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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论是用来解释现实的，什么样的现实状况就会催生出什么样的理论。文章试图通过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上世纪九十年代衰落的原因及目前的状况表明现实主义因素从未褪色，进而深化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思考。现实是复杂的，分析时采取单一角度只会遮蔽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很可能相当重要。
[关键词]现实主义 理论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TU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3-0255-01
曾经主导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理论，似乎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愈发站不住脚；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组织、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话语权的看重，使得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现实主义因素真的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了吗，地缘政治因素真的已经淡出国家的战略思考了吗？
一、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脉络简述
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世界上不同文明最早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记述中。权力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核心的理论起点之一，无论是根源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还是视体系层面的无政府状态为根源，对权力的追求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是国家这一国际关系最主要行为体最基本的行为。
自1948年汉斯·摩根索所著《国家间政治》出版问世，它所提出的传统现实主义或称人性现实主义理论便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必修课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国家行为的唯一考量标准就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随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进一步丰富了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系列现实主义理论又被成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源不在人性，也不在国家层面的其他领域，而在于整个世界体系层面上的无政府状态。结构的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的合法权威）才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为求自身安全不得不追求权力。而在追求权力的多少这一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者因持不同观点而分为两个阵营。其中一方认为：安全是稀缺的，因而国家必须尽可能多地追求权力，权力越多就越安全，最安全的状态是获得霸权。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因其强调国际政治是国家针对有限权力所进行得竞争，而被称作进攻性现实主义。另外一派即以华尔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不是稀缺的，国家只要也只有在取得“合适”的权力时，才能保证自身安全，过大或过小的权力都不是最安全的状态，这一理论偏好又被称作防御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因其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前的国际关系领域显示出的强大解释力，成为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主流理论。
二、现实主义理论在本世纪初衰落的原因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心从传统的关注地缘政治、军事实力，向更加关注贸易自由化、防止和武器扩散、人权、气候变化等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转移。1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自由世界”胜利以后，传统的重视硬实力的现实政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至少，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变得越来越“冷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西方处于主导学科话语权地位，西方在现实对外政策上对观念、文化、制度的重视也同样成为学术研究中心转变的重要原因。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在冷战结束后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遭冷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地缘政治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似乎未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终结，以致学者们怀疑其理论的解释力，而自由制度主义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似乎能对冷战的突然结束做出合理解释；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现实的国际交往过程中，国际关系种种行为体表现出的对权力、军事、均势等概念的冷淡以及对制度、观念、文化等概念的关注，这也促使学术界对这些概念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冲突现象并没有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解释，因为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反映了国家目标的不同，在种族冲突中，则反映了次国家行为体目标的不同。”2这一论断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而且为当今学者们所公认的是：相互依存影响着权力和财富；国际制度是使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利益的有效机制；理解国内政治已经不仅仅要考虑国内利益，而且要考虑国内和国际制度，要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结构。3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从一个国家的官方话语中，可以发现它的关注重点。回顾对美国官方话语变化的研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在最近的三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中，“观念”、“精神”、“时代”等类似高频词语的出现频率不断上升。而通过观察2000年到2008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便可发现在晚近的报告中新加入了“经济”、“发展”、“伙伴”等词语，并且其出现频率不断上升。4官方话语的微妙变化，表现出整个社会共有观念的转变和自我意识的转变。这一现象与国际关系学界研究中心的转变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官方话语甚至左右着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从官方话语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理论近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式微之势。
三、现实主义因素的回归
冷战的结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也给国际关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通过单纯研究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制约和影响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理论，已经无法涵盖诸多与国际组织有关的现象，5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至今，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争论在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之间展开，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似乎已然式微。
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学者所公认的一切研究的前提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理论都只对某些事物做出解释，而将其他事物排除在外。”6事实证明，为现实主义者所重视的种种核心概念并没有远去，而依然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学者们不得不思考：传统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概念是否真的已经过时了吗，“硬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真的被其它“软实力”取代了吗，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盛极一时的地缘政治学——真的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丧失了解释力吗？下列事实正好证实了现实主义因素并未在国际交往中消失，相反，没有比现实主义理论更能对它们进行合理解释的了。在东亚，日本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上也态度强硬，其防卫军频频在东海跃跃欲试，对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区的行为反应强烈。在东欧，俄罗斯以强硬手段挑战世界秩序维护者们的所谓“世界秩序”，更是在今年的乌克兰危机中一意孤行攫取克里米亚。在中东，被历来视为修正主义的伊朗依然我行我素，欲伙同叙利亚来成就中东地区的霸权。 事实上，权力政治以及硬实力的重要地位从未消失。如果说冷战中的两极格局掩盖了一系列影响国际交往的经济、文化上的因素，那么冷战结束后对文化、制度、观念得过分看重又反过来掩盖了本就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就这一意义而言，地缘政治从未离开。作为对各方面质疑的回应，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发展出一套将体系层面和国内政治因素结合起来考察的理论取向，被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尽管这一理论取向在种种基本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它的发展趋势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程。
四、小结
现实主义因素从未褪色。制度与观念因素是重要的且有意义的，但是就像现实主义因素无法取代文化上的因素一样，对制度与观念等“新”因素的强调也不应以打击现实主义因素为前提，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是所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理论发展的未来，将是给人们提供更广阔的的视角，整合性的理论将是理论发展的方向。理论是用来解释现实的，理论大多只侧重分析现实的某一个方面。事实上，理论难以涵盖现实的所有方面，转而只选取某一方面进行分析，这是无可奈何的。时代在不断变化，国际关系理论必然要与时俱进，于是每个时代的特殊要求就会体现在那个时代的理论偏好之中。比如，对权力的过分强调，势必会掩盖也在现实中起作用的制度因素；对制度、观念得过分强调，反而会掩盖过于明显地存在于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因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怀揣这些理解无疑十分必要且有助于理论研究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Revenge of the Revisionis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2014.
[2]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著，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3-47页.
[3] 同上.
[4] 窦卫霖：《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12月.第49至143页.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24页.
[6] [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关键词]现实主义 理论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TU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3-0255-01
曾经主导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理论，似乎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愈发站不住脚；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组织、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话语权的看重，使得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现实主义因素真的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了吗，地缘政治因素真的已经淡出国家的战略思考了吗？
一、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脉络简述
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世界上不同文明最早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记述中。权力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核心的理论起点之一，无论是根源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还是视体系层面的无政府状态为根源，对权力的追求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是国家这一国际关系最主要行为体最基本的行为。
自1948年汉斯·摩根索所著《国家间政治》出版问世，它所提出的传统现实主义或称人性现实主义理论便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必修课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国家行为的唯一考量标准就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随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进一步丰富了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系列现实主义理论又被成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源不在人性，也不在国家层面的其他领域，而在于整个世界体系层面上的无政府状态。结构的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的合法权威）才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为求自身安全不得不追求权力。而在追求权力的多少这一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者因持不同观点而分为两个阵营。其中一方认为：安全是稀缺的，因而国家必须尽可能多地追求权力，权力越多就越安全，最安全的状态是获得霸权。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因其强调国际政治是国家针对有限权力所进行得竞争，而被称作进攻性现实主义。另外一派即以华尔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不是稀缺的，国家只要也只有在取得“合适”的权力时，才能保证自身安全，过大或过小的权力都不是最安全的状态，这一理论偏好又被称作防御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因其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前的国际关系领域显示出的强大解释力，成为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主流理论。
二、现实主义理论在本世纪初衰落的原因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心从传统的关注地缘政治、军事实力，向更加关注贸易自由化、防止和武器扩散、人权、气候变化等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转移。1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自由世界”胜利以后，传统的重视硬实力的现实政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至少，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变得越来越“冷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西方处于主导学科话语权地位，西方在现实对外政策上对观念、文化、制度的重视也同样成为学术研究中心转变的重要原因。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在冷战结束后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遭冷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地缘政治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似乎未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终结，以致学者们怀疑其理论的解释力，而自由制度主义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似乎能对冷战的突然结束做出合理解释；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现实的国际交往过程中，国际关系种种行为体表现出的对权力、军事、均势等概念的冷淡以及对制度、观念、文化等概念的关注，这也促使学术界对这些概念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冲突现象并没有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解释，因为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反映了国家目标的不同，在种族冲突中，则反映了次国家行为体目标的不同。”2这一论断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而且为当今学者们所公认的是：相互依存影响着权力和财富；国际制度是使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利益的有效机制；理解国内政治已经不仅仅要考虑国内利益，而且要考虑国内和国际制度，要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结构。3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从一个国家的官方话语中，可以发现它的关注重点。回顾对美国官方话语变化的研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在最近的三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中，“观念”、“精神”、“时代”等类似高频词语的出现频率不断上升。而通过观察2000年到2008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便可发现在晚近的报告中新加入了“经济”、“发展”、“伙伴”等词语，并且其出现频率不断上升。4官方话语的微妙变化，表现出整个社会共有观念的转变和自我意识的转变。这一现象与国际关系学界研究中心的转变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官方话语甚至左右着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从官方话语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理论近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式微之势。
三、现实主义因素的回归
冷战的结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也给国际关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通过单纯研究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制约和影响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理论，已经无法涵盖诸多与国际组织有关的现象，5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至今，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争论在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之间展开，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似乎已然式微。
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学者所公认的一切研究的前提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理论都只对某些事物做出解释，而将其他事物排除在外。”6事实证明，为现实主义者所重视的种种核心概念并没有远去，而依然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学者们不得不思考：传统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概念是否真的已经过时了吗，“硬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真的被其它“软实力”取代了吗，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盛极一时的地缘政治学——真的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丧失了解释力吗？下列事实正好证实了现实主义因素并未在国际交往中消失，相反，没有比现实主义理论更能对它们进行合理解释的了。在东亚，日本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上也态度强硬，其防卫军频频在东海跃跃欲试，对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区的行为反应强烈。在东欧，俄罗斯以强硬手段挑战世界秩序维护者们的所谓“世界秩序”，更是在今年的乌克兰危机中一意孤行攫取克里米亚。在中东，被历来视为修正主义的伊朗依然我行我素，欲伙同叙利亚来成就中东地区的霸权。 事实上，权力政治以及硬实力的重要地位从未消失。如果说冷战中的两极格局掩盖了一系列影响国际交往的经济、文化上的因素，那么冷战结束后对文化、制度、观念得过分看重又反过来掩盖了本就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就这一意义而言，地缘政治从未离开。作为对各方面质疑的回应，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发展出一套将体系层面和国内政治因素结合起来考察的理论取向，被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尽管这一理论取向在种种基本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它的发展趋势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程。
四、小结
现实主义因素从未褪色。制度与观念因素是重要的且有意义的，但是就像现实主义因素无法取代文化上的因素一样，对制度与观念等“新”因素的强调也不应以打击现实主义因素为前提，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是所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理论发展的未来，将是给人们提供更广阔的的视角，整合性的理论将是理论发展的方向。理论是用来解释现实的，理论大多只侧重分析现实的某一个方面。事实上，理论难以涵盖现实的所有方面，转而只选取某一方面进行分析，这是无可奈何的。时代在不断变化，国际关系理论必然要与时俱进，于是每个时代的特殊要求就会体现在那个时代的理论偏好之中。比如，对权力的过分强调，势必会掩盖也在现实中起作用的制度因素；对制度、观念得过分强调，反而会掩盖过于明显地存在于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因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怀揣这些理解无疑十分必要且有助于理论研究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Revenge of the Revisionis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2014.
[2]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著，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3-47页.
[3] 同上.
[4] 窦卫霖：《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12月.第49至143页.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24页.
[6] [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