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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樊纲：中国经济还有20年8%以上高增长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日前指出，中国经济还有20年的高增长。他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仍然会在3%以上的水平增长，GDP仍然会有8%以上的增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樊纲指出，这个结论的得出是综合了各方因素考虑的。中国近30年的增长中投资增长确实占一定比例，也因此，有国外评论家质疑中国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持续增长能力。他说还有20年增长的结论是把技术的进步，外资、外贸带来外溢效应等等方面的因素，包括政府的职能、收入差距、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结构等综合考量得出的。
樊纲说，在这近20年的持续增长期内，中国的劳动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不会丧失，而在这个期间，中国的企业应该要自主创新，争取在高端获得竞争力。“这样经济的发展才能良性持续”。 （摘自《成都商报》）
二、周其仁：“结构性通胀”？“结构性牙疼”？
长江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日前表示，“结构性通胀”的提法并不成立，容易对市场和决策层造成误导。他指出，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
他强调，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摘自《经济观察报》）
三、郎咸平：宏观调控面对泡沫无可奈何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日前就社会公平、外资管理与宏观调控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央行现行的金融政策并不适合。他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现象，不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造成了泡沫而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郎咸平指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原因是有很多，国际化的原因，汇率的原因，腐败的原因；各项原因使得民营企业家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会随着宏观调控的加强而更进一步恶化，这和日本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参考。目前宏观调控的政策危机在哪里，在于你没有解决泡沫情况之下，你把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大幅提高。因为，宏观调控对于我国的泡沫的确没办法解决，四年来我们正式宣布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你所针对的是流动性过剩，而我的观点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摘自《中国经营报》）
点评：经营环境恶化导致民营企业为流动性过剩“添砖加瓦”，这是经济学家们和民营企业主们心照不宣的“共同的痛”。一向以“说真话”著称的郎咸平教授，这次又公开对此表示了担忧。但肯定会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泡沫不解决经营环境能好吗？按很多人的说法，泡沫和经营环境恶化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郎咸平观点的价值恰恰在于他点出了泡沫的核心
四、钟伟：中国金融体系将迎来“大爆炸”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日前抛出惊人观点，称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处于一个“金融大爆炸”的早期。他强调说，中国的外汇流动性过剩不会因为成立主权财富基金或者引导企业更多海外投资而有明显缓解。当中国在国际分工当中贸易部门的能力持续上升，中国的资产价格有可能由于外汇造成的流动性过剩而不断膨胀。
他指出，如果外资银行不能够感觉到中国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的话，那么在不超过3年的时间内，一定会有外资银行在中国“败走麦城”。也会有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合资以不欢而散而告终，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的程度。
钟伟认为，这样的“金融大爆炸”将让目前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的结构出现一个非常惊人的变迁：中国目前的金融资产的70%至80%仍然是国债和储蓄的形式，股票和基金只有20%到30%，而“金融大爆炸”会使两者持平。如果要做一个判断，到2008年，商业银行体系内的来自于居民的定期存款就不可能增加，活期存款的分流情况就会更严重，金融资产的配置，仍然会受到非常大的欢迎。（摘自《中国证券报》）
五、郭玉闪：央企分红将使政府更“偏心”
著名经济学家郭玉闪日前断言，政府从央企分红看似大快人心，实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认为，国企创造的利润惊人，如果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政府的分红即使按10%算，都有近千亿，实在是一笔惊人的利益。就社会的普遍情绪，几乎都认同将部分国企利润转移到政府手里，道理也简单，既然是国有企业，那创造的利润就得都归全民所有，而国家既然代表老百姓，由政府掌握利润至少比企业名正言顺。就如有些媒体所说的，自1994年开始连续13年来“国企吃肉，社会喝粥”体制也该终结了。
但是郭玉闪指出，以上反响都忽略了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一旦国家能直接从国企手里获取利润分红，那么国家与企业将比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形成一个利益同盟，形成一个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强大的托拉斯集团。国资委旗下的158家国企，原本就几乎都是各个相关行业最具市场势力的企业，比如中石化、中石油在石油行业，中移动、中国电信在电信产业，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在电力行业等等。可以想象，当政府可以从这些企业直接获得利润时政府将比之前更有动力用相关行业政策来维护这些企业的利润。（摘自网易）
点评：政府参与央企分红，也就从企业的扶植者、掌控者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股东。既然坐稳了大股东，打开了财路，也就很容易形成财政依赖。要知道，增加财政来源很容易，而要削减起来可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大股东”既然“拿人家的手短”，那就替人家说话、给人家撑腰吧。这样一来，“守夜人”摇身一变成了“开夜市的”，那其他摊位的生意可就难做了。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日前指出，中国经济还有20年的高增长。他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仍然会在3%以上的水平增长，GDP仍然会有8%以上的增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樊纲指出，这个结论的得出是综合了各方因素考虑的。中国近30年的增长中投资增长确实占一定比例，也因此，有国外评论家质疑中国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持续增长能力。他说还有20年增长的结论是把技术的进步，外资、外贸带来外溢效应等等方面的因素，包括政府的职能、收入差距、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结构等综合考量得出的。
樊纲说，在这近20年的持续增长期内，中国的劳动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不会丧失，而在这个期间，中国的企业应该要自主创新，争取在高端获得竞争力。“这样经济的发展才能良性持续”。 （摘自《成都商报》）
二、周其仁：“结构性通胀”？“结构性牙疼”？
长江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日前表示，“结构性通胀”的提法并不成立，容易对市场和决策层造成误导。他指出，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
他强调，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摘自《经济观察报》）
三、郎咸平：宏观调控面对泡沫无可奈何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日前就社会公平、外资管理与宏观调控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央行现行的金融政策并不适合。他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现象，不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造成了泡沫而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郎咸平指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原因是有很多，国际化的原因，汇率的原因，腐败的原因；各项原因使得民营企业家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会随着宏观调控的加强而更进一步恶化，这和日本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参考。目前宏观调控的政策危机在哪里，在于你没有解决泡沫情况之下，你把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大幅提高。因为，宏观调控对于我国的泡沫的确没办法解决，四年来我们正式宣布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你所针对的是流动性过剩，而我的观点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摘自《中国经营报》）
点评：经营环境恶化导致民营企业为流动性过剩“添砖加瓦”，这是经济学家们和民营企业主们心照不宣的“共同的痛”。一向以“说真话”著称的郎咸平教授，这次又公开对此表示了担忧。但肯定会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泡沫不解决经营环境能好吗？按很多人的说法，泡沫和经营环境恶化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郎咸平观点的价值恰恰在于他点出了泡沫的核心
四、钟伟：中国金融体系将迎来“大爆炸”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日前抛出惊人观点，称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处于一个“金融大爆炸”的早期。他强调说，中国的外汇流动性过剩不会因为成立主权财富基金或者引导企业更多海外投资而有明显缓解。当中国在国际分工当中贸易部门的能力持续上升，中国的资产价格有可能由于外汇造成的流动性过剩而不断膨胀。
他指出，如果外资银行不能够感觉到中国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的话，那么在不超过3年的时间内，一定会有外资银行在中国“败走麦城”。也会有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合资以不欢而散而告终，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的程度。
钟伟认为，这样的“金融大爆炸”将让目前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的结构出现一个非常惊人的变迁：中国目前的金融资产的70%至80%仍然是国债和储蓄的形式，股票和基金只有20%到30%，而“金融大爆炸”会使两者持平。如果要做一个判断，到2008年，商业银行体系内的来自于居民的定期存款就不可能增加，活期存款的分流情况就会更严重，金融资产的配置，仍然会受到非常大的欢迎。（摘自《中国证券报》）
五、郭玉闪：央企分红将使政府更“偏心”
著名经济学家郭玉闪日前断言，政府从央企分红看似大快人心，实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认为，国企创造的利润惊人，如果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政府的分红即使按10%算，都有近千亿，实在是一笔惊人的利益。就社会的普遍情绪，几乎都认同将部分国企利润转移到政府手里，道理也简单，既然是国有企业，那创造的利润就得都归全民所有，而国家既然代表老百姓，由政府掌握利润至少比企业名正言顺。就如有些媒体所说的，自1994年开始连续13年来“国企吃肉，社会喝粥”体制也该终结了。
但是郭玉闪指出，以上反响都忽略了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一旦国家能直接从国企手里获取利润分红，那么国家与企业将比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形成一个利益同盟，形成一个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强大的托拉斯集团。国资委旗下的158家国企，原本就几乎都是各个相关行业最具市场势力的企业，比如中石化、中石油在石油行业，中移动、中国电信在电信产业，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在电力行业等等。可以想象，当政府可以从这些企业直接获得利润时政府将比之前更有动力用相关行业政策来维护这些企业的利润。（摘自网易）
点评：政府参与央企分红，也就从企业的扶植者、掌控者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股东。既然坐稳了大股东，打开了财路，也就很容易形成财政依赖。要知道，增加财政来源很容易，而要削减起来可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大股东”既然“拿人家的手短”，那就替人家说话、给人家撑腰吧。这样一来，“守夜人”摇身一变成了“开夜市的”，那其他摊位的生意可就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