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还是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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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费尔巴哈是对马克思思想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这种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达到了顶峰。但是深入考察就会发现,黑格尔是《手稿》时期马克思继承批判费尔巴哈背后的深层逻辑。本文根据费尔巴哈的哲学主题及其对《手稿》时期马克思的影响,分别从异化劳动、类哲学和感性这三个《手稿》中的重要概念对之进行考察,藉此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复杂关系进行初步讨论。
  关键词:费尔巴哈;类哲学;感性;异化劳动;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00-00
  费尔巴哈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哲学家。随着《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的问世,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断加深,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期间达到顶峰。比如在《手稿》结束写作时马克思写给费尔巴哈一封信,其中强调费尔巴哈的著作“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并且表达了对费尔巴哈“崇高敬意和爱戴”[1](P13);再如在《手稿》写就后的序言中,马克思热情洋溢地称赞道:“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2](P4)然而,《手稿》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立即对费尔巴哈展开正面批判。某种意义上讲,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帮助他批判和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不过深入阅读《手稿》,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黑格尔是站在费尔巴哈后面影响马克思《手稿》时期思想形成的深层逻辑。这是本文接下来探讨的主要问题。根据费尔巴哈哲学的主题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我们主要从异化劳动、类哲学和感性这些《手稿》中的重要概念的分析探源,来讨论这背后的黑格尔逻辑。
  一
  异化劳动是贯穿于《手稿》中的核心思想。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直接来自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观。在问世于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通过揭示基督教认识上和心理上的根源,得出结论:神学就是人本学;上帝是人类本质的异化;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具体言之,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有种将自己的理性对象化为全知、全善和全能的存在的能力,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和对完满性的欲求对象化出去,这一对象化的存在即上帝反过来又与人相对立。上帝越丰富,人就越贫穷,人对上帝的崇拜实质是对自己本质的崇拜。费尔巴哈揭露基督教本质的目的是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这是他接下里的两部著作《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的任务。在这两部著作中,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就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3](P115)。他指出,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世界;而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创造世界。绝对精神就是基督教中的上帝,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同一的,绝对精神亦是人之本质异化的结果。同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赫斯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将宗教异化推广到货币,指认货币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货币成为非人的和敌视人的存在。总起来看,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影响了赫斯,马克思受到了他们二人的宗教异化观和货币异化观的影响写出了《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人们很自然会说从人的本质到人的本质的异化再到人的本质的复归,这是典型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另一方面,“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P52),“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2](P53)等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片段中的这些表达从语言形式上是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模仿,从内容上是对他的批判继承。这就是一般所认为的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来自费尔巴哈的原因。但是人们在做这样思考的时候往往没有对黑格尔所起的作用给予足够重视,虽然在讨论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来路时也会提到黑格尔。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就会发现黑格尔所起的作用之重要性。
  首先,就异化这一概念来说,它不仅是费尔巴哈的核心范畴,也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核心范畴,绝对精神外化(异化)自己,展现自己,并回复到自身。不仅如此,一般认为赫斯受费尔巴哈影响率先将异化理论应用到经济领域(货币)进而影响马克思将异化拓展到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但实则最先将异化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的是黑格尔,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精通古典经济学的人,他早年就系统地研究过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因为经济学的这一背景,黑格尔能够在他的相关政治哲学著作中已经将市民社会和国家伦理等作为绝对精神异化之表现。这一点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看到了,如马克思在一段对黑格尔《现象学》的评论中指出:“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时候,这只是就他们的思想形式而言”[2](P99),在另一处,“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因此,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2](P100)。虽然这里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只是在纯思维的角度讨论财富和国家权力等人的本质的异化,但也说明了黑格尔对异化理解的深刻程度,甚至已突破了赫斯货币异化论的狭隘性,而将异化的讨论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
  其次,我们来看劳动概念。在费尔巴哈那里没有出现这个概念,就《手稿》时期,马克思对劳动理论的掌握情况来看,他肯定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不过,在此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众所周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关于主人和奴隶辩证关系部分、《法哲学》所有权和需要的体系中都谈到过劳动。法国学者汤姆·洛克曼已经指出,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之前,黑格尔就理解到某个为别人工作的人,通过自己的工作形式“让渡”自己,把自己转化到别人的财产中。[4](P100)这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是这样表达的:“如果我把在劳动中获得具体化的全部时间以及我的全部作品都转让了,那就等于我把这些东西中的实体性的东西,我的普遍活动和现实性、我的人格,都让给他人所有了”(《法哲学》中译文和汤姆·洛克曼在文字表述上有出入,但意思一致)。[5](P75)很显然能看出这一段话与马克思《手稿》异化劳动片段第一规定性的一致性。对于黑格尔所理解的劳动与对象化(异化)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即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外化和扬弃外化的结果,看做劳动的结果,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即异化和黑格尔所理解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这两方面进行了指责。   最后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汤姆·洛克曼指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所做的右翼的、神学的解读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歪曲之嫌。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所提出的关于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现象的看法有效地预示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主题[4](P109),这种判断很有道理,亦是对本文主旨的佐证。
  总起来讲,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来路错综复杂,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等人共同对其产生了影响。但通过以上对无论是异化还是劳动的阐释,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是这背后的深层逻辑。
  二
  类是《手稿》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它是《手稿》中马克思继承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类在费尔巴哈那里含义颇多而复杂,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种社会关系,比如他很看重的男女关系便是其重要方面,这一点也得到了马克思的确认[2](P96)。马克思虽然继承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同时也认为类标示着一种社会关系,但是他在《手稿》中对类或社会关系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那么马克思对类作何解释呢?关于类概念,马克思在《手稿》的讨论中最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是“异化劳动”片段四个规定性中的第三个。日本学者曾对“异化劳动”片段四个规定性的层次和重要性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我们赞同广松涉的看法:第三规定即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异化劳动”中“本质的东西”,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6](P272)。一般认为,马克思《手稿》中的类超出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地方就在于,因为马克思引入了劳动和经济学的背景,所以类一般指生产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生产活动这层视域是不谙经济学的费尔巴哈所没有的。这没有错,在《手稿》“异化劳动”片段第三规定讨论中马克思明确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2](P57)很显然,马克思模仿费尔巴哈通过人与动物间区别来考察人的类本质特征,但对类的理解已超过了费尔巴哈。不过,我们以为这种理解不够完全。
  在我看来,在理解《手稿》中讨论类本质的问题时,人们往往忽略接下来这句话,马克思说:“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2](P59)我们认为这句话反映了异化劳动理论最重要的主旨,同时也表现了马克思类涵义的另一更重要的维度。这一主旨或维度,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说法,那就是他所讨论的现代伦理实体的瓦解和分裂,即私立和公共善的分离问题。众所周知,从政治哲学角度讲,构建合理的(符合理念的)现代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哲学的一贯目标,这一点在其晚年的《法哲学》中体现尤为明显。在《法哲学》中,黑格尔洞见到现代社会私利成为人们追逐的首要原则,人人为私利而战,这导致了重大问题:伦理实体或普遍性即类分裂和瓦解。黑格尔哲学的目标就是弥合这种分裂,并且他对类的这种理解和问题意识传递给了马克思。现代伦理实体分离和瓦解即人与人间的关系异化,这是马克思很早就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到要为物质利益发表看法的难事,其时社会伦理实体分裂的表现形式:拥有森林的一方与靠捡拾枯枝为生的一方的分裂和异化困扰着马克思。在其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逐步上升,尤其是在后两部著作中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及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问题,这些从根本上都是马克思对类问题思考的结果。不过马克思对类问题的思考实现质的飞跃是在1844年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后,《手稿》是其时马克思思考的结果。他把握到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法哲学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构成了《手稿》的主题。质言之,《手稿》的核心主题:异化劳动理论之问题意识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有着同样的旨趣,在黑格尔那里叫做伦理实体的瓦解和分离;在马克思那里叫做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就是现代伦理实体由瓦解和分裂向走向新的统一。很显然,这种对类本质的理解已经大大超出了费尔巴哈,马克思这里仅仅是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类(1)不仅是一般所指认的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更是(2)黑格尔的共同体和公共善意义上的。在这里有必要指出,(1)和(2)并非对立,反而是有联系的,只不过在我们看来,(2)是更重要的,需要被凸显出来。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一主题不单是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旨趣,同时也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和实践追求。学界历来存在着对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思想关系的争论,大致讲来分两种:连续说和断裂说。连续说,即认为早晚期马克思思想是连续一贯的,认为马克思思想经历了从异化史观到唯物史观的发展,国内学者基本都持这种见解;断裂说,即认为早晚期马克思思想是不连续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和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应该说他们对马克思早晚期关系的思考在马克思思想中虽然都可以找到一定的支撑点或论据。但是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的问题意识,即如何解决现代伦理实体的分离和异化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早晚期马克思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就此笔者支持连续说。我们可以确认马克思为之付出40余年心血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其所涉及内容就是对早期《手稿》中异化劳动、类哲学等问题的拓展和深化。总结以上,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后面的黑格尔逻辑。
  三
  国内哲学界有一种常见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于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加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这里的“基本内核”就是费尔巴哈的以感性为根基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正是以此为基础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变革。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感性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问题,这也是马克思自己所确认的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之一。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手稿》时期费尔巴哈在感性原则上对马克思的影响。感性是费尔巴哈为对抗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抽象性而提出的概念。在他看来,黑格尔这种抽象思辨的绝对理念是造成人之本质异化的根源,而感性则是恢复人之本质的重要原则。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之给予高度赞誉称其“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2](P96)他接着费尔巴哈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只是为历史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2](P97)以从费尔巴哈那里学过来的感性原则出发,马克思建构了自己感性论,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具体言之,感性论的批判性就体现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对象性理论中。费尔巴哈认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7](P32、33)。这就是说,人必须有对象才是真正的存在,而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存在就是自己客观的本质。所以与人发生关系的那个作为对象的上帝和绝对理念是自己异化的本质。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但继承了费尔巴哈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而且超越了他,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P88)在另一处,马克思表达的更加简洁“我们的产品都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2](P184)很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这些本质已经异化了。同时我们也可看出,马克思的感性论分析是为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服务的,而这种批判就体现在私有财产批判上。他说:“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2](P82);马克思将感性论与异化论结合,指出人之本质异化并与自身相对立,这是私有财产的感性表现[2](P84)。因此他要求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重新占有人的生命,向真正人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复归。这也是马克思得出的重要结论“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的真实涵义。[2](P85)总之,对感性的强调贯穿《手稿》始末,对这一核心议题的阐释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学来的,它构成了马克思《手稿》时期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重要原则。不过,我们仍要在此断言,感性概念来自费尔巴哈,但是黑格尔是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其理由如下。   首先,费尔巴哈的感性论是在批判黑格尔绝对理性抽象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在前面稍作提及,我们具体看一下。马克思在《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在对费尔巴哈大加赞赏一番后,指出了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其中最后一点中明确提到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2](P97)这一点就是马克思所点明的费尔巴哈对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贡献。以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方式去展现历史这正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解读方式。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哲学跟传统哲学及基督教一样崇拜着超感性的世界,认为超感性的世界更加真实可靠;贬低感性世界,感性世界是次要的和不足为道的。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从感谢确定性的讨论开始,然后逐渐上升到绝对知识,后者在真理性、实在性和确定性方面大于前者。黑格尔就是利用个各种概念范畴实现对感性的抽象和超越。费尔巴哈力图做到的就是将这种情况完全颠倒过来,即他认为感性才具有真正的实在性和真理性。他说:“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3](P166)所以必须给予感性事物绝对独立的,神圣的地位。感性事物不是从黑格尔的理念中派生出来的。费尔巴哈的感性论对马克思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具体到《手稿》写作时期,在我看来,费尔巴哈以感性论对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最大的作用除了帮助马克思实现唯物主义变革外,就是让他认识到感性的市民社会和经济现实的重要性,进而提出自己的资本主批判。
  其次,虽说马克思的感性论直接受益于费尔巴哈的感性论,但是二者对感性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对感性的认知更接近黑格尔。在费尔巴哈看来,“一个东西只有当它不再是凭借中介的东西,而是直接的东西时,才是真实的。”[3](P170)显然,他认为只有感性才是无须中介的,直接的,因此才是真实的东西。与之相反,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被思想的,凭借抽象为媒介的实体,是一个可以怀疑的实体,因而是中介性的、间接的、不真实的。只有感性才是直接认识的秘密,而直接就代表真实。他认为,任何一种思维形式和逻辑形式,一开始就已经是间接的了,黑格尔是这种间接性的最高典范。[8](P300)在这方面,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手稿》中一段评论黑格尔的话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 [2](P107)很显然,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为自然存在物,这就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人对对象的关系是在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所谓知识中确证就是在中介中确证,它是间接性的,因为任何对于对象的知识都是中介性的。后面马克思说的更加清楚了,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界,任何对象都是经过中介化了的,这与黑格尔的“一切都是凭借中介的” [3](P170)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绝非一板一眼地毫无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的感性论,这背后有明显的黑格尔哲学的痕迹。
  最后,黑格尔为马克思所提供的经济学和市民社会视域这种感性认知或许是更加重要的。这一点在前面也已经提到过。一般认为,马克思此时对经济学的理解和掌握已经超过了黑格尔,可能会提出是否有必要在这方面提黑格尔,甚至如望月清司认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将视线从黑格尔—普鲁士的“市民社会”转向到斯密—英国的“市民社会”,因此决心与黑格尔决裂。[9](P42)其实黑格尔是最早引导马克思进入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开启的经济学和市民社会视域至少在《手稿》时期对马克思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感性的理解方面,不同于费尔巴哈,相反认同黑格尔的“一切都是凭借中介的”,并认为人“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经济体系的逻辑的、思辨的和概念化的表达就是为马克思提供的很重要的理解现代社会的感性认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期间,马克思因思想的稚嫩只是纠结于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抽象;但《手稿》时期由于大量经济学著作的阅读,马克思已经看到黑格尔所提供的市民社会和经济学这层视域。这层感性视域的提供对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来说,仍具重大意义。就连认为此时马克思已决心在市民社会上跟黑格尔决裂的望月清司也指出马克思在 “低层次的需要—劳动—享受到高层次的占取—劳动活动本身—产品的占有”上受到黑格尔的影响。[9](P72)概而言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需要和承认等市民社会议题的讨论在《手稿》中都可以看到黑格尔的痕迹。所以,山之内靖会认为正是通过对黑格尔的重新确认使得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成为可能,[6](P6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此时马克思接受了古典经济学就完全与黑格尔断绝关系。实情只能是马克思不仅未断绝与黑格尔的关系,相反经济学和市民社会视域这种感性认知对马克思认识及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以上,我们承认在感性原则的确立方面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之深,但是如上所说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费尔巴哈,相反地某种程度上黑格尔到和马克思很接近。
  四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是对马克思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他们思想对立,费尔巴哈是直接以黑格尔为靶子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黑格尔重理性、文明,是个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重感性、自然,是个唯物主义者。这样两个思想异质的哲学家与马克思的关系错综复杂。黑格尔一生都对马克思产生影响;一般认为费尔巴哈在《手稿》之后对马克思的影响逐步下降,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但是最近新译的山之内靖的力作《受苦者的目光》通过缜密的论证和文本考察得出了费尔巴哈的以感性为基础的自然主义在后期马克思那里仍有重要影响[6](P165),笔者对此认同。我认为,对于这两个思想对抗且都对马克思产生终生影响的哲学家,在各个不同阶段对马克思的影响的关系进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在本文中,我们发现虽然二人都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但是黑格尔是马克思背后更加深层的逻辑,这已从《手稿》中的重要概念的分析对之进行了确证,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是黑格尔的学生。进一步讲,在我看来,虽然对三者复杂关系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但是仍然有很大的理论空间去从文本角度对之进行微观细致的分析。类似的问题,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期间,马克思第一次受到费尔巴哈著作的影响时对黑格尔展开的批判,如何理解此时三者间的关系是个很重要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笔者在本文仅仅是做一尝试,希望更多学者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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