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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汪国真先生是一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作品畅销国内图书市场、影响了成千上万名诗歌爱好者的优秀诗人。他创作的《我微笑着走向生活》《热爱生命》《山高路远》《如果生活不够慷慨》《只要彼此爱过一次》《感谢》等一批抒情励志、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曾经风靡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并在全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一波强过一波的“汪国真诗歌热”，影响了整整一代读者。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汪国真先生写诗成名之前，在暨南大学读大学的他曾经在母校编印出版的文学作品集中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两首诗歌和三则日记。
要说发现汪国真的小说、诗歌和日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话就长了。
那就要从我和汪国真的交往说起。
2012年10月，在我创办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开馆前夕，我给汪国真老师发去短信，请他来大兴安岭参加开馆仪式。然而，由于工作太忙，无法抽出时间，他表示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的诗歌馆。10月10日，诗歌馆开馆前，我意外地收到了他从北京发来的贺电，令我喜出望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情澎湃新人辈出的年代。在此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开馆之际，谨表祝贺！”
2013年6月16日，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一本暨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6月编印的文艺作品集《鸿爪》，发现里面居然刊登着汪国真在大学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丹樱》、诗歌《乡思》（二首）和《侨校生活日记三则》。于是，我给他发去短信告诉这个好消息，他收到我的短信后十分惊讶，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三十多年，现在能保存下来的已属凤毛麟角，而且他自己都没有这本书了。
说到汪国真的小说、诗歌和日记，那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大学时代。
1978年10月，汪国真从北京踏上了南行的列车。这次南行，完成了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重大转折——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一跃成为令许多年轻人都羡慕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生。
暨南大学位于广州南郊，“文革”期间曾长期停办，这年10月，暨南大学迎来了她复办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暨南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波光潋滟的明湖、郁郁葱葱的桉树组成的林荫道、淡黄色的学生宿舍楼、外形很像蒙古包造型别致的学生饭堂，以及在广东高校中最为漂亮的游泳池，这些都给初入校门的汪国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进入暨南大学读书之后，汪国真在学习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跑图书馆和阅览室，看他喜欢看的文学类图书和文学类报刊。在他们的六人寝室里，汪国真是借阅图书和杂志最多、最勤的一个。
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社会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潮流，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碰撞，对刚刚考入大学的大学生们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这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浪潮的影响，全国各地高校大批热爱文学、有理想、有抱负、有头脑、有才华的大学生犹如火山喷发一样，自发地掀起了文学刊物创办热潮。其中，有曲阜师院创办的《五四诗刊》，北京大学创办的《早晨》，福州大学创办的《春潮涌》诗丛，武汉大学创办的《珞珈山》等一批学生参与创办的诗歌刊物和文学刊物。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979年全国有一百余所高校编印出版了大学生文学刊物二百余种。大学生文学刊物的创办，给大学生带来了文学启蒙、精神创新和思想解放，在校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在校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当年最流行的一种主流文化现象。
受这种办刊热的影响，一批爱好诗歌的暨南大学学生也投入到办刊潮中。在汪国真进入暨南大学不久，系里的同学们自己编辑了一份油印刊物《长歌》诗刊。由于这份刊物倾注了同学们的热情和心血，大家都很珍视这份刊物，也乐意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拿到刊物上发表。当时，汪国真写了一组诗，叫《学校的一天》，发表在《长歌》诗刊创刊号上。捧着那期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汪国真甭提有多高兴了！因为这是自己的诗歌作品第一次在刊物上刊登，尽管，這是一本仅仅在校内发行的油印诗歌刊物。
让汪国真更高兴的事还在后头。
1979年4月13日中午，他正在学校饭堂吃饭，系里的同学陈建平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汪国真，你的诗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你别骗我了，我从来没有给中青报投过稿。”“真的，一点不骗你。”陈建平一脸正经，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是什么内容的？”汪国真有点半信半疑了，脑海里瞬间闪过种种猜测。“好像是写校园生活的，是由几首小诗组成的。”陈建平说。听了陈建平的话，汪国真信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写了这样一组诗。
当时学校为系里的学生订了几份报纸，男生宿舍订的是《南方日报》，女生宿舍是《中国青年报》，汪国真要看到这张纸必须去女生宿舍找。于是，他跑到女生宿舍找到了报纸，匆匆浏览了一下，很快找到了印有他作品的那一版。“我借去看一下。”在征得了女同学的同意之后，他怀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跑出了女生宿舍楼。“我的作品发表了！”手中拿着那张报纸，他激动地喊了起来。“我最初的文学生涯便是从这组诗开始的，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组诗的作者，在十二年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人们称之的‘汪国真风潮’。”
汪国真的这组诗是由五首小诗组成的，题目叫《学校的一天》，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4月12日第三版《校园生活》专栏。在那期专栏的《编者的话》中，编辑写道：“读了这一组稿子，校园里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学生时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在功课既完而有余暇时，团组织为他们组织一些时事报告会、文学作品分析会、音乐欣赏、知识游戏等生动、有趣、吸引人的活动，既可以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又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情趣，文明的习惯，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开展这些活动也使一些同学的个人爱好和才华得到施展和提高。”
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汪国真的这组诗：
晨 练
天将晓，
同学醒来早。
打拳、做操、练长跑， 锻炼身体好。
早 读
东方白，
结伴读书来。
书声琅琅传天外，
壮志在胸怀。
听 课
讲坛上，
人人凝神望。
园丁辛勤育栋梁，
新苗看茁壮。
赛 球
篮球场，
气氛真紧张。
龙腾虎跃传球忙，
个个身手强。
灯 下
星光闪，
同学坐桌前。
今天灯下细描绘，
明朝画一卷……。
尽管，在时隔三十八年之后阅读汪国真的这组诗，我们会觉得这组诗十分稚嫩，与他后来的诗歌作品实在难以相比；但是，对于当时的汪国真来说，却对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从此更加热爱诗歌创作。要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报》可是发行量达到一百万份以上、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啊！能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诗歌作品，那可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啊！
发表汪国真处女作的编辑叫梁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梁平得到了一本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生创办的油印诗歌刊物《长歌》，在那上面，他选载了汪国真的五首短诗发表在《校园生活》专栏上。1980年，梁平在他主持的《校园生活》专栏上又发表了汪国真写于1979年的《侨校生活日记三则》：
1979年×月×日
时间过得真快呀，半年前，我和同学们都还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现在却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学习、生活了，我们六十多人的中文系，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外语学院。启光是个印尼归侨，讲得一口顶呱呱的印尼语；朝鲜来的小管，会写一手漂亮的朝文；几个加拿大和港澳来的同学，还当过英语教师呢。生活在这样一个大集体里，真有意思！
1979年×月×日
新闻系的同学不愧是行家里手，办的墙报吸引了那样多的观众。顶有趣的是一篇《青年发福并非福》的小短文，短文中说，入学以来，同学们都普遍发胖了，但青年时期发胖并不是件好事。文章建议大家加强身体锻炼，来个“降肥”运动。我记得刚入校时，听海外同学讲，父母怕他们不习惯国内生活，会把身体弄瘦了。他们哪里知道，眼下自己的孩子正为如何“降肥”发愁呢！
1979年×月×日
看了今年第一期《电影新作》里的剧本《琴童》。剧本描写了一个名叫晶晶的孩子，他拉得一手出色的小提琴，但是在“四人帮”时期，因有海外关系，几次都未被音乐学院录取。看了真令人愤愤不平。系里有些同学的经历和晶晶差不多，读完掩卷深思，更加感谢我们的党落实了侨务政策，把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和有所谓“海外关系”的人从“四人帮”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要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刻苦学习。
在《中国青年报》上接连发表诗歌和日记，对汪国真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在这种精神动力的鼓舞下，汪国真在大学期间的诗歌创作不断进步，并写出不少好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两首诗是1980年10月23日发表在《广东侨报》上的《乡思》（二首）：
望
他独自徘徊在海滩上，
极目向海天尽处眺望。
呵，对面那金色的海岸，
就是美丽富饶的家乡。
海潮冲掉了他深深的脚印，
却抚不平他那深深的忧伤。
因为在他的心房里
有一个燃烧了三十年的愿望……
梦
他在梦中甜甜地微笑，
梦见自己化作一只海鸟，
展翅飞过波涛汹涌的大海，
扑进故乡温暖的怀抱……
用颤抖的双手
抚摸家乡的一岩一峭
用含泪的双眼
辨识久别的一径一道。
用呜咽的声音
喊出埋藏已久的话——
啊！故乡，故乡！
游子回来了！
这两首诗发表后，不但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欢。从此，汪国真正式走上诗歌創作道路。
作为汪国真诗歌的忠实读者，我除了喜欢他的诗歌之外，同样喜欢作为书法家的他创作的书法作品，更梦寐以求得到他的墨宝。
在收到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来的《鸿爪》那天，我给他发去一封短信，说出了埋藏在心中很久的心愿，希望求汪国真老师一幅字，做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没想到，汪国真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经过日思夜念热切的期盼，6月25日，我终于收到了汪国真从北京寄来的一幅珍贵的书法，上面写着：“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情喷涌的时代——书赠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和墨宝一起寄来的还有他的一本书名为《汪国真书画作品集》的书画册，两盘题名为《汪国真音乐作品》《感悟汪国真》的音乐光盘，一张外交部礼宾司发给他的关于他的书法作为国礼的荣誉证书。捧着汪国真老师寄赠的珍贵的墨宝和珍贵的礼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汪国真老师不但对我创办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而且对于我从事大学生文学史和诗歌史的研究事业也非常关心、非常支持。2014年4月，我编著了一本有关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文学活动的书稿，选入了他的文章《我最初的文学生涯》。4月24日，我给他发去电子邮件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十分体谅和理解我编著出版文学史料类书稿的种种辛苦和种种难处，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4月25日，他回信给予我满意的答复：“本人同意姜红伟先生在编著的《文学年代——中国高校1977级1978级大学生文学生涯备忘录》（暂名）一书中收入我的文章。为了支持该书的出版，本人同意放弃该书的稿费。”通过这件事，我对汪国真老师的敬意更加深了。
2014年7月，我策划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一书，由于汪国真老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78级上学时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经历了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初期阶段，因此，我请汪国真老师做一个访谈。当时，汪国真老师虽然工作很忙，身体不好，但是却依旧认真为我准备了访谈材料，使我得以顺利完成这次访谈。没想到，这篇我们共同完成的题为《没有比人更高的山——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之汪国真篇》居然成了汪老师生前最后一次关于诗歌的访谈。 2014年9月，由我编著的书稿《大学生诗歌家谱——〈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在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签订完出版合同后，我将这本书稿发给了汪国真老师，请他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希望他能和其他著名诗人一起联袂推荐这本书。9月15日上午9点25分，我收到了汪国真老师的短信，他在看过书稿后欣然同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再一次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
然而，就在这本书进入编辑出版程序的时候，2015年4月26日，从北京传来噩耗，汪国真老师因患肝癌不幸去世，年仅五十九岁。
在我心目中，汪国真老师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书画家、作曲家，也是一位为人正直、善良、低调、谦逊的好人，又是一位善待后学、乐于助人的诗坛前辈，更是一位值得我敬仰、值得我感恩的恩师。
附录：
编者按——
前文提到的汪国真先生的短篇小说《丹樱》，既是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又是他生前唯一一篇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华侨女学生毅然放弃日本优越的学习环境，坚持回到祖国学习并决心在毕业后投身于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爱国女学生形象。小说立意鲜明，语言生动，笔触细腻，形象鲜活，是一篇充满了反思“文革”和讴歌改革开放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迁迹和汪国真早期的创作思想，应该说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文献，对于今后研究汪国真文学艺术创作历史来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现附录于此，以飨读者。
丹 樱
汪国真
嘈杂声停止了。帷幕拉开了一道缝隙，穿着文雅、素洁的女报幕员轻捷地走了出来。她用标准的普通话报幕：“欢迎新同学文艺晚会现在开始！”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第一个节目：大合唱……”
节目一个个地演下去。最初的几个节目都是我们这些二三年级的学生精心排演的。最后的几个节目轮到新生表演了，我们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舞台。
“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演唱者：光学系一年级新生——刘丹樱。”“刘丹樱？”我不觉心头一动，脑中闪现出一个女孩子的形象。难道是她？我焦灼地等待她出现在舞台上。
天鹅绒的帷幕徐徐拉开，一个身材颀长的姑娘轻盈地走向舞台。她走到麦克风前，深深地向台下的观众鞠了一躬。这特别的礼貌立刻引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当她抬起头的时候，我看清楚了她的面容：细而长的眉毛，泉水般清澈的眼睛，红润小巧的嘴唇……
“呵，是她！一点不错，是她——刘丹樱。”我欢喜极了。
她开始演唱了，她唱的歌叫《祖国情思》。
“……
捧起一把祖国的泥土啊，情无限，
喝上一口家乡的井水啊，蜜般甜。
祖国的山水草木呵，紧连着海外赤子的心……”
淚水从她那顾盼生辉的眼睛里缓缓流淌下来。歌声、泪珠灌进了我的心，掀开心中记忆的屏障，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爸爸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所里当党委书记，妈妈在所里做人事工作。一天，家里来了客人。一位三十多岁、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叔叔领着一个穿浅黄色衣裙的小姑娘来到我们家。爸爸、妈妈热情地迎了上去，同他亲切握手，真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位小姑娘则恭敬地依次向爸爸妈妈和我深深地鞠躬。她的礼貌而稚气的神态，使大家很欢喜。
爸爸、妈妈和叔叔有工作要谈，我便负责招待小客人。我给她倒水，拿了糖果，端放在她面前。她腼腆有礼地向我道谢：“谢谢姐姐”。我赶忙打断了她的话：“先不要叫姐姐，我们俩还不知谁大呢？”
“我十岁。”她很快告诉我。
“呵，我们俩一样。你几月出生的？”
“八月。”
“噢，比我小六个月。”看来，这个姐姐果真是我当了。
我把糖果和水杯又稍微向她面前推了推。
“以前我可没见过你。”我尽量做得像个姐姐的样子。
“我跟爸爸妈妈刚从日本回来。”
“你叫什么名字？”
“丹樱，牡丹的丹，樱花的樱。”
“丹樱，多好听的名字。”
“不，我爸爸说，给我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好听，而是为了纪念。”
“纪念？”
“是的，我爸爸说，我在日本出生，樱花是日本的象征。我是中国人，牡丹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花，要我永远记住伟大的祖国，不忘日本人民。”说到这里，丹樱换上一种我们那种年龄的人少有的严肃神情说：“我爸爸在日本是很有名望的光学家，但他说，我们是中国人，要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使祖国早日富强起来。今年十月一日，我们从东京机场起飞回国，在飞机上，爸爸高兴得像个小孩，对着我和妈妈大声朗诵唐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接着说，今天适逢国庆佳节，我们就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了！”
多少年过去了，丹樱这一席话至今还留在我的心间。
后来，丹樱的爸爸在我爸爸所在的研究所里当了副所长，工作很有成绩。丹樱和我则成了同班同学。她功课好，懂礼貌；性格活泼，能歌善舞。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大家选她当班里的文娱委员。她经常唱的一支歌就是：“孔雀，孔雀真美丽，穿着一身花花衣……”这首歌，她唱得连我也会了。一天夜里，我还梦见丹樱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
一次，电影制片厂到我们学校拍摄反映学生生活的纪录片，学校挑选丹樱作为拍摄对象之一。丹樱知道了这件事后，来到校长室，诚恳地说：“校长，我不能上电影。我学习成绩并不太好。我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像我这样的学习成绩是不行的。”电影拍成时，丹樱虽然没上银幕，但她的话被引进了解说词，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正当我们在祖国怀抱里、在党的关怀下健康成长的时候，一场大浩劫开始了。 我爸爸在一个早上突然变成了“叛徒”和“走资派”。不久，丹樱的爸爸也被关进了“牛棚”，据说他有特务嫌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迷惘、痛苦、惶然不知所措。而这种打击对丹樱来说不是会显得更大吗？在她那幼稚和纯洁的心灵里，祖国是这样美，怎么受得了这种命运的打击。有一天，她抽泣着对我说：“萍萍姐姐，我爸爸怎么会是特务呢？不！他是好人！他爱祖国，他为祖国建设出力，还要我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服务。他是好人！我爸爸是好人！”她不再抽泣了，而是大声地呼喊起来。阵阵凛冽的北风刮来，使我们两个女孩子的呼声变得十分弱小、低微。
爸妈到干校，我要跟着去。我和丹樱分手了。泪眼相向，默默无言。最后，还是丹樱咬了咬牙，说：“姐姐请珍重。常来信。”
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转眼已经是1975年，我和丹樱都已是充满青春气息的姑娘了。一天，我接到丹樱的一封信，她告诉我，自从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她爸爸的问题已经弄清楚：所谓“特嫌”完全是假的。但她又告诉我，爸爸、妈妈决定申请到日本长期居住。她也必须跟着走。最近就要启程。
信戛然而止。我似乎看到她没有写到信上的话。这是些什么话呢？我又不能说清楚，我像丢失了最宝贵的什么东西，无限惆怅和懊恼。
我怎么也想不到，丹樱又出现在我面前。
晚会结束了，我怀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来到了后台。
“丹樱！”我放开嗓子喊了她一声。她调转过头，用她那美丽的眼睛注视着我——先是愣住，接着她跳起，奔过来，扑向我，紧紧拥抱着我。
“呵，姐姐，萍萍姐姐……”眼泪代替了语言，她那滚烫的泪珠滴在我的肩头。而我的泪珠也已把她的一片衬衫打湿。
一弯皓月向大地洒下了一片银辉。美丽的校园一片静谧。我和丹樱沿着长长的林荫道慢慢地走着，细细地交谈。她向我倾述着离开祖国时的失望，回到日本以后的生活，以及粉碎“四人帮”给她们一家以及广大海外华侨带来的欢欣和希望。
“……你为什么出国后不给我写信呢？”我问她。
“萍萍姐姐，原谅我吧。你知道，那时我是多么想给你写信呵，但又怕给你们带来麻烦。”
我望着她深情的眼睛，完全理解她的心。
“现在好了，我们又在一起了。”丹樱感慨地说。
“可是，将来你毕业后又回日本，我们只能在信中见面了。”
“回日本？我为什么要回日本呢？”她像是看陌生人一样望着我，声调也提高了。
“怎么，你不准备回去了？”
她严肃地点点头。
“难道你不觉得……”我欲言又止。
“你是说，我们国家生活水平太低是吗？萍萍姐姐，俗话说得好：孩子不嫌娘丑。中国人是聪明、勤劳的，祖国一定会富强起来的。”她用低缓的声调亲切地说。
我赞赏她这番话，但我心中仍有一些隐隐的忧虑，我说：“生活给我们这些天真的人的教训够深刻了。当年，你爸爸……”
丹櫻理解了我没说完的话。她把头微微昂起，用手理了理被夜风吹乱的几根头发，说：“萍萍姐姐，我是这样想的：我国人民已经从那场大悲剧中学到了怎样去防止再发生那样的悲剧。因此，我不会再有我爸爸那种遭遇了。你说是吗？萍萍姐姐。我记得我爸爸在送我回国时给我说了很多话，其中有这句古辞：‘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祖国一定会由我们建设得更富强起来的！”
丹樱，你说得多好啊！
【责任编辑】 于晓威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汪国真先生写诗成名之前，在暨南大学读大学的他曾经在母校编印出版的文学作品集中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两首诗歌和三则日记。
要说发现汪国真的小说、诗歌和日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话就长了。
那就要从我和汪国真的交往说起。
2012年10月，在我创办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开馆前夕，我给汪国真老师发去短信，请他来大兴安岭参加开馆仪式。然而，由于工作太忙，无法抽出时间，他表示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的诗歌馆。10月10日，诗歌馆开馆前，我意外地收到了他从北京发来的贺电，令我喜出望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情澎湃新人辈出的年代。在此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开馆之际，谨表祝贺！”
2013年6月16日，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一本暨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6月编印的文艺作品集《鸿爪》，发现里面居然刊登着汪国真在大学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丹樱》、诗歌《乡思》（二首）和《侨校生活日记三则》。于是，我给他发去短信告诉这个好消息，他收到我的短信后十分惊讶，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三十多年，现在能保存下来的已属凤毛麟角，而且他自己都没有这本书了。
说到汪国真的小说、诗歌和日记，那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大学时代。
1978年10月，汪国真从北京踏上了南行的列车。这次南行，完成了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重大转折——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一跃成为令许多年轻人都羡慕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生。
暨南大学位于广州南郊，“文革”期间曾长期停办，这年10月，暨南大学迎来了她复办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暨南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波光潋滟的明湖、郁郁葱葱的桉树组成的林荫道、淡黄色的学生宿舍楼、外形很像蒙古包造型别致的学生饭堂，以及在广东高校中最为漂亮的游泳池，这些都给初入校门的汪国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进入暨南大学读书之后，汪国真在学习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跑图书馆和阅览室，看他喜欢看的文学类图书和文学类报刊。在他们的六人寝室里，汪国真是借阅图书和杂志最多、最勤的一个。
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社会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潮流，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碰撞，对刚刚考入大学的大学生们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这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浪潮的影响，全国各地高校大批热爱文学、有理想、有抱负、有头脑、有才华的大学生犹如火山喷发一样，自发地掀起了文学刊物创办热潮。其中，有曲阜师院创办的《五四诗刊》，北京大学创办的《早晨》，福州大学创办的《春潮涌》诗丛，武汉大学创办的《珞珈山》等一批学生参与创办的诗歌刊物和文学刊物。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979年全国有一百余所高校编印出版了大学生文学刊物二百余种。大学生文学刊物的创办，给大学生带来了文学启蒙、精神创新和思想解放，在校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在校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当年最流行的一种主流文化现象。
受这种办刊热的影响，一批爱好诗歌的暨南大学学生也投入到办刊潮中。在汪国真进入暨南大学不久，系里的同学们自己编辑了一份油印刊物《长歌》诗刊。由于这份刊物倾注了同学们的热情和心血，大家都很珍视这份刊物，也乐意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拿到刊物上发表。当时，汪国真写了一组诗，叫《学校的一天》，发表在《长歌》诗刊创刊号上。捧着那期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汪国真甭提有多高兴了！因为这是自己的诗歌作品第一次在刊物上刊登，尽管，這是一本仅仅在校内发行的油印诗歌刊物。
让汪国真更高兴的事还在后头。
1979年4月13日中午，他正在学校饭堂吃饭，系里的同学陈建平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汪国真，你的诗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你别骗我了，我从来没有给中青报投过稿。”“真的，一点不骗你。”陈建平一脸正经，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是什么内容的？”汪国真有点半信半疑了，脑海里瞬间闪过种种猜测。“好像是写校园生活的，是由几首小诗组成的。”陈建平说。听了陈建平的话，汪国真信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写了这样一组诗。
当时学校为系里的学生订了几份报纸，男生宿舍订的是《南方日报》，女生宿舍是《中国青年报》，汪国真要看到这张纸必须去女生宿舍找。于是，他跑到女生宿舍找到了报纸，匆匆浏览了一下，很快找到了印有他作品的那一版。“我借去看一下。”在征得了女同学的同意之后，他怀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跑出了女生宿舍楼。“我的作品发表了！”手中拿着那张报纸，他激动地喊了起来。“我最初的文学生涯便是从这组诗开始的，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组诗的作者，在十二年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人们称之的‘汪国真风潮’。”
汪国真的这组诗是由五首小诗组成的，题目叫《学校的一天》，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4月12日第三版《校园生活》专栏。在那期专栏的《编者的话》中，编辑写道：“读了这一组稿子，校园里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学生时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在功课既完而有余暇时，团组织为他们组织一些时事报告会、文学作品分析会、音乐欣赏、知识游戏等生动、有趣、吸引人的活动，既可以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又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情趣，文明的习惯，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开展这些活动也使一些同学的个人爱好和才华得到施展和提高。”
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汪国真的这组诗：
晨 练
天将晓，
同学醒来早。
打拳、做操、练长跑， 锻炼身体好。
早 读
东方白，
结伴读书来。
书声琅琅传天外，
壮志在胸怀。
听 课
讲坛上，
人人凝神望。
园丁辛勤育栋梁，
新苗看茁壮。
赛 球
篮球场，
气氛真紧张。
龙腾虎跃传球忙，
个个身手强。
灯 下
星光闪，
同学坐桌前。
今天灯下细描绘，
明朝画一卷……。
尽管，在时隔三十八年之后阅读汪国真的这组诗，我们会觉得这组诗十分稚嫩，与他后来的诗歌作品实在难以相比；但是，对于当时的汪国真来说，却对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从此更加热爱诗歌创作。要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报》可是发行量达到一百万份以上、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啊！能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诗歌作品，那可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啊！
发表汪国真处女作的编辑叫梁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梁平得到了一本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生创办的油印诗歌刊物《长歌》，在那上面，他选载了汪国真的五首短诗发表在《校园生活》专栏上。1980年，梁平在他主持的《校园生活》专栏上又发表了汪国真写于1979年的《侨校生活日记三则》：
1979年×月×日
时间过得真快呀，半年前，我和同学们都还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现在却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学习、生活了，我们六十多人的中文系，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外语学院。启光是个印尼归侨，讲得一口顶呱呱的印尼语；朝鲜来的小管，会写一手漂亮的朝文；几个加拿大和港澳来的同学，还当过英语教师呢。生活在这样一个大集体里，真有意思！
1979年×月×日
新闻系的同学不愧是行家里手，办的墙报吸引了那样多的观众。顶有趣的是一篇《青年发福并非福》的小短文，短文中说，入学以来，同学们都普遍发胖了，但青年时期发胖并不是件好事。文章建议大家加强身体锻炼，来个“降肥”运动。我记得刚入校时，听海外同学讲，父母怕他们不习惯国内生活，会把身体弄瘦了。他们哪里知道，眼下自己的孩子正为如何“降肥”发愁呢！
1979年×月×日
看了今年第一期《电影新作》里的剧本《琴童》。剧本描写了一个名叫晶晶的孩子，他拉得一手出色的小提琴，但是在“四人帮”时期，因有海外关系，几次都未被音乐学院录取。看了真令人愤愤不平。系里有些同学的经历和晶晶差不多，读完掩卷深思，更加感谢我们的党落实了侨务政策，把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和有所谓“海外关系”的人从“四人帮”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要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刻苦学习。
在《中国青年报》上接连发表诗歌和日记，对汪国真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在这种精神动力的鼓舞下，汪国真在大学期间的诗歌创作不断进步，并写出不少好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两首诗是1980年10月23日发表在《广东侨报》上的《乡思》（二首）：
望
他独自徘徊在海滩上，
极目向海天尽处眺望。
呵，对面那金色的海岸，
就是美丽富饶的家乡。
海潮冲掉了他深深的脚印，
却抚不平他那深深的忧伤。
因为在他的心房里
有一个燃烧了三十年的愿望……
梦
他在梦中甜甜地微笑，
梦见自己化作一只海鸟，
展翅飞过波涛汹涌的大海，
扑进故乡温暖的怀抱……
用颤抖的双手
抚摸家乡的一岩一峭
用含泪的双眼
辨识久别的一径一道。
用呜咽的声音
喊出埋藏已久的话——
啊！故乡，故乡！
游子回来了！
这两首诗发表后，不但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欢。从此，汪国真正式走上诗歌創作道路。
作为汪国真诗歌的忠实读者，我除了喜欢他的诗歌之外，同样喜欢作为书法家的他创作的书法作品，更梦寐以求得到他的墨宝。
在收到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来的《鸿爪》那天，我给他发去一封短信，说出了埋藏在心中很久的心愿，希望求汪国真老师一幅字，做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没想到，汪国真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经过日思夜念热切的期盼，6月25日，我终于收到了汪国真从北京寄来的一幅珍贵的书法，上面写着：“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情喷涌的时代——书赠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和墨宝一起寄来的还有他的一本书名为《汪国真书画作品集》的书画册，两盘题名为《汪国真音乐作品》《感悟汪国真》的音乐光盘，一张外交部礼宾司发给他的关于他的书法作为国礼的荣誉证书。捧着汪国真老师寄赠的珍贵的墨宝和珍贵的礼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汪国真老师不但对我创办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而且对于我从事大学生文学史和诗歌史的研究事业也非常关心、非常支持。2014年4月，我编著了一本有关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文学活动的书稿，选入了他的文章《我最初的文学生涯》。4月24日，我给他发去电子邮件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十分体谅和理解我编著出版文学史料类书稿的种种辛苦和种种难处，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4月25日，他回信给予我满意的答复：“本人同意姜红伟先生在编著的《文学年代——中国高校1977级1978级大学生文学生涯备忘录》（暂名）一书中收入我的文章。为了支持该书的出版，本人同意放弃该书的稿费。”通过这件事，我对汪国真老师的敬意更加深了。
2014年7月，我策划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一书，由于汪国真老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78级上学时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经历了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初期阶段，因此，我请汪国真老师做一个访谈。当时，汪国真老师虽然工作很忙，身体不好，但是却依旧认真为我准备了访谈材料，使我得以顺利完成这次访谈。没想到，这篇我们共同完成的题为《没有比人更高的山——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之汪国真篇》居然成了汪老师生前最后一次关于诗歌的访谈。 2014年9月，由我编著的书稿《大学生诗歌家谱——〈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在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签订完出版合同后，我将这本书稿发给了汪国真老师，请他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希望他能和其他著名诗人一起联袂推荐这本书。9月15日上午9点25分，我收到了汪国真老师的短信，他在看过书稿后欣然同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再一次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
然而，就在这本书进入编辑出版程序的时候，2015年4月26日，从北京传来噩耗，汪国真老师因患肝癌不幸去世，年仅五十九岁。
在我心目中，汪国真老师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书画家、作曲家，也是一位为人正直、善良、低调、谦逊的好人，又是一位善待后学、乐于助人的诗坛前辈，更是一位值得我敬仰、值得我感恩的恩师。
附录：
编者按——
前文提到的汪国真先生的短篇小说《丹樱》，既是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又是他生前唯一一篇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华侨女学生毅然放弃日本优越的学习环境，坚持回到祖国学习并决心在毕业后投身于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爱国女学生形象。小说立意鲜明，语言生动，笔触细腻，形象鲜活，是一篇充满了反思“文革”和讴歌改革开放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迁迹和汪国真早期的创作思想，应该说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文献，对于今后研究汪国真文学艺术创作历史来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现附录于此，以飨读者。
丹 樱
汪国真
嘈杂声停止了。帷幕拉开了一道缝隙，穿着文雅、素洁的女报幕员轻捷地走了出来。她用标准的普通话报幕：“欢迎新同学文艺晚会现在开始！”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第一个节目：大合唱……”
节目一个个地演下去。最初的几个节目都是我们这些二三年级的学生精心排演的。最后的几个节目轮到新生表演了，我们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舞台。
“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演唱者：光学系一年级新生——刘丹樱。”“刘丹樱？”我不觉心头一动，脑中闪现出一个女孩子的形象。难道是她？我焦灼地等待她出现在舞台上。
天鹅绒的帷幕徐徐拉开，一个身材颀长的姑娘轻盈地走向舞台。她走到麦克风前，深深地向台下的观众鞠了一躬。这特别的礼貌立刻引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当她抬起头的时候，我看清楚了她的面容：细而长的眉毛，泉水般清澈的眼睛，红润小巧的嘴唇……
“呵，是她！一点不错，是她——刘丹樱。”我欢喜极了。
她开始演唱了，她唱的歌叫《祖国情思》。
“……
捧起一把祖国的泥土啊，情无限，
喝上一口家乡的井水啊，蜜般甜。
祖国的山水草木呵，紧连着海外赤子的心……”
淚水从她那顾盼生辉的眼睛里缓缓流淌下来。歌声、泪珠灌进了我的心，掀开心中记忆的屏障，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爸爸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所里当党委书记，妈妈在所里做人事工作。一天，家里来了客人。一位三十多岁、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叔叔领着一个穿浅黄色衣裙的小姑娘来到我们家。爸爸、妈妈热情地迎了上去，同他亲切握手，真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位小姑娘则恭敬地依次向爸爸妈妈和我深深地鞠躬。她的礼貌而稚气的神态，使大家很欢喜。
爸爸、妈妈和叔叔有工作要谈，我便负责招待小客人。我给她倒水，拿了糖果，端放在她面前。她腼腆有礼地向我道谢：“谢谢姐姐”。我赶忙打断了她的话：“先不要叫姐姐，我们俩还不知谁大呢？”
“我十岁。”她很快告诉我。
“呵，我们俩一样。你几月出生的？”
“八月。”
“噢，比我小六个月。”看来，这个姐姐果真是我当了。
我把糖果和水杯又稍微向她面前推了推。
“以前我可没见过你。”我尽量做得像个姐姐的样子。
“我跟爸爸妈妈刚从日本回来。”
“你叫什么名字？”
“丹樱，牡丹的丹，樱花的樱。”
“丹樱，多好听的名字。”
“不，我爸爸说，给我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好听，而是为了纪念。”
“纪念？”
“是的，我爸爸说，我在日本出生，樱花是日本的象征。我是中国人，牡丹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花，要我永远记住伟大的祖国，不忘日本人民。”说到这里，丹樱换上一种我们那种年龄的人少有的严肃神情说：“我爸爸在日本是很有名望的光学家，但他说，我们是中国人，要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使祖国早日富强起来。今年十月一日，我们从东京机场起飞回国，在飞机上，爸爸高兴得像个小孩，对着我和妈妈大声朗诵唐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接着说，今天适逢国庆佳节，我们就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了！”
多少年过去了，丹樱这一席话至今还留在我的心间。
后来，丹樱的爸爸在我爸爸所在的研究所里当了副所长，工作很有成绩。丹樱和我则成了同班同学。她功课好，懂礼貌；性格活泼，能歌善舞。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大家选她当班里的文娱委员。她经常唱的一支歌就是：“孔雀，孔雀真美丽，穿着一身花花衣……”这首歌，她唱得连我也会了。一天夜里，我还梦见丹樱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
一次，电影制片厂到我们学校拍摄反映学生生活的纪录片，学校挑选丹樱作为拍摄对象之一。丹樱知道了这件事后，来到校长室，诚恳地说：“校长，我不能上电影。我学习成绩并不太好。我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像我这样的学习成绩是不行的。”电影拍成时，丹樱虽然没上银幕，但她的话被引进了解说词，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正当我们在祖国怀抱里、在党的关怀下健康成长的时候，一场大浩劫开始了。 我爸爸在一个早上突然变成了“叛徒”和“走资派”。不久，丹樱的爸爸也被关进了“牛棚”，据说他有特务嫌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迷惘、痛苦、惶然不知所措。而这种打击对丹樱来说不是会显得更大吗？在她那幼稚和纯洁的心灵里，祖国是这样美，怎么受得了这种命运的打击。有一天，她抽泣着对我说：“萍萍姐姐，我爸爸怎么会是特务呢？不！他是好人！他爱祖国，他为祖国建设出力，还要我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服务。他是好人！我爸爸是好人！”她不再抽泣了，而是大声地呼喊起来。阵阵凛冽的北风刮来，使我们两个女孩子的呼声变得十分弱小、低微。
爸妈到干校，我要跟着去。我和丹樱分手了。泪眼相向，默默无言。最后，还是丹樱咬了咬牙，说：“姐姐请珍重。常来信。”
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转眼已经是1975年，我和丹樱都已是充满青春气息的姑娘了。一天，我接到丹樱的一封信，她告诉我，自从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她爸爸的问题已经弄清楚：所谓“特嫌”完全是假的。但她又告诉我，爸爸、妈妈决定申请到日本长期居住。她也必须跟着走。最近就要启程。
信戛然而止。我似乎看到她没有写到信上的话。这是些什么话呢？我又不能说清楚，我像丢失了最宝贵的什么东西，无限惆怅和懊恼。
我怎么也想不到，丹樱又出现在我面前。
晚会结束了，我怀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来到了后台。
“丹樱！”我放开嗓子喊了她一声。她调转过头，用她那美丽的眼睛注视着我——先是愣住，接着她跳起，奔过来，扑向我，紧紧拥抱着我。
“呵，姐姐，萍萍姐姐……”眼泪代替了语言，她那滚烫的泪珠滴在我的肩头。而我的泪珠也已把她的一片衬衫打湿。
一弯皓月向大地洒下了一片银辉。美丽的校园一片静谧。我和丹樱沿着长长的林荫道慢慢地走着，细细地交谈。她向我倾述着离开祖国时的失望，回到日本以后的生活，以及粉碎“四人帮”给她们一家以及广大海外华侨带来的欢欣和希望。
“……你为什么出国后不给我写信呢？”我问她。
“萍萍姐姐，原谅我吧。你知道，那时我是多么想给你写信呵，但又怕给你们带来麻烦。”
我望着她深情的眼睛，完全理解她的心。
“现在好了，我们又在一起了。”丹樱感慨地说。
“可是，将来你毕业后又回日本，我们只能在信中见面了。”
“回日本？我为什么要回日本呢？”她像是看陌生人一样望着我，声调也提高了。
“怎么，你不准备回去了？”
她严肃地点点头。
“难道你不觉得……”我欲言又止。
“你是说，我们国家生活水平太低是吗？萍萍姐姐，俗话说得好：孩子不嫌娘丑。中国人是聪明、勤劳的，祖国一定会富强起来的。”她用低缓的声调亲切地说。
我赞赏她这番话，但我心中仍有一些隐隐的忧虑，我说：“生活给我们这些天真的人的教训够深刻了。当年，你爸爸……”
丹櫻理解了我没说完的话。她把头微微昂起，用手理了理被夜风吹乱的几根头发，说：“萍萍姐姐，我是这样想的：我国人民已经从那场大悲剧中学到了怎样去防止再发生那样的悲剧。因此，我不会再有我爸爸那种遭遇了。你说是吗？萍萍姐姐。我记得我爸爸在送我回国时给我说了很多话，其中有这句古辞：‘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祖国一定会由我们建设得更富强起来的！”
丹樱，你说得多好啊！
【责任编辑】 于晓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