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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驾游幸,君臣相与吃喝:“雍容已餍天庖赐,俯伏初尝贡茗新。”(《次韵曾子开从驾二首》)
他在做中书舍人和知制诰时,每天要代表皇帝、太后发布各种奖励、慰劳、赏赐的文件,叫做“口宣”,比如元祐三年拟写的口宣:“赐镇江军节度使充集禧观使韩绛诏书茶药口宣,有敕。卿德齿俱高,诚请弥确。重以民事,久劳元臣。既饬还车,宣颁珍剂。尚加调养,以副眷怀。”
查检《苏轼文集》,涉及“茶药”的“口宣”超过了30条,可见,茶在当时宋朝內政外交、士民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口宣中提到的“珍剂”、“名剂”,既说茶,也说药,茶在中国古代,从来就被看作是一种药剂。
无上尊荣的背后隐藏着随时袭来的危机,苏轼危立魂惊之中,竟然思考起“收身早晚回”的问题来。黄庭坚送双井茶给他,劝他抽身而出,归隐山林。苏轼似乎被说服了,次韵说“江夏无双种奇茗,汝阴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汤雪生玑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诗后注曰:“草茶以双井为第一。画舫宿太湖,顾渚贡茶故事。双井在洪州分宁县,所产茶亦称双井,宋初以两浙所产日注为第一,自景祜后,双井渐胜,出于日注之上。”
元祐二年夏天,看到朋友宋构回川,他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宋构字承之,成都双流人,元丰七年为夔州路转运判官,绍圣三年提举川茶事。
元祜二年某日,老太师文彦博腹泻且疼,百药不效。苏轼献一方:“以生姜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璜,并草茶相等,煎服。”这个生姜加草茶的方子叫“宪宗姜茶汤”,治好了文彦博的病。
自上次黄州周穜送煎茶器具石铫,这次他收到来自巴蜀石工镌凿的一副茶磨之后,显然非常高兴,因此,他从煮茶“不问叶与骨”探究,说到“臼”的使用,然后说茶碾(磨)的产生,赞美“能创物”的“智者”。“前人初用茗饮时,煮之无问叶与骨。浸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予家江陵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次韵黄夷仲茶磨》)
苏轼从诗人的角度出发,纵横俯仰,形成了无比富厚的茶文化,这种文化,远非蔡君谟、丁谓、宋徽宗所及,即便是撰写《茶经》的陆羽,也要叹为观止。
特别是有关茶农民生问题时,苏轼坚决站在了茶农一边,这是陆羽无法办到的。当然,下面的章节也稍有侧重,将苏辙的巨功次第梳理。
熙宁、元丰年间,一群苛酷之臣经营四川茶马,变本加厉,到元祐元年秋,即有人上奏朝廷,言“陆师闵茶法为川陕所害,廉奏罢其太甚者”。苏辙元祐元年官右司谏,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疏《论蜀茶五害状》。
笔者初读此状,即从独尊苏轼,变为二苏共尊。昔“乌台诗案”发,苏轼身陷囹圄,苏辙上《为兄轼下狱上书》云“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一语,即震慑于心,而同其情。但是苏辙当时所救者,至亲兄长,今审其《论蜀茶五害状》,苏辙胸襟,由爱一人而爱天下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苏轼当年怜农,遭遇“诗案”,然苏辙之同情西蜀茶农,与苏轼异曲同工。宋之后,为三苏所立祠者遍布,香烟不断,无他,二人大有恩义于生民,大有恩义于天下也。 “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欣戴圣德无有穷已。唯有益、利、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贩卖百物。州县监司不敢何问,为害不细,而朝廷未加禁止。”好政策便民、利民,坏政策残民、害民。苏辙坚持认为王安石的市易法造成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影蔽市易,乱法乱政,为害不小。
接下来,苏辙陈述川陕四路中榷茶的历史,着重指出,淳化年间横征暴敛,造成茶贩王小波、李顺“因贩茶失职”,于是“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给朝廷带来无穷之灾。“近岁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间私买。然犹所收之息,止以四十万贯为额,供亿熙河。”苏辙在文中提到从川茶中“掊取”的收入,送到熙河的前线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天圣六年三月辛酉条:成都岁市布织纤数千万,以给秦陇军用,吏多隐克。”为应付西夏战争,馈饷多取给于四川及东南等地,于是,“天下赋税,川蜀为最”。而蜀中茶法,反复变化,民不知所从。一变: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间私买;二变:刘佐、薄宗闵提举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严;三变:吕陶奏乞改法,只行长引,令民自贩茶;四变:孙回、李稷极力掊取,息钱、长引二说并行,陆师闵奏乞于成都府置都茶场,客旅无见钱买茶,许以金银诸货折博,贱买贵卖。其结果则是:“每变取利益深,民益困弊。”
其三,多重增税,多行欺诈,茶税亏减,兼害酒课,商旅不行。苏辙特别从纸币交子兑换银钱的增减现象中,看到了茶法害政的情况。
其四,蜀道行于溪山之间,从四川运茶至陕西,最为辛苦。苏辙举例说,元丰初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运茶,不到两年,这些人死的死,逃的逃,没有剩下几个人了。茶官只好命令州县雇人搬运。雇不到人,就去差遣税户。百姓受其骚扰,一言难尽。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设置递铺。每隔15里就设立一铺,招收军士50人,起屋60间,政府投入经费156贯,加上民力的帮助,勉强能够运转。现在已经设了百余家递铺了。如果200家递铺建成,就增加了军士1万人,每年耗费衣粮20万贯以上。军士招收不足时,就让各州厢军顶替。每个州都缺人,事情总是难以奏功。还有,一个人运送茶,每天搬运四驮,重400余斤,回程是装载解盐,山谷中来去,危险重重,一旦天雨路滑,就危险了,货物损失,只好逃亡躲藏,造成悲剧。运茶之危险,称“纳命场”。苏辙详状递铺之害,如亲历然。
其五,蜀茶官榷,不仅害蜀,也害到陕西。“卖茶地分止于秦、凤、熙河,今遂东至陕府,侵夺蜡茶地分,所损必多。”苏辙并未囿于一隅,专为蜀茶说害,蜀茶官榷,还害及陕府,这是苏辙的大格局。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无所控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辙再度提及王小波、李順之乱:“假令万一蜀中稍有饥馑之灾,民不堪命,起为盗贼,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几何、费钱几何、杀人几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万贯钱,置此不虑,臣窃惑也。”苏辙看到王朝根基的稳固问题,高瞻远瞩,文后专疏弹劾陆师闵:“乞重行黜谪,以慰远方积年之愤。”苏辙的建议有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哀怜远民,罢放榷法;百姓自作交易,政府只收税钱。第二、所在茶场务只根据规定数量选买博马茶,确保朝廷武备。第三、如朝廷以为陕西边事尚未平息,不能立刻停止茶事,那就请先放宽驰榷禁,让百姓贩茶。第四、停止设置茶递,节省养兵衣粮及官吏缘茶所费息钱、食钱各种费用。第五、严惩贪冒茶官。 苏辙说:“陆师闵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请如意,为吏民所畏惮。若留在本职,虽特遣使命,恐必难以体量实害。欲乞先罢师闵职任。及利州路转运使蒲宗闵,昔同建议榷茶,曾窃冒恩赏,显有妨碍,亦乞指挥,不得同签书体量事。所贵官吏不忧后害,敢以实告。”
苏辙认为,赋税固然重要,如果伤及国本,失了民心,那不顾一切的“掊取”不过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因此苏辙继续奏状,要求贬窜那些见利忘义之茶官以及有关官员,首先上疏《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概状》弹劾郭概、韩玠二人。
郭概是朝廷派去调查蜀中茶、盐以及市易的提点刑狱,他的责任是调查实际情况,上报朝廷。但是这个人“观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报,并不指言实弊” ,又“畏惮茶官陆师闵,事势不敢依限体量。此又足以见其意在拖延,观望附会”,“今既不依朝旨相度,却于职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谓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肆行胸臆,情理难恕。”这就是严重的失职之罪了。还有一条罪状,袒护提举官韩玢,意欲趋附其时任右仆射的叔祖韩缜。苏辙还在其中加了一条郭概为官上的劣迹:“况概资品鄙陋,尝通判凤翔,坐失入死罪,去官系监,当资叙。因缘权幸致位监司,而附会欺谩略无顾惮。”因此苏辙建议朝廷“先行罢黜郭概,所有卖盐、榷茶、市易等事,乞别委官体量施行”。
提举官韩玢在数据统计时,以一个小小的灵泉县所收的利息增加了,就监督所有的县以灵泉县为标准,目的在于多得息钱。此人“或行遣,或释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临时圣旨指挥,非概人臣所当预定”。
最后,韩玢被贬窜,通判河南。移文也由苏辙亲拟:“敕具官某:尔家世公卿,当识治体。而西南之政,俾民惊扰,达于朕听。往贰西都,服我恩命,无怠循省。”
苏辙韧性十足,一鼓作气,一心一意要拿下陆师闵,他在《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中写道: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朝廷已差黄廉体量利害。乞先罢茶官陆师闵职任,使四路官吏不忧后患,敢以实害尽告黄廉。今闻朝廷却差黄廉就领茶事,臣窃以为黄廉若以专使按榷茶之弊,则身无利害,茶事巨细势必具陈。若身自领茶事,有课利增损、边计盈虚之责,则茶之为害,势必不肯尽言。兼朝廷本为远民无告,特遣此使,使事未达而就除外官,小民无知,必谓朝廷安于虐民,重于改法。此事体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谓陆师闵蠹害四路为日已久,不欲别差替人,淹延岁月,因黄廉在彼,即行替罢。事虽稍便,理有未尽。臣欲乞选差清强官一人,与黄廉同共体量,候了日赴阙面奏利害,所贵不敢隐蔽茶弊,四路之人终被德泽。谨录奏闻,伏候敕旨。”(《栾城集》卷三十八)
又有《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右,臣近奏乞选差清强官,与黄廉同体量蜀中茶法,寻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详定编敕所奏留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见差人同黄廉体量。伏乞检臣前奏,别选差一人,所贵黄廉不敢以课利增亏自作身计,尽具茶法利害闻奏。谨录奏闻,伏候敕旨。”(《栾城集》卷三十八)
苏辙在《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中判断说,如果朝廷罢去益、利路榷茶之法,有五个好处:一是益、利茶户,不会被官场“以贱价大秤抑勒收买”;二是“民间采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今既通商,则四色茶俱复采”;三是“所运减半,则茶递役兵及州郡雇脚,皆得轻减”;四是“陕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间,民皆食贱茶”,也就是说,那两个地方的百姓可以喝到价格便宜的茶;五是“益、利诸州百货通行,酒税课利理当自倍”,其他货物的税利会成倍增加。苏辙说:“由此观之,朝廷若但和买边郡合用茶数,只于边郡立榷法,其余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则上讲三说之弊自除,至于供给蕃部,收买战马之利,则与三说无异。以此较之,利害可见。谨录奏闻,伏候敕旨。”(《栾城集》卷四十一)
说一個人有创造力,表现在其破之后能立,立之有法、有理、有据、有力,可操作性强,管理省,民称便,国家安全。苏辙为保卫蜀茶所做的一连串事情正是如此。
苏轼对于蜀茶所遭受的不公平,也没有闲着。元裙三年十一月作《送周朝议守汉州》,怒斥“为西南病”的“二李”,说,岷江岷山的百姓都记恨他们,而挺身而出折其锋芒的,就有周朝议。朝议名表臣,字思道。“茶为西南病,岷俗记二李(谓杞与稷也)。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谓思道与侄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也)。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谓当收桑榆,华发看剑履。胡为犯风雪?岁晚行未已。念归诚得计,顾自为谋耳。吾闻江汉间,疮疳有未起。莫轻龚遂老,君王付尺箠。召还当有诏,挽袖谢邻里。犹堪作水衡,供张园林美。”苏轼赞扬包括周表臣在内的正直官员为蜀茶的权利奋起抗争的行为,并说,皇帝圣明,把为民请命的权力交付给像周表臣这样的老臣。苏轼鼓励说,通过你们的努力,蜀山蜀水,一定会更加美丽。
兄弟二人同在京城,并不轻松,兴龙节下着小雪,兄弟二人访王巩,就着小雪小饮,分享诗歌,这样的雅兴在元祐时期并不多见,二位国之干臣,实在是太忙、太累了。“银瓶泻油浮蚁酒,紫盎铺粟盘龙茶。”(《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付定国也》)(本选题部分图片由四川川茶研究会、三苏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