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诗言志”被誉为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先秦时期由儒家推崇的《诗》成为最权威的教材，并且“志”占据了主导地位。汉代以后，诗歌中的“情”在慢慢的增加，重在真情实感的流露，直到魏晋时期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说法，中国诗学从一种功利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化，其中“情”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根。
　　关键词：志；情；功利；情感
　　一、“诗言志”
　　诗言志最初在《尚书-尧典》中出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说明早期诗是与礼乐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朱自清把“诗言志”称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解释“志”指的是“怀抱”，是与古代社会的“礼”中的政教和人伦密不可分的，反映了古代政治内涵和伦理倾向。但“志”不仅仅有怀抱的意思，也包括人的情感，《诗经》中不难看出，大部分诗歌是在抒发情怀和情感的。
　　“诗言志”顾名思义，言志和抒情相比，言志占主导地位，诗中所抒发的情感是受到志的制约。“志”既然是作诗人的思想感情、愿望和意志的表达，言“志”的诗就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进一步对人进行政治教化的力量，其“志”的内涵虽然强调的是人们内在的思想感情、心愿、意志，我们也不能忽视“志”所具有的政治教化成分。
　　对于诗歌而言，诗人写诗抒发情感是其根本，情感也就成为了诗的根。可见先秦时期的诗歌主要的功能就是诗教，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人情，人们所讲的孝悌忠义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对父母、对君王、对兄弟姊妹、对朋友的感情。诗教就是一个途径，让人们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教人为人处世。汉代罢黜百家以后，人们对“诗言志”的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重视诗歌中情感的抒发。最先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强烈情感的诗人是屈原，当他遭小人陷害被驱逐，自己志向不能够实现时，写下不朽的诗篇《离骚》，这与之前的具有功利的诗是截然不同的，从《诗大序》可以看出“情”在诗歌中的比重在慢慢增加，诗歌中的“志”和“情”是可以统一的。《说文解字》对于“志”的解释为：“意也，从心之声”，而“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说明“志”与人的心情有关，许慎同时用“志”釋“诗”，表明“诗”与人的心灵感受有关。“诗言志”和诗歌的抒情统一起来，实现了“言志”到“缘情”的初步转变。
　　二、“诗缘情”
　　“诗言志”被称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情感越来越丰富，个体表达情感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在《诗经》和《楚辞》之后，汉代新诗体“乐府”民歌大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劳动人民通过真情实感的流露，促使文人个体开始单独创作诗歌。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诗歌创作上仍然以宗经为目的，教化人民和服务于统治阶级。东汉证据动荡，外戚与官宦专权，文人开始作诗抒发感伤和怀才不遇之情，如班固《咏史诗》，蔡琰《悲愤诗》。另外《古诗十九首》是以抒发情感为主，特别是在乱世中一种对生命的感悟，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歌颂。这一时期诗歌中的抒情成分远大于先秦时期，这不仅在文人对文学理论的阐述上，更明显的是表现在诗歌中对时间和生命的短暂的感慨，人们渐渐开始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将“志”的情感丰富化，为魏晋时期文学批评的繁荣和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儒学地位虽然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玄学和佛学的兴起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和思想增添了色彩，这个时代人们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文人的个性和情感得到解放和张扬，因此诗歌创作也同样不再为政治服务，充分体现诗歌的审美功能，实现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换。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意识到诗歌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的统一，强调诗歌形式华美，语言欲丽。王粲《七哀诗》悲凉沉痛，真切感人；徐斡《室思六首》孤寂哀伤，爱恨交织；曹植代表了这个时代的高峰，由于个人经历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诗歌中体现不同的情感特征，早期作品情感激扬，意气风发；后期悲愤直接，抑或含蓄婉转。
　　总体而言，情与志的界限逐渐明显。由于文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不断进步，诗歌中抒情成分在增加，导致文风的转换，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完成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