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已经写过不少关于汪丁丁老师的文字，尤其是关于八本《汪丁丁·青年对话录》，我的阅读感受是：汪老师，其学问，可谓汪洋大海般浩瀚渊博；其人生，可谓禅房花木深。要写他，无论写多少次，恐怕都不担心没有话说，或许只是角度问题。认识他十年，也还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索性，这一次，就写一些小细节，一些日常交往和情感的细节。
在这个“动什么别动感情的时代”，我信奉汪丁丁老师推崇的幸福三要素：个人禀赋的充分发展、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正义。
细节，在汪老师那里，也许是乾坤大事。这段话，就是佐证，“说到通才，我总要联想到顾炎武。他的学生在《日知录》序言中写过：‘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其术足以……其言足以……是谓通儒。’相比而言，俗儒的特点是不懂得如何从细节通天下和人生的根本问题”。
我写过一篇文章，其间流露了毕业后不舍北大的心情，尤其是对我的恩师温儒敏的回忆。汪丁丁老师看了这篇文章，对我说：温老师这样的人，是很少见到的呀，至少我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很少见到的。我说，是，我先生是中科大和清华毕业的，理工科领域的教授我也有所了解，的确，温老师这样的人，是稀少的。汪老师说，大约是人文学科的教授，尤其是研究鲁迅的学者，才可能是这样的？
汪老师有时候说话，很幽深。不可望文生义，其间的韵味需要情景体验。这句闲谈似的妙语，就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曾经为了立志做好汪老师的编辑，除了搜罗阅读他所有的著作、博客，还顺着他的阅读书单去看我能够看的书，还断断续续六个学期在北大跟他的课。如果从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眼光去看，我的听课绝对是买椟还珠。当他讲那些经济学术语，或者大量口述英文文献的时候，我都是在联想很多其他东西。我私下自嘲，把政治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当成人文课来听，这种偷梁换柱的本事，恐怕只有我才有；又或者，汪丁丁本人以及他的讲课的经典品质，方可允许人人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
事实上，在有些场合，当有人提及汪丁丁是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陌生。不错，他的职业是北大教授，他的所属是国家发展研究院，他是经济学博士。但，与其说这是他的身份，不如说，他是从时代的显学里抽身超越的人。他以其深厚的人文情怀，给经济学加冕，试图把它从一些病入膏肓的领域施救出来；他把中西、古今、文理、知行、知识人生加以贯通，以教育作为人生志业的根基，探究中国人当下的生活方式与固有的情感方式之间的割裂状况与梳理途径，他呼吁“不便”的价值，力践物质生活的适可而止和为己利他的二位一体。
我曾经在汪老师夫妇面前说了几句闲话：如果一切标准都放弃，只留下母亲的标准，如果任何一位母親对儿子祝愿都能实现，那么，我最大的奢望是，我的儿子成为汪丁丁那样的人，首先有那么好的一位妻子，那么好的一个家庭，不亏负良心和个人志趣，勤奋地舒适地体面地度过极好的一生，还有余力惠泽他人帮助社会。当然，我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奢望。
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的专业和事业是什么，我所理解的人作为人文的标本，就是汪丁丁夫妇这样的人。
他们是那种自己美好，也令他人美好的人。
十多年和他们相处，我只需做好自己。他们尊重自己，尊重任何人。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能坐在一把看不见的椅子上，善于自处，善于让别人得其所。这种尊重的艺术，在他们身上是炉火纯青的。
做《制度经济学三人谈》那本书时，陪着汪丁丁、韦森、姚洋三位教授，八次辗转在不同的咖啡馆，我感知了他们之间的相处融洽与学术争论。那一次我发现，丁丁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禀赋，他像温暖透明的光线，照耀他所在的环境中的人和事，明亮和融的氛围，在他进入那一瞬，就形成了。速记员服务生，都会超越他们服务的职业水准，来回应这种氛围。
有一天，汪老师夫妇要去看一位表亲，恰好就在我家后面的第三栋楼。我就邀请他们到我家小坐。我的家不太适合接待朋友，完全为了自己平常自在舒服布置的。好几次，贸然邀请师友到家，他们到了我家，也不知道如何落座，我也不知道。那天，汪老师李老师到我家，我的感觉，就像把双手放进温水的感觉，舒适自在。我们坐在我的书房里，汪老师很熟悉地坐在了靠墙的沙发上，李老师和我坐在书桌的两边。我泡了茶，说，这茶很一般，汪老师说，汤色很好。那天，我们随意说些话，当时我先生发明的贝多钢琴助学仪获得国家专利审批，正在投入应用。汪老师对聪明的新东西总是很感兴趣，我就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他和李老师就建议我先生采取何种定价方式和销售模式。后来，李老师还告诉我，汪老师在不少地方，都对别人说起这个贝多钢琴学习机。
我喜欢在一起晚餐闲聊之后，八九点钟光景，在逐渐退凉的夏夜，在寒风更甚的冬夜，陪他们一起去西苑公共汽车站。排队在人群中，他们体面优雅，是我仰慕的形象，但他们和公共汽车站的氛围和谐一体，是我更仰慕的形象。他们上了车，车厢不会太拥挤了，和他们挥手。等我回到家里，我会递给儿子点心，是李老师在味多美或者面包新语买茶点的时候，也给我儿子挑选的。包括鼎泰丰的自制月饼，汪老师最喜欢吃的，李老师也让我带一份给我的家人。他们在日本看一个月樱花，回来时候，李老师也带给孩子点心。后来，我编汪老师的《青年对话录》，汪老师发来的文件，是苹果版本，每天放学回家，我的儿子自告奋勇帮我转换文件，断断续续帮我弄了半个月。在写后记致谢的时候，我问小孩，是否提到他，他说不提，那是他对汪老师李老师的“还情”。
有时候，一起坐出租车，从西边到东边，穿越老城，路过有些建筑的时候，他们夫妇说起一些我在书中看过的人的名字和故居，有些是他们各自父母的故交，他们沉浸在儿时时光里，忘了我的存在。
我的童年是在四川的乡村度过的。小时候，从山峡里，总是看到一对白鹤从峡谷里飞起来，冉冉越过青翠的树冠，飞向蓝色高空。那是一种凸显出来的景致，定格在我长久的记忆里。在北京，我遇到汪丁丁夫妇，这个画面就浮现出来。至今，他们在我心里还是这个意象。 我喜欢看到汪老师夫妇身上那种门当户对的默契，审美和习惯的水乳交融。和他们打交道，我有时候也感到自己的唐突和粗糙。就像一个音乐素养不够的人，失去了对一些最美的弱音的敏感。后来，看到汪老师与他的老朋友沈昌文、周其仁几位先生相聚时的情形，我就暗暗感叹，在中国文化中，君子之交的精微细腻之令人神往。对汪老师多次谈起的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固有的情感模式的割裂，我更加理解了。讀赵越胜的《燃灯者》时，有些东西，我也就能够领悟更多一些纸背后面的东西。
汪丁丁、周其仁与钱理群三位先生在大长今的那次见面，我留下的照片没有具体年月日，但那天有些细节，仍然清晰。
我起来给三位老师倒茶，其仁先生立刻站起来，从我手里拿走了茶壶，随口说：“怎么能让你倒茶。”我和其仁先生那是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西湖春天，汪老师李老师的一个私人雅聚，在场有沈昌文、周其仁两位先生，贺卫方先生临时有事没能来。此前，汪老师在邮件中组织这次小聚，向他的老朋友介绍参加活动的赵婕，是一位女性作家，我其实很不能担当这个称谓，但当时我离职在家，没有任何社会身份，大约汪老师就只能那样讲了。在去的路上，我问李老师，有一位某某能否来见汪老师一面？李老师说，赵婕呀，今天我们是朋友聚会，就不谈事务了。果然，大家只谈美食和往事闲事。最后，我又搭沈老的便车去东边，沈老是一位老绅士，在他面前，你不当淑女就有愧。再后来，又单独和汪老师李老师在三联那边与沈老一起吃饭，席间的顾眷，仍然把一个毛糙的我，身上那点潜藏的优美显影出来。但其仁先生，为何说出那句话，让我感到稀少新颖，我猜，那是君子自贵便贵人。他和丁丁老师，真的是人以群分。但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那天周先生是宴席主人，是他就任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之后，和汪先生一起举办跨学科讲座，是他们二位让我帮忙联系钱理群先生，他们希望邀请他去讲鲁迅。席间他们相谈甚洽，种种缘由，钱先生没有去跨学科讲座，但，汪老师事后告诉我，那就虚位以待，钱先生不讲，也就不请其他人讲了，宁缺。
钱老师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有多好，中国人有多难。聚会散后，钱老师关心我去哪里，他是否可以便车带我。遗憾那天，我安排了别的事情，错过了和钱老师同车共载多走一程的机会。
汪老师李老师一年不定期生活在北京、大连、杭州或者国外。杭州生活的细腻，赵宋王朝留下的文化生活遗韵，恐怕，更令他们感到得心。李老师好几次也对我说，一定要请我去湖畔居喝茶。那一次，果然去了。李老师把面对湖景的最好的位置让我坐，说她和丁丁总是容易去那里。汪老师则考我对茶的感觉，当我说出茶味的几重香来，他说我是心静之人，未被污染。
当他们在杭州的时候，也会定期去上海看望王元化先生。那种传承的仪式，在他们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是一个棉质的人。汪老师李老师夫妇，是那种丝绸般人。他们十年来，一直待我如丝，其精微让我感动。不只是私人的感动，还是一种文化上的领悟，知道汪丁丁老师，在著述思想教育实践里，试图造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对他的跨学科教育的感动深入骨髓，他试图通过情感、理性、思想的路径，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找回高贵优雅的灵魂。
但有时候，汪老师与李老师，也会把我当一面鼓。但他们从不用重锤，即使我不够响，也给我足够的时间领悟。有一两次，也是因为工作的事情，我约了不适当的人和他们见面。我明显感到汪老师的疲倦。当李老师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我站在汪老师身边一起等待她，汪老师就会告诉我，如何远离那些说套话的人。有时候，我状态不好，汪老师，就会以一种君临的气魄，给我最大的支持。我至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回忆起来，好几次，他们都是以锦上添花的姿态，给了我雪中送炭的支持。其实关于李老师，我有更多的话要说，但这会违背她安静的意愿，她给我的更多切身心的情谊，我暂时只有独享了。
我有时候也惊异，他们是用什么样的魔法，润物细无声，让理想价值潜入了我的生命。让我越来越喜欢自己。而我，只是他们塑造过的很多学生中的一个。有时候，我会想起研究生宿舍室友那句追问：你，何德何能，这个世界如此爱你？
这，恐怕就是我理解的人文。人文，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慈善，它就像水一样流向低处。也许，正因为，我，何德何能，才承受了巨大的人文的恩情。
当初，我从北大毕业，我拿到了北大的文凭。但这十年来，跟随汪丁丁李维莲夫妇，修身修心修灵，让我逐渐成为我自己。北大是多么神奇的一个地方，让我能够转益多师。在我只能持校友卡的时代，继续追随汪丁丁夫妇，由他们来帮助继续塑造我的人生，包括我的心性、情感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美学趣味、对生命价值的内在判断、对健康的观念，甚至举手投足，比如说话语速的快慢、对孩子讲话的语气……最终，让我成为自己。就像他们让很多的人，幸运地成为自己一样。
在这个“动什么别动感情的时代”，我信奉汪丁丁老师推崇的幸福三要素：个人禀赋的充分发展、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正义。
细节，在汪老师那里，也许是乾坤大事。这段话，就是佐证，“说到通才，我总要联想到顾炎武。他的学生在《日知录》序言中写过：‘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其术足以……其言足以……是谓通儒。’相比而言，俗儒的特点是不懂得如何从细节通天下和人生的根本问题”。
我写过一篇文章，其间流露了毕业后不舍北大的心情，尤其是对我的恩师温儒敏的回忆。汪丁丁老师看了这篇文章，对我说：温老师这样的人，是很少见到的呀，至少我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很少见到的。我说，是，我先生是中科大和清华毕业的，理工科领域的教授我也有所了解，的确，温老师这样的人，是稀少的。汪老师说，大约是人文学科的教授，尤其是研究鲁迅的学者，才可能是这样的？
汪老师有时候说话，很幽深。不可望文生义，其间的韵味需要情景体验。这句闲谈似的妙语，就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曾经为了立志做好汪老师的编辑，除了搜罗阅读他所有的著作、博客，还顺着他的阅读书单去看我能够看的书，还断断续续六个学期在北大跟他的课。如果从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眼光去看，我的听课绝对是买椟还珠。当他讲那些经济学术语，或者大量口述英文文献的时候，我都是在联想很多其他东西。我私下自嘲，把政治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当成人文课来听，这种偷梁换柱的本事，恐怕只有我才有；又或者，汪丁丁本人以及他的讲课的经典品质，方可允许人人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
事实上，在有些场合，当有人提及汪丁丁是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陌生。不错，他的职业是北大教授，他的所属是国家发展研究院，他是经济学博士。但，与其说这是他的身份，不如说，他是从时代的显学里抽身超越的人。他以其深厚的人文情怀，给经济学加冕，试图把它从一些病入膏肓的领域施救出来；他把中西、古今、文理、知行、知识人生加以贯通，以教育作为人生志业的根基，探究中国人当下的生活方式与固有的情感方式之间的割裂状况与梳理途径，他呼吁“不便”的价值，力践物质生活的适可而止和为己利他的二位一体。
我曾经在汪老师夫妇面前说了几句闲话：如果一切标准都放弃，只留下母亲的标准，如果任何一位母親对儿子祝愿都能实现，那么，我最大的奢望是，我的儿子成为汪丁丁那样的人，首先有那么好的一位妻子，那么好的一个家庭，不亏负良心和个人志趣，勤奋地舒适地体面地度过极好的一生，还有余力惠泽他人帮助社会。当然，我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奢望。
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的专业和事业是什么，我所理解的人作为人文的标本，就是汪丁丁夫妇这样的人。
他们是那种自己美好，也令他人美好的人。
十多年和他们相处，我只需做好自己。他们尊重自己，尊重任何人。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能坐在一把看不见的椅子上，善于自处，善于让别人得其所。这种尊重的艺术，在他们身上是炉火纯青的。
做《制度经济学三人谈》那本书时，陪着汪丁丁、韦森、姚洋三位教授，八次辗转在不同的咖啡馆，我感知了他们之间的相处融洽与学术争论。那一次我发现，丁丁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禀赋，他像温暖透明的光线，照耀他所在的环境中的人和事，明亮和融的氛围，在他进入那一瞬，就形成了。速记员服务生，都会超越他们服务的职业水准，来回应这种氛围。
有一天，汪老师夫妇要去看一位表亲，恰好就在我家后面的第三栋楼。我就邀请他们到我家小坐。我的家不太适合接待朋友，完全为了自己平常自在舒服布置的。好几次，贸然邀请师友到家，他们到了我家，也不知道如何落座，我也不知道。那天，汪老师李老师到我家，我的感觉，就像把双手放进温水的感觉，舒适自在。我们坐在我的书房里，汪老师很熟悉地坐在了靠墙的沙发上，李老师和我坐在书桌的两边。我泡了茶，说，这茶很一般，汪老师说，汤色很好。那天，我们随意说些话，当时我先生发明的贝多钢琴助学仪获得国家专利审批，正在投入应用。汪老师对聪明的新东西总是很感兴趣，我就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他和李老师就建议我先生采取何种定价方式和销售模式。后来，李老师还告诉我，汪老师在不少地方，都对别人说起这个贝多钢琴学习机。
我喜欢在一起晚餐闲聊之后，八九点钟光景，在逐渐退凉的夏夜，在寒风更甚的冬夜，陪他们一起去西苑公共汽车站。排队在人群中，他们体面优雅，是我仰慕的形象，但他们和公共汽车站的氛围和谐一体，是我更仰慕的形象。他们上了车，车厢不会太拥挤了，和他们挥手。等我回到家里，我会递给儿子点心，是李老师在味多美或者面包新语买茶点的时候，也给我儿子挑选的。包括鼎泰丰的自制月饼，汪老师最喜欢吃的，李老师也让我带一份给我的家人。他们在日本看一个月樱花，回来时候，李老师也带给孩子点心。后来，我编汪老师的《青年对话录》，汪老师发来的文件，是苹果版本，每天放学回家，我的儿子自告奋勇帮我转换文件，断断续续帮我弄了半个月。在写后记致谢的时候，我问小孩，是否提到他，他说不提，那是他对汪老师李老师的“还情”。
有时候，一起坐出租车，从西边到东边，穿越老城，路过有些建筑的时候，他们夫妇说起一些我在书中看过的人的名字和故居，有些是他们各自父母的故交，他们沉浸在儿时时光里，忘了我的存在。
我的童年是在四川的乡村度过的。小时候，从山峡里，总是看到一对白鹤从峡谷里飞起来，冉冉越过青翠的树冠，飞向蓝色高空。那是一种凸显出来的景致，定格在我长久的记忆里。在北京，我遇到汪丁丁夫妇，这个画面就浮现出来。至今，他们在我心里还是这个意象。 我喜欢看到汪老师夫妇身上那种门当户对的默契，审美和习惯的水乳交融。和他们打交道，我有时候也感到自己的唐突和粗糙。就像一个音乐素养不够的人，失去了对一些最美的弱音的敏感。后来，看到汪老师与他的老朋友沈昌文、周其仁几位先生相聚时的情形，我就暗暗感叹，在中国文化中，君子之交的精微细腻之令人神往。对汪老师多次谈起的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固有的情感模式的割裂，我更加理解了。讀赵越胜的《燃灯者》时，有些东西，我也就能够领悟更多一些纸背后面的东西。
汪丁丁、周其仁与钱理群三位先生在大长今的那次见面，我留下的照片没有具体年月日，但那天有些细节，仍然清晰。
我起来给三位老师倒茶，其仁先生立刻站起来，从我手里拿走了茶壶，随口说：“怎么能让你倒茶。”我和其仁先生那是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西湖春天，汪老师李老师的一个私人雅聚，在场有沈昌文、周其仁两位先生，贺卫方先生临时有事没能来。此前，汪老师在邮件中组织这次小聚，向他的老朋友介绍参加活动的赵婕，是一位女性作家，我其实很不能担当这个称谓，但当时我离职在家，没有任何社会身份，大约汪老师就只能那样讲了。在去的路上，我问李老师，有一位某某能否来见汪老师一面？李老师说，赵婕呀，今天我们是朋友聚会，就不谈事务了。果然，大家只谈美食和往事闲事。最后，我又搭沈老的便车去东边，沈老是一位老绅士，在他面前，你不当淑女就有愧。再后来，又单独和汪老师李老师在三联那边与沈老一起吃饭，席间的顾眷，仍然把一个毛糙的我，身上那点潜藏的优美显影出来。但其仁先生，为何说出那句话，让我感到稀少新颖，我猜，那是君子自贵便贵人。他和丁丁老师，真的是人以群分。但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那天周先生是宴席主人，是他就任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之后，和汪先生一起举办跨学科讲座，是他们二位让我帮忙联系钱理群先生，他们希望邀请他去讲鲁迅。席间他们相谈甚洽，种种缘由，钱先生没有去跨学科讲座，但，汪老师事后告诉我，那就虚位以待，钱先生不讲，也就不请其他人讲了，宁缺。
钱老师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有多好，中国人有多难。聚会散后，钱老师关心我去哪里，他是否可以便车带我。遗憾那天，我安排了别的事情，错过了和钱老师同车共载多走一程的机会。
汪老师李老师一年不定期生活在北京、大连、杭州或者国外。杭州生活的细腻，赵宋王朝留下的文化生活遗韵，恐怕，更令他们感到得心。李老师好几次也对我说，一定要请我去湖畔居喝茶。那一次，果然去了。李老师把面对湖景的最好的位置让我坐，说她和丁丁总是容易去那里。汪老师则考我对茶的感觉，当我说出茶味的几重香来，他说我是心静之人，未被污染。
当他们在杭州的时候，也会定期去上海看望王元化先生。那种传承的仪式，在他们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是一个棉质的人。汪老师李老师夫妇，是那种丝绸般人。他们十年来，一直待我如丝，其精微让我感动。不只是私人的感动，还是一种文化上的领悟，知道汪丁丁老师，在著述思想教育实践里，试图造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对他的跨学科教育的感动深入骨髓，他试图通过情感、理性、思想的路径，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找回高贵优雅的灵魂。
但有时候，汪老师与李老师，也会把我当一面鼓。但他们从不用重锤，即使我不够响，也给我足够的时间领悟。有一两次，也是因为工作的事情，我约了不适当的人和他们见面。我明显感到汪老师的疲倦。当李老师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我站在汪老师身边一起等待她，汪老师就会告诉我，如何远离那些说套话的人。有时候，我状态不好，汪老师，就会以一种君临的气魄，给我最大的支持。我至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回忆起来，好几次，他们都是以锦上添花的姿态，给了我雪中送炭的支持。其实关于李老师，我有更多的话要说，但这会违背她安静的意愿，她给我的更多切身心的情谊，我暂时只有独享了。
我有时候也惊异，他们是用什么样的魔法，润物细无声，让理想价值潜入了我的生命。让我越来越喜欢自己。而我，只是他们塑造过的很多学生中的一个。有时候，我会想起研究生宿舍室友那句追问：你，何德何能，这个世界如此爱你？
这，恐怕就是我理解的人文。人文，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慈善，它就像水一样流向低处。也许，正因为，我，何德何能，才承受了巨大的人文的恩情。
当初，我从北大毕业，我拿到了北大的文凭。但这十年来，跟随汪丁丁李维莲夫妇，修身修心修灵，让我逐渐成为我自己。北大是多么神奇的一个地方，让我能够转益多师。在我只能持校友卡的时代，继续追随汪丁丁夫妇，由他们来帮助继续塑造我的人生，包括我的心性、情感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美学趣味、对生命价值的内在判断、对健康的观念，甚至举手投足，比如说话语速的快慢、对孩子讲话的语气……最终，让我成为自己。就像他们让很多的人，幸运地成为自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