宏和高艳萍都认为,日本插花总体能将自己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虽有格式化、形式化之弊,但更有益于推广。中国插花虽灵活多变,但往往所言不详,令初学者不宜把握。
诸多比较之后不难发现,中日插花可谓各有千秋,应互相借鉴学习。“日本花道源于中国,他们‘替’我们完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插花的诸多要素,在研习中国古代资料的同时,不妨借鉴日本,在这个扎实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中国传统插花的特色之路,不失为一个省时、见效的做法。”万宏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此外,在万宏和高艳萍看来,中国传统插花在因循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也非常必要。他们认为,创新当以器物、花材为先。凡今之物,美者皆可用,由此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培养他们对插花艺术的兴趣。其次,视野也应创新,如以传统理念插花表现西方圣诞节,也颇有情致。再者,造型创新,如今各艺术门类都颇为兴盛,可借可鉴者数不胜数。只要勤思善行,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必将乘风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