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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高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备受书史推崇，垂范千古。殊不知清代诗人宋琬集“二王书”杜甫秦州杂诗，因其诗书合一，同臻妙境，故世称《二妙轩碑》，其艺术成就当不下于《圣教序》；前者整饬、典雅，后者潇洒空灵，更能体现王书风采。《二妙轩碑》布置巧妙，气势连贯，蔚为壮观。同时，摹刻精到，格高韵古，可谓轩轾《圣教》，书苑瑰宝。
【关键词】杜甫 秦州杂诗 宋琬 二妙轩碑 南郭寺
一、弁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度攻入唐都长安，唐玄宗逃难奔蜀。756年，太子李亨乘机在灵武继位，名号肃宗。自此，拉开了玄宗和肃宗父子之间的权力斗争。肃宗极力排斥玄宗旧臣，宰相房耕成为首革之人，被罢黜相位，同党受株连，杜甫和京师大云寺主持赞公均为房耕至交，因而皆受牵连。赞公被贬，杜甫只身西去秦州。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出走华州司功参军之任，立秋后跟随流民，携眷西行，离开关中，翻越陇山，出大震关向西，经由张家川、清水南下到达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位于陕甘交界处的陇山西侧，唐代属陇右道所辖，隋唐时在此设有秦州郡。诗圣流寓秦州期间，贫病交加，生活困顿，以其饱蘸血泪的生花妙笔，为陇右的山水注入了不朽的精神和灵魂。从麦积山到南郭寺，从东柯谷到魏嚣宫，其足迹遍及古秦州的山山水水，且留下了《秦州杂诗二十首》以及纪行、怀亲、咏物、遣兴诗共计117首，统称“陇右诗”。纵观杜甫的陇右诗，在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基础上更增添了亘古少有的“沉郁顿挫”风格，蕴含了厚重的文化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和审美价值。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山东莱阳人宋琬以诗人身份出任分巡陇右道兵备佥事，驻节秦州。宋琬勤于职司，深得秦州百姓爱戴，能诗善书。宋琬一向心仪杜甫，人称“杜痴”。恰好秦州是杜甫当年的流寓地，百十首“秦州杂诗”早已广为流传。宋琬在浏览秦州胜迹时，去得最多的地方大概要算城北玉泉观李杜祠堂了。那里原有许多刻石，其中好几块就刻着杜甫的诗歌，但其对刻石的书法不满意，再加上李杜祠堂破败不堪，于是宋琬心中萌动了新建李杜祠堂、因取先生流寓诸诗，集古人书法重刻杜诗的想法：“庶使后人之来此者，按籍而知遗迹之所在”（宋琬《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石刻跋》）。次年，宋琬在新建的李杜祠堂中专辟一轩，精选杜甫《秦州杂诗》中的60首，“构求二王笔法”，同时以兰州肃府本《淳化阁帖》为底本，又旁求古人墨迹，采撷陕西富平青石数十块，并请来兰州著名摹勒书法家张正言、张正心兄弟摹刻，历时一年之久，集诗、书二妙为一体的秦州杜诗石刻终于镌刻成碑，立于秦州玉泉观杜甫祠堂（今已圯）。
二、宋琬生平及其诗书考略
宋琬（1614—1673年），字玉叔，号荔裳，一号漫人，别署二乡亭（醉乡、梦乡）主人。祖居溪聚村，莱阳（今属山东）人。顺治四年（1647年）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授戶部主事，累迁浙江按察使，出为陇西道。宋琬在秦州任职三年，清正廉洁；不仅完成了杜诗石刻，还主持编纂了州志，整修了河堤。奖励生产，减轻赋税，压抑豪强，改革陈规陋习，使当地民风为之一新。顺治十一年六月秦州发生大地震，其诗云：“板屋尽丘墟，坚城无遗堞。余也对残黎，呼天眼流血”。
表达了对当地百姓的深切同情。灾难当头，宋琬全力以赴抚恤灾民，助其重建家园；因国库空虚，他一面采取措施赈济百姓，一面“出家财，自莱阳邮政以恤其灾”，并捐献薪俸，重修城垣。因其救灾有功，陕甘总督上奏荐举，清廷“钦赐蟒服加一级，优升永平副使，管军饷”。在京为官期间，宋琬豪气十足，决心做出一番大事业。然而，这种生活对宋琬来说不过是昙花一现，受职不到三年却因其父抗清之事被捕入狱。
顺治十八年（1661年）擢浙江按察使。十月，宋琬的族侄宋彝秉（又作宋奕炳）因盗窃案发，次月，宋琬及其妻、孥、侄等被逮往京城，再次被捕下狱，关入西曹刑部大牢。身为重囚，宋琬在狱中饱受煎熬，备受凌辱。康熙二年（1663年）十一月，由于大司空蒋国柱亲赴莱阳核查，“知其冤，力为申雪”方得解脱。宋琬出狱后并未官复原职，朝廷不予起用。此后不久，宋琬再次流寓吴越一带，不料浙江又起狱案，宋琬又被牵连其中，几乎再度入狱，幸得蒋国柱再施援手，保救得释。康熙四年（1665年）后，宋琬先后寓居于杭州、江宁（今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备尝艰辛；“谗遘含沙，七尺卒逃于鼎镬；身如败叶，八年飘泊于江湖”（宋琬《贺山东袁抚台新任启》），至康熙十一年起用，授四川按察使。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宋琬回莱阳省亲后，不顾身体患病，奉命赴京觐见康熙皇帝。适逢吴三桂在云南、四川叛乱，举兵攻陷成都，因家属留蜀，京中宋琬闻讯后惊悸忧愁，以致气塞胸臆病逝于京都馆舍，享年59岁。
宋琬自幼聪慧，刻苦好学，“年虽尚少，而诗文名实闻见四方”（王熙《宋琬墓志》）。宋琬在清初有“一代诗宗”之誉，与安徽宣城施润章一道开创了清代诗歌创作的先河，合称“南施北宋”。在京城与给事中严沆，部郎施润章、丁澎饮酒赋诗，相互酬唱，名动京师，时有“燕台七子”之称。清乾隆六十年《清水县志·宋琬赞》云：“国朝诗推朱王施宋故荔裳先生之诗，数十年来常讯咏不绝口。”和宋琬同时代的金之俊在为《安雅堂集》所作的序中说：“其思深，共识宏，其虑远，其情长，其气清以厚，其调隽以永，其格严以老，其言确而质”。王渔洋（士祯）《池北偶谈》中载其：“诗颇类陆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沈德潜《清诗别裁》说：“宋以雄健磊落胜”。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认为其：“才气充沛，似过于施”。乾隆十一年（1746年），尹继善《读安雅堂拾遗集有作》诗云：
“安雅堂中句，由来北宋传。杜、韩堪并驾，庾、鲍可齐肩。
祖德真良治，孙谋有象贤。遗诗同韦、孟，奕世又重编。”
清人张重启在《未刻安雅堂集序》中说他：“文则追踪两汉，赋则媲美三都，诗兼庾鲍李杜之长，词檀秦柳苏黄之胜，四海之内，五十多年来无不知荔裳先生之为人者”。宋琬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诗歌创作兼善各体；从古体、近体、排律、绝句到不拘形式的歌行体，尤以古体诗和律诗为胜，其诗感情真挚深沉，寓意深远，语言凝炼，奇丽清新。适当吸收了民间口语和地方方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其诗作内容大多抒写个人穷愁、哀伤，也有一些暗寓故国之思的作品。诗风雄浑，情调感伤。用凝炼而形象的语言描绘祖国的锦绣河山，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所到之处的名胜古迹都形之于笔墨，见诸于文章。宋琬一生著述颇丰，现存诗1333首、词165首、文223篇，此外还有赋2篇、杂剧《祭皋陶》一卷，著作有《安雅堂全集》二十卷；《安雅堂诗》八卷、《安雅堂文集》、《安雅堂书启》、《安雅堂未刻稿》、《永平府志》、《入蜀集》、《二乡亭词》，另外，还有乐府集《祭皋陶》等。 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王士祯曾审定其诗稿三十卷。宋琬入蜀后又结集《入蜀集》一部。据记载，宋琬最早的刻本为《荔裳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正式刊刻稿为《安雅堂文集》二卷，《安雅堂诗》一卷，系作者康熙五年（1666年）寓居苏州时所刻。宋琬死后，其子思勃和族孙邦宪先后多次搜罗补辑，共凑成二十卷，其中大部分是未刻稿。由于宋琬诗词刊刻较少，故清人卢见曾在编选《山左诗抄》时，就有“未见其全”之憾。另据《登州府志》记载宋琬还写有《秦州纪异》、《治蜀条例》和《治蜀谳案》各一卷，“皆事理详尽，文亦简净不俗”。由于宋琬的诗名太盛，书法成就反为其所掩，鲜为后人道及；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其：“诗入韩柳之室，书得羲献之意”。终其一生，宋琬对书法孜孜以求；少时接受董其昌面聆教诲，青年时拜师于王铎而得其真传，平生与陈洪绶、崔子忠、高士奇、郑簠、祁豸佳等著名书画家交谊深厚。终其一生，宋琬对书法艺术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书法创作达到了相当水准，尤可称道的是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著名的《二妙轩碑》。
宋琬出身名门，高祖宋黻，是明代莱阳第一个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父应亨，天启进士，历任大名府清丰县知县、吏部郎中。仲兄璜，崇祯进士，授礼部观政、杭州府推官。在莱阳宋家有“父子三进士”之誉。宋琬世代诗书传家，幼年即习诗文，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和扎实的书法训练。自崇祯三年起，应县府试皆第一，以高材生拔贡，入京师，游太学。宋琬《祁止祥书帖后》一文追忆了少时学书得到董其昌言传身教的情景：“昔予弱冠从先大夫宦游京邸，董文敏公为大宗伯，年八十矣。丰神散朗，矍铄如壮盛时。间一过从，谈笑终日始去。雅喜为先人作书，余尝储吴绫宣德纸，伺先生至，辄怂恿先大夫求之。挥毫泼墨，甚乐也。惜乎童稚之年，勿知贵爱，中更丧乱，遂无什一存者。”宋琬家藏书画甚富，《安雅堂未刻稿》中有鬻物诗十首，皆摹写罹狱前后鬻卖家私之状，所卖书画有王献之法帖、米芾书作、黄公望画幅和崔子忠画屏等。其中《鬻字》写卖米芾书作：
“海岳先生起我饥，赫蹏半纸世间稀。
鸾回鹊顾差能似，泽国山城忍暂违。
飞动自形诸蔡拙，风流真觉大苏肥。
一缣一字徒虚耳，售得囊钱仆喜归。”
又有《鬻帖》诗云：
“空囊垂敝讵堪茹，大令《银钩》劫火余。
秘本共传唐内府，装池甚羡董尚书。
久抛墨砚柳生肘，持换朱提釜中鱼。
屋漏几行苔藓积，鹅群犹似在吾庐。”
诗序曰：“献之帖二本，董文敏用羊毛笔跋其后，盖澄心堂旧帖也。”由此可见宋家对古代书画收藏之盛，其中不乏稀世国宝和传世珍品，藉此可大致推知董其昌与宋家关系如此密切之原因，亦可推知宋琬受二王及董其昌书法影响之深。宋琬对董其昌书法艺术的认识和评价，可以从其《题张幼量所收董宗伯卷》中得知：“文敏书法，人多喜其姿态飘逸，如簪花倩女，有回风舞雪之致耳。至其用羊毛笔作擘窠书，则别为一格，真有绛云在天、卷舒自如之妙。无论世俗纷纷，罔知爱重，即文敏生平，亦不数数涉笔。譬如右军父子篇翰最多，而得意者惟在《官奴》、《鹅群》诸帖，兴会所臻，在当日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幼量得此，允为鸿宝，而患难以来，留之于图书放失之余，尤可宝也。”这段对同时代书家书作的形象化评论，现在看来，确为的评，经得住历史检验，而宋琬实乃“知其所以然者”。
宋琬对董其昌书法的酷爱，亦可从他的一首七律中得到佐证。曾题云：“崇圣院壁间石刻诸经，为黄慎轩、董思白及严印持忍公诸先生书，字法端严，钩摹精好，坐卧其侧，并拓数本以归”，诗云：
“支许风流迥不群，古墙花雨尚纷纷。
由来高士通三昧，可但中郎喜八分。
贝叶何年镂玉版？鲛人终夜护龙文。
我来盥手寻遗墨，绝胜羊生白练裙。”
宋琬《祁止祥书帖后》言及自己拜师王铎学书之事：“及余成进士，始得师事王文安公。公于后进最爱余，亦雅喜为余作书。”可见宋琬深得王铎器重。宋琬亦尊于其师：“其论前人书法甚精，独于文敏有取焉”。宋琬师法王铎，不是直接学习王铎的书法面目和书法风格，而是学习王铎的取法，直入二王堂奥，书得羲献之法，旁参鲁公笔意，形成自家风貌，可谓青出于蓝。
宋琬的书法造诣深厚，书法成就在《益州书画录补遗》、《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等典籍有载。由于诗、书俱佳，所以当世名流纷纷求宋琬为画像题诗文、为字画题跋语，甚至于宋琬的赠诗、尺牍等片言只语，人争宝之。董俞《二乡亭词序》开篇直书：“莱阳宋荔裳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久矣。乃人称其登临燕集之暇，好为小词，甫脱稿，辄为好事袖去。”宋琬一生诗作宏富，题赠無数，可惜宋琬的墨迹传世极稀。烟台市博物馆藏信札一封，实为凤毛麟角，弥足珍贵。此外，河北省昌黎县五峰山韩文公祠尚留存宋琬任永平道时所书《云峰寺》、《宿五峰山》、《东五峰》、《西峰雨中》等诗碑。宋琬与当世号为“南陈北崔”的陈洪绶和崔子忠、礼部侍郎高士奇、上元郑簠、山阴祁豸佳等多有交谊。宋琬曾为陈洪绶的绘画《何天章行乐图》卷题过款，此画卷现藏于苏州博物馆。他与崔子忠是莱阳同乡，又都是“山左大社”的骨干，且其父应亨与崔子忠为同窗好友，自然与崔子忠的交情更为深厚，所藏崔子忠丹青墨宝当不在少。宋琬《鬻画屏》诗序曰：“崔子忠画辋川图二十幅”。宋琬在为礼部尚书、书画家王崇简所作《王敬哉诗序》中所记：“犹忆上元之夕，余与米子吉土、崔子青蚓（米寿都，字吉土，米万钟子。崔子忠，号青蚓——引者注）从灯市醉归，道经大明门，天大雪，夜少人，因下马狂呼，蹈藉雪中。明旦视之，衣履尽污。敬哉独约手忍寒，清吟微笑而已。”
宋琬与能诗善书精鉴赏的大收藏家高士奇有来往，高士奇《城北集》中有《答宋荔裳赠安雅堂集》诗二首可以为证。宋琬与书法家郑簠也有交情，《安雅堂未刻稿》中收有宋琬写给郑簠的一首七言古诗《赠郑汝器歌》，诗序：“莆田宋珏，善八分，郑之师也。”诗云： “近代八分复何有，专家独让莆田叟。
作者纷纷祖唐隶，臃肿支离转粗丑。
郑君博物饶天姿，书法遒劲多离奇。
老笔纵横森剑戟，尺幅光怪盘蛟螭。
大书径尺悬赑屃，仿佛再见峄山碑。
家藏图书半秦汉，陈仓石鼓宣王诗。
岣嵝传疑夏王禹，《之罘》篆刻丞相斯。
缥缃卷帙各精好，岩搜壑剔将无遗。
我来焚香肆展阅，神游三代观鼎彝。
主人爱客出斗酒，高斋日午桐阴移。
况复髯兄善豪饮，醉挥三百金屈卮。
君从壁上观人醉，独踞匡床作奇字。
泼墨淋漓四座惊，咫尺苍茫风雨至。
昔我持节陇首经，磨洗中郎《郙阁铭》。
会将什袭称双绝，置向浮岚暖翠亭。”
诗跋：“余家藏黄大痴山水曰《浮岚暖翠图》，因以名亭。”这首古诗不仅显示了宋琬充沛的艺术才情和深厚的书法涵养，也真实再现了郑簠作为一代隶书大家的艺术形象，是研究郑簠的重要史料之一。宋琬还为祁豸佳《宝彝堂帖》作过跋文《祁止祥书帖后》，通篇跋文反映了宋琬的一些书法思想和观点。宋琬认为，董其昌、王铎殁后，“士大夫擅临池者颇少，惟山阴祁止祥为得文敏公笔法”。高度称赞祁豸佳所书、伍君士长所刻《宝彝堂帖》，“矩矱井然，犹有晋人风度。人但知君绘事之妙，而不知其兼长绝艺有如此。班固有言：世人徒见杨子云状貌禄位，不及中人，故其《法言》不传。今君名爵虽不逮二公，然当世有伍君者，能笃好而传之，是亦羊欣之于子敬也。此帖出，当与两文公相为鼎足。君老矣，当及今矍铄时，广书数十百本流布人间，勿使他年求其片蹏只字，如青李来禽，断缺不可读也。”
宋琬在书法理论方面没有形成专著和论文，所以也见不到其完整的书法思想体系。他的书法思想和观点只是散见于他的大量诗文中。如《王季友诗序》中有言：“譬之于书，邯郸淳之于古文，史籀、程邈之于大小篆，蔡邕、毛弘之于八分，张伯英之于草书，羲、献父子之于行楷，莫不自成一家，深造于能事之精微。后之人或欲易其波磔点画，则人将从而笑之。然此数君子者，其气魄已销亡矣；其法虽存，其巧不可得而传也。故昔之善学书者，至于发冢呕血，废眠食、濡毛发以求之。猝然有得，变化乃生。阳开阴阖，雷兴电逝。山岳之崩颓，日月之薄蚀，举不足入其胸中，而后蛟龙神怪出没于吾之指端，而作者不自知也。夫一艺之成，非专精且不能至，而况于诗乎？今季友之诗，已卓然名家，而于临池尤甚精，触类而进之，日新而不知止。则二者之长，古人未知其孰胜也。”又如《题梵公上人论王右军书卷后》云：“昌黎之评右军，似为失言，梵公驳之当矣。乃其送高闲上人，则极称张长史书，以为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亦少褒矣。岂其独善草书，而不知行楷中自有簪花垂露之妙耶？之二者不具论，吾独喜夫梵公之多艺而好辨也。岂昌黎所云浮图氏善幻而多技能者耶？则即以梵公之论书，为支遁之谈禅可也。”再如《沈伊在诗序》中有句：“嗟乎！书画虽小技乎，古人往往触类而益进。张旭之于蛇斗，右军之于鹅群是已。”诸如此类的书法妙论，不一而足，在《安雅堂全集》中時可见到。
【关键词】杜甫 秦州杂诗 宋琬 二妙轩碑 南郭寺
一、弁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度攻入唐都长安，唐玄宗逃难奔蜀。756年，太子李亨乘机在灵武继位，名号肃宗。自此，拉开了玄宗和肃宗父子之间的权力斗争。肃宗极力排斥玄宗旧臣，宰相房耕成为首革之人，被罢黜相位，同党受株连，杜甫和京师大云寺主持赞公均为房耕至交，因而皆受牵连。赞公被贬，杜甫只身西去秦州。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出走华州司功参军之任，立秋后跟随流民，携眷西行，离开关中，翻越陇山，出大震关向西，经由张家川、清水南下到达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位于陕甘交界处的陇山西侧，唐代属陇右道所辖，隋唐时在此设有秦州郡。诗圣流寓秦州期间，贫病交加，生活困顿，以其饱蘸血泪的生花妙笔，为陇右的山水注入了不朽的精神和灵魂。从麦积山到南郭寺，从东柯谷到魏嚣宫，其足迹遍及古秦州的山山水水，且留下了《秦州杂诗二十首》以及纪行、怀亲、咏物、遣兴诗共计117首，统称“陇右诗”。纵观杜甫的陇右诗，在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基础上更增添了亘古少有的“沉郁顿挫”风格，蕴含了厚重的文化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和审美价值。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山东莱阳人宋琬以诗人身份出任分巡陇右道兵备佥事，驻节秦州。宋琬勤于职司，深得秦州百姓爱戴，能诗善书。宋琬一向心仪杜甫，人称“杜痴”。恰好秦州是杜甫当年的流寓地，百十首“秦州杂诗”早已广为流传。宋琬在浏览秦州胜迹时，去得最多的地方大概要算城北玉泉观李杜祠堂了。那里原有许多刻石，其中好几块就刻着杜甫的诗歌，但其对刻石的书法不满意，再加上李杜祠堂破败不堪，于是宋琬心中萌动了新建李杜祠堂、因取先生流寓诸诗，集古人书法重刻杜诗的想法：“庶使后人之来此者，按籍而知遗迹之所在”（宋琬《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石刻跋》）。次年，宋琬在新建的李杜祠堂中专辟一轩，精选杜甫《秦州杂诗》中的60首，“构求二王笔法”，同时以兰州肃府本《淳化阁帖》为底本，又旁求古人墨迹，采撷陕西富平青石数十块，并请来兰州著名摹勒书法家张正言、张正心兄弟摹刻，历时一年之久，集诗、书二妙为一体的秦州杜诗石刻终于镌刻成碑，立于秦州玉泉观杜甫祠堂（今已圯）。
二、宋琬生平及其诗书考略
宋琬（1614—1673年），字玉叔，号荔裳，一号漫人，别署二乡亭（醉乡、梦乡）主人。祖居溪聚村，莱阳（今属山东）人。顺治四年（1647年）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授戶部主事，累迁浙江按察使，出为陇西道。宋琬在秦州任职三年，清正廉洁；不仅完成了杜诗石刻，还主持编纂了州志，整修了河堤。奖励生产，减轻赋税，压抑豪强，改革陈规陋习，使当地民风为之一新。顺治十一年六月秦州发生大地震，其诗云：“板屋尽丘墟，坚城无遗堞。余也对残黎，呼天眼流血”。
表达了对当地百姓的深切同情。灾难当头，宋琬全力以赴抚恤灾民，助其重建家园；因国库空虚，他一面采取措施赈济百姓，一面“出家财，自莱阳邮政以恤其灾”，并捐献薪俸，重修城垣。因其救灾有功，陕甘总督上奏荐举，清廷“钦赐蟒服加一级，优升永平副使，管军饷”。在京为官期间，宋琬豪气十足，决心做出一番大事业。然而，这种生活对宋琬来说不过是昙花一现，受职不到三年却因其父抗清之事被捕入狱。
顺治十八年（1661年）擢浙江按察使。十月，宋琬的族侄宋彝秉（又作宋奕炳）因盗窃案发，次月，宋琬及其妻、孥、侄等被逮往京城，再次被捕下狱，关入西曹刑部大牢。身为重囚，宋琬在狱中饱受煎熬，备受凌辱。康熙二年（1663年）十一月，由于大司空蒋国柱亲赴莱阳核查，“知其冤，力为申雪”方得解脱。宋琬出狱后并未官复原职，朝廷不予起用。此后不久，宋琬再次流寓吴越一带，不料浙江又起狱案，宋琬又被牵连其中，几乎再度入狱，幸得蒋国柱再施援手，保救得释。康熙四年（1665年）后，宋琬先后寓居于杭州、江宁（今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备尝艰辛；“谗遘含沙，七尺卒逃于鼎镬；身如败叶，八年飘泊于江湖”（宋琬《贺山东袁抚台新任启》），至康熙十一年起用，授四川按察使。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宋琬回莱阳省亲后，不顾身体患病，奉命赴京觐见康熙皇帝。适逢吴三桂在云南、四川叛乱，举兵攻陷成都，因家属留蜀，京中宋琬闻讯后惊悸忧愁，以致气塞胸臆病逝于京都馆舍，享年59岁。
宋琬自幼聪慧，刻苦好学，“年虽尚少，而诗文名实闻见四方”（王熙《宋琬墓志》）。宋琬在清初有“一代诗宗”之誉，与安徽宣城施润章一道开创了清代诗歌创作的先河，合称“南施北宋”。在京城与给事中严沆，部郎施润章、丁澎饮酒赋诗，相互酬唱，名动京师，时有“燕台七子”之称。清乾隆六十年《清水县志·宋琬赞》云：“国朝诗推朱王施宋故荔裳先生之诗，数十年来常讯咏不绝口。”和宋琬同时代的金之俊在为《安雅堂集》所作的序中说：“其思深，共识宏，其虑远，其情长，其气清以厚，其调隽以永，其格严以老，其言确而质”。王渔洋（士祯）《池北偶谈》中载其：“诗颇类陆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沈德潜《清诗别裁》说：“宋以雄健磊落胜”。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认为其：“才气充沛，似过于施”。乾隆十一年（1746年），尹继善《读安雅堂拾遗集有作》诗云：
“安雅堂中句，由来北宋传。杜、韩堪并驾，庾、鲍可齐肩。
祖德真良治，孙谋有象贤。遗诗同韦、孟，奕世又重编。”
清人张重启在《未刻安雅堂集序》中说他：“文则追踪两汉，赋则媲美三都，诗兼庾鲍李杜之长，词檀秦柳苏黄之胜，四海之内，五十多年来无不知荔裳先生之为人者”。宋琬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诗歌创作兼善各体；从古体、近体、排律、绝句到不拘形式的歌行体，尤以古体诗和律诗为胜，其诗感情真挚深沉，寓意深远，语言凝炼，奇丽清新。适当吸收了民间口语和地方方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其诗作内容大多抒写个人穷愁、哀伤，也有一些暗寓故国之思的作品。诗风雄浑，情调感伤。用凝炼而形象的语言描绘祖国的锦绣河山，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所到之处的名胜古迹都形之于笔墨，见诸于文章。宋琬一生著述颇丰，现存诗1333首、词165首、文223篇，此外还有赋2篇、杂剧《祭皋陶》一卷，著作有《安雅堂全集》二十卷；《安雅堂诗》八卷、《安雅堂文集》、《安雅堂书启》、《安雅堂未刻稿》、《永平府志》、《入蜀集》、《二乡亭词》，另外，还有乐府集《祭皋陶》等。 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王士祯曾审定其诗稿三十卷。宋琬入蜀后又结集《入蜀集》一部。据记载，宋琬最早的刻本为《荔裳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正式刊刻稿为《安雅堂文集》二卷，《安雅堂诗》一卷，系作者康熙五年（1666年）寓居苏州时所刻。宋琬死后，其子思勃和族孙邦宪先后多次搜罗补辑，共凑成二十卷，其中大部分是未刻稿。由于宋琬诗词刊刻较少，故清人卢见曾在编选《山左诗抄》时，就有“未见其全”之憾。另据《登州府志》记载宋琬还写有《秦州纪异》、《治蜀条例》和《治蜀谳案》各一卷，“皆事理详尽，文亦简净不俗”。由于宋琬的诗名太盛，书法成就反为其所掩，鲜为后人道及；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其：“诗入韩柳之室，书得羲献之意”。终其一生，宋琬对书法孜孜以求；少时接受董其昌面聆教诲，青年时拜师于王铎而得其真传，平生与陈洪绶、崔子忠、高士奇、郑簠、祁豸佳等著名书画家交谊深厚。终其一生，宋琬对书法艺术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书法创作达到了相当水准，尤可称道的是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著名的《二妙轩碑》。
宋琬出身名门，高祖宋黻，是明代莱阳第一个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父应亨，天启进士，历任大名府清丰县知县、吏部郎中。仲兄璜，崇祯进士，授礼部观政、杭州府推官。在莱阳宋家有“父子三进士”之誉。宋琬世代诗书传家，幼年即习诗文，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和扎实的书法训练。自崇祯三年起，应县府试皆第一，以高材生拔贡，入京师，游太学。宋琬《祁止祥书帖后》一文追忆了少时学书得到董其昌言传身教的情景：“昔予弱冠从先大夫宦游京邸，董文敏公为大宗伯，年八十矣。丰神散朗，矍铄如壮盛时。间一过从，谈笑终日始去。雅喜为先人作书，余尝储吴绫宣德纸，伺先生至，辄怂恿先大夫求之。挥毫泼墨，甚乐也。惜乎童稚之年，勿知贵爱，中更丧乱，遂无什一存者。”宋琬家藏书画甚富，《安雅堂未刻稿》中有鬻物诗十首，皆摹写罹狱前后鬻卖家私之状，所卖书画有王献之法帖、米芾书作、黄公望画幅和崔子忠画屏等。其中《鬻字》写卖米芾书作：
“海岳先生起我饥，赫蹏半纸世间稀。
鸾回鹊顾差能似，泽国山城忍暂违。
飞动自形诸蔡拙，风流真觉大苏肥。
一缣一字徒虚耳，售得囊钱仆喜归。”
又有《鬻帖》诗云：
“空囊垂敝讵堪茹，大令《银钩》劫火余。
秘本共传唐内府，装池甚羡董尚书。
久抛墨砚柳生肘，持换朱提釜中鱼。
屋漏几行苔藓积，鹅群犹似在吾庐。”
诗序曰：“献之帖二本，董文敏用羊毛笔跋其后，盖澄心堂旧帖也。”由此可见宋家对古代书画收藏之盛，其中不乏稀世国宝和传世珍品，藉此可大致推知董其昌与宋家关系如此密切之原因，亦可推知宋琬受二王及董其昌书法影响之深。宋琬对董其昌书法艺术的认识和评价，可以从其《题张幼量所收董宗伯卷》中得知：“文敏书法，人多喜其姿态飘逸，如簪花倩女，有回风舞雪之致耳。至其用羊毛笔作擘窠书，则别为一格，真有绛云在天、卷舒自如之妙。无论世俗纷纷，罔知爱重，即文敏生平，亦不数数涉笔。譬如右军父子篇翰最多，而得意者惟在《官奴》、《鹅群》诸帖，兴会所臻，在当日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幼量得此，允为鸿宝，而患难以来，留之于图书放失之余，尤可宝也。”这段对同时代书家书作的形象化评论，现在看来，确为的评，经得住历史检验，而宋琬实乃“知其所以然者”。
宋琬对董其昌书法的酷爱，亦可从他的一首七律中得到佐证。曾题云：“崇圣院壁间石刻诸经，为黄慎轩、董思白及严印持忍公诸先生书，字法端严，钩摹精好，坐卧其侧，并拓数本以归”，诗云：
“支许风流迥不群，古墙花雨尚纷纷。
由来高士通三昧，可但中郎喜八分。
贝叶何年镂玉版？鲛人终夜护龙文。
我来盥手寻遗墨，绝胜羊生白练裙。”
宋琬《祁止祥书帖后》言及自己拜师王铎学书之事：“及余成进士，始得师事王文安公。公于后进最爱余，亦雅喜为余作书。”可见宋琬深得王铎器重。宋琬亦尊于其师：“其论前人书法甚精，独于文敏有取焉”。宋琬师法王铎，不是直接学习王铎的书法面目和书法风格，而是学习王铎的取法，直入二王堂奥，书得羲献之法，旁参鲁公笔意，形成自家风貌，可谓青出于蓝。
宋琬的书法造诣深厚，书法成就在《益州书画录补遗》、《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等典籍有载。由于诗、书俱佳，所以当世名流纷纷求宋琬为画像题诗文、为字画题跋语，甚至于宋琬的赠诗、尺牍等片言只语，人争宝之。董俞《二乡亭词序》开篇直书：“莱阳宋荔裳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久矣。乃人称其登临燕集之暇，好为小词，甫脱稿，辄为好事袖去。”宋琬一生诗作宏富，题赠無数，可惜宋琬的墨迹传世极稀。烟台市博物馆藏信札一封，实为凤毛麟角，弥足珍贵。此外，河北省昌黎县五峰山韩文公祠尚留存宋琬任永平道时所书《云峰寺》、《宿五峰山》、《东五峰》、《西峰雨中》等诗碑。宋琬与当世号为“南陈北崔”的陈洪绶和崔子忠、礼部侍郎高士奇、上元郑簠、山阴祁豸佳等多有交谊。宋琬曾为陈洪绶的绘画《何天章行乐图》卷题过款，此画卷现藏于苏州博物馆。他与崔子忠是莱阳同乡，又都是“山左大社”的骨干，且其父应亨与崔子忠为同窗好友，自然与崔子忠的交情更为深厚，所藏崔子忠丹青墨宝当不在少。宋琬《鬻画屏》诗序曰：“崔子忠画辋川图二十幅”。宋琬在为礼部尚书、书画家王崇简所作《王敬哉诗序》中所记：“犹忆上元之夕，余与米子吉土、崔子青蚓（米寿都，字吉土，米万钟子。崔子忠，号青蚓——引者注）从灯市醉归，道经大明门，天大雪，夜少人，因下马狂呼，蹈藉雪中。明旦视之，衣履尽污。敬哉独约手忍寒，清吟微笑而已。”
宋琬与能诗善书精鉴赏的大收藏家高士奇有来往，高士奇《城北集》中有《答宋荔裳赠安雅堂集》诗二首可以为证。宋琬与书法家郑簠也有交情，《安雅堂未刻稿》中收有宋琬写给郑簠的一首七言古诗《赠郑汝器歌》，诗序：“莆田宋珏，善八分，郑之师也。”诗云： “近代八分复何有，专家独让莆田叟。
作者纷纷祖唐隶，臃肿支离转粗丑。
郑君博物饶天姿，书法遒劲多离奇。
老笔纵横森剑戟，尺幅光怪盘蛟螭。
大书径尺悬赑屃，仿佛再见峄山碑。
家藏图书半秦汉，陈仓石鼓宣王诗。
岣嵝传疑夏王禹，《之罘》篆刻丞相斯。
缥缃卷帙各精好，岩搜壑剔将无遗。
我来焚香肆展阅，神游三代观鼎彝。
主人爱客出斗酒，高斋日午桐阴移。
况复髯兄善豪饮，醉挥三百金屈卮。
君从壁上观人醉，独踞匡床作奇字。
泼墨淋漓四座惊，咫尺苍茫风雨至。
昔我持节陇首经，磨洗中郎《郙阁铭》。
会将什袭称双绝，置向浮岚暖翠亭。”
诗跋：“余家藏黄大痴山水曰《浮岚暖翠图》，因以名亭。”这首古诗不仅显示了宋琬充沛的艺术才情和深厚的书法涵养，也真实再现了郑簠作为一代隶书大家的艺术形象，是研究郑簠的重要史料之一。宋琬还为祁豸佳《宝彝堂帖》作过跋文《祁止祥书帖后》，通篇跋文反映了宋琬的一些书法思想和观点。宋琬认为，董其昌、王铎殁后，“士大夫擅临池者颇少，惟山阴祁止祥为得文敏公笔法”。高度称赞祁豸佳所书、伍君士长所刻《宝彝堂帖》，“矩矱井然，犹有晋人风度。人但知君绘事之妙，而不知其兼长绝艺有如此。班固有言：世人徒见杨子云状貌禄位，不及中人，故其《法言》不传。今君名爵虽不逮二公，然当世有伍君者，能笃好而传之，是亦羊欣之于子敬也。此帖出，当与两文公相为鼎足。君老矣，当及今矍铄时，广书数十百本流布人间，勿使他年求其片蹏只字，如青李来禽，断缺不可读也。”
宋琬在书法理论方面没有形成专著和论文，所以也见不到其完整的书法思想体系。他的书法思想和观点只是散见于他的大量诗文中。如《王季友诗序》中有言：“譬之于书，邯郸淳之于古文，史籀、程邈之于大小篆，蔡邕、毛弘之于八分，张伯英之于草书，羲、献父子之于行楷，莫不自成一家，深造于能事之精微。后之人或欲易其波磔点画，则人将从而笑之。然此数君子者，其气魄已销亡矣；其法虽存，其巧不可得而传也。故昔之善学书者，至于发冢呕血，废眠食、濡毛发以求之。猝然有得，变化乃生。阳开阴阖，雷兴电逝。山岳之崩颓，日月之薄蚀，举不足入其胸中，而后蛟龙神怪出没于吾之指端，而作者不自知也。夫一艺之成，非专精且不能至，而况于诗乎？今季友之诗，已卓然名家，而于临池尤甚精，触类而进之，日新而不知止。则二者之长，古人未知其孰胜也。”又如《题梵公上人论王右军书卷后》云：“昌黎之评右军，似为失言，梵公驳之当矣。乃其送高闲上人，则极称张长史书，以为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亦少褒矣。岂其独善草书，而不知行楷中自有簪花垂露之妙耶？之二者不具论，吾独喜夫梵公之多艺而好辨也。岂昌黎所云浮图氏善幻而多技能者耶？则即以梵公之论书，为支遁之谈禅可也。”再如《沈伊在诗序》中有句：“嗟乎！书画虽小技乎，古人往往触类而益进。张旭之于蛇斗，右军之于鹅群是已。”诸如此类的书法妙论，不一而足，在《安雅堂全集》中時可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