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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中旬于中国天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不论是“非洲崛起”还是“中国角色”，有关“南南合作”的讨论热力不减，非洲贸易和投资机遇引人注目。
全球经济低迷之时，那片曾经是“没有希望的大陆”正变得热闹起来。不再甘于充当资源和能源出口者角色的非洲国家，正试图寻求经济多元化的“药方”，争取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进行重要转型和结构调整。
作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中国稳步推进与非洲贸易增长的同时，正面临对非洲的产业投资升级，亦需妥善处理对外投资的制度性障碍和系统性风险。
专程前来参加论坛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非洲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相比此前的双边贸易模式，直接投资将受到更大的关注与支持，而在这一“升级”过程之中，关键是找到互利于双方的新模式。
作为非洲大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中国一方面需适应中非传统贸易模式转型的张力，另一方面要在全球新一轮对非投资赛局中迅速占据有利位置。双重挑战之下，中国需要双线出击，延续多年的项目援建与能源、交通领域投资应继续推进，与非洲日益高涨的制造业等投资新需求存在的缺口则要迅速填补。
非洲迎来增长契机
9月12日，天津夏季达沃斯主会场举行了一场规格颇高的闭门讨论，出席者包括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孙平等。讨论以“非洲未来经济”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听众到场。
讨论者聚焦于非洲经济增长新模式，这个灾难深重的大洲正迎来发展契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到2015年，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中将有7个来自非洲，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论坛报告起草人伊布卡表示，不论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还是非洲人民而言，都到了寻找独特发展模式、解决现有问题的时候。
在依靠石油、矿产与农产品出口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要摆脱单一经济的诅咒，非洲各国需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其中，引进外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但如何引进则充满变数，面临体制机制和投资环境的诸多限制。
“经济增长已经有效降低了非洲贫困人口的比率。”世界银行非洲首席经济学家尚塔亚南·德瓦拉让向《财经》记者表示，即使在非洲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从3.95亿下降至3.86亿，而“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
显然，非洲整体收入水平正在逐步提高。麦肯锡公司在其报告中预计，到2014年，非洲将有近1.06亿个家庭的年收入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而2000年，仅有5900万个家庭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快速的经济增长，使非洲有可能第一次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而这正可推动非洲国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论坛青年领袖、南非Sekunjalo集团创始人Iqbal Surve对《财经》记者表示，此前南非主要依靠资源产业支撑经济发展，而现在是时候把经济从资源型发展模式改变为创新型的发展模式了。金融危机以后，南非对制造、通信、金融等非资源产业投资保持了极大的热情，对许多国际资本吸引力巨大。
前不久，非洲传统石油出口国加蓬提出建设“新兴加蓬”的国家发展计划，引导经济多元化发展，降低石油出口依赖，改善经济金融环境，完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同时降低境内外负债额度，这令加蓬的经济和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不止加蓬，包括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在内的非洲石油出口国都在寻求经济多元化的方案。”摩洛哥智库阿玛迪斯研究院（Amadeus Institute） 研究员弗雷德里克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国家仍然面临着贫困、高失业率、贫富不均等诸多问题，对它们而言，经济多元化是增加就业、积累财富的关键所在。
非洲经济从资源驱动向多元化内生增长转换，其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模式亦因此生变。过去十年，非洲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0.7％上升至4.5％，但目前对非洲国家而言，最迫切的是改变其长期依赖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结构。
中国作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首先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和挑战。
在两月前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南非总统祖马表示，“（眼下中非）这种贸易格局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值得注意的是，祖马是在南非对中国出口实现187亿美元顺差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表示的。
2011年，中国和南非双边贸易额达到454亿美元，同比增长76.7％。然而比较双边贸易结构可以发现，南非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为初级产品，例如未经过深加工的矿石原料，而向中国购买的多为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反差并非南非方面所愿。
上述工业制成品中，很多属于轻工、纺织类产品，这些产品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生产，出口至非洲，价格便宜，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当地产品的市场份额。这种失衡已引起非洲国家越来越高的关注。
发展制造业一直是非洲的梦想，而这些轻工产业，正是目前经济多元化过程中不少非洲国家希望培植发展的行业。但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投资条件并不具备，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仍然举步维艰。一些国家的情况，类似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
在弗雷德里克看来，中非贸易模式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升级”。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出口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并获得实惠的制造产品，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非洲希望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可以理解，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制造业价值链，而新兴的亚洲经济正可以为非洲的这一转型提供支持，一方面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有选择地进行一些适合当地的加工制造业投资。
这与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的看法不谋而合。林毅夫近期提出的“领头龙模式”即认为，在中国等领先的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可以引领一些欠发达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获得协同发展。显然，那些率先调整投资环境和产业结构的非洲国家，大有机会。
不过，非洲发展制造业的难度也不小，熟练工人缺乏、制造业链条和技术配套不足，以及基础条件仍然薄弱，均影响着外资进入非洲的速度与深度。 更重要的是直接投资
简单的贸易，已不能满足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部分非洲国家率先摆脱原材料供应国角色，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争取投资与产业升级的机会。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适合的产品，在卢旺达生产并且出口到国际市场，为此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期在外资投资过程中，“带来我们所缺乏的东西，例如技术、资本与就业”。
“一些产业在中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我们鼓励这些产业到卢旺达投资。” 卡加梅表示，未来这种促进投资的方式可以使双方都从中受益。到目前为止，中国和卢旺达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发展良好。“但我希望它可以更好。”卡加梅说。
对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转型思路，尤其是适度加大对非洲的产业投资，在中国决策研究层面亦有共识。长期主管中非经贸合作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向《财经》记者表示，对于消费性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应当加大在非洲本地生产的比例，改变以贸易将这些产品出口到非洲的方式，鼓励直接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他提示，中国未来对非洲的出口，应当从以消费性产品为主转向以生产性产品为主，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
截至2012年4月，中国可统计的对非洲直接投资达153亿美元，而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亿美元。目前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已达到2000多家，项目遍及50多个国家，非洲已成为中国海外第四大投资目的地。
此外，很多小额民间投资官方数据很难统计，如果加上这部分“漏掉”的投资，估计中国对非洲投资存量在500 亿美元左右。
据悉，未来3年－5年，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率将超过贸易增速。“目前中非双边贸易增长大概在30％的水平，而中国对非洲投资增速未来接近100％，并不是没有希望。”魏建国说。
从中国国家层面看，虽然人民币资本项下尚未实现自由兑换，但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既定战略之下，中国各类型企业对外投资并无实质性的外汇管制障碍。相反，企业投资用汇越来越获得国家外管局的支持。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投资对象国的汇率波动风险，这可能对中国企业最终的投资回报产生巨大影响。
即使如此，中国企业以“贸易带动投资”更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些企业在和非洲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营销渠道，并对非洲当地市场非常了解。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贸易企业转型为投资企业。”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少中国公司刚进入非洲市场时，主要是搞贸易中心，现在已经实现多元化盈利模式，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其重要的经营方式。在一些公司看来，对于那些生产技术要求较低的轻工产品，与其在中国生产，再花几个月的时间运至非洲，不如直接在当地投资建厂更划算。
在非洲基础设施并不健全、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设厂也不容易。一家中国私营企业在科特迪瓦拥有多家能源和矿产公司，雇佣了近千名当地工人。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说，工人们因为缺乏足够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效率有待提高，“当然，最大的好处是人力成本很低”。
低成本并非是非洲国家最重要的投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外资看好非洲的投资潜力，主要是因为其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潜在市场需求巨大。
投资非洲的风险因素也越来越受关注。去年以来，埃及、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相继出现的社会混乱和政局变化，使外资损失惨重。中国企业仅从利比亚撤走的铁路建设工人就有数万人，上百亿元的工程不了了之，前期投入难以收回，合同履行困难重重。这令外资不得不小心行事，首先要重点考虑投资目标国的政局稳定性。
一些度过了民族冲突、恢复正常发展的非洲国家，因此受到了更多外资的青睐。自2005年起，非洲每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超过官方援助。2010年，非洲累计吸引外资超过1200亿美元。
2011年受北非等国政局变动影响，对非投资略有下降，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计，全年非洲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约820亿美元，其中获得外资最多的前三位国家是南非、摩洛哥和肯尼亚。肯尼亚当年获得新建投资项目55个，数量同比增长77％。
与外界的印象有所不同，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同比猛增58.9％，达17亿美元。
“非洲期待的是生意，而不是援助。”弗雷德里克说，“到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500亿美元，并非没有希望。”
突破基建投资瓶颈
近年来，非洲希望外资公司能够加大技术转让，促进当地就业，以带动经济的内生发展。“这并非是针对海外投资者或中国公司。”Iqbal Surve说，在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进行投资还是竞标大型项目，政府都需要想办法提高就业率。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西非片区总经理马永超对《财经》记者表示，他正在努力将当地员工的比例提高到50％。“但这并不容易做到。”马永超表示，电力供应短缺、交通基础落后、缺乏统一的一体化市场等都是在非洲投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过去十年，外资对非洲总固定资产形成的贡献率上升了5倍，这些增加的固定资产最终将有助于提高非洲工业化水平。然而这一“升级”并非一帆风顺。对非洲而言，若要像中国改革之初一样以外资拉动工业化发展并非易事。除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治安等不确定因素，基础设施落后是首先需要解决的产业投资前提问题。
比如电力，非洲9亿人口，仍有约2.5亿人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多数非洲城市经常停电或电压不稳，难以保证制造业所需的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对《财经》记者表示，非洲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日前召开的非洲进出口银行股东大会上，30多位非洲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前总统等发起《非洲建设发展倡议》，列举非洲四个重点的投资领域，其中交通和能源产业规划投资比例合计占到96％。“这反映了非洲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反映了非洲国家对自己发展的看法。”王建业说。 “以目前情况而言，非洲还需要接近10万公里的公路和2万公里的铁路。”魏建国指出，除此之外，还有港口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
而在此当中，发展跨国基础设施网络尤为重要。在弗雷德里克看来，非洲需加快经济走廊建设，这将使非洲各国间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等得到统一规划。
今年3月，南非推出了一项庞大的非洲跨国铁路建设计划，欲将博茨瓦纳、刚果（金）、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通过交通干线连接起来，再通过南非的德班港从海上与世界沟通。这一“非洲南北经济走廊”，将有可能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推动器。同时，连通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中部非洲经济走廊(the Central Corridor)亦在建设之中。
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然而由于投资数额大、回报周期长，民营企业投资非洲基础设施的比例并不高。据了解，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为非洲国家政府、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双边援助贷款。在这其中，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贷款资金占了重要比例。
2011年底，惠誉国际评级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过去十年里累计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地区提供了672亿美元贷款，超过世界银行成为非洲地区最大的贷款提供方，其中大部分是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
在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王建业介绍，目前这些贷款已完成批贷，贷款投向中的70％属于经济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能源等。在王建业看来，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提供了克服经济增长传统障碍的可能性，“相比2006年，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除中国进出口银行外，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的还包括中非发展基金等多家机构。据悉，作为市场化运作的股权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的规模将逐步达到50亿美元。
多种融资支持帮助修正了投资者长期以来对非洲的价值低估，一些新的投资领域越来越引人注目。马永超表示，政府融资支持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帮助，形成了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主要竞争力。
过去几年中，中兴、华为等中国公司在非业务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此前南非在电信等领域与欧洲运营商如爱立信、诺基亚合作较多，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南非开始转向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目前中国公司已占南非电信市场将近50％的份额。这也极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修路建桥的同时，电信建设投资突飞猛进，先行者收获巨大。
在基础设施之外，传统的农业也开始引起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的兴趣。渣打银行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最近五年中国在非洲的大规模投资中，仅有5％左右投向非洲农业。而该行非洲区研究主管李嘉预计，尽管中国在非洲投资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石油能源和矿产，下一个阶段中国将会加大对非洲农业的投资。
另一份由南非标准银行分析人士去年底撰写的报告也指出，在向非洲寻求能源和原材料的同时，农产品在中国的需求名单上越来越突出。
中国在进口非洲农产品的同时，亦加大寻求与拥有大面积农田且政治形势稳定的非洲友好国家进行农业投资。比如在莫桑比克，新华社报道说，湖北省农垦局投资当地农场种植近万亩高产水稻获得成功。如此扩大在当地的农业投资，受到所在国欢迎。
全球经济低迷之时，那片曾经是“没有希望的大陆”正变得热闹起来。不再甘于充当资源和能源出口者角色的非洲国家，正试图寻求经济多元化的“药方”，争取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进行重要转型和结构调整。
作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中国稳步推进与非洲贸易增长的同时，正面临对非洲的产业投资升级，亦需妥善处理对外投资的制度性障碍和系统性风险。
专程前来参加论坛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非洲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相比此前的双边贸易模式，直接投资将受到更大的关注与支持，而在这一“升级”过程之中，关键是找到互利于双方的新模式。
作为非洲大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中国一方面需适应中非传统贸易模式转型的张力，另一方面要在全球新一轮对非投资赛局中迅速占据有利位置。双重挑战之下，中国需要双线出击，延续多年的项目援建与能源、交通领域投资应继续推进，与非洲日益高涨的制造业等投资新需求存在的缺口则要迅速填补。
非洲迎来增长契机
9月12日，天津夏季达沃斯主会场举行了一场规格颇高的闭门讨论，出席者包括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孙平等。讨论以“非洲未来经济”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听众到场。
讨论者聚焦于非洲经济增长新模式，这个灾难深重的大洲正迎来发展契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到2015年，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中将有7个来自非洲，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论坛报告起草人伊布卡表示，不论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还是非洲人民而言，都到了寻找独特发展模式、解决现有问题的时候。
在依靠石油、矿产与农产品出口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要摆脱单一经济的诅咒，非洲各国需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其中，引进外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但如何引进则充满变数，面临体制机制和投资环境的诸多限制。
“经济增长已经有效降低了非洲贫困人口的比率。”世界银行非洲首席经济学家尚塔亚南·德瓦拉让向《财经》记者表示，即使在非洲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从3.95亿下降至3.86亿，而“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
显然，非洲整体收入水平正在逐步提高。麦肯锡公司在其报告中预计，到2014年，非洲将有近1.06亿个家庭的年收入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而2000年，仅有5900万个家庭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快速的经济增长，使非洲有可能第一次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而这正可推动非洲国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论坛青年领袖、南非Sekunjalo集团创始人Iqbal Surve对《财经》记者表示，此前南非主要依靠资源产业支撑经济发展，而现在是时候把经济从资源型发展模式改变为创新型的发展模式了。金融危机以后，南非对制造、通信、金融等非资源产业投资保持了极大的热情，对许多国际资本吸引力巨大。
前不久，非洲传统石油出口国加蓬提出建设“新兴加蓬”的国家发展计划，引导经济多元化发展，降低石油出口依赖，改善经济金融环境，完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同时降低境内外负债额度，这令加蓬的经济和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不止加蓬，包括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在内的非洲石油出口国都在寻求经济多元化的方案。”摩洛哥智库阿玛迪斯研究院（Amadeus Institute） 研究员弗雷德里克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国家仍然面临着贫困、高失业率、贫富不均等诸多问题，对它们而言，经济多元化是增加就业、积累财富的关键所在。
非洲经济从资源驱动向多元化内生增长转换，其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模式亦因此生变。过去十年，非洲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0.7％上升至4.5％，但目前对非洲国家而言，最迫切的是改变其长期依赖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结构。
中国作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首先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和挑战。
在两月前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南非总统祖马表示，“（眼下中非）这种贸易格局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值得注意的是，祖马是在南非对中国出口实现187亿美元顺差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表示的。
2011年，中国和南非双边贸易额达到454亿美元，同比增长76.7％。然而比较双边贸易结构可以发现，南非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为初级产品，例如未经过深加工的矿石原料，而向中国购买的多为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反差并非南非方面所愿。
上述工业制成品中，很多属于轻工、纺织类产品，这些产品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生产，出口至非洲，价格便宜，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当地产品的市场份额。这种失衡已引起非洲国家越来越高的关注。
发展制造业一直是非洲的梦想，而这些轻工产业，正是目前经济多元化过程中不少非洲国家希望培植发展的行业。但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投资条件并不具备，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仍然举步维艰。一些国家的情况，类似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
在弗雷德里克看来，中非贸易模式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升级”。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出口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并获得实惠的制造产品，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非洲希望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可以理解，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制造业价值链，而新兴的亚洲经济正可以为非洲的这一转型提供支持，一方面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有选择地进行一些适合当地的加工制造业投资。
这与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的看法不谋而合。林毅夫近期提出的“领头龙模式”即认为，在中国等领先的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可以引领一些欠发达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获得协同发展。显然，那些率先调整投资环境和产业结构的非洲国家，大有机会。
不过，非洲发展制造业的难度也不小，熟练工人缺乏、制造业链条和技术配套不足，以及基础条件仍然薄弱，均影响着外资进入非洲的速度与深度。 更重要的是直接投资
简单的贸易，已不能满足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部分非洲国家率先摆脱原材料供应国角色，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争取投资与产业升级的机会。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适合的产品，在卢旺达生产并且出口到国际市场，为此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期在外资投资过程中，“带来我们所缺乏的东西，例如技术、资本与就业”。
“一些产业在中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我们鼓励这些产业到卢旺达投资。” 卡加梅表示，未来这种促进投资的方式可以使双方都从中受益。到目前为止，中国和卢旺达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发展良好。“但我希望它可以更好。”卡加梅说。
对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转型思路，尤其是适度加大对非洲的产业投资，在中国决策研究层面亦有共识。长期主管中非经贸合作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向《财经》记者表示，对于消费性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应当加大在非洲本地生产的比例，改变以贸易将这些产品出口到非洲的方式，鼓励直接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他提示，中国未来对非洲的出口，应当从以消费性产品为主转向以生产性产品为主，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
截至2012年4月，中国可统计的对非洲直接投资达153亿美元，而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亿美元。目前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已达到2000多家，项目遍及50多个国家，非洲已成为中国海外第四大投资目的地。
此外，很多小额民间投资官方数据很难统计，如果加上这部分“漏掉”的投资，估计中国对非洲投资存量在500 亿美元左右。
据悉，未来3年－5年，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率将超过贸易增速。“目前中非双边贸易增长大概在30％的水平，而中国对非洲投资增速未来接近100％，并不是没有希望。”魏建国说。
从中国国家层面看，虽然人民币资本项下尚未实现自由兑换，但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既定战略之下，中国各类型企业对外投资并无实质性的外汇管制障碍。相反，企业投资用汇越来越获得国家外管局的支持。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投资对象国的汇率波动风险，这可能对中国企业最终的投资回报产生巨大影响。
即使如此，中国企业以“贸易带动投资”更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些企业在和非洲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营销渠道，并对非洲当地市场非常了解。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贸易企业转型为投资企业。”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少中国公司刚进入非洲市场时，主要是搞贸易中心，现在已经实现多元化盈利模式，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其重要的经营方式。在一些公司看来，对于那些生产技术要求较低的轻工产品，与其在中国生产，再花几个月的时间运至非洲，不如直接在当地投资建厂更划算。
在非洲基础设施并不健全、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设厂也不容易。一家中国私营企业在科特迪瓦拥有多家能源和矿产公司，雇佣了近千名当地工人。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说，工人们因为缺乏足够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效率有待提高，“当然，最大的好处是人力成本很低”。
低成本并非是非洲国家最重要的投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外资看好非洲的投资潜力，主要是因为其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潜在市场需求巨大。
投资非洲的风险因素也越来越受关注。去年以来，埃及、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相继出现的社会混乱和政局变化，使外资损失惨重。中国企业仅从利比亚撤走的铁路建设工人就有数万人，上百亿元的工程不了了之，前期投入难以收回，合同履行困难重重。这令外资不得不小心行事，首先要重点考虑投资目标国的政局稳定性。
一些度过了民族冲突、恢复正常发展的非洲国家，因此受到了更多外资的青睐。自2005年起，非洲每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超过官方援助。2010年，非洲累计吸引外资超过1200亿美元。
2011年受北非等国政局变动影响，对非投资略有下降，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计，全年非洲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约820亿美元，其中获得外资最多的前三位国家是南非、摩洛哥和肯尼亚。肯尼亚当年获得新建投资项目55个，数量同比增长77％。
与外界的印象有所不同，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同比猛增58.9％，达17亿美元。
“非洲期待的是生意，而不是援助。”弗雷德里克说，“到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500亿美元，并非没有希望。”
突破基建投资瓶颈
近年来，非洲希望外资公司能够加大技术转让，促进当地就业，以带动经济的内生发展。“这并非是针对海外投资者或中国公司。”Iqbal Surve说，在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进行投资还是竞标大型项目，政府都需要想办法提高就业率。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西非片区总经理马永超对《财经》记者表示，他正在努力将当地员工的比例提高到50％。“但这并不容易做到。”马永超表示，电力供应短缺、交通基础落后、缺乏统一的一体化市场等都是在非洲投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过去十年，外资对非洲总固定资产形成的贡献率上升了5倍，这些增加的固定资产最终将有助于提高非洲工业化水平。然而这一“升级”并非一帆风顺。对非洲而言，若要像中国改革之初一样以外资拉动工业化发展并非易事。除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治安等不确定因素，基础设施落后是首先需要解决的产业投资前提问题。
比如电力，非洲9亿人口，仍有约2.5亿人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多数非洲城市经常停电或电压不稳，难以保证制造业所需的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对《财经》记者表示，非洲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日前召开的非洲进出口银行股东大会上，30多位非洲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前总统等发起《非洲建设发展倡议》，列举非洲四个重点的投资领域，其中交通和能源产业规划投资比例合计占到96％。“这反映了非洲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反映了非洲国家对自己发展的看法。”王建业说。 “以目前情况而言，非洲还需要接近10万公里的公路和2万公里的铁路。”魏建国指出，除此之外，还有港口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
而在此当中，发展跨国基础设施网络尤为重要。在弗雷德里克看来，非洲需加快经济走廊建设，这将使非洲各国间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等得到统一规划。
今年3月，南非推出了一项庞大的非洲跨国铁路建设计划，欲将博茨瓦纳、刚果（金）、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通过交通干线连接起来，再通过南非的德班港从海上与世界沟通。这一“非洲南北经济走廊”，将有可能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推动器。同时，连通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中部非洲经济走廊(the Central Corridor)亦在建设之中。
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然而由于投资数额大、回报周期长，民营企业投资非洲基础设施的比例并不高。据了解，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为非洲国家政府、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双边援助贷款。在这其中，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贷款资金占了重要比例。
2011年底，惠誉国际评级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过去十年里累计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地区提供了672亿美元贷款，超过世界银行成为非洲地区最大的贷款提供方，其中大部分是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
在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王建业介绍，目前这些贷款已完成批贷，贷款投向中的70％属于经济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能源等。在王建业看来，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提供了克服经济增长传统障碍的可能性，“相比2006年，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除中国进出口银行外，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的还包括中非发展基金等多家机构。据悉，作为市场化运作的股权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的规模将逐步达到50亿美元。
多种融资支持帮助修正了投资者长期以来对非洲的价值低估，一些新的投资领域越来越引人注目。马永超表示，政府融资支持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帮助，形成了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主要竞争力。
过去几年中，中兴、华为等中国公司在非业务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此前南非在电信等领域与欧洲运营商如爱立信、诺基亚合作较多，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南非开始转向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目前中国公司已占南非电信市场将近50％的份额。这也极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修路建桥的同时，电信建设投资突飞猛进，先行者收获巨大。
在基础设施之外，传统的农业也开始引起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的兴趣。渣打银行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最近五年中国在非洲的大规模投资中，仅有5％左右投向非洲农业。而该行非洲区研究主管李嘉预计，尽管中国在非洲投资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石油能源和矿产，下一个阶段中国将会加大对非洲农业的投资。
另一份由南非标准银行分析人士去年底撰写的报告也指出，在向非洲寻求能源和原材料的同时，农产品在中国的需求名单上越来越突出。
中国在进口非洲农产品的同时，亦加大寻求与拥有大面积农田且政治形势稳定的非洲友好国家进行农业投资。比如在莫桑比克，新华社报道说，湖北省农垦局投资当地农场种植近万亩高产水稻获得成功。如此扩大在当地的农业投资，受到所在国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