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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文学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台湾省出国（主要是指到欧美国家）的作家的作品；新移民文学则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涌起出国潮时期）从内地去往国外的作家的作品，本文中笔者将以留学生文学代表作《芝加哥之死》和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北京人在纽约》为例展开论述。
《芝加哥之死》是白先勇文笔完全成熟后的颠峰之作，以其自我的经验、情感生活为单纯线索，宣泄一己的自怜、自惭、自卑与自尊，写出了在脱离民族这一血缘共同体，又被从支撑这一共同体的社会剥离开去，在异乡谋生的“零余者”的心史。
主人公吴汉魂苦读六年，放弃了爱情，远离了社交，卖命地工作，终于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期间他甚至没能回台奔丧参加母亲的葬礼，但是當他拿到博士文凭时，不仅没有苦尽甘来、夙愿已偿的喜悦，反而陷入深深的迷惘：难道自己舍弃青春和生命，换来的就是这区区的一张薄纸？空虚荒芜和孤苦无助顷刻打压下来，令他夺门冲出了坚守六年的地下室，在红尘滚滚的大都会中，他急切地试图寻回自己生存的价值和继续奋斗的勇气，然而他站在陌生喧嚣的芝加哥面前，发现自己依然是个局外人，酒吧、妓女、黑夜交织而成的享乐和放纵令他感到窒息，无所适从，在繁华广阔的芝加哥竞难找到方寸之地落脚，他不需要别人，亦不被别人需要，唯一可做的是赶在白昼来临之前葬身于密歇根湖，获得自戕式的救赎。
人物名字“吴汉魂”，谐音“无汉魂”，与中国文化的含蓄平和、温柔敦厚的气质相比，美国文化显得直露、激荡，甚至咄咄逼人。一方面，异乡的流浪族犹如一粒粒种子，从一种文化土壤猛然被移植到完全迥异的另一种土壤之中，必然引发强烈的不适与尴尬；另一方面，留学本就是在中国的分裂穷困和自身的穷愁潦倒之下做出的选择，因此他们又必须表现出与过去，与传统，与根的决裂和断绝，于是，他们也就此失去了情感依托和精神归属。努力追求的终得不到，刻意拒斥的总还缠绕，这种两难处境使吴汉魂的内心一直处于挣扎和撕扯之中：向往西方物质文明但苦于无法融入，无法摆脱母体文化又不愿认同，没有归属地，惟有死。吴汉魂的死貌似精神失常或一念之差，但他的死却绝不是突发的病态，而是一种苦闷至极无法排遣直至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的唯一结果，是心灵痛苦和精神磨难的最终总爆发。
当我们深潜入《芝加哥之死》的文本当中，细细咀嚼与品味时，我们发现，白先勇在这篇小说中所要阐发和揭示的，并不只是吴汉魂个人的命运悲剧。那些境况遭际与吴汉魂类似的流浪者们被抛入了文化夹缝的“荒原”中，他们就如同割舍了树的母体的病叶，飘零辗转于风中，没有可以依托的大地。吴汉魂是以死亡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最终答案，但普遍存在的困境却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一并消失，它依然现实而又不无残酷地横亘在每一个面对着它的人面前。
相较于《芝加哥之死》中对“边缘人”留学生吴汉魂空虚焦虑的心灵书写，《北京人在纽约》则塑造出改革开放以来，心怀“美国梦”远走异乡的知识分子群像，展现出整个社会在价值取向上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具体显化的外在表现则是主人公王起明。
王起明是到大洋彼岸寻梦的，他是一个经历了自我价值失落，人生奋斗挣扎，在美国站住了脚跟却又难圆美国梦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王起明和妻子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迎面撞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我价值的失落。作为国内事业有成的知识分子，王起明夫妇在纽约只能屈居人下来打工挣钱，从洗盘子、切菜、擦地板、送外卖这些最卑贱的活干起，王起明曾经幻想过保留一点自我价值，介绍自己都不忘说出自己在国内的体面身份，招来的却是女老板阿春的嘲弄和加油站老板的揍打，连老资格的打工仔都可以随意欺侮他，王起明把这种做吃力卖命的工作，在人前低头的打工生活称作“装孙子”，认清现实中的“装孙子”是王起明的一大“进步”，他叫妻子剪去自己后脑勺上的小辫子，重新开始自己的下一段人生，击溃王起明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大卫夺走结发妻子的奇耻大辱，使他们在异国他乡劳燕分飞——这足以使一个怯懦的人从此一蹶不振，然而，作为生活的强者，王起明在遍体鳞伤的同时逐渐看清一个事实，在金钱帝国里人情关系的淡薄和基本价值的失落，没有事业，没有钱，他将丧失一切，永远一文不名，于是他奋发图强，锐意进取，勇敢地进行人生的冒险，于此同时也在金钱和事业面前更加现实和冷漠。
但美国梦毕竟难圆，王起明终于从打工仔变成了王老板，但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幸福，他“望女成凤”，却被女儿由纯洁的东方女孩到完全西化的性开放女郎的逐步蜕变而重重击溃，他并非野心勃勃的赌徒，他的良心“只让狗吃了一半”，他陷入长久无解的自我矛盾当中。王起明，这个北京国家级乐团的大提琴手，最后变成了纽约一个小小制衣厂碌碌无为胸无大志的王老板，这就是他寻到的美国梦。
总览这两部著名的海外华文代表作品，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存在的差异，第一点，留学生文学中主要着重描写男性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失落，而新移民文学则主要反映出男性主人公奋斗环境的艰辛和励精图治的决心；第二点，留学生文学中的男性主人公有浓得化不开的“无根的迷惘”的情感，新移民文学中的男性主人公则具有相当清晰的“我的根在中国”的东方价值观认同感；第三点，留学生文学中男性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比较单一贫乏、色彩灰暗、基调沉重；新移民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人生历练更为丰富、色调更为明快。
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一起，共同记录了华人在海外由艰辛奋斗逐步走向自立和成功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从留学生文学的单一到新移民文学的多元，从留学生文学的灰暗到新移民文学的明快，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中国的迅速发展，留学在外的学生与学成归来的华人必然日益增多，我们期待着更多、更深刻、更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文学作品出现。
《芝加哥之死》是白先勇文笔完全成熟后的颠峰之作，以其自我的经验、情感生活为单纯线索，宣泄一己的自怜、自惭、自卑与自尊，写出了在脱离民族这一血缘共同体，又被从支撑这一共同体的社会剥离开去，在异乡谋生的“零余者”的心史。
主人公吴汉魂苦读六年，放弃了爱情，远离了社交，卖命地工作，终于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期间他甚至没能回台奔丧参加母亲的葬礼，但是當他拿到博士文凭时，不仅没有苦尽甘来、夙愿已偿的喜悦，反而陷入深深的迷惘：难道自己舍弃青春和生命，换来的就是这区区的一张薄纸？空虚荒芜和孤苦无助顷刻打压下来，令他夺门冲出了坚守六年的地下室，在红尘滚滚的大都会中，他急切地试图寻回自己生存的价值和继续奋斗的勇气，然而他站在陌生喧嚣的芝加哥面前，发现自己依然是个局外人，酒吧、妓女、黑夜交织而成的享乐和放纵令他感到窒息，无所适从，在繁华广阔的芝加哥竞难找到方寸之地落脚，他不需要别人，亦不被别人需要，唯一可做的是赶在白昼来临之前葬身于密歇根湖，获得自戕式的救赎。
人物名字“吴汉魂”，谐音“无汉魂”，与中国文化的含蓄平和、温柔敦厚的气质相比，美国文化显得直露、激荡，甚至咄咄逼人。一方面，异乡的流浪族犹如一粒粒种子，从一种文化土壤猛然被移植到完全迥异的另一种土壤之中，必然引发强烈的不适与尴尬；另一方面，留学本就是在中国的分裂穷困和自身的穷愁潦倒之下做出的选择，因此他们又必须表现出与过去，与传统，与根的决裂和断绝，于是，他们也就此失去了情感依托和精神归属。努力追求的终得不到，刻意拒斥的总还缠绕，这种两难处境使吴汉魂的内心一直处于挣扎和撕扯之中：向往西方物质文明但苦于无法融入，无法摆脱母体文化又不愿认同，没有归属地，惟有死。吴汉魂的死貌似精神失常或一念之差，但他的死却绝不是突发的病态，而是一种苦闷至极无法排遣直至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的唯一结果，是心灵痛苦和精神磨难的最终总爆发。
当我们深潜入《芝加哥之死》的文本当中，细细咀嚼与品味时，我们发现，白先勇在这篇小说中所要阐发和揭示的，并不只是吴汉魂个人的命运悲剧。那些境况遭际与吴汉魂类似的流浪者们被抛入了文化夹缝的“荒原”中，他们就如同割舍了树的母体的病叶，飘零辗转于风中，没有可以依托的大地。吴汉魂是以死亡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最终答案，但普遍存在的困境却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一并消失，它依然现实而又不无残酷地横亘在每一个面对着它的人面前。
相较于《芝加哥之死》中对“边缘人”留学生吴汉魂空虚焦虑的心灵书写，《北京人在纽约》则塑造出改革开放以来，心怀“美国梦”远走异乡的知识分子群像，展现出整个社会在价值取向上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具体显化的外在表现则是主人公王起明。
王起明是到大洋彼岸寻梦的，他是一个经历了自我价值失落，人生奋斗挣扎，在美国站住了脚跟却又难圆美国梦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王起明和妻子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迎面撞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我价值的失落。作为国内事业有成的知识分子，王起明夫妇在纽约只能屈居人下来打工挣钱，从洗盘子、切菜、擦地板、送外卖这些最卑贱的活干起，王起明曾经幻想过保留一点自我价值，介绍自己都不忘说出自己在国内的体面身份，招来的却是女老板阿春的嘲弄和加油站老板的揍打，连老资格的打工仔都可以随意欺侮他，王起明把这种做吃力卖命的工作，在人前低头的打工生活称作“装孙子”，认清现实中的“装孙子”是王起明的一大“进步”，他叫妻子剪去自己后脑勺上的小辫子，重新开始自己的下一段人生，击溃王起明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大卫夺走结发妻子的奇耻大辱，使他们在异国他乡劳燕分飞——这足以使一个怯懦的人从此一蹶不振，然而，作为生活的强者，王起明在遍体鳞伤的同时逐渐看清一个事实，在金钱帝国里人情关系的淡薄和基本价值的失落，没有事业，没有钱，他将丧失一切，永远一文不名，于是他奋发图强，锐意进取，勇敢地进行人生的冒险，于此同时也在金钱和事业面前更加现实和冷漠。
但美国梦毕竟难圆，王起明终于从打工仔变成了王老板，但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幸福，他“望女成凤”，却被女儿由纯洁的东方女孩到完全西化的性开放女郎的逐步蜕变而重重击溃，他并非野心勃勃的赌徒，他的良心“只让狗吃了一半”，他陷入长久无解的自我矛盾当中。王起明，这个北京国家级乐团的大提琴手，最后变成了纽约一个小小制衣厂碌碌无为胸无大志的王老板，这就是他寻到的美国梦。
总览这两部著名的海外华文代表作品，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存在的差异，第一点，留学生文学中主要着重描写男性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失落，而新移民文学则主要反映出男性主人公奋斗环境的艰辛和励精图治的决心；第二点，留学生文学中的男性主人公有浓得化不开的“无根的迷惘”的情感，新移民文学中的男性主人公则具有相当清晰的“我的根在中国”的东方价值观认同感；第三点，留学生文学中男性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比较单一贫乏、色彩灰暗、基调沉重；新移民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人生历练更为丰富、色调更为明快。
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一起，共同记录了华人在海外由艰辛奋斗逐步走向自立和成功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从留学生文学的单一到新移民文学的多元，从留学生文学的灰暗到新移民文学的明快，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中国的迅速发展，留学在外的学生与学成归来的华人必然日益增多，我们期待着更多、更深刻、更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文学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