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說法的。对全人类抱着仁慈和博爱的托尔斯泰恐怕也是相信的，他说，“人富有爱心，这是自然而然的，正如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而然的一样。”善心和爱心虽非同义，却属近亲。人类与生俱来的善心，或者爱心，在社会大染缸的熏染面前，如果得不到正面强化，很可能会偏废，以至于最终丧失善良的“记忆”。
　　说实在的，对于像我这样对周遭环境如此敏感而神经脆弱的人来说，虽然心存善念，但很多时候，这种善念仅仅停留于思想层面。说起来可能有些令人费解，内向如我者，置身于陌生人群中即是一种难堪，而要近距离对陌生人做一件善事，哪怕是说一句话，都是害羞和为难的。让座一事就让我颇费踌躇。这个美容业发达的时代，判定老年人似乎有些难度，白发苍苍算是老年人吗？皱纹满面算是老年人吗？相反的，皮光肉滑就不是老年人吗？有些时候，外在形象往往是一种误导。贸然让座，尤其是为女性让座，容易给人制造一种“你已经老了”的压力，难免为女性朋友所忌讳。不让吧，一个老人端端立在你身旁，但凡有点良知，就会喘不过气来。
　　就算你打定主意让座，也未必就如愿。像我经常乘坐的18路和40路公交车，总是人满为患（上下班高峰期）。这个时候，你看到有老人像一片波涛中的树叶一样被人流裹挟着上车，离你有好几步远。怎么办？叫他过来吗？声音小了他听不见，声音大些吧，可能把一车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我是最怕这些来路不明用心难测的目光的。而且，老人近处那些安然稳坐的年轻人，如果听到你“越俎代庖”式的让座，恐怕也是深恨被陷于不义境地的。而且，如果多数人都不愿意让座，你的行为便算另类了，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常常小偷似的，悄悄走过去拉拉老人的衣角，或者碰碰他的手臂，示意他去坐。但有时候又觉得，挤来挤去的麻烦，再说，行车途中万一一个急刹车，老人摔了算谁的？便也只好罢了。于是，或假寐，或故作欣赏窗外风景，掩耳盗铃似的认为可以逃离尴尬现实。行善还真需要一种氛围，以前在成都，是不必担心让座不自然这种事的，让座已成为一种习惯，老人上车都有坐，你不让，自有人抢着起身。
　　还有一些情况是你所不能左右的。你好心让座，而对方并不领情。或许是他认为自己还够年轻，没必要让人为他挪地方，或许是他下一站就要下车，嫌挤过来坐座位不值得，或许他出于好心，认为君子不夺人之美。总而言之，你站起来后，那个位置并没有及时补缺。而你既已起身，便不好意思再坐下。于是，便让某个投机分子拣了便宜，或者一直空着，浪费座位资源不说，还无端让人觉得你有毛病占着座位不坐。时间一久，便学得聪明了。见有老年人上车，早早地起身挪到车后面去。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懂音乐”的人捷足先登。登就登吧，只要自己没有坐，也就问心无愧了。多数时候，上来的老人会顺利坐到这个座位，而他并不知道你的善意，你也省却了那种种客套。
　　芝麻样的事，也需要经历这么多的琐碎。而一个人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做一件善事，那就不要冷了别人的心，让这历经周折的善意的火种熄灭为一堆灰烬。如果多几次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恐怕他就缺少继续行善的动力了——我是指像我这种内心不够强大的人，很容易在环境的麻木中走向自我的麻木。
　　我一直觉得，让人的好心无处安放，是一种残忍。有时候人需要示弱。就算你并不需要别人的善意，这种帮助在你甚至是一种负担，你也要把它接受下来。让别人的善意最终成为善举，这对行善的人来说，是一种鼓励。他会从帮助人的过程中找到快乐，得到自己存在的确证。因此，必要的时候，应该给别人制造帮助你的机会，努力让对方犹犹豫豫的行善变得果断，变得光明正大。记住，你不是在接受帮助，你是在温暖一种公德和良心。
　　遗忘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
　　身体不太好，又没有运动的恒心，于是每日里走路上班，聊充锻炼。从明珠小区到檀木林，约5公里路，常邂逅一些有趣有意味的事。前数日，遇一女子，着长筒牛仔裤，但膝盖及以下，剜去一半只剩后半部牵牵连连。同行者笑称“好烂”。各种穿着眼花缭乱之今日，传统打扮精致也难出彩，自有人剑走偏锋。不过，现在唯记那一处破洞，于女子的面容已不甚了了，这未必是其本意吧？
　　现代人的表达，和穿衣服一样，标新立异。一些人的叙述，常追求一种陌生化。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为了陌生化而陌生化，仿佛要把汉语支解破碎才甘休，就远离初衷了。我一直不能理解“悲伤逆流成河”是什么意思，更不能理解居然那么多人追捧诸如此类的表达。一些人的叙述更是玩绕口令：本来对立的两个词汇，却一味消解它们之间的差异，使之模糊一体。第一次看到“遗忘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时便有这种错觉。
　　其实不然。科学家与文学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弗洛伊德认为，一般遗忘从机体上来说，都是自我不乐意接受而压制的东西，是意识状态覆盖了它。一旦意识隐退，过去遗忘的东西又找回来了。弗氏认为，遗忘只是被放在无意识的黑箱里。一种情况是不被重视的正常流失，另一种情况是被意识认为不好的，被意识这个检察官强行抵制回去了，因之而有压抑之说。
　　我们的一生，总在压抑中度过。一些人，由于后天的努力或者其它的机缘巧合，成为了人上人，或者近似人上人，便忘记了过去，忘记了来处，把自己掩饰为天生贵族——说起来，上溯三代，都是农民，哪有贵族之说。事实上，就像弗氏所说，被压抑的，总会以各种伪装的形式再现。被掩饰的，也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泄露了秘密。一个人的习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身体的一点小小差异，都会是一种暗示，一种俏皮的泄密。
　　一个周吴郑王的人，目无斜视惯了——也许是装的，有些人缺什么显示什么，以我小人之心度之，先前那位女士会否也是如此——正眼也不曾扫我辈一眼，尤其是那种自诩天仙下凡者，吹气都带着五分骄傲。于这类人，我总是下意识地以带毒的眼光去观察他或她的左手食指。据我的经验，大凡农村出来的人，十之八九左手都有或大或小的伤疤，这是童年时宰猪草留下的烙印——也是我们身份的烙印。每当看到对方左手食指第一、二关节处隐隐约约的伤疤，我便在心里坏笑：原来我们是一丘之貉。自信心瞬间爆棚。 　　泄露我們秘密的某些细节，实际上与我们的经历有关，与我们的童年有关。我的童年是在快乐的贫困中度过的。那个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勉强置上一身新衣服。印象颇深的是正月间去舅舅家，爬上高高的树端又缘树滑下，把新缝制的灯芯绒裤子勾破了，好生心疼。更心疼的是，后来这条裤子不知所终，直到很久以后才从床下拖出来，彼时已经因长期受潮而腐坏掉了。还有，读小学时，好不容易争取让父母买了一双“回力”白网鞋，刚买时，舍不得下地走，只穿着它志得意满地在床上兜圈。后来终于穿到学校去，每日就像爱惜自己的脸一样，小心往上面扑满白粉。
　　正是穷得刻骨铭心，造成今天一些不合时宜的习惯。比如，喜欢收罗各种收银条，就连挂面的包装纸、废旧的信封也不舍扔掉——我的两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都是写在废纸上的。在洁白的稿纸上，我不大敢下笔，心疼纸张。有几个硬面抄笔记本，随我成都、自贡地东奔西走，至今仍作为摆设存之高阁。
　　现在，我开始训练自己面对事物的麻木感。以前，看到老婆把自己的旧衣服扔了，心里就难受，看到没吃完的饭菜被倒掉，也难受。老婆不以为然地开导我，这个值多少钱嘛。但这似乎不是钱的问题。但是，穿的衣服、鞋子，总不断被淘汰，自己的垃圾越来越多，如果不亲手处理，就得假人之手。老婆替我做这件事，省却了我之不忍，但心理的成长，得挣扎疼痛。于是自我安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让生命拥抱更多美丽。
　　怀疑主义与熟人依赖症
　　女生做好事送孕妇回家，却陷入设计好的圈套，被孕妇的丈夫奸杀;老妪明明是自己摔倒，却要诬陷来扶自己的小学生……这样的事情让人愤慨而悲凉，长此以往，谁还愿意行善积德？谁又敢行善积德？极端的恶劣事件，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种种现实，让我们不幸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对陌生人，一概采取不信任态度。
　　中国人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于熟人，他们却寄予了无限信任，几近于患病，一种对于熟人的依赖症。这种病有时候甚至是有害的，那个拐卖婴儿的张霞不正是利用了熟人的信任么？当然，这和开篇所列之事一样，都只是个案。
　　可能很多人会在替别人办事中找到一种存在的确证和荣耀，但如果这种帮忙是经常性的，那就是一种打扰了。很多在医院工作的人都有一种焦虑，就是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人，不断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找你给他行方便。
　　我是一个表面随和内心清高的人，对于朋友的选择比较挑剔。以前也没觉得有多少朋友，自从到了医院工作，就有许多根本不认识的人，通过种种关系搭桥，跋山涉水而来。目的只有一个，他生病了，或者他的戚友生病了，要我帮忙找一个熟悉的而且水平高的医生。
　　人吃五谷杂粮，焉能不病？一般的还好，有些还是性病之类的，中国人对此总有所忌讳。医生会怎么看？近朱赤近墨黑，朋友患了这种病，可见我也是一丘之貉。即使如此，总还是热情、认真去做。以为别人既然找到你，便是对你的信任，可不能随便辜负。
　　然而，一所千多人的医院，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所以，这种帮忙，很多时候都只是象征性的。如果遇上个熟悉的医生，能省却一些手续，解释可能耐心些，用药可能注意些，但注意到什么程度，恐怕也很难说。还有一些只是点头之交的，碍于同事关系，只可能勉强关照一下。遇上根本不认识的医生，但又是不得不帮的忙，便辗转通过其他同事从中说项。如果限于眼界而找不到中间人，便也只好拿起内部通讯录，贸然求人。
　　而我们的那些病亲患戚们，又是不太自觉的，以为在医院有熟人，便可以享受某种特权，理所当然地要耍脾气，对于医生的某些指令拒不执行，甚至提出过分要求，让夹在中间的我颇感为难。他们哪里知道，就算是我本人看病，也还对医生客客气气的呢。而且这类人大抵不知道感恩为何物，认为我们之间有那么一点藕丝般的关系，就有了某种契约，帮助他是应该的，出院时悄悄走了，连个谢字也听不到。
　　我本人并不奢望回报，除了三次推脱不掉之外，从未收受钱物。一个是朋友，送了一瓶酒、一盒茶，后来我去看望他，还了他两百元慰问金;一个是农村亲戚，因为反复帮忙，且也得到了些实惠，便送我一只鹅。我过意不去要给她钱。她沉下脸说，要给我就把鹅提回去。只好罢了;还有一个也是老家亲戚，帮了点小忙，在我坚决拒绝其红包后，趁我不在场，生死给了我三岁儿子五十元钱。
　　而大多数时候，你不仅要负责联系医生，还承担慰问他们的义务。既然人家生病了，你又知道了这个事情，不去看望总是不好的。慰问了那么多人，只有一个朋友是坚决拒绝了的。在医院五年多来，也不清楚送出去多少钱，有些是可以给老婆说的，有些就只能节衣缩食自己消化。后来感觉长期如此也不是办法，就装厚脸皮，有选择性地进行慰问。
　　如果确实是亲朋好友，帮忙也好，慰问也好，倒都无所谓。但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交游广、面子大，总是大包大揽的，家小看病、上司看病、远亲看病、同事看病，甚至才在路边上搭讪认识的人肚子疼了，他都认为有必要仗义拔刀，一个电话就找上你了，好像医院是自家开的，来去自由。
　　后来看到一句古人的话：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毫无原则地帮助他们，不是在姑息他们么？我岂不成了小人？有了这个理由作后盾，于是，对这样的人便可以以一种君子姿态婉言相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