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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承受苦难和流离，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给她的青春涂抹的底色。那并不值得歌颂，却让杨团成为此后的杨团
2018年6月，由杨团主编的《慈善蓝皮书（2018）》发布。它的面世，标志着杨团在梳理、总结和探索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未来趋势这条路上，已整整走过了10年。
在接下来的1个月，当一个社会热点事件波及中国公益慈善界，杨团率先公开发声：“需要以现代文明，即现代人权理念、社会性别视角的方法构建公益慈善组织和组织文化。”
这只是过去近20年中她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所做推动的冰山一角—经历了文革的浩劫，杨团早已将“实现社会公义”当作她此生矢志不渝的目标。
1949年出生的杨团，在16岁那一年，人生从巅峰跌入深谷。革命干部子弟的身份和好学生的地位，因为父亲是“走资派”而被剥夺。抄家、批斗、被孤立，那个时代加诸太多人身上的不幸，杨团一样不落地品尝过，直到被下放至云南陇川，她的生命才重现曙光。
“陇川农场啊，我的保护神！是你让我像从‘文革’牢笼飞到广阔天地的小鸟，从此不再受歧视和打击，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公平对待。”2011年，当62岁的杨团回忆她追求公平正义的起点，她指向了1969年的陇川。“我从为摆脱自家的冤屈，为个人的价值而奋斗，到现在为弱势群体尤其是整个农民群体的价值而奋斗，这条人生之路，是从陇川农场出发的。”
1973年，在云南陇川农场经历了4年的知青生涯后，杨团回到了北京。大学4年的生活，让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认定—她要去推动实现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公民能够独立思考和追索，也能按自主的意愿组织起来，共同追求并实现更好的生活。
1993年，杨团出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这是她以公益慈善的方式实现社会公义的肇始;一年后，她被调至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华慈善总会做常务副秘书长，在那里，杨团见证了中国公益慈善的边界牢笼被打破;1998年，因不满中华慈善总会的日益僵化，她来到中国社科院，开始以学者身份参与对国内公益慈善事业的推动。
2002年，杨团去了一趟延安，在那里，她发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差距被日益拉大。“这不公平，而且意味着上一代人所期望的所有人都能享受公平的权利、共富的中国并没实现。”这让她深感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不公平。
3年后，杨团带领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帮助成立了农民合作社网络农禾之家。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探索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中国三农难题的新农村发展建设路径。从2005年成立至今，农禾之家联盟发展成员超过300家，覆盖全国27个省市。
2013年，香港企业家、慈善家施永青的家族慈善基金捐赠成立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2018年，该基金会正式更名为北京农禾之家农村发展基金会，杨团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兼法人代表，并推动发起了“百乡工程”。
百乡工程与其他社会组织扶贫项目的区别在于：它在遵照中央部署，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以县委农工部为引擎，统合政产学研社各类力量的总装平台，形成工作合力（这是在中国实践中创造本土综合农协模式），且依国情农情顺势而为，以公益慈善资源撬动商业资源，以微生物科技+商业股权合作的商业模式、以大学生工作队与本土农业农村工作队内外结合的人力供给模式，以产业基金加慈善基金整合资源的资金保障模式，最大限度地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各类资源和容纳社会各界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集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的乡村振兴共善之举。
在關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杨团并没有松懈对中国公益慈善整体行业的研究和推动。
2009年，由她担任主编的《慈善蓝皮书》开始发布，此后每一年，它一直是行业关注的焦点。
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为2009版《慈善蓝皮书书》作序时称，“希望这部书成为慈善历史上的《史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秘书长朱锦昌认为，《慈善蓝皮书》的发布，站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新起点，评价过去、分析现状、展望未来，“不仅填补了我国皮书系列的空白，而且将为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留下美好的回忆。”
2018年，在《慈善蓝皮书》的发布会上，杨团发言称，中国慈善市场供给侧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与当下中国和世界大格局的重大转变密切相关。在未来，中国的公益慈善“首要的方向是打破‘公益小圈子’，进入政、产、学、研、社共商的平台型思维和共同协作的行动。”
在这方面，她早已开始了尝试。
2010年，杨团联合徐永光、王振耀、冯燕、陈建民共同发起“中华慈善百人论坛”。这个集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公益慈善人士志愿参加的跨界共同体，旨在搭建全球华人慈善界的自由讨论平台，建立专业知识、培养慈善组织、倡导社会创新，推动慈善事业的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建设。论坛自创立以来，先后就“民间公益与政府责任”“富人慈善之道”“慈善与免税”等诸多紧贴时代脉搏的课题展开讨论，这为后来《慈善法》的出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国立法旷日持久的著名案例，《慈善法》的起草历时9年，在2013年10月成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第一类项目后，中国的慈善立法终于驶入快车道。
“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契机，倡导公开透明立法，推动社会形成共识。”杨团说。
此后，作为慈善法草案出台的积极推动者，杨团召集了专门的研讨会。她希望通过这一形式构造一个公共空间，让社会各界对慈善立法形成多层次、多视角的研讨。这种广泛而普遍的立法讨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在2015年10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就获得了通过。
2016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慈善法》。同年9月，《慈善法》正式实施。
“今天的中国跟过去不同的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空隙。我现在所做的其实是在这些空隙中留下一些种子，为将来的改革打基础。如此而已。”2016年，杨团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曾表明自己的心志，“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是因为知道要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是应该做的。”
2018年6月，由杨团主编的《慈善蓝皮书（2018）》发布。它的面世，标志着杨团在梳理、总结和探索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未来趋势这条路上，已整整走过了10年。
在接下来的1个月，当一个社会热点事件波及中国公益慈善界，杨团率先公开发声：“需要以现代文明，即现代人权理念、社会性别视角的方法构建公益慈善组织和组织文化。”
这只是过去近20年中她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所做推动的冰山一角—经历了文革的浩劫，杨团早已将“实现社会公义”当作她此生矢志不渝的目标。
1949年出生的杨团，在16岁那一年，人生从巅峰跌入深谷。革命干部子弟的身份和好学生的地位，因为父亲是“走资派”而被剥夺。抄家、批斗、被孤立，那个时代加诸太多人身上的不幸，杨团一样不落地品尝过，直到被下放至云南陇川，她的生命才重现曙光。
“陇川农场啊，我的保护神！是你让我像从‘文革’牢笼飞到广阔天地的小鸟，从此不再受歧视和打击，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公平对待。”2011年，当62岁的杨团回忆她追求公平正义的起点，她指向了1969年的陇川。“我从为摆脱自家的冤屈，为个人的价值而奋斗，到现在为弱势群体尤其是整个农民群体的价值而奋斗，这条人生之路，是从陇川农场出发的。”
1973年，在云南陇川农场经历了4年的知青生涯后，杨团回到了北京。大学4年的生活，让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认定—她要去推动实现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公民能够独立思考和追索，也能按自主的意愿组织起来，共同追求并实现更好的生活。
1993年，杨团出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这是她以公益慈善的方式实现社会公义的肇始;一年后，她被调至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华慈善总会做常务副秘书长，在那里，杨团见证了中国公益慈善的边界牢笼被打破;1998年，因不满中华慈善总会的日益僵化，她来到中国社科院，开始以学者身份参与对国内公益慈善事业的推动。
2002年，杨团去了一趟延安，在那里，她发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差距被日益拉大。“这不公平，而且意味着上一代人所期望的所有人都能享受公平的权利、共富的中国并没实现。”这让她深感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不公平。
3年后，杨团带领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帮助成立了农民合作社网络农禾之家。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探索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中国三农难题的新农村发展建设路径。从2005年成立至今，农禾之家联盟发展成员超过300家，覆盖全国27个省市。
2013年，香港企业家、慈善家施永青的家族慈善基金捐赠成立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2018年，该基金会正式更名为北京农禾之家农村发展基金会，杨团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兼法人代表，并推动发起了“百乡工程”。
百乡工程与其他社会组织扶贫项目的区别在于：它在遵照中央部署，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以县委农工部为引擎，统合政产学研社各类力量的总装平台，形成工作合力（这是在中国实践中创造本土综合农协模式），且依国情农情顺势而为，以公益慈善资源撬动商业资源，以微生物科技+商业股权合作的商业模式、以大学生工作队与本土农业农村工作队内外结合的人力供给模式，以产业基金加慈善基金整合资源的资金保障模式，最大限度地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各类资源和容纳社会各界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集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的乡村振兴共善之举。
在關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杨团并没有松懈对中国公益慈善整体行业的研究和推动。
2009年，由她担任主编的《慈善蓝皮书》开始发布，此后每一年，它一直是行业关注的焦点。
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为2009版《慈善蓝皮书书》作序时称，“希望这部书成为慈善历史上的《史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秘书长朱锦昌认为，《慈善蓝皮书》的发布，站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新起点，评价过去、分析现状、展望未来，“不仅填补了我国皮书系列的空白，而且将为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留下美好的回忆。”
2018年，在《慈善蓝皮书》的发布会上，杨团发言称，中国慈善市场供给侧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与当下中国和世界大格局的重大转变密切相关。在未来，中国的公益慈善“首要的方向是打破‘公益小圈子’，进入政、产、学、研、社共商的平台型思维和共同协作的行动。”
在这方面，她早已开始了尝试。
2010年，杨团联合徐永光、王振耀、冯燕、陈建民共同发起“中华慈善百人论坛”。这个集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公益慈善人士志愿参加的跨界共同体，旨在搭建全球华人慈善界的自由讨论平台，建立专业知识、培养慈善组织、倡导社会创新，推动慈善事业的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建设。论坛自创立以来，先后就“民间公益与政府责任”“富人慈善之道”“慈善与免税”等诸多紧贴时代脉搏的课题展开讨论，这为后来《慈善法》的出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国立法旷日持久的著名案例，《慈善法》的起草历时9年，在2013年10月成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第一类项目后，中国的慈善立法终于驶入快车道。
“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契机，倡导公开透明立法，推动社会形成共识。”杨团说。
此后，作为慈善法草案出台的积极推动者，杨团召集了专门的研讨会。她希望通过这一形式构造一个公共空间，让社会各界对慈善立法形成多层次、多视角的研讨。这种广泛而普遍的立法讨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在2015年10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就获得了通过。
2016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慈善法》。同年9月，《慈善法》正式实施。
“今天的中国跟过去不同的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空隙。我现在所做的其实是在这些空隙中留下一些种子，为将来的改革打基础。如此而已。”2016年，杨团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曾表明自己的心志，“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是因为知道要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是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