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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即便你不是一个鱼类学者，也知道一条鱼什么时候发臭。”这句话深得人心，原因在于，这是每个人都能通感到的常识。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接触食物。所以，当哲学家宣称“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他们把治理者摆到了人们最熟悉的主厨位置，并传神地描述了这一效用。
过去很多年，这也是很多电影的思考。
正如食物给人带来的满足感，不少电影是从喜悦来理解食物的。这里面有不少中国观众熟悉的影片，如《食神》《满汉全席》，在不少华语电影中，导演试图利用麻将和食物来解读人生。
这没有错。千禧年圣诞节之前，朱丽叶·比诺什和约翰尼·德普联合推出的《巧克力》深受欢迎，比之前8年阿尔及利亚导演荷赛·达阳执导的《热巧克力》热多了。这似乎证明，世界足够大，容得下电影人们随意在食物题材上挥洒自己的天分。
人们习惯了法国人和瑞士人讲巧克力和佳肴，意大利人讲通心粉，日本人讲寿司……但这其实是电影中食物的最初级阶段。
不少导演想从个人到种族探索到食物的影响。
古代的凯尔特人通过在宴会上观看斗士厮杀来刺激胃口。罗马的狂欢筵席上也包括同样的娱乐项目。有这些历史篇章的铺垫，所以你在观看美剧《权力的游戏》时，听到“多茨拉基人的婚礼上不死三个人就不会痛快”，并不会感到吃惊。
在中世纪巴黎的晚餐聚会好多是14人聚会——如果临时有一位不来，人数就变成糟糕的数字13。于是有了职业替补的产生，称为第14人。这些人在19世纪的巴黎这样生活，每天下午5点后梳洗打扮好，等候在家里，准备随时踏进一辆马车，去某个正受到“13”威胁的宴会上解围。
2000年电影节开幕式上映的《瓦泰尔》（Vatel，又译为《巴黎春梦》）虽然讲的是厨师的故事，通过故事也传达了一个理念——个人在时代大潮中宛如微尘。该片描述了法国著名厨师弗朗索瓦·瓦泰尔在波旁王朝的贡代亲王宴请路易十四时遭遇的悲剧。
贡代亲王试图通过三天盛宴招待国王路易十四一行500人的团队，获得执掌对荷战争的主导权，并以此重返舞台。可想而知，这三天的饭成为了主厨瓦泰尔的噩梦——“春之欢歌”“夏之灿烂”和“冰之宴”。最后一天的“冰之宴”，是在晶莹剔透、妙手雕琢的古希腊风格人物群的冰雕中铺排宴席，以新鲜的海鱼为主菜，辅以柠檬汁、洋葱等，切片或小块生吃。瓦泰尔将食物、花卉、歌唱、舞蹈、杂耍、焰火、雕塑、壁画……等多种艺术于一体，这场冰宴独步天下。
为了表现厨房中瓦泰尔的伟大，导演不惜用各种情节铺陈——猪肉不够，他将小蘑菇与肉汤同煮；鸡蛋缺乏，他改用一些糖水对蛋糕进行浇筑，并声称这来源于一种古老的配方；玻璃灯罩几乎碰碎殆尽，瓦泰尔将蜡烛放入镂空的小南瓜中。
但是见招拆招的智慧和技能最后还是用尽了，因为他订的12车鱼到凌晨才到了2车，他自觉无法交差，于是在厨房中拔剑自刎。正如历史与现实本来的样子——他的尸体被移开时，另外10车鱼正源源不断运来。
然而历史书上的路易十四是“太阳王”，是欧洲君主制的楷模：“在五十年中，路易十四仅有六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务会议。作为专制君主，他知道专制意味着没有约束，但并不是没有限度。”
从种族的角度来理解，英国学者帕特尔所著的《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认为，关于粮食的博弈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粮食质量的博弈，其二是粮食数量的博弈。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没有很好农业基础，没有足够丰富食物的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向外索取或者交换，最终竟然大半都获得成功，而且是极大的成功，原非重视国内粮食产量的国家所能比。英国，荷兰，日本……都是明证。
2008年由史蒂夫·麦奎因执导，迈克尔·法斯宾德领衔主演的《饥饿》一片讲述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关押在梅兹监狱的共和军囚犯为了争取政治地位而发起绝食的故事。
在影片拍摄期间，为了急速减重而节食的男主角迈克尔·法斯宾德精神状况一度让人担忧。每次走进超市，他都会详细阅读食品包装上的热量表，计算自己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是否超出了剧组的规定。用迈克尔自己的话来说，他时时刻刻被代表着卡路里的一串串数字纠缠着。
在纽约电影节上，导演斯蒂夫·麦奎因公开表示：“《饥饿》是一部关于反思、关于抉择和关于历史的电影，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又都做了什么。我希望随着这部电影展开的争论是我们是谁，但愿这块大银幕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当观众们在银幕上看电影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看自己。”
所有的爱尔兰电影几乎都是土豆大饥荒的电影。19世纪中期，由于之前大面积单一种植的土豆遭受天灾，导致上百万爱尔兰人死亡，而受害者的族群认为大不列颠没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至今仍然如此。有历史学家甚至提出，爱尔兰历史有一种分界法：大饥荒前、大饥荒后。
后来的历史和电影，就这样了。
在《大西洋帝国》（Boardwalk Empire）中，爱尔兰裔的诺克·汤普森越洋给祖国运去一批汤普森冲锋枪时，对话令人忍俊不禁。一个爱尔兰人充满敬意地问：“汤普森先生，这是您发明的吗？”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接触食物。所以，当哲学家宣称“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他们把治理者摆到了人们最熟悉的主厨位置，并传神地描述了这一效用。
过去很多年，这也是很多电影的思考。
正如食物给人带来的满足感，不少电影是从喜悦来理解食物的。这里面有不少中国观众熟悉的影片，如《食神》《满汉全席》，在不少华语电影中，导演试图利用麻将和食物来解读人生。
这没有错。千禧年圣诞节之前，朱丽叶·比诺什和约翰尼·德普联合推出的《巧克力》深受欢迎，比之前8年阿尔及利亚导演荷赛·达阳执导的《热巧克力》热多了。这似乎证明，世界足够大，容得下电影人们随意在食物题材上挥洒自己的天分。
人们习惯了法国人和瑞士人讲巧克力和佳肴，意大利人讲通心粉，日本人讲寿司……但这其实是电影中食物的最初级阶段。
不少导演想从个人到种族探索到食物的影响。
古代的凯尔特人通过在宴会上观看斗士厮杀来刺激胃口。罗马的狂欢筵席上也包括同样的娱乐项目。有这些历史篇章的铺垫，所以你在观看美剧《权力的游戏》时，听到“多茨拉基人的婚礼上不死三个人就不会痛快”，并不会感到吃惊。
在中世纪巴黎的晚餐聚会好多是14人聚会——如果临时有一位不来，人数就变成糟糕的数字13。于是有了职业替补的产生，称为第14人。这些人在19世纪的巴黎这样生活，每天下午5点后梳洗打扮好，等候在家里，准备随时踏进一辆马车，去某个正受到“13”威胁的宴会上解围。
2000年电影节开幕式上映的《瓦泰尔》（Vatel，又译为《巴黎春梦》）虽然讲的是厨师的故事，通过故事也传达了一个理念——个人在时代大潮中宛如微尘。该片描述了法国著名厨师弗朗索瓦·瓦泰尔在波旁王朝的贡代亲王宴请路易十四时遭遇的悲剧。
贡代亲王试图通过三天盛宴招待国王路易十四一行500人的团队，获得执掌对荷战争的主导权，并以此重返舞台。可想而知，这三天的饭成为了主厨瓦泰尔的噩梦——“春之欢歌”“夏之灿烂”和“冰之宴”。最后一天的“冰之宴”，是在晶莹剔透、妙手雕琢的古希腊风格人物群的冰雕中铺排宴席，以新鲜的海鱼为主菜，辅以柠檬汁、洋葱等，切片或小块生吃。瓦泰尔将食物、花卉、歌唱、舞蹈、杂耍、焰火、雕塑、壁画……等多种艺术于一体，这场冰宴独步天下。
为了表现厨房中瓦泰尔的伟大，导演不惜用各种情节铺陈——猪肉不够，他将小蘑菇与肉汤同煮；鸡蛋缺乏，他改用一些糖水对蛋糕进行浇筑，并声称这来源于一种古老的配方；玻璃灯罩几乎碰碎殆尽，瓦泰尔将蜡烛放入镂空的小南瓜中。
但是见招拆招的智慧和技能最后还是用尽了，因为他订的12车鱼到凌晨才到了2车，他自觉无法交差，于是在厨房中拔剑自刎。正如历史与现实本来的样子——他的尸体被移开时，另外10车鱼正源源不断运来。
然而历史书上的路易十四是“太阳王”，是欧洲君主制的楷模：“在五十年中，路易十四仅有六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务会议。作为专制君主，他知道专制意味着没有约束，但并不是没有限度。”
从种族的角度来理解，英国学者帕特尔所著的《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认为，关于粮食的博弈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粮食质量的博弈，其二是粮食数量的博弈。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没有很好农业基础，没有足够丰富食物的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向外索取或者交换，最终竟然大半都获得成功，而且是极大的成功，原非重视国内粮食产量的国家所能比。英国，荷兰，日本……都是明证。
2008年由史蒂夫·麦奎因执导，迈克尔·法斯宾德领衔主演的《饥饿》一片讲述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关押在梅兹监狱的共和军囚犯为了争取政治地位而发起绝食的故事。
在影片拍摄期间，为了急速减重而节食的男主角迈克尔·法斯宾德精神状况一度让人担忧。每次走进超市，他都会详细阅读食品包装上的热量表，计算自己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是否超出了剧组的规定。用迈克尔自己的话来说，他时时刻刻被代表着卡路里的一串串数字纠缠着。
在纽约电影节上，导演斯蒂夫·麦奎因公开表示：“《饥饿》是一部关于反思、关于抉择和关于历史的电影，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又都做了什么。我希望随着这部电影展开的争论是我们是谁，但愿这块大银幕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当观众们在银幕上看电影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看自己。”
所有的爱尔兰电影几乎都是土豆大饥荒的电影。19世纪中期，由于之前大面积单一种植的土豆遭受天灾，导致上百万爱尔兰人死亡，而受害者的族群认为大不列颠没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至今仍然如此。有历史学家甚至提出，爱尔兰历史有一种分界法：大饥荒前、大饥荒后。
后来的历史和电影，就这样了。
在《大西洋帝国》（Boardwalk Empire）中，爱尔兰裔的诺克·汤普森越洋给祖国运去一批汤普森冲锋枪时，对话令人忍俊不禁。一个爱尔兰人充满敬意地问：“汤普森先生，这是您发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