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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再度紧张和南海局势的变化，中美关系的议题升温，引发了广泛关注。如何理解中美两国冷战历史的演变逻辑？有哪些内容可以称为“时代遗产”？如何评价中美历史竞合关系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如何认识当前中美两国“战略相互疑虑”？中美互动关系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有何启示意义？本刊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
中美竞合的历史遗产
《领导文萃》：您认为中美由对抗到合作的历史，有哪些可以称为“时代遗产”包含其中？
牛军：要看到已经过去了的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也可以分为全球、地区和双边等多个层次。不论是根据冷战时代的历史，还是基于对当代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关切，都应该对这一历史视角给予更多关注。经过长期合作与竞争，如今中美已经形成一种不断强化相互依存的竞合关系。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向前的主要动力，同时能够有效阻止关系倒退。更需要重视的是中美之间越来越具有战略意味的“竞争”，其中最直接的是中美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就是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和定义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相对位置，不论这种调整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
首先要看冷战时代中美对抗与竞争的历史缘起。冷战的爆发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历史巨变，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有关国家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当时情况是：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和利益则相反，逐步衰落直至被彻底清除。导致上述结果的基本原因当然是美苏同中国共产党存在根本不同的关系。演变过程则是相当复杂的。它们最终会达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很多具体事件的积累。
虽然出现这种局面与美苏的东亚政策有关，但中美关系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在建国之前，领导人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独特的联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重要的是，在他们心目中，这些都不是“外交关系”，真正的外交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有过来往，同驻华美军领导人打过交道，美国政府1944年夏季向延安派遣了一个官方机构，即美军观察组，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撤走。抗战结束前后曾一度接受美国调停，同美国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谈判。建国前夕又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过秘密交往。这些关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外交机构的组织和人员构成等方面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毛泽东早在1948年冬季就明确提到过建国后与美国建立外交，其间多次反复，直到1949年6月刘少奇踏上访苏之路，才暂时放弃这方面的试探。美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选择暂时搁置双方的关系。有趣的是，他们都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政策。美国提出“尘埃落定论”，即中国的变局犹如大树落倒掀起巨大尘埃，必须等事态清楚后再做判断；中国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国内大局安定后，再考虑与美国谈判建交。至少在建国前后这个阶段上，还不能说中美就没有机会更早一些实现和解。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国隔绝了20多年。其实最关键的事件就是朝鲜战争，中美在各自境外打了三年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大国战争一样，除非分出胜负，总会给当事国关系留下巨创。其实朝鲜战争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发动的。历史学家沈志华教授对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非常充分地证明，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点燃了这场战火，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问题是美中两国先后卷入其中，成为战场上作战双方的主角，并因此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陈兼教授最早用“革命外交”范式解释中国参战的内在动力，这一阐述实际揭示中美在走向对抗过程中，中国政策内在逻辑和领导人的选择可能具有当时条件下的特有困难或难以避免之处，尽管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他可能性。新中国外交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历史顺序上，都是同中国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在建国后根本不可能立即消退，中国革命在最后阶段那种大规模群众动员和暴力斗争的进程与形态，以及这种形态反映的革命领袖对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认知与经验，也必然要反映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从考虑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之日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试图实现革命运动的目标。
尤为重要的是，在与苏联结盟过程中，斯大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推销一套后来被证明是没有前途的历史观，即世界革命中心“东移论”与中国领导亚洲革命的“国际责任”。中国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等事件，共同导致冷战向东亚地区大规模蔓延。另一方面，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也开始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建立一个被称为是“半月形”包围圈，其核心是1951年旧金山和会后立即缔结的美日军事同盟，它对东亚安全格局造成的深刻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美国的遏制战略中，中国一度成为危险性超过苏联的首要威胁。实际上，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中美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时，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也进入白热化，那里冲突的严重程度被朝鲜战争暂时遮盖。这个阶段更严重的后果是美国人的反应。美国尽管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在他们的政策话语中，已经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概念，并很快成为支配美国处理东南亚事务的战略逻辑。他们将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冲突都视为共产主义扩张。“多米诺骨牌”的心理状态在此后很长时期里左右美国政府对东南亚的政策。经过朝鲜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在东亚的对抗大致稳定下来，形成一条沿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对峙战线，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并再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毛泽东称东亚进入“冷和平”的状态。
在越南战争中，中美都非常谨慎小心地避免发生直接冲突。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以不同方式卷入这场战争，都有比安全利益更为复杂的理由。美国在越南的大规模干涉是逐步升级的，这反映出美国决策层在卷入战争时的犹豫不定，以及对“多米诺效应”的担心与恐惧。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恰恰证明，美国超过其能力的过度扩张导致霸权衰落。就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之时，援越抗美同样极大地消耗了中国国力。中国援越政策背后有着超出维护国家安全需求的动力。由于中苏论战，争论的逻辑推动毛泽东等将支持第三世界革命运动提升到无比重要的地位，援越抗美则成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佐证，同时成为暴露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径的有力武器。此外还可以鼓舞国内极左运动热情。援越抗美政策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象征化行为。 中美在越南战争中的决断被证明都是有缺陷的。约翰逊政府决定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对美国而言是一项灾难性选择。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也遇到严重挫折，在东亚的政治地位大幅受挫。事实上，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外部问题必定来自“四面八方”，最差的战略就是“四面出击”，较好的方式是尽可能减少敌人。毛泽东并非没有看到中国在东亚的困局。1969年3月，几乎与尼克松入主白宫、思考如何改变对华政策同时，毛泽东向他的老战友们发出感叹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此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有必要改变各自国家不合理的对外战略，他们在思考和酝酿改变中美关系，改变东亚的国际战略布局。而且他们有足够的勇气，需要的只是历史契机。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与苏联大致形成战略均势特别是核均势，亦即美国失去绝对优势；中苏则由盟友转为敌人，苏联一系列扩张政策，特别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促使中国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考虑来自苏联的真实威胁。此后的珍宝岛冲突、铁列克提冲突等严重事件，使中国更加确定其主要安全威胁的来源。当这项判断做出后，中国的政策转变非常及时：即“联吴抗曹”，缓和中美关系。其中的历史机遇在于：一方面文革初期的乱象得到初步规整；另一方面中国与北越在对美政策方面出现某些分歧。1968年北越发动的新春攻势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引发美国国内震动，约翰逊政府开始同意与北越方面和谈。但中国不支持北越单独对美和谈的决定，逐渐倾向于和北越方面拉开距离。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方面的对华政策也在酝酿重大调整。美国认识到，中国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大国，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就是为了遏止中国在东亚的扩张，但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国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在限制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而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美国举行和谈的建议。一方面，美国想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军事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打算为结束军事干涉做出切实的努力。尼克松看懂了美国政策的症结，他入主白宫后不久就提出，应该“抓住中国的现实”，并终于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行“联华制苏”政策。
1972年2月，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中美迈出战略合作的关键一步。中美战略和解对两国都有深远影响：美国开始扭转因在印度支那军事干涉而造成的被动局面；中国则启动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随后即开始推行所谓“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战略。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由此开始从革命者到建设性的参与者；而对苏联治下的国际体系，中国从其盟友变成敌人。中美和解最重要的战略后果是给东亚冷战体系带来根本改变，解构了此前的东亚冷战格局，中国由此改变对美日和美日军事同盟的敌对态度，中美战略合作与美日同盟成为东亚战略稳定的两个基石。其次是美国同越南签订巴黎和约，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这一事件不能说都是中美和解造成的，但它肯定起到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国几乎立即改变以往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的立场，并试图推动北越代表在巴黎谈判中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中美的战略合作遏制了苏联利用美国撤军在这个地区扩张其势力的可能性。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一大特点是形成一种所谓“外力推动型”的关系，即中美实现历史和解的主要动力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遏制苏联战略扩张的安全需要起到关键作用。这就像是历史学家的断言：中美关系起伏总是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第三者”。当时中国领导人在决定与美国和解时，主要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对美政策的调整与国内的极左政策是背道而驰的；美国领导人同样将安全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何况中美领导人是靠秘密外交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他们在走向和解时，各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都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可以被接受。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过高的期望，并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然而事实表明，共同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则是八年之后的事情，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事实上，当时中国内部也出现了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尼克松政府从1969年开始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中国在这个时段启动了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现代化工业技术的进程。“文革”这时表面上看仍然如火如荼，实际上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要诉求的政治潮流已然逐步汇聚，并很快被清楚证明这才是真正的人心所向。
可以确定地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一开始就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一起考虑的，他将建立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关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邓小平在指导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谈判的同时，一直在主持中央全国工作会议。他不仅仅是在准备对越作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推动中国国家战略的革命性转变。邓小平积极推动中美建交，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首先就是“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所以他在建交谈判中要亲历亲为，而且一定要亲自访美。他当时说访美后已完成历史使命，“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事实也确实如此。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一大批合作协议，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而且邓小平每到一处，都会掀起欢迎热潮，几天时间便为中美关系打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基础。当然，邓小平当时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他将发展中美关系视为长期战略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
中美建交的意义首先是夯实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两国通过建交再次确认并加固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发挥其对东亚安全形势的实质影响。这体现在建交后不久即发生的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争。1979年2月15日，中国决策层做出开战最后决定，邓小平第二天通报美方，中方将对越南展开速战速决式的军事打击，这将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开战后，卡特政府向苏联发出不得军事介入的明确信息，做出威慑苏联的军事调动，还向中国提供有关苏军部署的战略情报。中美合作的结果是苏联势力最终被挤出印度支那乃至彻底退出东亚地区。 领导文萃：您如何评价中美历史竞合关系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牛军：关于建国后中美走向对抗的必然性，之前已经提到冷战背景与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美国在二战后以及中国在内战后，都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也是生成对抗的一种动力。二战后，一方面美国如日中天，世界地位上升到最高峰；此时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国家都充满自信。在二战后期中国被逐步排挤出有关战后东亚秩序的协商进程，事实上开罗会议后中国就被边缘化，这种局面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中苏结盟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是更主动的一方，他相信这一决断将对世界秩序产生决定性影响，包括要将中国革命经验推向世界。而此时如日中天的美国尚没有接受这种改变的准备，尤其是二战加强了美国人的使命感。
客观地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中美双方都选择搁置与对方的关系，当时也不清楚要发展什么关系，两国决策者都没有更多或者更积极地考虑这个关系，可能对这个关系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等完全没有历史经验，所以都选择搁置。在对抗的气氛下选择搁置关系，漂流到最后就可能变成一场对抗。我不认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对抗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是确定不移、一定会走向敌对或者战争的。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看现在公布的档案，毛泽东在1948年11月中旬就设想建国后和美国建交的问题。持续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建国后一个时期也不急于和美国建交，这其实就是搁置。其中的逻辑并不是不同美国建交，而是不急于建交。他们对搁置关系有时间考虑，就是三到五年，结果这期间发生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对金日成来说是蓄谋已久，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突然发生，结果是双方站在对立面卷入其中，打了三年半战争，解开这个结用了三十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中美关系不能长期被搁置，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取决于决策者对大局的认知和对局势的持续关注。中美建交是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但两国都有重要的动机，都是真诚的，希望认真完成建交谈判。1978年5月，卡特政府做出决定，和中国展开建交谈判，到1978年10月下旬做出最后决定。中国领导人则是在1978年11月2日专门听取外交部参与建交谈判的汇报，最终确定美国和中国建交是认真的，然后决定加快建交谈判的进程。这就是历史机遇，当时邓小平非常重视，亲自参加谈判，他就是要抓住这个机遇。他认为这次谈不成，建交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对他来说，中美建交是要为国家战略转变解决根本性的外部问题。事实证明，中美两国一起把握了这个历史机会。
到现在为止，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上都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有很多矛盾，但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中美建交近40年来，两国出现过很多次紧张、矛盾甚至危机，各自国内政治都曾经冲击双边关系，但在绝大多数时间，双边关系都在强劲发展，两国人民和世界都受益匪浅。客观地看，只要中国现代化战略不改变，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主要外部条件，这是基本共识。
“中美互疑”问题与战略研究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美两国“战略相互疑虑”问题？
牛军：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所谓的战略学家经常随意使用诸如“遏制”“渗透”“核战略威慑”一类冷战时代的词汇来界定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项，以致人们越来越怀疑和担心，中美是否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或“新冷战”。事实上，“战略互疑”的危险或者说它可能带来的长远后果，就是中美对相互意图的误读，削弱原有的共识基础；如果能够继续维持原有的共识基础，中美关系乃至东亚稳定和平等，都是很有希望的。我认为，这个基础共识写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以及后来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即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
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实在太多，特别是不同的中国人群认知差异太大，还可能自相矛盾，很难找到内在逻辑。近年来美国方面的战略怀疑确实在上升。我之前也提到过，当前中美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竞争”主要体现在双方需要不断调整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地位。这个地区的潜在冲突很多，各种关系互相交错，极为复杂，中美关系会受到双边关系以外各种地区问题的冲击和影响。客观地看，亚太地区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突出内容，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观察和判断中美相互竞争日益凸显的趋势时，不应只看美国的战略，还必须要关注甚至更加关注中国国家战略。不能再一如既往不加论证地断定中国是一个凝固而从不变化的坐标，不能认为变动的只是外部世界，中国只是在心怀善意地做出回应。
一个需要厘清的事实是，对中国而言，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保持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到底是不是战略性的，或者说只是一种策略而已。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明确地说过，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政策是战略性的，他针对的就是有人说那种政策是策略性的、临时性的。进一步说，中国已经如此之深地融入世界，以致已经很难将中国同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国的世界”已经不存在，只有“世界的中国”，逐步培养起尽可能与事实相符合的世界观，对于全面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非常重要的。
中美互疑并非不能避免，尽管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中国需要总结经验，概括地说至少有如下几方面：首先，合理判断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特别是不要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置于世界政治中心，要看到本国影响力的局限性，尽管中国的世界地位不断上升是事实。只有基于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对外政策，反之必定欲速而不达。其次，要认识和顺应世界政治潮流。世界在变化，认识需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还有就是坚持将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当然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坚持这一原则。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各种战略利益之间关系非常复杂，需要更合理地理解把握国家利益的本质，特别是确定不同战略利益的轻重缓急。
领导文萃：目前，东亚面临很多问题，朝鲜危机、南海问题、美国重返亚太、中日关系等，对此，有些人用“新冷战”来描述，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安全环境正在变得更严峻，对此，您如何看？ 牛军：对“新冷战”论断应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要看到东亚局势的积极方面，因为在地缘安全领域出现的一些紧张不仅仅是同经济社会领域发展状况背道而驰的，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它是不是反映东亚国际形势的主要面貌和本质特征等等。反之，也不能简单认定，出现地缘政治斗争或冲突就意味着天下大变。
在讨论“新冷战”这个概念时，首先要明确冷战到底是什么，冷战就是二战后出现的两极格局，欧洲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走向衰落，美苏成为对立的超级大国，由此生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两极”思维方式，其特点是美苏都将对方视为根本威胁本国“生活方式”的“敌人”，以及它们都相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而对方是注定要灭亡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冷战思维”的本质。在东亚则不仅仅是冷战，美苏对抗是大规模和持续热战的重要原因，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其特殊性。二战后，东亚在结束殖民统治后都面临“建国”的历史任务，冷战的爆发导致这些国家都面临“建什么国”的选择，各国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因为选择不同而发生内战。意识形态对立与地缘斗争导致的重要遗产是地区对立的军事体系，如中苏结盟、中朝同盟、美日同盟、美国与东南亚等国的同盟结盟关系，有些在冷战结束多年之后的今天，仍以具体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结盟的历史遗留在人们头脑中各种含糊不清的经验，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意无意将组建对立的军事同盟作为有价值的政策选项。
东亚地区当前纷争确实很多，但回顾历史可以认为这些问题本身都不是大事。70年代末东亚地区局部战争结束后，局部的危机与不稳定因素都没有演变为全面战争，这至少得益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美战略合作。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但建立过“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即特殊战略合作关系。二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必要充分认识其复杂性。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美澳同盟等等，最初是针对苏联阵营，后来逐步开始转向针对中国。但其复杂性在于：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与这些同盟体系内几乎所有国家都逐步建立友好关系，以共同对抗苏联扩张威胁。现在这个同盟体系在发生新变化，中国对这些同盟实际目的的疑虑在上升。由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涉及东亚多国，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具有维持地区稳定和平的作用，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冷战后逐步形成的一些多边与双边安全机制。朝鲜半岛六方会谈虽然停滞，也未能解决半岛无核化，但对于降低紧张度、给各方提供更多沟通机会而言，或许是有用的。此外还有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机制，美国主导香格里拉国防对话，中国主导的香山国防对话，还包括东盟地区论坛、10 3对话，等等。各方面都有更多机会一起探讨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东亚地区安全局势，我认为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有些问题还是局部的。从冷战后期，即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东亚的基本趋势是走向繁荣。随着全球工业的增长，资本、生产、贸易等要素在冷战后期向东亚地区的大规模转移，这首先导致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东南亚一些经济体的经济腾飞与社会变革，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最重要的变化当属中国改革开放，它使中国与更有生命力的国际体系接轨，实现东亚地区向现存国际体系的整体融入。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合作，是东亚相对稳定的战略环境以及东亚繁荣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双边关系和两国国内政治议程都产生深刻影响，而且给世界政治带来巨大变化。东亚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舞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极为深刻，尤其体现在对战后东亚秩序的塑造过程之中。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研究的政策意义？
牛军：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一直很受重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应该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这是基于制定国家战略的需要。我理解就是研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中那些有可能产生长期和重大影响的问题、对中国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会产生全局影响的问题，包括对中国安全环境做出符合实际的关键性判断。从结果来看，当时研究与思考直接影响到党的十二大有关“两步走”国家战略、1985年百万大裁军决定，以及当时对美对苏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不再从“战略大三角”的框架中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显然，这个研究领域在中国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蓬勃发展，同它在中国国家战略实践中的效果有重要的关系。后来国际战略研究逐步增加对外政策研究，包括外交重大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等。
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大致有两个支脉。一个是作为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等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主要工作是建立范式、界定概念和构建理论体系，等等。从实践看，国际战略研究作为战略学的一种延伸，很难说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有创新价值的内容很少。另一个支脉是基于战略决策实践需要的研究，或称为现实问题类研究。这方面的国际战略研究要比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活跃得多，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影响比较直接。由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一开始就是为了制定国家战略之需要，必然表现出很强的实践性、从属性和应用性。这应该说是一大特点，也是优点，因为它更接近任何战略层次研究的本质。当然不可否认也容易出现急功近利、质量不高、水平滞后、作为战略问题研究的成果难以经受时间考验等等问题。
上述两个支脉实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后一种研究更受重视是客观的，因为战略研究在中国首先是基于实践需要，为当下政治实践服务。特别是在发生重大变化时，人不论站在多高的位置上，都会出于本性而追求能统领全局的、纲举目张式的指导原则。学科建设可以提供规范性思考和效率更高的战略规划的方法论等。政治现实，特别是巨大变动时期的政治现实，才是一切战略问题包括国际战略问题的源头活水。现实中所谓战略问题并无一定之规，它们不是从既定学科体系规范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在国家战略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并随着国家战略实现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些在历史上或范式中被视为战术性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变为战略问题。例如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解释过，为什么游击战这个从来都被认为是战术性的问题，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战略问题。另一方面，战略问题必然包含各种复杂领域，它们之间的轻重缓急也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战略就是确定轻重缓急。这需要足够的敏感、洞察先机和审时度势的见识、准确的自我认知和几乎是一步到位的决断力等素质，当然有足够的战略决策知识和经验是基本的。进一步也可以说战略的本质是管理，就是按照确定的轻重缓急管理和管控各项政策的过程，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把实际上的局部问题搞成全局性问题，扭曲甚至破坏国家战略。把局部芝麻大的事搞成天大的事，导致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四邻不安，这就是典型的战略管理无能。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和表达多元化的今天，尤其需要警惕防止利益集团干扰国家大战略。
冷战后，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变化首先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如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当时就提出“中美关系是外交重中之重”，这无疑是事关对外关系和贯彻国家战略的战略判断和指导原则，客观上中美关系就是中国对外关系一块重要基石，它的不稳定确实会导致外交全局波动。不能因为今天一些条件发生变化，便诟病当年的判断和处理对美关系的许多具体措施。从事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一样，应有识别“伪问题”的能力，包括不要把美国的战略问题当作中国的战略问题。总之，今天我们看待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要慎言“冷战”或“新冷战”，避免“自我中心”逻辑的极端化，更多地通过有意义的讨论来界定和分析那些真正是“战略性”的问题。
中美竞合的历史遗产
《领导文萃》：您认为中美由对抗到合作的历史，有哪些可以称为“时代遗产”包含其中？
牛军：要看到已经过去了的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也可以分为全球、地区和双边等多个层次。不论是根据冷战时代的历史，还是基于对当代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关切，都应该对这一历史视角给予更多关注。经过长期合作与竞争，如今中美已经形成一种不断强化相互依存的竞合关系。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向前的主要动力，同时能够有效阻止关系倒退。更需要重视的是中美之间越来越具有战略意味的“竞争”，其中最直接的是中美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就是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和定义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相对位置，不论这种调整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
首先要看冷战时代中美对抗与竞争的历史缘起。冷战的爆发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历史巨变，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有关国家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当时情况是：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和利益则相反，逐步衰落直至被彻底清除。导致上述结果的基本原因当然是美苏同中国共产党存在根本不同的关系。演变过程则是相当复杂的。它们最终会达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很多具体事件的积累。
虽然出现这种局面与美苏的东亚政策有关，但中美关系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在建国之前，领导人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独特的联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重要的是，在他们心目中，这些都不是“外交关系”，真正的外交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有过来往，同驻华美军领导人打过交道，美国政府1944年夏季向延安派遣了一个官方机构，即美军观察组，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撤走。抗战结束前后曾一度接受美国调停，同美国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谈判。建国前夕又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过秘密交往。这些关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外交机构的组织和人员构成等方面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毛泽东早在1948年冬季就明确提到过建国后与美国建立外交，其间多次反复，直到1949年6月刘少奇踏上访苏之路，才暂时放弃这方面的试探。美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选择暂时搁置双方的关系。有趣的是，他们都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政策。美国提出“尘埃落定论”，即中国的变局犹如大树落倒掀起巨大尘埃，必须等事态清楚后再做判断；中国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国内大局安定后，再考虑与美国谈判建交。至少在建国前后这个阶段上，还不能说中美就没有机会更早一些实现和解。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国隔绝了20多年。其实最关键的事件就是朝鲜战争，中美在各自境外打了三年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大国战争一样，除非分出胜负，总会给当事国关系留下巨创。其实朝鲜战争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发动的。历史学家沈志华教授对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非常充分地证明，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点燃了这场战火，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问题是美中两国先后卷入其中，成为战场上作战双方的主角，并因此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陈兼教授最早用“革命外交”范式解释中国参战的内在动力，这一阐述实际揭示中美在走向对抗过程中，中国政策内在逻辑和领导人的选择可能具有当时条件下的特有困难或难以避免之处，尽管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他可能性。新中国外交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历史顺序上，都是同中国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在建国后根本不可能立即消退，中国革命在最后阶段那种大规模群众动员和暴力斗争的进程与形态，以及这种形态反映的革命领袖对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认知与经验，也必然要反映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从考虑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之日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试图实现革命运动的目标。
尤为重要的是，在与苏联结盟过程中，斯大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推销一套后来被证明是没有前途的历史观，即世界革命中心“东移论”与中国领导亚洲革命的“国际责任”。中国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等事件，共同导致冷战向东亚地区大规模蔓延。另一方面，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也开始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建立一个被称为是“半月形”包围圈，其核心是1951年旧金山和会后立即缔结的美日军事同盟，它对东亚安全格局造成的深刻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美国的遏制战略中，中国一度成为危险性超过苏联的首要威胁。实际上，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中美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时，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也进入白热化，那里冲突的严重程度被朝鲜战争暂时遮盖。这个阶段更严重的后果是美国人的反应。美国尽管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在他们的政策话语中，已经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概念，并很快成为支配美国处理东南亚事务的战略逻辑。他们将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冲突都视为共产主义扩张。“多米诺骨牌”的心理状态在此后很长时期里左右美国政府对东南亚的政策。经过朝鲜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在东亚的对抗大致稳定下来，形成一条沿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对峙战线，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并再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毛泽东称东亚进入“冷和平”的状态。
在越南战争中，中美都非常谨慎小心地避免发生直接冲突。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以不同方式卷入这场战争，都有比安全利益更为复杂的理由。美国在越南的大规模干涉是逐步升级的，这反映出美国决策层在卷入战争时的犹豫不定，以及对“多米诺效应”的担心与恐惧。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恰恰证明，美国超过其能力的过度扩张导致霸权衰落。就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之时，援越抗美同样极大地消耗了中国国力。中国援越政策背后有着超出维护国家安全需求的动力。由于中苏论战，争论的逻辑推动毛泽东等将支持第三世界革命运动提升到无比重要的地位，援越抗美则成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佐证，同时成为暴露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径的有力武器。此外还可以鼓舞国内极左运动热情。援越抗美政策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象征化行为。 中美在越南战争中的决断被证明都是有缺陷的。约翰逊政府决定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对美国而言是一项灾难性选择。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也遇到严重挫折，在东亚的政治地位大幅受挫。事实上，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外部问题必定来自“四面八方”，最差的战略就是“四面出击”，较好的方式是尽可能减少敌人。毛泽东并非没有看到中国在东亚的困局。1969年3月，几乎与尼克松入主白宫、思考如何改变对华政策同时，毛泽东向他的老战友们发出感叹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此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有必要改变各自国家不合理的对外战略，他们在思考和酝酿改变中美关系，改变东亚的国际战略布局。而且他们有足够的勇气，需要的只是历史契机。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与苏联大致形成战略均势特别是核均势，亦即美国失去绝对优势；中苏则由盟友转为敌人，苏联一系列扩张政策，特别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促使中国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考虑来自苏联的真实威胁。此后的珍宝岛冲突、铁列克提冲突等严重事件，使中国更加确定其主要安全威胁的来源。当这项判断做出后，中国的政策转变非常及时：即“联吴抗曹”，缓和中美关系。其中的历史机遇在于：一方面文革初期的乱象得到初步规整；另一方面中国与北越在对美政策方面出现某些分歧。1968年北越发动的新春攻势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引发美国国内震动，约翰逊政府开始同意与北越方面和谈。但中国不支持北越单独对美和谈的决定，逐渐倾向于和北越方面拉开距离。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方面的对华政策也在酝酿重大调整。美国认识到，中国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大国，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就是为了遏止中国在东亚的扩张，但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国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在限制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而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美国举行和谈的建议。一方面，美国想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军事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打算为结束军事干涉做出切实的努力。尼克松看懂了美国政策的症结，他入主白宫后不久就提出，应该“抓住中国的现实”，并终于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行“联华制苏”政策。
1972年2月，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中美迈出战略合作的关键一步。中美战略和解对两国都有深远影响：美国开始扭转因在印度支那军事干涉而造成的被动局面；中国则启动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随后即开始推行所谓“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战略。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由此开始从革命者到建设性的参与者；而对苏联治下的国际体系，中国从其盟友变成敌人。中美和解最重要的战略后果是给东亚冷战体系带来根本改变，解构了此前的东亚冷战格局，中国由此改变对美日和美日军事同盟的敌对态度，中美战略合作与美日同盟成为东亚战略稳定的两个基石。其次是美国同越南签订巴黎和约，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这一事件不能说都是中美和解造成的，但它肯定起到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国几乎立即改变以往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的立场，并试图推动北越代表在巴黎谈判中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中美的战略合作遏制了苏联利用美国撤军在这个地区扩张其势力的可能性。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一大特点是形成一种所谓“外力推动型”的关系，即中美实现历史和解的主要动力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遏制苏联战略扩张的安全需要起到关键作用。这就像是历史学家的断言：中美关系起伏总是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第三者”。当时中国领导人在决定与美国和解时，主要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对美政策的调整与国内的极左政策是背道而驰的；美国领导人同样将安全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何况中美领导人是靠秘密外交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他们在走向和解时，各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都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可以被接受。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过高的期望，并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然而事实表明，共同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则是八年之后的事情，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事实上，当时中国内部也出现了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尼克松政府从1969年开始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中国在这个时段启动了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现代化工业技术的进程。“文革”这时表面上看仍然如火如荼，实际上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要诉求的政治潮流已然逐步汇聚，并很快被清楚证明这才是真正的人心所向。
可以确定地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一开始就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一起考虑的，他将建立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关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邓小平在指导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谈判的同时，一直在主持中央全国工作会议。他不仅仅是在准备对越作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推动中国国家战略的革命性转变。邓小平积极推动中美建交，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首先就是“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所以他在建交谈判中要亲历亲为，而且一定要亲自访美。他当时说访美后已完成历史使命，“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事实也确实如此。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一大批合作协议，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而且邓小平每到一处，都会掀起欢迎热潮，几天时间便为中美关系打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基础。当然，邓小平当时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他将发展中美关系视为长期战略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
中美建交的意义首先是夯实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两国通过建交再次确认并加固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发挥其对东亚安全形势的实质影响。这体现在建交后不久即发生的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争。1979年2月15日，中国决策层做出开战最后决定，邓小平第二天通报美方，中方将对越南展开速战速决式的军事打击，这将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开战后，卡特政府向苏联发出不得军事介入的明确信息，做出威慑苏联的军事调动，还向中国提供有关苏军部署的战略情报。中美合作的结果是苏联势力最终被挤出印度支那乃至彻底退出东亚地区。 领导文萃：您如何评价中美历史竞合关系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牛军：关于建国后中美走向对抗的必然性，之前已经提到冷战背景与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美国在二战后以及中国在内战后，都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也是生成对抗的一种动力。二战后，一方面美国如日中天，世界地位上升到最高峰；此时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国家都充满自信。在二战后期中国被逐步排挤出有关战后东亚秩序的协商进程，事实上开罗会议后中国就被边缘化，这种局面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中苏结盟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是更主动的一方，他相信这一决断将对世界秩序产生决定性影响，包括要将中国革命经验推向世界。而此时如日中天的美国尚没有接受这种改变的准备，尤其是二战加强了美国人的使命感。
客观地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中美双方都选择搁置与对方的关系，当时也不清楚要发展什么关系，两国决策者都没有更多或者更积极地考虑这个关系，可能对这个关系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等完全没有历史经验，所以都选择搁置。在对抗的气氛下选择搁置关系，漂流到最后就可能变成一场对抗。我不认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对抗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是确定不移、一定会走向敌对或者战争的。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看现在公布的档案，毛泽东在1948年11月中旬就设想建国后和美国建交的问题。持续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建国后一个时期也不急于和美国建交，这其实就是搁置。其中的逻辑并不是不同美国建交，而是不急于建交。他们对搁置关系有时间考虑，就是三到五年，结果这期间发生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对金日成来说是蓄谋已久，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突然发生，结果是双方站在对立面卷入其中，打了三年半战争，解开这个结用了三十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中美关系不能长期被搁置，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取决于决策者对大局的认知和对局势的持续关注。中美建交是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但两国都有重要的动机，都是真诚的，希望认真完成建交谈判。1978年5月，卡特政府做出决定，和中国展开建交谈判，到1978年10月下旬做出最后决定。中国领导人则是在1978年11月2日专门听取外交部参与建交谈判的汇报，最终确定美国和中国建交是认真的，然后决定加快建交谈判的进程。这就是历史机遇，当时邓小平非常重视，亲自参加谈判，他就是要抓住这个机遇。他认为这次谈不成，建交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对他来说，中美建交是要为国家战略转变解决根本性的外部问题。事实证明，中美两国一起把握了这个历史机会。
到现在为止，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上都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有很多矛盾，但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中美建交近40年来，两国出现过很多次紧张、矛盾甚至危机，各自国内政治都曾经冲击双边关系，但在绝大多数时间，双边关系都在强劲发展，两国人民和世界都受益匪浅。客观地看，只要中国现代化战略不改变，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主要外部条件，这是基本共识。
“中美互疑”问题与战略研究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美两国“战略相互疑虑”问题？
牛军：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所谓的战略学家经常随意使用诸如“遏制”“渗透”“核战略威慑”一类冷战时代的词汇来界定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项，以致人们越来越怀疑和担心，中美是否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或“新冷战”。事实上，“战略互疑”的危险或者说它可能带来的长远后果，就是中美对相互意图的误读，削弱原有的共识基础；如果能够继续维持原有的共识基础，中美关系乃至东亚稳定和平等，都是很有希望的。我认为，这个基础共识写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以及后来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即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
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实在太多，特别是不同的中国人群认知差异太大，还可能自相矛盾，很难找到内在逻辑。近年来美国方面的战略怀疑确实在上升。我之前也提到过，当前中美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竞争”主要体现在双方需要不断调整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地位。这个地区的潜在冲突很多，各种关系互相交错，极为复杂，中美关系会受到双边关系以外各种地区问题的冲击和影响。客观地看，亚太地区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突出内容，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观察和判断中美相互竞争日益凸显的趋势时，不应只看美国的战略，还必须要关注甚至更加关注中国国家战略。不能再一如既往不加论证地断定中国是一个凝固而从不变化的坐标，不能认为变动的只是外部世界，中国只是在心怀善意地做出回应。
一个需要厘清的事实是，对中国而言，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保持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到底是不是战略性的，或者说只是一种策略而已。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明确地说过，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政策是战略性的，他针对的就是有人说那种政策是策略性的、临时性的。进一步说，中国已经如此之深地融入世界，以致已经很难将中国同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国的世界”已经不存在，只有“世界的中国”，逐步培养起尽可能与事实相符合的世界观，对于全面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非常重要的。
中美互疑并非不能避免，尽管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中国需要总结经验，概括地说至少有如下几方面：首先，合理判断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特别是不要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置于世界政治中心，要看到本国影响力的局限性，尽管中国的世界地位不断上升是事实。只有基于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对外政策，反之必定欲速而不达。其次，要认识和顺应世界政治潮流。世界在变化，认识需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还有就是坚持将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当然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坚持这一原则。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各种战略利益之间关系非常复杂，需要更合理地理解把握国家利益的本质，特别是确定不同战略利益的轻重缓急。
领导文萃：目前，东亚面临很多问题，朝鲜危机、南海问题、美国重返亚太、中日关系等，对此，有些人用“新冷战”来描述，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安全环境正在变得更严峻，对此，您如何看？ 牛军：对“新冷战”论断应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要看到东亚局势的积极方面，因为在地缘安全领域出现的一些紧张不仅仅是同经济社会领域发展状况背道而驰的，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它是不是反映东亚国际形势的主要面貌和本质特征等等。反之，也不能简单认定，出现地缘政治斗争或冲突就意味着天下大变。
在讨论“新冷战”这个概念时，首先要明确冷战到底是什么，冷战就是二战后出现的两极格局，欧洲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走向衰落，美苏成为对立的超级大国，由此生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两极”思维方式，其特点是美苏都将对方视为根本威胁本国“生活方式”的“敌人”，以及它们都相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而对方是注定要灭亡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冷战思维”的本质。在东亚则不仅仅是冷战，美苏对抗是大规模和持续热战的重要原因，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其特殊性。二战后，东亚在结束殖民统治后都面临“建国”的历史任务，冷战的爆发导致这些国家都面临“建什么国”的选择，各国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因为选择不同而发生内战。意识形态对立与地缘斗争导致的重要遗产是地区对立的军事体系，如中苏结盟、中朝同盟、美日同盟、美国与东南亚等国的同盟结盟关系，有些在冷战结束多年之后的今天，仍以具体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结盟的历史遗留在人们头脑中各种含糊不清的经验，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意无意将组建对立的军事同盟作为有价值的政策选项。
东亚地区当前纷争确实很多，但回顾历史可以认为这些问题本身都不是大事。70年代末东亚地区局部战争结束后，局部的危机与不稳定因素都没有演变为全面战争，这至少得益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美战略合作。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但建立过“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即特殊战略合作关系。二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必要充分认识其复杂性。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美澳同盟等等，最初是针对苏联阵营，后来逐步开始转向针对中国。但其复杂性在于：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与这些同盟体系内几乎所有国家都逐步建立友好关系，以共同对抗苏联扩张威胁。现在这个同盟体系在发生新变化，中国对这些同盟实际目的的疑虑在上升。由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涉及东亚多国，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具有维持地区稳定和平的作用，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冷战后逐步形成的一些多边与双边安全机制。朝鲜半岛六方会谈虽然停滞，也未能解决半岛无核化，但对于降低紧张度、给各方提供更多沟通机会而言，或许是有用的。此外还有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机制，美国主导香格里拉国防对话，中国主导的香山国防对话，还包括东盟地区论坛、10 3对话，等等。各方面都有更多机会一起探讨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东亚地区安全局势，我认为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有些问题还是局部的。从冷战后期，即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东亚的基本趋势是走向繁荣。随着全球工业的增长，资本、生产、贸易等要素在冷战后期向东亚地区的大规模转移，这首先导致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东南亚一些经济体的经济腾飞与社会变革，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最重要的变化当属中国改革开放，它使中国与更有生命力的国际体系接轨，实现东亚地区向现存国际体系的整体融入。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合作，是东亚相对稳定的战略环境以及东亚繁荣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双边关系和两国国内政治议程都产生深刻影响，而且给世界政治带来巨大变化。东亚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舞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极为深刻，尤其体现在对战后东亚秩序的塑造过程之中。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研究的政策意义？
牛军：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一直很受重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应该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这是基于制定国家战略的需要。我理解就是研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中那些有可能产生长期和重大影响的问题、对中国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会产生全局影响的问题，包括对中国安全环境做出符合实际的关键性判断。从结果来看，当时研究与思考直接影响到党的十二大有关“两步走”国家战略、1985年百万大裁军决定，以及当时对美对苏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不再从“战略大三角”的框架中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显然，这个研究领域在中国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蓬勃发展，同它在中国国家战略实践中的效果有重要的关系。后来国际战略研究逐步增加对外政策研究，包括外交重大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等。
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大致有两个支脉。一个是作为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等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主要工作是建立范式、界定概念和构建理论体系，等等。从实践看，国际战略研究作为战略学的一种延伸，很难说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有创新价值的内容很少。另一个支脉是基于战略决策实践需要的研究，或称为现实问题类研究。这方面的国际战略研究要比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活跃得多，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影响比较直接。由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一开始就是为了制定国家战略之需要，必然表现出很强的实践性、从属性和应用性。这应该说是一大特点，也是优点，因为它更接近任何战略层次研究的本质。当然不可否认也容易出现急功近利、质量不高、水平滞后、作为战略问题研究的成果难以经受时间考验等等问题。
上述两个支脉实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后一种研究更受重视是客观的，因为战略研究在中国首先是基于实践需要，为当下政治实践服务。特别是在发生重大变化时，人不论站在多高的位置上，都会出于本性而追求能统领全局的、纲举目张式的指导原则。学科建设可以提供规范性思考和效率更高的战略规划的方法论等。政治现实，特别是巨大变动时期的政治现实，才是一切战略问题包括国际战略问题的源头活水。现实中所谓战略问题并无一定之规，它们不是从既定学科体系规范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在国家战略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并随着国家战略实现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些在历史上或范式中被视为战术性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变为战略问题。例如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解释过，为什么游击战这个从来都被认为是战术性的问题，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战略问题。另一方面，战略问题必然包含各种复杂领域，它们之间的轻重缓急也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战略就是确定轻重缓急。这需要足够的敏感、洞察先机和审时度势的见识、准确的自我认知和几乎是一步到位的决断力等素质，当然有足够的战略决策知识和经验是基本的。进一步也可以说战略的本质是管理，就是按照确定的轻重缓急管理和管控各项政策的过程，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把实际上的局部问题搞成全局性问题，扭曲甚至破坏国家战略。把局部芝麻大的事搞成天大的事，导致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四邻不安，这就是典型的战略管理无能。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和表达多元化的今天，尤其需要警惕防止利益集团干扰国家大战略。
冷战后，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变化首先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如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当时就提出“中美关系是外交重中之重”，这无疑是事关对外关系和贯彻国家战略的战略判断和指导原则，客观上中美关系就是中国对外关系一块重要基石，它的不稳定确实会导致外交全局波动。不能因为今天一些条件发生变化，便诟病当年的判断和处理对美关系的许多具体措施。从事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一样，应有识别“伪问题”的能力，包括不要把美国的战略问题当作中国的战略问题。总之，今天我们看待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要慎言“冷战”或“新冷战”，避免“自我中心”逻辑的极端化，更多地通过有意义的讨论来界定和分析那些真正是“战略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