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0年夏,我刚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一次出差路上,L县长问我:“你读研究生研究的是《红楼梦》吧?”我毕恭毕敬答:“不是,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L县长立即朝我吹胡子瞪眼睛:“我说你是,你就是!”后来在一次大会上,他一边咳嗽一边很得意地介绍:“机关来了个《红楼梦》的研究生,我要他好好研究研究王熙凤。王熙凤,嗨,这个马马儿(方言:女人)搞管理确实有一套啊!”于是,我领教了何为“霸道”。厉害!
　　2、办公室Q主任熟悉本县政界掌故,且都有鼻子有眼:
　　某乡党委书记因酷爱喝酒经常念错讲话稿。一次,乡里搞农民运动会,开幕式上,轮到书记致辞。他迈着官步,走上台,捋一捋稀疏的头发,从上衣右边的口袋掏出秘书写好的稿子就摇头晃脑、从容不迫地往下念。秘书一看急了,在下面跺脚:“书记哎,你左边口袋装的才是开幕式稿子,右边的是闭幕式的啊!”书记是什么人啊?他见的世面可多了!他临阵不乱,十分淡定,扫了下面一眼:“管他开幕式闭幕式,反正都是我来念!”埋头,继续在开幕式上将闭幕式的稿子神闲气定地念完。哗!鼓掌。
　　八十年代中期,某位领导到里下河地区仇湖乡视察指导棉花栽培工作。村干部赶紧掏出一包平时都舍不得抽的上海产“光荣”牌香烟,小心翼翼弹出一支,陪着笑脸递给领导。领导突然使劲儿地咳嗽:“我咳,我咳,不抽,不抽。”大家都在抽烟的时候,领导突然烟瘾大发,怎么熬也熬不住,他不紧不慢地掏出中山装口袋里的硬盒“中华”,抽出一支,慢条斯理点上。咦!不咳!
　　3、县电视台成立不久,一次县政府召开表彰大会,所有的锦旗和奖状都已经颁发完,记者才气喘吁吁扛着摄像机赶到。L县长也不恼,眉开眼笑地说:“重来一遍,大家都上电视啊!”于是,获奖者嘻嘻哈哈走上主席台,把锦旗和奖状还给县长们,再下去,再上台,再发一次,再握手一次,再激动一次。拍完,散会!
　　4、B县长常常念错字。一次,县电视台记者采访B县长,他居然把交通枢纽念成交通“区纽”。电视台新闻部的一帮哥们都是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啊,就不愿纠正他。第二天,“区纽县长”的诨名就在县机关传开了!
　　5、年底,我跟着某县长去市财政局要钱回来给县机关干部和教师发工资过年。县长跟市局的科长磨嘴皮很久,烟屁股撒了一地,还不见效果。县长突然对我咆哮:“小徐,快去给我找根绳子来!”我茫然不解,傻傻地不动。县长一边很痛苦地朝自己嘴里送“速效救心丸”,一边很绝望很伤心地朝门的上方看:“小徐啊,你这个驴子的伯伯———笨蛋!我要不到钱,日子没法过了!你又呆巴日猴(方言很傻之意)地没带盐卤(杨白劳就是喝盐卤自杀的),我只好吊死在科长办公室门口算了!”科长见县长动了真怒,连忙如拔稻草似的拔香烟打招呼赔不是,还赶快操起电话张罗晚饭。那晚,我出世以来第一次喝到“五粮液”。好喝!
　　6、我跟着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下乡,深入基层了解从国外引进的波尔山羊养殖情况。乡党委书记在饭桌上很严肃地举例说明组织农民学科技的紧迫性:某村民养的波尔山羊发情了,他还以为羊和人是一样的,不晓得要把羊送到兽医站去配种,自以为是地弄根细木棍在羊的屁股上乱捅。副书记和我们几个笑得喷饭!后来,我把这个鲜活生动的事例写进副书记的讲话稿里。她居然删掉。可惜!
　　7、每逢麦收季节来临,办公室就忙做一团。刚开过全县夏收动员大会,天气预报说要下雨,分管的副县长急忙召开紧急动员会议,然后觉得力度还不够,吩咐办公室主任拉住我们几个秘书夜里聚在一起给他写稿子,第二天早晨再开一次全县夏收工作无线电话会;又命令所有秘书分片包干,打电话到42个乡镇催问并督促麦收进度。其间,我陪该副县长到我老家查看麦收情况。父亲见我又黑又瘦、胡子长长的,心疼地问我可是有病。我说连续几夜都没睡个安稳觉。父亲不解:“我们乡下在忙割麦,你天天坐办公室还忙个鬼啊!”我说连续开了几个夜车给领导写稿子布置抢收麦子。父亲很是不屑:“活见鬼!老百姓种了一辈子的地,到了收麦的时候还要等你们开会通知啊?二百五才不晓得收麦嘎!”父亲气呼呼地小声臭了一句:你们县长就是饭吃饱了变不了屎。撑的!
　　8、九十年代,我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联系工业。其间,W县长分管工业。当时,全市工业产值(后来改为GDP)每月都要排位子,而我县一直是全市的“小六子”,就是末位。W县长深深知道,自己是临危受命、重任在肩!一天晚上,他召集统计局长和各工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开会:如何才能科学、全面、客观、准确地将全县工业数据统计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展开热烈讨论。最后,W县长对会议进行总结:同志们,事实证明统计工作很重要!十分重要!统计局要组织对全县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进行拉网式检查,进行全面的统计。什么是全面呢?比如,农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纳鞋底,每个村都有磨豆腐的豆腐店,榨菜籽、黄豆的油坊,等等。这些都要纳入工业范围计算产值!不久,我们把“小六子”的帽子甩掉了。这次会议给我极大启示:做工作,既要统筹兼顾,更要抓住难点,突出重点,才能抓出亮点。唉!
　　编辑尹伏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