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在外地的我，因为他怕我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让弟弟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这是典型父亲的样子，无论什么事，他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便买了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交通并不发达，车子颠簸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做子女的我们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

　　提肉羹回家只是一段，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他对母亲也非常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

二

　　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坚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
　　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使得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从来不把痛苦给人，只为给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样去挖竹笋，怎样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

三

　　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做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
　　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收成是自然的。”
　　他也常叫我不要写违心的文章，他说：“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反而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
　　他常教我多写些有益于人的文章，少批评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
　　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到了创作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40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我自以为在写作上十分用功，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100千克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在。
　　我最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
　　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

四

　　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
　　父亲有5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地点最远。我15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
　　父亲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渺小。
　　我后来从事报道文学创作，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的伟大。
　　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動人的素质。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进入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

五

　　这一次回去看父亲，在病床边我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少。
　　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只要看你妈妈。她笑了，就知道病情好转；她流泪了，就知道病情变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
　　为了照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过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康复，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
　　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父亲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他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人生幸好有别离》，王传生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