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习俗“岁朝清供”中，花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因为新春伊始，需要有一点儿色彩来作为衬托，而且花有芬芳，有不懈的生命力，加之国人尊崇“生之喜悦”，借助这些美好也能表达出人们对未来一年的憧憬与期盼。
　　抱着想要对“岁朝清供”以及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进行更多了解的心态，2014年12月末的一个午后，我们走进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艺术工作室。素怀清韵轩主人吴永刚虽然年轻，却对中国传统插花艺术非常挚爱与痴迷。茶香氤氲中，作为同龄人，大家随意地聊着这般闲情逸致的话题，一时间竟也忘却了室外的车水马龙与世俗繁华。
　　缘起
　　提到插花，国人对此稍显陌生，给人第一反应或许是日本花道，那身着和服的女人毕恭毕敬跪坐于榻榻米上的画面。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插花艺术并非源于日本，也不是女性的“专利”。
　　“大体上说，插花分为西方插花与东方插花两大类，前者起源于古埃及，后者则起源于中国。”吴永刚说。每周四的晚上，吴永刚都会去北京五道营胡同的惠量小院为志同道合的花友们讲授交流，共同研习中国传统插花艺术。面对新入门的花友，回顾历史是他一贯的“开场白”。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有赏花品卉的风俗，而关于插花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时期，现在业内通常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可以推至西周或者春秋，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就对花卉应用有了初始形态，其中《诗经》、《楚辞》中多有记载;而另一种认同性更广的说法，则是最初出现在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国力比较昌盛，插花成为了一种艺术门类，属于古典艺术之一。宋元是插花的兴盛时期，特别是宋朝，这个将传统之美发挥到极致的年代。这一时期除了“文人四艺”外，又有插花、挂画、烹茶、焚香，演变为当时流行于文人士大夫间的四大闲事。行至明清，传统插花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已经出现了几部与此相关的著作，比如张谦德的《瓶花谱》和袁宏道的《瓶史》，堪称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典籍的双璧。只不过清代中叶后，国力衰退，战乱频繁，由此，中国插花出现了将近200年的断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当时日本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遣唐使，本身非常热爱文化，到了中国后特别喜欢佛教及中国的古典艺术，又在皇宫里看到了插花的形式，更是欣喜不已，待完成使命回到日本国内以后，此君的第一件事便是辞了工作，剃度出家，日夜以花供佛，由此在日本东京池坊产生了日式插花鼻祖第一大门派—池坊花道。
　　不难看出，日本的花道实际上是从中国传入的。只不过因为民族习惯、性格、审美认知的不同，插花艺术的讲究和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受历史原因、推广力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致当今的国人会对插花文化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认识误区。
　　辞旧
　　由于采访当日正值年末，没多久，我们的话题很自然便落到了“岁朝插花”上。正巧，工作室里有一件吴永刚完成不久的插花作品，用捡来的龙爪树枝条，搭配黄芯小菊、玫瑰等，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既雅致又不乏娇媚。“所有的花材分为线状、块状、点状、面状，空间构图分为直立、倾斜、平展、下垂。选择好花器后，我们先定一个主枝，再看整个作品是直立、倾斜、平展还是下垂，通过这样的变化，其他的花材围绕主枝来进行空间构图，像龙爪树，尽量不去破坏它的空间，而玫瑰的杆是比较直的，可选择曲线稍曲折一点，形成一个不等式的三角形构图，先插焦点花材，再插点状花材，接着是面状花材，其中的变化在于插花者内心的认知，花个20多分钟插完后，最后给它命个名，就只待欣赏了。”他介绍道。
　　由此可见，中国插花艺术的特点，意趣（内容美）总是置之首位的，其次才是形式（构图美），最后是色彩（质材）。在掌握基本构图、布局手法要求的基础上，选择什么样的花材，以何种方式呈现似乎更多的是一件至情至性之事。当然，植物有自己的生长期，况且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不似我们今天能有大棚培植的便利，古代传统插花对于花材的选择基本按照季节变化来分。自明代开始，传统插花中就有了花盟主、花卿客、花使命之称谓。古代文人用花来比德，例如明人张谦德就仿蜀汉张翊《九品九命》的方法，将花卉从一品九命到九品一命分为九等，评定标准除传统的花德外，还加之以对花卉在插花中的实用性的考量，古人以花言志的情怀可见一斑。于是，一些寓意比较好的花被推选为当月的“盟主”，譬如一月梅花、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牡丹、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兰花、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月季、十一月腊梅、十二月水仙（关于每月的花盟主说法比较多，此为其中一种）。选定盟主后，其余的花材可以作为衬花按时令季节及花品心性搭配。
　　而在岁朝插花的传统习俗里，京津两地偏爱水仙，南方好梅。以水仙为例，有单瓣和复瓣之分，单瓣中间有小圈的水仙叫“金盏银台”，重瓣的叫“玉玲珑”，水仙还有个别称叫“凌波仙子”，这样的意境听起来就足够令人心驰神往。此外，其他一些木本花卉，像常见的山茶、迎春、瑞香等，都可以作为岁朝插花的花材。
　　“插花最难之处在于对植物属性的了解。要把不同的花卉搭配起来去表现内心的情感，除了要熟悉植物属性外，更重要的是人跟植物之间要有情感的交流。”令吴永刚感触最深的是，每次插好花后，与这些花卉朝夕相处一二十天，每天都能看到它们细微的变化，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在他看来，插花的本质不仅仅是掌握某种技巧，而是能触发人对美、对生活的思考，所谓“花开不忘其美，花落不忘其心”。正因如此，插花被视为最能融入生活的一种艺术。
　　


　　

　　花悟
　　事实上，无论是插花也好，点茶、焚香也罢，当我们通过某一个艺术门类试图想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时，会看到其中的很多东西实则都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当一种习惯渐渐成为风俗，从中延伸出诸多讲究，并且慢慢累积为一门学问时，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闲玩出艺术”。更加不容回避的是，因为有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这一群体的推动，让原本的民风民俗变成了雅趣，让美来源于生活，却又更高于生活，回味无穷。
　　正如吴永刚告诉我们，整个中国传统插花有四大种类形式，即文人插花、佛前供花、民间插花、宫廷插花，其中佳作都是以文人为主，当中能够有建树、著书立说的都是文人。
　　据说，古代插花需要“三境”：心境、情境和物境，也就是说，你除了要能静下心来做以外，还得有一个合适的环境与一定财力（或者能力）。早有唐代罗虬在《花九锡》中就提道，插花“一、重顶帷（障风）;二、金剪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贮）;五、雕文台座（安置）;六、画图;七、翻曲;八、美醑（赏）;九、新诗（咏）”。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插花时要搭一个类似于帐子的环境，而且要看天气，当月朗星稀，微风徐徐，风吹到幕布上撩起投影的时候，感觉就到位了。这时要用金剪刀当工具，而且由于花本身需要一定的矿物质培养，须将铜器土埋带锈后再拿出来用以盛放，或者是用玉器来作为花器。另外，养花须是泉水，如果怕水质变化，还可以放一块烧红的炭在里面;花器的底座一定是黄花梨、沉香木之类，而且还要有雕文……
　　是不是非常讲究？其实上述这些只是众多讲究中的“一斑”。比如采集花卉，必须要清晨带露的，才能保持它的花香和色;而不同的花，有不同的滋养方式，梅花需要把根茎稍微捣碎一点儿，抹点儿盐;最难养的是荷花，采择后从颈部注水，以发缠丝系住;还有芍药、牡丹等，直接插在蜂蜜里……
　　文人插花必定追求雅致，因此一般不会超过4种颜色。不同的节气也有不同的插花方式，端午、清明、月夕……如八月十五插花，花器往往会选择圆形的，水要清澈见底，在南方，人们还在水中放一点浮萍，当月光投下来，花影绰约，引人遐思翩翩。
　　花美需人赏，自然也有讲究。隋唐时期的插花，讲究欣赏时边饮美酒，边听音乐，还不时即兴咏诗，融插花、生活与娱乐于一体，这种鉴赏方式称为“酒赏”。到五代时期，则由“酒赏”发展成“香赏”。南唐进士韩熙载在《五宜说》中写道：“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樨宜龙脑，酴醾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檐葡宜檀。”要求插作不同花材时选用不同香料焚燃，形成花香相和的“香赏”风格，注重追求嗅觉之美。到明朝时，袁宏道对插花的审美要求更高一层，将插花与品茗相结合，谓之“茗赏”，这与前代大异其趣。其注重品位，即赏花花品兼得时清香幽美之情趣和韵味，并认为“酒赏”、“香赏”均不如“茗赏”高雅。
　　说到此，古人的敬畏之心不得不提。在他们看来，插花需要用多少就采多少，花材用不完丢弃都是对花神的亵渎。插花、赏花既是悦己，也是悦知己，这种花与人的和静之美，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吴永刚说，在古代中国，插花被视为“醒者”的艺术，它需要仔细品味，用心体悟，用崇敬之情来创作。相比日本花道的“道”更讲究规矩，中国插花的“道”则是顺其自然。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中国插花深究起来最终都归于易经与五行，比如称花器为“大地”，比如古代对于花器中“剑山”（即中心点）位置摆放的讲究（遵循洛书比）等等。就如同《心经》短短286个字，有人读了一辈子也不明其所以然一般，中国插花艺术的博大精深不在于技法有多难，而是在于对花的理解和顿悟。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爱情之花是芍药，‘两情相悦，赠之以芍药’，芍药还有个别名叫 将离;母亲之花是忘忧草，种在家门口，希望游子能忘记忧伤，还有牵牛花，别名朝颜……你看我们的祖先把花卉取名得多么美！插花与绘画、诗歌、文学等古典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我们涉猎很多东西，向外可以看到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向内可以看到深邃无比的内心世界。”这是吴永刚爱上插花以来最为受益的“花之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