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友同行每逢操作选题，在向我详细描述一番后，都会试探性问一句：“你觉得有意思吗？”
　　他供职于一家重量级媒体，在业内已积累足够的声名，因此心气颇高，每日向往非虚构的荣光，梦想写出《大兴安岭杀人事件》那样的作品。
　　最近一次他与我探讨的是几个“黑户”的人生故事，这群“不存在的人”在各自的人生中遭遇阴暗挫败，郁郁不得志。我们剔除主人公主观情绪的沉郁，专心捕捉他们光怪陆离的遭遇—这是呈现一个好故事所必要的专业素质，同情是多余的。当我听到其中一个曾在看守所与因醉驾入狱的高晓松交好时，顿感有趣极了，这真是个活色生香的细节。
　　前几年非虚构写作掀起过一股浪潮，特稿之父李海鹏将《太平洋大逃杀》版权高价卖出，内容变现初现曙光，他还为此召开了一次发布会。虽然他的梦幻团队很快解散，但这并不阻碍各大内容平台上非虚构业务相继诞生，有业内人士甚至以此创业，并抛出高额稿费。资本驱动下，赏金猎人们纷纷四下寻找故事，试图敲开受难者心中的羞怯与懦弱。
　　总有人需要新奇的故事。这种需求类似辣椒之于味觉，也许那种遥远的边疆故事，可以虐出读者内心轻微的快感;也或许一种别样的人生可以诛到五环内的心，重要的是，他们是真实的，是“有意思的”，是与五环内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某种精准故事审美。一种别样的新闻消费主义正在形成气候，从原料到加工者再到终端消费者，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我并不喜欢这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自我构建，他们欢欣的样子像一场群鸦的盛宴。他们仅仅想要一种情绪消费而已，并不能真正改变被消费的人的命运。
　　去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往黔西北山区，观摩某大企业在当地的扶贫行动。在那里我遇到了陈国勇，一个被扶贫真实改变人生的当地人。他们夫妻两人在一座为扶贫而建的旅游小镇开了一间小卖部，我和他们攀谈了两次。陈国勇的前半生充斥着苦难，很早就成为孤儿，老屋被山洪冲垮一度无容身之所，成家后四处混迹讨生活，两个女儿很“幸运”地没有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已没有至亲可托付。当地是留守儿童灾难新闻多发区，曾几度引发全国舆论关注。
　　像陈国勇这样的人，可能只需要一个契机，就会成为新聞的主角。但很“遗憾”，扶贫行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从去年开始搬到县城的安置房里，又谋得这间铺子，生活安稳而有奔头。两个女儿的教育也被大企业包办了，从幼儿园到中学都不用操心。但以好故事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人生至此已毫无意思，积攒半生的阴影也就此“失去价值”。
　　离开大方县那天，高速路口上闪现着一条标语：“距离大方县整体脱贫还有27天”。很豪迈的气势。18万山民顷刻脱离贫穷，这使你隐约意识到，精准扶贫正在压缩精准审美的空间，他们可能再也不会为五环内提供苦难情绪价值了。风起于青萍之末，有的世界可能真的要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