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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心城市正在复活，如果中国走复制美国式郊区城镇化的道路，将代价高昂。中国在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作用。
大城市复兴
美国的大城市正在复活。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大城市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人口下降（或增长停滞），但1980年后，美国大城市的人口恢复增长。到了2000年，除了底特律人口仍在下降，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几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其1970年的人口，超过的幅度在3％－17％。
在大城市人口恢复增长的同时，人们重回市中心可能正在成为趋势。《华尔街日报》2012年6月28日的报道称，2010年7月－2011年7月，在51个最大的美国都市区中，有27个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超过了郊区，其反映出的是城市中心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人们重回市中心的趋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00年－2010年，只有5个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区超过了郊区的增长。而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每个十年，城市的郊区增长都比中心城区快。
人们重回市中心完全可能仅是短期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在美国，城市中心区生活质量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善：城市的犯罪率有非常大幅度的下降，安全性明显提高；工厂的搬迁使城市中心摆脱了重污染，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与城市扩张同步实现的。
居民重回市中心还有一个原因——油价上涨。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人们曾以拥有市郊的大房子为梦想，结果是单程开车上班时间平均一小时。油价在上世纪70年代末每桶才十几美元，近年则在90美元上下。急剧上涨的交通成本改变了人们的居住选择。
相对的极限
城市的容纳能力有没有物理极限？当然有。但在城市规模的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已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换言之，当城市人口增加时，会带来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如果一个人（或企业）在这个城市生活（或生产）的好处还抵不上其成本，城市就不会继续扩张。
事实上，技术和管理在改善城市宜居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应被低估。通常，人们将犯罪、污染和拥堵作为城市病的三个代表。但如果看数据，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同时经历了人口进一步向大都市圈周围集聚和犯罪率大幅度下降。美国犯罪率的下降与社会管理的改善有直接的关系。
以前，美国城市里不同种族人群“居住区分割”现象严重。在犯罪率较高的少数族群聚居区，人们会产生以暴制暴的行为倾向，这对城市的犯罪产生了放大的作用。而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城市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社区融合趋势。美国政府认识到了不同族群的“居住区分割”对城市管理的危害，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来促进居住区的融合。
其中，一项著名的政策就是“向机会迁移”计划，政府向低收入家庭发放住房票证，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到较好的社区去居住。跟踪研究显示，得到票证的家庭在搬入好社区后的确得到了更好的居住安全和身体健康，男孩子的坏行为问题也减少了。
城市环境的改善不仅因为清洁的服务业取代了污染较重的制造业，还因为汽车技术改善了尾气排放问题。未来，随着清洁能源的使用，汽车的减排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对于城市环境的改善，绿化是重要因素之一。出于对“花园城市”的追求，如果在增加绿地的同时降低人口密度，会因人口密度低而需要市民花费大量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结果是增加了拥堵和污染。其实，人口密度增加并不一定是同比例减少绿地面积，一方面，高层建筑具有较高的容积率；另一方面，立体或垂直的绿化可以在不增加绿化“占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绿化的“覆盖面积”。
反过来，人口密度的增加可以使人们住得离工作地点和生活设施都比较近，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共交通，甚至用自行车和步行取代开车，有利于减少交通压力和汽车的尾气排放。
规模与差距
在人类历史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革新，特别是地铁和小汽车成为城市通行的主流方式，城市人口密度曾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少数原来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大城市，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下降可能是阶段性的趋势。但千万不能忽视城市中心的高密度对于技术创新、知识传播、生活便利和节能减排的积极意义，这样，就不会错误地认为人口密度的下降是个长期过程。
在城市发展问题上，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将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特例。在美国走过的城市发展道路中，也曾出现过对于低密度的追求，甚至使主张紧凑型城市的先驱简·雅各布斯饱受排挤，使得她在写下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后出走加拿大。
事实证明，简·雅各布斯是对的。美国大城市的人口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降后，很快恢复了增长。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大城市总人口增长伴随着城市面积扩张，从而人口密度继续下降，那么，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人口密度不仅不会持续下降，甚至可能上升。
人口密度因其对技术创新、知识传播、生活便利和节能减排的积极意义而显得尤为重要。仅以人口密度对收入的影响为例，在城市人口下降（或停滞增长）时期，美国几个代表性大城市的职工实际平均收入也有所下降，而之后，人口的恢复性增长则伴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明显增长。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有利于高技术和创新型产业的成长。于是，在美国出现的趋势是，越是在高技能职业比重较高的城市，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越大，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上升得更快。在中国也是一样，大学毕业生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发展，因为大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大城市既对高技能人才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也给低技能的劳动力带来了更大的就业空间，但毕竟是那些拥有知识的高技能者收入增长更多。美国城市发展的挑战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同步上升，中国也不会例外。
没有哪个国家会通过阻止城市的规模扩张来控制城市内的收入差距，恰恰相反，越是想把低技能者排除在城市之外，越是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公正。正确的方向是，在城市内部通过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缓解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福利差距。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大城市复兴
美国的大城市正在复活。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大城市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人口下降（或增长停滞），但1980年后，美国大城市的人口恢复增长。到了2000年，除了底特律人口仍在下降，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几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其1970年的人口，超过的幅度在3％－17％。
在大城市人口恢复增长的同时，人们重回市中心可能正在成为趋势。《华尔街日报》2012年6月28日的报道称，2010年7月－2011年7月，在51个最大的美国都市区中，有27个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超过了郊区，其反映出的是城市中心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人们重回市中心的趋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00年－2010年，只有5个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区超过了郊区的增长。而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每个十年，城市的郊区增长都比中心城区快。
人们重回市中心完全可能仅是短期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在美国，城市中心区生活质量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善：城市的犯罪率有非常大幅度的下降，安全性明显提高；工厂的搬迁使城市中心摆脱了重污染，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与城市扩张同步实现的。
居民重回市中心还有一个原因——油价上涨。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人们曾以拥有市郊的大房子为梦想，结果是单程开车上班时间平均一小时。油价在上世纪70年代末每桶才十几美元，近年则在90美元上下。急剧上涨的交通成本改变了人们的居住选择。
相对的极限
城市的容纳能力有没有物理极限？当然有。但在城市规模的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已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换言之，当城市人口增加时，会带来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如果一个人（或企业）在这个城市生活（或生产）的好处还抵不上其成本，城市就不会继续扩张。
事实上，技术和管理在改善城市宜居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应被低估。通常，人们将犯罪、污染和拥堵作为城市病的三个代表。但如果看数据，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同时经历了人口进一步向大都市圈周围集聚和犯罪率大幅度下降。美国犯罪率的下降与社会管理的改善有直接的关系。
以前，美国城市里不同种族人群“居住区分割”现象严重。在犯罪率较高的少数族群聚居区，人们会产生以暴制暴的行为倾向，这对城市的犯罪产生了放大的作用。而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城市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社区融合趋势。美国政府认识到了不同族群的“居住区分割”对城市管理的危害，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来促进居住区的融合。
其中，一项著名的政策就是“向机会迁移”计划，政府向低收入家庭发放住房票证，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到较好的社区去居住。跟踪研究显示，得到票证的家庭在搬入好社区后的确得到了更好的居住安全和身体健康，男孩子的坏行为问题也减少了。
城市环境的改善不仅因为清洁的服务业取代了污染较重的制造业，还因为汽车技术改善了尾气排放问题。未来，随着清洁能源的使用，汽车的减排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对于城市环境的改善，绿化是重要因素之一。出于对“花园城市”的追求，如果在增加绿地的同时降低人口密度，会因人口密度低而需要市民花费大量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结果是增加了拥堵和污染。其实，人口密度增加并不一定是同比例减少绿地面积，一方面，高层建筑具有较高的容积率；另一方面，立体或垂直的绿化可以在不增加绿化“占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绿化的“覆盖面积”。
反过来，人口密度的增加可以使人们住得离工作地点和生活设施都比较近，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共交通，甚至用自行车和步行取代开车，有利于减少交通压力和汽车的尾气排放。
规模与差距
在人类历史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革新，特别是地铁和小汽车成为城市通行的主流方式，城市人口密度曾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少数原来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大城市，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下降可能是阶段性的趋势。但千万不能忽视城市中心的高密度对于技术创新、知识传播、生活便利和节能减排的积极意义，这样，就不会错误地认为人口密度的下降是个长期过程。
在城市发展问题上，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将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特例。在美国走过的城市发展道路中，也曾出现过对于低密度的追求，甚至使主张紧凑型城市的先驱简·雅各布斯饱受排挤，使得她在写下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后出走加拿大。
事实证明，简·雅各布斯是对的。美国大城市的人口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降后，很快恢复了增长。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大城市总人口增长伴随着城市面积扩张，从而人口密度继续下降，那么，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人口密度不仅不会持续下降，甚至可能上升。
人口密度因其对技术创新、知识传播、生活便利和节能减排的积极意义而显得尤为重要。仅以人口密度对收入的影响为例，在城市人口下降（或停滞增长）时期，美国几个代表性大城市的职工实际平均收入也有所下降，而之后，人口的恢复性增长则伴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明显增长。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有利于高技术和创新型产业的成长。于是，在美国出现的趋势是，越是在高技能职业比重较高的城市，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越大，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上升得更快。在中国也是一样，大学毕业生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发展，因为大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大城市既对高技能人才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也给低技能的劳动力带来了更大的就业空间，但毕竟是那些拥有知识的高技能者收入增长更多。美国城市发展的挑战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同步上升，中国也不会例外。
没有哪个国家会通过阻止城市的规模扩张来控制城市内的收入差距，恰恰相反，越是想把低技能者排除在城市之外，越是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公正。正确的方向是，在城市内部通过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缓解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福利差距。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