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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行动中最难攻克的问题。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表明，父母的教育贫困会导致父母文化资本匮乏，影响子代在家庭、学校和课外3大场域中后续文化资本的获取，这是劣势教育贫困循环的直接、间接和补充三重成因。有效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客观认识父辈教育贫困这一直接源头，以国家政府为根本动力，精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父母教育的发展，联动多方保障教育能够有效阻贫、反贫。
[关键词]父母教育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文化资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4-0022-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4.005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教育贫困代际传递成为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行动中最难攻克的问题。教育贫困代际传递主要是由于父母文化水平低下、资金短缺等多重因素累积造成的，导致其对子代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课外教育的投入或投资缺乏力度，形成教育贫困的循环圈。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使得社会成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内部再生产，教育使不同阶层的后代获得不同的机会和凭证，上一代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是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即父母持有的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直接传递给后代的，并在学校教育中通过教育者的态度及学生的自我表现力体现出来，同时也影响着课外教育机会的获得。教育作为文化资本传递的重要途径，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课外教育的三重力量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性。笔者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基于父母文化资本贫困对家庭、学校和课外教育的影響来分析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并尝试从父母教育贫困这一直接源头出发，探索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一、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现状和理论视角
（一）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现状
贫困代际传递作为深度贫困地区的内在寄生问题，在全球化背景及我国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及致贫因素在社会阶层或家庭层面由父辈传给子女，致使子女重复父辈境遇，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圈[1]。通俗地讲，教育代际传递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一般也较高。这是由于父辈先天因素（如智商等）和所能给予子代的后天因素（优质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等）形成了两代人受教育程度的正相关。而教育贫困就是由于父辈缺乏先天因素和后致多重因素导致子辈教育缺失，子辈重复父辈的教育贫困，形成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2]。纵观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指出了家庭持续性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3]。Climent等人认为，父辈教育具有传递特征，父母教育程度与教育投资、子女教育预期成正比[4]。国内学者赵红霞、王文凤基于2015“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和转换矩阵分析，揭示了我国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子辈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低，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较弱[5]。杜凤莲、石婧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13年的数据， 按子代出生年划分不同年代队列 （cohort） 分析教育代际传递的规模及影响因素后指出，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子代，其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其受教育年限有不同的代际传递影响[6]。综上所述，教育与贫困代际传递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要求我们要从不同理论视角深入研究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结合新时代特征，以教育作为突破家庭贫困的关键抓手，从多方面入手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
（二）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研究的理论视角综述
当前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教育代际传递是如何发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从文化资本理论出发，指出了在拥有同等教育机会的前提下，不同阶层个体教育成就为何不同[7]。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指个人或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源，能通过世代传承而积累。文化资本存在形式：具体化状态，是从孩童时期就开始被培育的长期且稳定的内在禀性，包括教养、品味等;客观化状态，指客观存在的文化物品，如书籍、工具等;制度化状态，是体制承认的文化能力并能转换为市场所需的资本，如文凭证书等[8]。笔者将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扩展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所提供的文化资源或文化氛围（如为子辈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更好地与子女或学校进行沟通）等，也可以理解为父母掌握的教育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具有继承性特征，在家庭中形成并能传递给后辈。文化资本的差异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阶层鸿沟”（后文中提及的代际间直接、间接和补充传递之说亦出自此理论）[9]，子辈在进入系统的学校教育之前已经携有父母传递下来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的多少预示着子辈能够受到何种层次的教育和获取多少文化资本，这个过程称作“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国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现象更明显地体现在深度贫困家庭中：由于父母给予文化资本有限或父母几乎没有文化资本累积，如受教育程度低、教育观念落后，就会造成孩子辍学而不得已返回原生家庭，从事父母的职业，如此便形成了贫困文化资本的恶性循环。父母越是缺乏文化资本，给予子辈的先决条件就越少，代代周而复始，就越容易出现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10]。同时，布迪厄重视文化资本与场域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教育场域内不同个体所处的位置是由其拥有文化资本的多少和分量决定的。父母通过自身隐性的行为习惯以及对子代的教育投资等在家庭、学校和课外教育3大场域内传递文化资本，影响着子代的发展。“知识改变命运”“寒门出贵子”似乎已经成为深度贫困家庭的一种奢望。 二、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三重成因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为小康建设的一大阻力。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表明，教育贫困代际传递多是因父母文化资本缺失而使得子代在继承文化资本和后续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呈现出贫困现象。笔者以子代继承和发展父母文化资本的3大主要场域——家庭、学校和课外教育为基础，审视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直接、间接和补充三重成因。
（一）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直接成因
家庭是子辈获取文化资本的第一场所，家庭场域内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是在家庭成员的相互交流沟通过程中实现的，所传递的父母文化资本是潜移默化的最先性教育投资[11]，对子代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父母文化资本传递在家庭教育中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父母因教育思想落后而影响子代教育。扶贫攻坚过程中发现，深度贫困地区的学生父母头脑中仍然残留着封建、传统思想和小农意识，抱有听天由命的态度，安于现状，几乎没有想过采取其他有效办法改善后代的境况，国家对他们采取积极的扶贫政策反而使之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惰性，置子代教育于不理，導致深度贫困区穷二代的代际传递。二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家庭教育期望和家庭互动等方面。父母文化资本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子代继承父代文化资本后的教育发展态势。由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教育意识和教育理论知识基础薄弱，将孩子视为后续有效劳动力，难以给予孩子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父母受教育不足影响了他们的教育观念及教育期望[12]。父母所持文化资本越是匮乏，对孩子的教育期望相对就越低。有研究表明，中产阶级的父代有着普遍较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子代能进入一流大学而不是仅限于普通大学[13]。教育贫困的父代与孩子沟通的有效性不高，方式粗暴，仍持有“不打不成才”的想法，使得孩子逐渐厌恶甚至害怕接受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显得尤为重要，妇女教育程度低是导致教育贫困代际传递恶循环的关键因素之一。三是父母的人文素养和兴趣爱好影响着子代文化资本的累积。家庭教育场域内，父母的人文素养和兴趣爱好影响着子代提前接受的文化内容和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贫困家庭由于父母文化资本较少，较之阶层优势家庭的父母，其正统文化的渲染力弱，父代本身阅读量少且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加之其从事职业的特点，因而无法提供足够时间关注子代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放任自流，浪费了培养子代兴趣的最佳时机。四是家庭教育场域内父代文化资本的有效传递还影响着传递的时间量[14]。深度贫困区父母迫于文化资本积累量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劳动生产上，对子代的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少，严重影响了子代的后续发展。
（二）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间接成因
学校是文化资本传递的第二大重要场所。布迪厄认为，子代从父代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优势需要在系统化的学校教育以及各类考试中获得制度化的认可，学校教育在履行其职能时发挥着3大作用：一是“保留、培育、遵奉”文化遗产的作用，即文化的再生产作用，强化了子代学习特定文化的传统;二是学校教育起到了巩固阶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用;三是为等级再生产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15]。布迪厄把学校教育看作是相对独立的场域，在学校场域内考察父母文化资本对子代的影响，即父母对子代入场教育选择和中场教育参与的影响。首先，父母的文化资本深度影响子代的入场教育选择。在学校教育场域内，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入学大多是依据片区划分入学，导致了社会阶层等级的再生产和学校教育分配的不平等[16]。父母文化资本薄弱的深度贫困家庭，原有文化资本的累积使其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子代选择学校教育，无法像文化资本雄厚的中产阶级家庭通过购买学区房等途径选择优质学校，他们的孩子只能进入片区内学校或作为借读生入校学习。社会出身的现实差距导致入学起点的严重分化，深度贫困家庭在入学选择上只能听天由命。随着学校教育的不断深化，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学生的学业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一个阶段的教育质量与下一阶段的升学能力或资格紧密相关[17]——教育深度贫困家庭的子代只能继续接受劣质教育，循环其父母的经历。其次，父母的中场教育参与也影响着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文化资本优势家庭往往更注重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参与。一般来说，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经济资本掌握越多，对子代的学校教育就越关注，能更积极主动地与教师沟通交流，了解分析子代的作业完成情况、学业表现等。而文化资本薄弱的贫困家庭，由于掌握的经济资本量较少，大多数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劳作之中，加之有些教师会选择性地抑制受教育程度较低学生家长的参与机会，更乐意与教育水平高、文化资源丰富的家长展开交流[18]，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家庭的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脱节，孩子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支持，诱致了教育贫困的再发生。
（三）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补充成因
课外教育亦被称作“影子教育”，是孩子接受的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熏陶。当前，课外教育已经逐渐成为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三重机制[19]，能帮助学生充分利用现有文化资本，并获取其他的有利于提升学业成绩和品味的文化资本。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表明，课外教育表面上是补差培优，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资本再积累的工具，成为维持社会阶层和等级的隐性工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一方面，父母的课外教育投入量会导致课外教育水平层次的差异。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父母雄厚的文化资本可以促进子代经济资本的累积。父母通过对子代课外教育的大量经济投入，使原有的经济资本能在补习教育过程中转化为子女在学业选拔过程中的文化资本[20]。较之经济资本雄厚家庭，深度贫困家庭的父代经济收入较低，甚至完全依靠小农经济，父代没有额外资金投入到学校教育之外，或者只能寻求低价教育机构辅导子代学习。子代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参加的课外教育无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本累积，学业成绩与兴趣爱好止步不前，在选拔考试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再次巩固了其父代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父母文化资本的多寡也会影响课外教育的种类选择。一般而言，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高，文化资本所换来的经济资本就越多，为子代选择优质学业课外教育和课外兴趣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有研究表明，家庭富裕的父母一般都能根据子代自身发展情况为子代精心挑选量多且质高的一对一课外辅导，既可以提高子代的学业成就又能提升子代品味，有利于保持原有阶层文化资本并创造新的文化资本[21]。相对而言，深度贫困家庭父母由于自身教育水平和职业的限制，只能使子代参加普通课外学业教育，甚至无法为子代提供兴趣教育，大部分家庭只能竭力保持现有社会地位，再次陷入教育贫困的代际循环。 三、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在家庭、学校和课外教育3大场域的交互作用影响下，教育贫困产生了代际传递。因此，有效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就必须从父母教育贫困这一直接源头出发，精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保障教育能有效阻贫、反贫。
（一）关注教育贫困家庭的需求，提供精准指导服务
家庭是传承文化资本的起点，家庭教育对子代的后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政府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善贫困家庭民生，应精准识别深度教育贫困家庭，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为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目的是通过对贫困家庭中父母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方面进行指导，以提升贫困家庭的教育质量，提升其子女各方面的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22]。因此，政府首先应坚持其主导性作用，优化政策体系，精准识别教育贫困家庭，合理适度地给予政府购买的教育指導服务，加大经费投入，保证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贯性，从根源上转变贫困家庭中父母的教育观念。其次，要明辨教育贫困家庭的真实需求，实现教育指导服务的精准覆盖。要关注贫困家庭父母的普遍需要，尤其是母亲的需要，为其提供孕期教育指导、早期教育指导等服务;更要关注特殊家庭中儿童的需要，提供特殊教育服务指导，确保扶贫对象的全面覆盖[23]。再次，应积极应用互联网，利用微信、钉钉等各种平台开展网络家庭指导教育，使深度贫困家庭能直接通过互联网获取家庭教育知识，弥补面对面教育不足的缺陷。最后，广泛调动学术研究团队积极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贫困家庭父母提供专业理论指导，提升家庭教育质量[24]。
（二）着力完善社会扶持资助渠道，改造文化环境
父母教育资本贫乏是造成子代教育贫困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的主要根源，迫切需要政府完善社会扶持渠道，构建起以政府为主体的，家庭、学校、社区合力参与的扶持体系，改善教育贫困家庭子代生存的文化环境，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文化环境改造的资金投入，拓宽社会资助渠道，积极鼓励社会组织进行募捐资助，建立阳光学校、农村图书馆等，集众人之力以改善文化环境，弱化贫困家庭精神文化生活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学校、社区支持贫困家庭改善家庭教育环境。一是鼓励社区成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提供交流学习平台，营造良好的社区家庭教育氛围[25]。二是开展内容丰富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通过亲子活动、教育讲座等形式，大力宣传家庭教育对子代后续发展的重要性，提高教育贫困家庭父母的教育意识，努力为子代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三是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功能，拓宽父母的家庭教育知识获取渠道。政府要利用社会函授学校、互联网教育学校等新兴教育模式对贫困家庭父母进行教育;贫困家庭子女就读学校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创建家校共育平台，使家长能随时随地了解子女的受教育情况，感受子女受教育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其加大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三）重点推进职业教育帮扶体系，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
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最为密切。政府应重点推进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以发展职业教育为阻贫、扶贫的主要途径，加速改变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更新贫困父母的教育理念，使之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实现其子女的自我造血发展。首先，政府要深入宣传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转变贫困家庭父母对职业教育的偏见;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家庭职业技术指导服务，鼓励教育贫困家庭的父母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增强其就业文化资本。其次，政府应结合贫困地区的地域特点，依据一地一策的标准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服务。如以农业经济发展为主的贫困地区，政府应鼓励职业教育以农业技术指导为主，提供科学的农业技术培训，提升贫困地区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6]。同时，从发达地区引进新型产业，并结合产业所需人才类型开设职业教育，加大对贫困家庭的就业指导。再次，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开展互联网职业教育。政府要为深度贫困家庭提供网上学习的平台和机会，帮助贫困家庭快速掌握新技术[27]，提升贫困人口的自主就业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售卖活动，推销贫困地区的农作物或其他特色产品，增加贫困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提升其增加子女教育投入的能力，以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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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德华）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nd Its Blocking Pathway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FENG Rui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education is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 to overcome in the antipoverty action in the deeply impoverished areas.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shows that the educational poverty of parents leads to the lack of cultural capital of parents and affects the subsequent acquisi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of children in the three fields of family， school and extracurricular， which is the direct， indirect and complementary causes of the disadvantaged education poverty cycle. To effectively bloc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poverty， we must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direct source of educational poverty of our parents， tak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accurately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arental educ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mbat poverty by ensuring education in multiple ways.
Key words：parental education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收稿日期]2020-03-17
[作者簡介]冯瑞（1996-），女，山西省太原人，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
[关键词]父母教育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文化资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4-0022-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4.005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教育贫困代际传递成为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行动中最难攻克的问题。教育贫困代际传递主要是由于父母文化水平低下、资金短缺等多重因素累积造成的，导致其对子代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课外教育的投入或投资缺乏力度，形成教育贫困的循环圈。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使得社会成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内部再生产，教育使不同阶层的后代获得不同的机会和凭证，上一代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是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即父母持有的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直接传递给后代的，并在学校教育中通过教育者的态度及学生的自我表现力体现出来，同时也影响着课外教育机会的获得。教育作为文化资本传递的重要途径，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课外教育的三重力量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性。笔者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基于父母文化资本贫困对家庭、学校和课外教育的影響来分析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并尝试从父母教育贫困这一直接源头出发，探索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一、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现状和理论视角
（一）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现状
贫困代际传递作为深度贫困地区的内在寄生问题，在全球化背景及我国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及致贫因素在社会阶层或家庭层面由父辈传给子女，致使子女重复父辈境遇，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圈[1]。通俗地讲，教育代际传递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一般也较高。这是由于父辈先天因素（如智商等）和所能给予子代的后天因素（优质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等）形成了两代人受教育程度的正相关。而教育贫困就是由于父辈缺乏先天因素和后致多重因素导致子辈教育缺失，子辈重复父辈的教育贫困，形成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2]。纵观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指出了家庭持续性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3]。Climent等人认为，父辈教育具有传递特征，父母教育程度与教育投资、子女教育预期成正比[4]。国内学者赵红霞、王文凤基于2015“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和转换矩阵分析，揭示了我国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子辈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低，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较弱[5]。杜凤莲、石婧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13年的数据， 按子代出生年划分不同年代队列 （cohort） 分析教育代际传递的规模及影响因素后指出，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子代，其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其受教育年限有不同的代际传递影响[6]。综上所述，教育与贫困代际传递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要求我们要从不同理论视角深入研究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结合新时代特征，以教育作为突破家庭贫困的关键抓手，从多方面入手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
（二）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研究的理论视角综述
当前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教育代际传递是如何发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从文化资本理论出发，指出了在拥有同等教育机会的前提下，不同阶层个体教育成就为何不同[7]。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指个人或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源，能通过世代传承而积累。文化资本存在形式：具体化状态，是从孩童时期就开始被培育的长期且稳定的内在禀性，包括教养、品味等;客观化状态，指客观存在的文化物品，如书籍、工具等;制度化状态，是体制承认的文化能力并能转换为市场所需的资本，如文凭证书等[8]。笔者将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扩展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所提供的文化资源或文化氛围（如为子辈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更好地与子女或学校进行沟通）等，也可以理解为父母掌握的教育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具有继承性特征，在家庭中形成并能传递给后辈。文化资本的差异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阶层鸿沟”（后文中提及的代际间直接、间接和补充传递之说亦出自此理论）[9]，子辈在进入系统的学校教育之前已经携有父母传递下来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的多少预示着子辈能够受到何种层次的教育和获取多少文化资本，这个过程称作“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国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现象更明显地体现在深度贫困家庭中：由于父母给予文化资本有限或父母几乎没有文化资本累积，如受教育程度低、教育观念落后，就会造成孩子辍学而不得已返回原生家庭，从事父母的职业，如此便形成了贫困文化资本的恶性循环。父母越是缺乏文化资本，给予子辈的先决条件就越少，代代周而复始，就越容易出现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10]。同时，布迪厄重视文化资本与场域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教育场域内不同个体所处的位置是由其拥有文化资本的多少和分量决定的。父母通过自身隐性的行为习惯以及对子代的教育投资等在家庭、学校和课外教育3大场域内传递文化资本，影响着子代的发展。“知识改变命运”“寒门出贵子”似乎已经成为深度贫困家庭的一种奢望。 二、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三重成因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为小康建设的一大阻力。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表明，教育贫困代际传递多是因父母文化资本缺失而使得子代在继承文化资本和后续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呈现出贫困现象。笔者以子代继承和发展父母文化资本的3大主要场域——家庭、学校和课外教育为基础，审视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直接、间接和补充三重成因。
（一）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直接成因
家庭是子辈获取文化资本的第一场所，家庭场域内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是在家庭成员的相互交流沟通过程中实现的，所传递的父母文化资本是潜移默化的最先性教育投资[11]，对子代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父母文化资本传递在家庭教育中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父母因教育思想落后而影响子代教育。扶贫攻坚过程中发现，深度贫困地区的学生父母头脑中仍然残留着封建、传统思想和小农意识，抱有听天由命的态度，安于现状，几乎没有想过采取其他有效办法改善后代的境况，国家对他们采取积极的扶贫政策反而使之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惰性，置子代教育于不理，導致深度贫困区穷二代的代际传递。二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家庭教育期望和家庭互动等方面。父母文化资本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子代继承父代文化资本后的教育发展态势。由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教育意识和教育理论知识基础薄弱，将孩子视为后续有效劳动力，难以给予孩子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父母受教育不足影响了他们的教育观念及教育期望[12]。父母所持文化资本越是匮乏，对孩子的教育期望相对就越低。有研究表明，中产阶级的父代有着普遍较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子代能进入一流大学而不是仅限于普通大学[13]。教育贫困的父代与孩子沟通的有效性不高，方式粗暴，仍持有“不打不成才”的想法，使得孩子逐渐厌恶甚至害怕接受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显得尤为重要，妇女教育程度低是导致教育贫困代际传递恶循环的关键因素之一。三是父母的人文素养和兴趣爱好影响着子代文化资本的累积。家庭教育场域内，父母的人文素养和兴趣爱好影响着子代提前接受的文化内容和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贫困家庭由于父母文化资本较少，较之阶层优势家庭的父母，其正统文化的渲染力弱，父代本身阅读量少且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加之其从事职业的特点，因而无法提供足够时间关注子代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放任自流，浪费了培养子代兴趣的最佳时机。四是家庭教育场域内父代文化资本的有效传递还影响着传递的时间量[14]。深度贫困区父母迫于文化资本积累量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劳动生产上，对子代的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少，严重影响了子代的后续发展。
（二）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间接成因
学校是文化资本传递的第二大重要场所。布迪厄认为，子代从父代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优势需要在系统化的学校教育以及各类考试中获得制度化的认可，学校教育在履行其职能时发挥着3大作用：一是“保留、培育、遵奉”文化遗产的作用，即文化的再生产作用，强化了子代学习特定文化的传统;二是学校教育起到了巩固阶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用;三是为等级再生产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15]。布迪厄把学校教育看作是相对独立的场域，在学校场域内考察父母文化资本对子代的影响，即父母对子代入场教育选择和中场教育参与的影响。首先，父母的文化资本深度影响子代的入场教育选择。在学校教育场域内，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入学大多是依据片区划分入学，导致了社会阶层等级的再生产和学校教育分配的不平等[16]。父母文化资本薄弱的深度贫困家庭，原有文化资本的累积使其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子代选择学校教育，无法像文化资本雄厚的中产阶级家庭通过购买学区房等途径选择优质学校，他们的孩子只能进入片区内学校或作为借读生入校学习。社会出身的现实差距导致入学起点的严重分化，深度贫困家庭在入学选择上只能听天由命。随着学校教育的不断深化，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学生的学业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一个阶段的教育质量与下一阶段的升学能力或资格紧密相关[17]——教育深度贫困家庭的子代只能继续接受劣质教育，循环其父母的经历。其次，父母的中场教育参与也影响着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文化资本优势家庭往往更注重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参与。一般来说，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经济资本掌握越多，对子代的学校教育就越关注，能更积极主动地与教师沟通交流，了解分析子代的作业完成情况、学业表现等。而文化资本薄弱的贫困家庭，由于掌握的经济资本量较少，大多数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劳作之中，加之有些教师会选择性地抑制受教育程度较低学生家长的参与机会，更乐意与教育水平高、文化资源丰富的家长展开交流[18]，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家庭的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脱节，孩子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支持，诱致了教育贫困的再发生。
（三）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补充成因
课外教育亦被称作“影子教育”，是孩子接受的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熏陶。当前，课外教育已经逐渐成为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三重机制[19]，能帮助学生充分利用现有文化资本，并获取其他的有利于提升学业成绩和品味的文化资本。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表明，课外教育表面上是补差培优，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资本再积累的工具，成为维持社会阶层和等级的隐性工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一方面，父母的课外教育投入量会导致课外教育水平层次的差异。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父母雄厚的文化资本可以促进子代经济资本的累积。父母通过对子代课外教育的大量经济投入，使原有的经济资本能在补习教育过程中转化为子女在学业选拔过程中的文化资本[20]。较之经济资本雄厚家庭，深度贫困家庭的父代经济收入较低，甚至完全依靠小农经济，父代没有额外资金投入到学校教育之外，或者只能寻求低价教育机构辅导子代学习。子代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参加的课外教育无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本累积，学业成绩与兴趣爱好止步不前，在选拔考试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再次巩固了其父代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父母文化资本的多寡也会影响课外教育的种类选择。一般而言，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高，文化资本所换来的经济资本就越多，为子代选择优质学业课外教育和课外兴趣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有研究表明，家庭富裕的父母一般都能根据子代自身发展情况为子代精心挑选量多且质高的一对一课外辅导，既可以提高子代的学业成就又能提升子代品味，有利于保持原有阶层文化资本并创造新的文化资本[21]。相对而言，深度贫困家庭父母由于自身教育水平和职业的限制，只能使子代参加普通课外学业教育，甚至无法为子代提供兴趣教育，大部分家庭只能竭力保持现有社会地位，再次陷入教育贫困的代际循环。 三、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在家庭、学校和课外教育3大场域的交互作用影响下，教育贫困产生了代际传递。因此，有效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就必须从父母教育贫困这一直接源头出发，精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保障教育能有效阻贫、反贫。
（一）关注教育贫困家庭的需求，提供精准指导服务
家庭是传承文化资本的起点，家庭教育对子代的后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政府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善贫困家庭民生，应精准识别深度教育贫困家庭，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为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目的是通过对贫困家庭中父母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方面进行指导，以提升贫困家庭的教育质量，提升其子女各方面的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22]。因此，政府首先应坚持其主导性作用，优化政策体系，精准识别教育贫困家庭，合理适度地给予政府购买的教育指導服务，加大经费投入，保证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贯性，从根源上转变贫困家庭中父母的教育观念。其次，要明辨教育贫困家庭的真实需求，实现教育指导服务的精准覆盖。要关注贫困家庭父母的普遍需要，尤其是母亲的需要，为其提供孕期教育指导、早期教育指导等服务;更要关注特殊家庭中儿童的需要，提供特殊教育服务指导，确保扶贫对象的全面覆盖[23]。再次，应积极应用互联网，利用微信、钉钉等各种平台开展网络家庭指导教育，使深度贫困家庭能直接通过互联网获取家庭教育知识，弥补面对面教育不足的缺陷。最后，广泛调动学术研究团队积极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贫困家庭父母提供专业理论指导，提升家庭教育质量[24]。
（二）着力完善社会扶持资助渠道，改造文化环境
父母教育资本贫乏是造成子代教育贫困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的主要根源，迫切需要政府完善社会扶持渠道，构建起以政府为主体的，家庭、学校、社区合力参与的扶持体系，改善教育贫困家庭子代生存的文化环境，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文化环境改造的资金投入，拓宽社会资助渠道，积极鼓励社会组织进行募捐资助，建立阳光学校、农村图书馆等，集众人之力以改善文化环境，弱化贫困家庭精神文化生活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学校、社区支持贫困家庭改善家庭教育环境。一是鼓励社区成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提供交流学习平台，营造良好的社区家庭教育氛围[25]。二是开展内容丰富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通过亲子活动、教育讲座等形式，大力宣传家庭教育对子代后续发展的重要性，提高教育贫困家庭父母的教育意识，努力为子代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三是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功能，拓宽父母的家庭教育知识获取渠道。政府要利用社会函授学校、互联网教育学校等新兴教育模式对贫困家庭父母进行教育;贫困家庭子女就读学校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创建家校共育平台，使家长能随时随地了解子女的受教育情况，感受子女受教育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其加大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三）重点推进职业教育帮扶体系，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
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最为密切。政府应重点推进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以发展职业教育为阻贫、扶贫的主要途径，加速改变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更新贫困父母的教育理念，使之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实现其子女的自我造血发展。首先，政府要深入宣传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转变贫困家庭父母对职业教育的偏见;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家庭职业技术指导服务，鼓励教育贫困家庭的父母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增强其就业文化资本。其次，政府应结合贫困地区的地域特点，依据一地一策的标准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服务。如以农业经济发展为主的贫困地区，政府应鼓励职业教育以农业技术指导为主，提供科学的农业技术培训，提升贫困地区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6]。同时，从发达地区引进新型产业，并结合产业所需人才类型开设职业教育，加大对贫困家庭的就业指导。再次，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开展互联网职业教育。政府要为深度贫困家庭提供网上学习的平台和机会，帮助贫困家庭快速掌握新技术[27]，提升贫困人口的自主就业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售卖活动，推销贫困地区的农作物或其他特色产品，增加贫困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提升其增加子女教育投入的能力，以阻断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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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德华）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nd Its Blocking Pathway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FENG Rui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education is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 to overcome in the antipoverty action in the deeply impoverished areas.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shows that the educational poverty of parents leads to the lack of cultural capital of parents and affects the subsequent acquisi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of children in the three fields of family， school and extracurricular， which is the direct， indirect and complementary causes of the disadvantaged education poverty cycle. To effectively bloc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poverty， we must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direct source of educational poverty of our parents， tak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accurately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arental educ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mbat poverty by ensuring education in multiple ways.
Key words：parental education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收稿日期]2020-03-17
[作者簡介]冯瑞（1996-），女，山西省太原人，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