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企业家的日常职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决策”，一个是“创新”。在中国，有人把它演绎成了三个，增加的一个是“读书”，读《潜规则》。
　　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侧面富有当代价值意义的研究成果。但中国人把这种价值误读了，他们恍然大悟的是：原来“桌子底下”还有一个规则！看来这个规则比“桌面上”的规则要有用得多！
　　其实早在"潜规则"这个概念提出之前，很多国人在这方面就有了很深的造诣。《胡雪岩》，一部关于权商关系的历史小说，被奉为“中国商人的必读‘圣经’”；《厚黑学》，号称瓦解传统为官及商业伦理的“学术著作”，十年来的发行量已经上千万册；而深刻解读“江湖道义模式”的《水浒传》，也一定远比《宪法》、《民法》、《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典章更加深入人心。
　　这个社会有非常多的违法能人、违规能人、“水面下”的能人；这个社会流传着清官要被淘汰，不懂事的商人成不了气候等心理定式。这似乎是一个非经济因素影响着经济兴衰，非企业因素决定着企业存亡的特殊历史时期。因此企业家们全力以赴要打准的拍子，很多时候与经济无关，与市场无关，却与权力、人情有关；投资者、创业者口口声声要整合的资源，不是去创造一套合理合法的市场交易模式获得凝聚力，而是用各种非市场化的手段去“灰色占取”。
　　因此，在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很容易出现一种危险的价值取向——人人走向潜规则，事事走向潜规则。
　　走向潜规则，就意味着忘记并放弃显规则，放弃我们这个社会被法律、道德、文化、规律等因素所支撑的健康的经济发展秩序；意味着人情的力量永远大于市场的力量，阳光下的法律永远比不过阴影中的交易，以金钱为桥梁的权商关系永远无法过渡到健康的政商模式；还意味着我们将走向一种坏的市场经济模式，并因此彻底破坏中国人在经济崛起中本应获得的社会福祉……
　　走向潜规则，它与我们对历史文化偏狭的承袭有关，也与我们在制度安排上的缺失或无力有关。当源远流长的人情世故、哥们义气总是比“重合同守信誉”更能令生意伙伴产生共鸣，当“按法律程序办事”的成本总是高于按行业规矩江湖道义了断，当行政权力总是成为企业生产力的重要（甚至核心）组成部分，《潜规则》就不会走下企业家的书架，关于潜规则的修炼就可能日益凌驾于企业家的日常职能之上，甚至成为他们全部的行为重心。
　　反对潜规则，这当然应该获得所有理性商人的掌声——他们尽管是潜规则的操作者，但骨子里，他们是最盼望规则的群体。
　　反对潜规则，因为它解决不了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它带来的是黑道盛行，秩序大乱，信用缺失，人人自危；它令企业获得短暂利益，却不能求得长期和谐发展；它让水泊梁山兴旺，同时也让它走向灭亡；它使胡雪岩得势，却又最终以悲剧收场。
　　反对潜规则，意味着我们要为中国司法领域的每一个重大进步而欢呼；为中国行政改革从理论走向实际，从浅层走向纵深而欣慰；意味着我们也要学会靠打官司解决问题，要习惯阳光下的政商模式，要尊重一切契约对经营行为的合理规范和正当约束……
　　以此，走向新的秩序，走向好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