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驾游幸，君臣相与吃喝：“雍容已餍天庖赐，俯伏初尝贡茗新。”（《次韵曾子开从驾二首》）
　　他在做中书舍人和知制诰时，每天要代表皇帝、太后发布各种奖励、慰劳、赏赐的文件，叫做“口宣”，比如元祐三年拟写的口宣：“赐镇江军节度使充集禧观使韩绛诏书茶药口宣，有敕。卿德齿俱高，诚请弥确。重以民事，久劳元臣。既饬还车，宣颁珍剂。尚加调养，以副眷怀。”
　　查检《苏轼文集》，涉及“茶药”的“口宣”超过了30条，可见，茶在当时宋朝內政外交、士民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口宣中提到的“珍剂”、“名剂”，既说茶，也说药，茶在中国古代，从来就被看作是一种药剂。
　　无上尊荣的背后隐藏着随时袭来的危机，苏轼危立魂惊之中，竟然思考起“收身早晚回”的问题来。黄庭坚送双井茶给他，劝他抽身而出，归隐山林。苏轼似乎被说服了，次韵说“江夏无双种奇茗，汝阴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汤雪生玑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诗后注曰：“草茶以双井为第一。画舫宿太湖，顾渚贡茶故事。双井在洪州分宁县，所产茶亦称双井，宋初以两浙所产日注为第一，自景祜后，双井渐胜，出于日注之上。”
　　元祐二年夏天，看到朋友宋构回川，他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宋构字承之，成都双流人，元丰七年为夔州路转运判官，绍圣三年提举川茶事。
　　元祜二年某日，老太师文彦博腹泻且疼，百药不效。苏轼献一方：“以生姜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璜，并草茶相等，煎服。”这个生姜加草茶的方子叫“宪宗姜茶汤”，治好了文彦博的病。
　　自上次黄州周穜送煎茶器具石铫，这次他收到来自巴蜀石工镌凿的一副茶磨之后，显然非常高兴，因此，他从煮茶“不问叶与骨”探究，说到“臼”的使用，然后说茶碾（磨）的产生，赞美“能创物”的“智者”。“前人初用茗饮时，煮之无问叶与骨。浸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予家江陵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次韵黄夷仲茶磨》）
　　苏轼从诗人的角度出发，纵横俯仰，形成了无比富厚的茶文化，这种文化，远非蔡君谟、丁谓、宋徽宗所及，即便是撰写《茶经》的陆羽，也要叹为观止。
　　特别是有关茶农民生问题时，苏轼坚决站在了茶农一边，这是陆羽无法办到的。当然，下面的章节也稍有侧重，将苏辙的巨功次第梳理。
　　熙宁、元丰年间，一群苛酷之臣经营四川茶马，变本加厉，到元祐元年秋，即有人上奏朝廷，言“陆师闵茶法为川陕所害，廉奏罢其太甚者”。苏辙元祐元年官右司谏，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疏《论蜀茶五害状》。
　　笔者初读此状，即从独尊苏轼，变为二苏共尊。昔“乌台诗案”发，苏轼身陷囹圄，苏辙上《为兄轼下狱上书》云“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一语，即震慑于心，而同其情。但是苏辙当时所救者，至亲兄长，今审其《论蜀茶五害状》，苏辙胸襟，由爱一人而爱天下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苏轼当年怜农，遭遇“诗案”，然苏辙之同情西蜀茶农，与苏轼异曲同工。宋之后，为三苏所立祠者遍布，香烟不断，无他，二人大有恩义于生民，大有恩义于天下也。 　　“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欣戴圣德无有穷已。唯有益、利、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贩卖百物。州县监司不敢何问，为害不细，而朝廷未加禁止。”好政策便民、利民，坏政策残民、害民。苏辙坚持认为王安石的市易法造成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影蔽市易，乱法乱政，为害不小。
　　接下来，苏辙陈述川陕四路中榷茶的历史，着重指出，淳化年间横征暴敛，造成茶贩王小波、李顺“因贩茶失职”，于是“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给朝廷带来无穷之灾。“近岁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间私买。然犹所收之息，止以四十万贯为额，供亿熙河。”苏辙在文中提到从川茶中“掊取”的收入，送到熙河的前线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天圣六年三月辛酉条：成都岁市布织纤数千万，以给秦陇军用，吏多隐克。”为应付西夏战争，馈饷多取给于四川及东南等地，于是，“天下赋税，川蜀为最”。而蜀中茶法，反复变化，民不知所从。一变：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间私买；二变：刘佐、薄宗闵提举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严；三变：吕陶奏乞改法，只行长引，令民自贩茶；四变：孙回、李稷极力掊取，息钱、长引二说并行，陆师闵奏乞于成都府置都茶场，客旅无见钱买茶，许以金银诸货折博，贱买贵卖。其结果则是：“每变取利益深，民益困弊。”
　　其三，多重增税，多行欺诈，茶税亏减，兼害酒课，商旅不行。苏辙特别从纸币交子兑换银钱的增减现象中，看到了茶法害政的情况。
　　其四，蜀道行于溪山之间，从四川运茶至陕西，最为辛苦。苏辙举例说，元丰初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运茶，不到两年，这些人死的死，逃的逃，没有剩下几个人了。茶官只好命令州县雇人搬运。雇不到人，就去差遣税户。百姓受其骚扰，一言难尽。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设置递铺。每隔15里就设立一铺，招收军士50人，起屋60间，政府投入经费156贯，加上民力的帮助，勉强能够运转。现在已经设了百余家递铺了。如果200家递铺建成，就增加了军士1万人，每年耗费衣粮20万贯以上。军士招收不足时，就让各州厢军顶替。每个州都缺人，事情总是难以奏功。还有，一个人运送茶，每天搬运四驮，重400余斤，回程是装载解盐，山谷中来去，危险重重，一旦天雨路滑，就危险了，货物损失，只好逃亡躲藏，造成悲剧。运茶之危险，称“纳命场”。苏辙详状递铺之害，如亲历然。
　　其五，蜀茶官榷，不仅害蜀，也害到陕西。“卖茶地分止于秦、凤、熙河，今遂东至陕府，侵夺蜡茶地分，所损必多。”苏辙并未囿于一隅，专为蜀茶说害，蜀茶官榷，还害及陕府，这是苏辙的大格局。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无所控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辙再度提及王小波、李順之乱：“假令万一蜀中稍有饥馑之灾，民不堪命，起为盗贼，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几何、费钱几何、杀人几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万贯钱，置此不虑，臣窃惑也。”苏辙看到王朝根基的稳固问题，高瞻远瞩，文后专疏弹劾陆师闵：“乞重行黜谪，以慰远方积年之愤。”苏辙的建议有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哀怜远民，罢放榷法；百姓自作交易，政府只收税钱。第二、所在茶场务只根据规定数量选买博马茶，确保朝廷武备。第三、如朝廷以为陕西边事尚未平息，不能立刻停止茶事，那就请先放宽驰榷禁，让百姓贩茶。第四、停止设置茶递，节省养兵衣粮及官吏缘茶所费息钱、食钱各种费用。第五、严惩贪冒茶官。 　　苏辙说：“陆师闵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请如意，为吏民所畏惮。若留在本职，虽特遣使命，恐必难以体量实害。欲乞先罢师闵职任。及利州路转运使蒲宗闵，昔同建议榷茶，曾窃冒恩赏，显有妨碍，亦乞指挥，不得同签书体量事。所贵官吏不忧后害，敢以实告。”
　　苏辙认为，赋税固然重要，如果伤及国本，失了民心，那不顾一切的“掊取”不过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因此苏辙继续奏状，要求贬窜那些见利忘义之茶官以及有关官员，首先上疏《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概状》弹劾郭概、韩玠二人。
　　郭概是朝廷派去调查蜀中茶、盐以及市易的提点刑狱，他的责任是调查实际情况，上报朝廷。但是这个人“观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报，并不指言实弊” ，又“畏惮茶官陆师闵，事势不敢依限体量。此又足以见其意在拖延，观望附会”，“今既不依朝旨相度，却于职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谓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肆行胸臆，情理难恕。”这就是严重的失职之罪了。还有一条罪状，袒护提举官韩玢，意欲趋附其时任右仆射的叔祖韩缜。苏辙还在其中加了一条郭概为官上的劣迹：“况概资品鄙陋，尝通判凤翔，坐失入死罪，去官系监，当资叙。因缘权幸致位监司，而附会欺谩略无顾惮。”因此苏辙建议朝廷“先行罢黜郭概，所有卖盐、榷茶、市易等事，乞别委官体量施行”。
　　提举官韩玢在数据统计时，以一个小小的灵泉县所收的利息增加了，就监督所有的县以灵泉县为标准，目的在于多得息钱。此人“或行遣，或释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临时圣旨指挥，非概人臣所当预定”。
　　最后，韩玢被贬窜，通判河南。移文也由苏辙亲拟：“敕具官某：尔家世公卿，当识治体。而西南之政，俾民惊扰，达于朕听。往贰西都，服我恩命，无怠循省。”
　　苏辙韧性十足，一鼓作气，一心一意要拿下陆师闵，他在《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中写道：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朝廷已差黄廉体量利害。乞先罢茶官陆师闵职任，使四路官吏不忧后患，敢以实害尽告黄廉。今闻朝廷却差黄廉就领茶事，臣窃以为黄廉若以专使按榷茶之弊，则身无利害，茶事巨细势必具陈。若身自领茶事，有课利增损、边计盈虚之责，则茶之为害，势必不肯尽言。兼朝廷本为远民无告，特遣此使，使事未达而就除外官，小民无知，必谓朝廷安于虐民，重于改法。此事体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谓陆师闵蠹害四路为日已久，不欲别差替人，淹延岁月，因黄廉在彼，即行替罢。事虽稍便，理有未尽。臣欲乞选差清强官一人，与黄廉同共体量，候了日赴阙面奏利害，所贵不敢隐蔽茶弊，四路之人终被德泽。谨录奏闻，伏候敕旨。”（《栾城集》卷三十八）
　　又有《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右，臣近奏乞选差清强官，与黄廉同体量蜀中茶法，寻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详定编敕所奏留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见差人同黄廉体量。伏乞检臣前奏，别选差一人，所贵黄廉不敢以课利增亏自作身计，尽具茶法利害闻奏。谨录奏闻，伏候敕旨。”（《栾城集》卷三十八）
　　苏辙在《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中判断说，如果朝廷罢去益、利路榷茶之法，有五个好处：一是益、利茶户，不会被官场“以贱价大秤抑勒收买”；二是“民间采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今既通商，则四色茶俱复采”；三是“所运减半，则茶递役兵及州郡雇脚，皆得轻减”；四是“陕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间，民皆食贱茶”，也就是说，那两个地方的百姓可以喝到价格便宜的茶；五是“益、利诸州百货通行，酒税课利理当自倍”，其他货物的税利会成倍增加。苏辙说：“由此观之，朝廷若但和买边郡合用茶数，只于边郡立榷法，其余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则上讲三说之弊自除，至于供给蕃部，收买战马之利，则与三说无异。以此较之，利害可见。谨录奏闻，伏候敕旨。”（《栾城集》卷四十一）
　　说一個人有创造力，表现在其破之后能立，立之有法、有理、有据、有力，可操作性强，管理省，民称便，国家安全。苏辙为保卫蜀茶所做的一连串事情正是如此。
　　苏轼对于蜀茶所遭受的不公平，也没有闲着。元裙三年十一月作《送周朝议守汉州》，怒斥“为西南病”的“二李”，说，岷江岷山的百姓都记恨他们，而挺身而出折其锋芒的，就有周朝议。朝议名表臣，字思道。“茶为西南病，岷俗记二李（谓杞与稷也）。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谓思道与侄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也）。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谓当收桑榆，华发看剑履。胡为犯风雪？岁晚行未已。念归诚得计，顾自为谋耳。吾闻江汉间，疮疳有未起。莫轻龚遂老，君王付尺箠。召还当有诏，挽袖谢邻里。犹堪作水衡，供张园林美。”苏轼赞扬包括周表臣在内的正直官员为蜀茶的权利奋起抗争的行为，并说，皇帝圣明，把为民请命的权力交付给像周表臣这样的老臣。苏轼鼓励说，通过你们的努力，蜀山蜀水，一定会更加美丽。
　　兄弟二人同在京城，并不轻松，兴龙节下着小雪，兄弟二人访王巩，就着小雪小饮，分享诗歌，这样的雅兴在元祐时期并不多见，二位国之干臣，实在是太忙、太累了。“银瓶泻油浮蚁酒，紫盎铺粟盘龙茶。”（《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付定国也》）（本选题部分图片由四川川茶研究会、三苏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