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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作家都被文字坑惨了。”忘了是什么时候、是在哪里看到这句话的。它在用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掠夺人们眼球。我对此自然抱以轻蔑一笑。我以为我忘掉了它。没想到时至今日，当我试图就“我和我的文学”这篇命题作文说点什么的时候，它突然涌现。我的手指几乎是下意识地在键盘上敲出这几个汉字。
有一种极强烈的刺痛感，比刀子割在手上还要疼。低头去看。能看见那里有一个伤口，一个不曾愈合过的伤口，流着脓血。再仔细凝视，这些脓血分明是我这些年所写下的字词段落。
换句话，我所有的写作，也包括相应的文学批评，皆自这个伤口而出。
伤口孕育了我，创造了我。
十年前，我在江苏南通市文联找了份闲职，关起门，一心一意写小说。窗外有座塔，叫文峰塔，檐尖悬有铜铃，晴朗的日子里会随风叮当作响。此处甚好。我写下一批后来陆续发表在各级文学刊物上的小说。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要对得起上天赐予的这份馈赠。我相信自己笔下有着最真实不过的血肉，是在为生民请命，为时代立传。
我写下很多字，少年时的轻狂与浪荡，青年时的挣扎与奋斗，经历过的忠诚与背叛，看见过的爱别离与怨相憎。我用眼泪（同时包括了爱与悲）酿造故事。我相信它们是五粮液（起码是洋河大曲）。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迟早能摘下中国当代文学殿堂里的桂冠，收获一个屌丝逆袭的童话。
童话没写成。某日，心里一样东西突然碎掉了。我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与现实有关，与我来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有关。
做编辑要看各种书稿。为了编好一本书稿，我又得去阅读大量与之相关的参考文献。我的阅读从文学到历史，到宗教，到哲学……噢，这些都还属于人文社科领域，还有自然科学领域。有的书是一目十行，有的书是十目一行。渐渐，脑海里就有了四座岛屿的轮廓。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科技的，一个是文化的——而文学只是这座文化之岛的一部分。世界（猫），也随之呈现出四种不一样的结构。每种结构自有其属性与逻辑，与其他结构常时有抵牾，又奇妙地构成了一个整体，互为投影与隐喻。我该如何言说它们，才能确信它们的真实性，我是否可以说眼前这只猫是死的同时又是活的？对的，物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得去把相关书籍找来。太高深的看不懂，就看科普。
更多的问题来了，带着牙齿的问题，大脑要当机了。经典力学说的是因果性、确定性，连续性，而量子力学要在前面统统加上一个不字，为什么会这样？又比如，研究微观高速的量子力学，是否可以作为解释这个由牛顿力学支配的宏观低速世界……许多个小人在脑子里打架，白天打，晚上也打，打来打去，脑袋疼，再拿起自己的小说翻翻想换下脑筋，《时代三部曲》《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等。里面有经验与常识，风俗与伦理，岩浆一样涌动的激情，抒情与修辞，与带有强烈底层色彩的道德判断……是还不错，有多大意思？没多大意思。它们有着显而易见的匮乏，无非是文化岛屿上一个小水洼里的“风暴”。我为自己的无知与心中原来固有的傲慢，深感羞愧。我确确实实就是井底之蛙。看见了自己昔日之“小”，也就不满足那个曾经奉为圭臬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了。
07年，我写了一篇《我对天空的感觉：量子文学观》，试图引入一些量子力学里的概念，解析那些区别于“对应于经典力学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把它们统于在一个能够自洽的坐标体系里。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李淼誉为“划时代”的创见。坦率说，还很粗陋，量子力学里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没真正弄懂吃透，是当作比喻来用的，算是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一种新方法。再就是跌跌撞撞，摸索前行。我开始问自己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作家了。我得回到那些最古老的问题上。我读过关于它们的N种回答。这些声音在胸腔里回旋激荡，又慢慢消散。“梨花在空中滑了一下”，是滑，不是掉落。我亲眼看到一朵梨花在空气湍流中滑动的样子。
我写了《人间世》。小说由两根线缠绕而成，一根实线，一根虚线。实线是一个叫李国安的男人在20世纪下半叶的际遇与沉浮;虚线是一座不存在于现实中的檌城，是“上帝造的城，由天上消失的星尘所聚”，用一段旅人的传奇与一个形而上的目光来审视尘世生活。莫言先生给这本书写了推荐语，说是“江南才子书”。我很荣幸，也深为感激他对一个无名小卒的厚爱提携，但这样就够了吗？如果把那些实的地方全部剔掉，又会是何种景观？我继续往高空蹈去，又写了《旅人书》，试图把诗、观念，寓言与哲学思辩当作材料，来结构一个小说。传统小说中最重要的符号：人物，被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只剩下一个光阴中的魂灵，我称之为旅人。李敬泽先生说，“昔日马原今何在，2012年如果有人如此呼唤。他找到的大概不是《牛鬼蛇神》，而是黄孝阳那本奇崛偏狭的《旅人书》。”
先生的鼓励让我激动也惶恐。但这样就够了吗？如果把那些虚的地方全剔掉，又会是何种景观？我回到地面，以民国时期的一则司法黑幕为背景写了《乱世》，还特意用了一种文白杂糅的语言来叙事。不谦虚地说，写完这本书，我差不多成了个半吊子的民国史专家。
我的文学批评是我的文学实践中来的。我的文学实践是从我的文学批评中来的。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这是一个哲学问题，逻辑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如果进化论是对的，那么就应该首先是蛋生鸡。我的文学实践是我的蛋，月亮下的蛋。我常在月光下静坐，漫步，随想，看着汹涌人流，也看着相依相偎的男女，看着临街摆摊的劳苦妇人，也看着宝马奔驰里的艳丽少女。它们有着奇异的声响。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块钟表，它们即是这块钟表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齿轮。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粒被上帝掷下的滚动着的骰子，它们即是这粒骰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富人，哪来的穷人？没有悲伤，哪来的欢喜？没有你，又哪来的我？首先是认识自我，然后是摆脱自我。
一个时代的星辰，并不足以照亮所有時代。文学艺术不存在着一个确定的永恒不变的形式或图景。人要擅长创造。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追求真理的路上，那么这个真理只是创造，创造关于人类的种种（也包括对历史的阐述与重构，对当下的洞察与理解），就像上帝创造了人类。换句话说，传统提供了我们的来处，创造提供了未来的维度，那是我们的去处。我们很多人都把这种创造力所提供的文本视为先锋写作。 先锋不是一个一望而知的文本上的怪异扭曲荒诞变形等等，这是见山不是山的初级层次。真的先锋是一种精神，它绝不会仅仅停留于传统小说固有的边界里，它必然跨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学科的壁垒，与人类的自我认知、自我进化相同步，在思想上结构上语言上，不仅有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还能看见那热带雨林一样的城市，继而重塑自我，是谓当代小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
我寫下一批文章，《文学有什么用》《我们不读小说了》等，试图来论述我所理解的“当代小说”。什么是当代小说？大家都知道小说是时空的艺术。我们可以用时空观来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分类：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
某年某月某日，一个男人为了另娶新欢，在地铁站台把老婆推向驶来的列车。时间与空间非常明确。因果清晰，线性。这是传统小说。很好理解，但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里的时空观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悬浮其中的尘埃（人）布朗运动做得再随机，也终究有规律可寻，至少可以通过概率来描述其分布。
一个男人在地铁里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当列车呼啸奔来，他心头一动，在胳膊上使了劲，把女人挤下站台。这个举动把他自己吓了一跳。他想去寻找“因”，从物理时间进入心理时间，从意识层面进入自己的潜意识。因果不再明确，是非线性方程。这是现代小说，时间在这里有了交错开叉。
男人在被匆匆赶来的警察抓捕的那一瞬，清晰地看见自己的一生，那间他即将入住的满是尿骚味的囚室与可怕的羞辱，又或者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他与这个陌生女人是彼此厌憎的夫妻。这是当代小说。在我看来，至少对于新一代的批评家而言，要有能力区分小说与当代小说，就像区分长城与埃菲尔铁塔（这个比喻过于陈旧）;或许应该这样说：就像区分亡灵与生者的容貌。我喜欢这两个“就像”，前者说明我尚是可以理喻的生物，不必跑到街头抱着马头痛哭，而后者直接把一束光投入我心深处最隐秘的裂缝，使我看见“我”身上那个巨大的马头。
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浪潮中。科技进步奠定了当下的现实。一个百年前的古人若来到今天的地球，一定会以为自己来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神奇星球。许多东西都改变了，并且彻底地不可挽回。这种不可逆的失去，让我们心中都有了一首关于古典家园的感伤之歌，愿意相信那才是真，是美，是善。我们常说这是人性使然，实际上是一个情感模型发生普遍作用的结果。真善美在当下并没有缺席，又或者说每一个时代，不管它多么特殊又或庸常，都各自有着能彰显其精神、有着同时代人心领神会乃至不言而喻的真善美。这些真善美有交集重叠，也有只属于自己的区域。
要认识当下，去厘清我们今天所置身的这个现实的结构、DNA片断、肌肉纤维、内在的驱动引擎。我们已经在一个知识社会的前夜，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
如果小说家到今天还是一个说书人的姿态，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说书人不是不好，不能只是说书人。我们说互联网精神，说它是对人的解放。解放在哪？就是对人的重新连接，人不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复杂，多维，变化。整个社会结构也在日趋扁平、去中心化。而且中国的传统小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说已发生的事。是一个往后看的姿态，是“史学之皮相”。我们要说历史，更要打量当下，放眼未来，用一种前瞻性的目光来审视今天的生活，理解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现代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又可能拥有什么样的诗与远方。余华写过本《活着》。书写得很牛逼，但这个“活着”的实质很乏味。我们的小说要从这个乏味里走出来。人类史并没有在福贵与那头老牛相依偎处，就到此终结。
夜里，在房间里坐。是陋室枯坐。世界在窗户外面闪着光。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希望我是对的。但有时想对与不对没有那样重要。河流是对的，山川也是对的。不能说我在河流里，就断言山川是一个谬误。“对”，它很狭窄。所谓作家——知乎上有个人说作家与作者的区别：作者迎合读者，作家引领读者——就更要警惕掉进“对”的井里，对各学科更要抱着一个打开的姿态，去看对人类精神的河流与高地，看那浩浩荡荡与草木葱郁，去做一些融会贯通的事，就算贯通不了，至少清楚这众多知识体系为什么、又是在哪些地方互相为敌。
（选自《天津文学》2019年第3期）
有一种极强烈的刺痛感，比刀子割在手上还要疼。低头去看。能看见那里有一个伤口，一个不曾愈合过的伤口，流着脓血。再仔细凝视，这些脓血分明是我这些年所写下的字词段落。
换句话，我所有的写作，也包括相应的文学批评，皆自这个伤口而出。
伤口孕育了我，创造了我。
十年前，我在江苏南通市文联找了份闲职，关起门，一心一意写小说。窗外有座塔，叫文峰塔，檐尖悬有铜铃，晴朗的日子里会随风叮当作响。此处甚好。我写下一批后来陆续发表在各级文学刊物上的小说。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要对得起上天赐予的这份馈赠。我相信自己笔下有着最真实不过的血肉，是在为生民请命，为时代立传。
我写下很多字，少年时的轻狂与浪荡，青年时的挣扎与奋斗，经历过的忠诚与背叛，看见过的爱别离与怨相憎。我用眼泪（同时包括了爱与悲）酿造故事。我相信它们是五粮液（起码是洋河大曲）。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迟早能摘下中国当代文学殿堂里的桂冠，收获一个屌丝逆袭的童话。
童话没写成。某日，心里一样东西突然碎掉了。我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与现实有关，与我来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有关。
做编辑要看各种书稿。为了编好一本书稿，我又得去阅读大量与之相关的参考文献。我的阅读从文学到历史，到宗教，到哲学……噢，这些都还属于人文社科领域，还有自然科学领域。有的书是一目十行，有的书是十目一行。渐渐，脑海里就有了四座岛屿的轮廓。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科技的，一个是文化的——而文学只是这座文化之岛的一部分。世界（猫），也随之呈现出四种不一样的结构。每种结构自有其属性与逻辑，与其他结构常时有抵牾，又奇妙地构成了一个整体，互为投影与隐喻。我该如何言说它们，才能确信它们的真实性，我是否可以说眼前这只猫是死的同时又是活的？对的，物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得去把相关书籍找来。太高深的看不懂，就看科普。
更多的问题来了，带着牙齿的问题，大脑要当机了。经典力学说的是因果性、确定性，连续性，而量子力学要在前面统统加上一个不字，为什么会这样？又比如，研究微观高速的量子力学，是否可以作为解释这个由牛顿力学支配的宏观低速世界……许多个小人在脑子里打架，白天打，晚上也打，打来打去，脑袋疼，再拿起自己的小说翻翻想换下脑筋，《时代三部曲》《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等。里面有经验与常识，风俗与伦理，岩浆一样涌动的激情，抒情与修辞，与带有强烈底层色彩的道德判断……是还不错，有多大意思？没多大意思。它们有着显而易见的匮乏，无非是文化岛屿上一个小水洼里的“风暴”。我为自己的无知与心中原来固有的傲慢，深感羞愧。我确确实实就是井底之蛙。看见了自己昔日之“小”，也就不满足那个曾经奉为圭臬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了。
07年，我写了一篇《我对天空的感觉：量子文学观》，试图引入一些量子力学里的概念，解析那些区别于“对应于经典力学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把它们统于在一个能够自洽的坐标体系里。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李淼誉为“划时代”的创见。坦率说，还很粗陋，量子力学里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没真正弄懂吃透，是当作比喻来用的，算是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一种新方法。再就是跌跌撞撞，摸索前行。我开始问自己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作家了。我得回到那些最古老的问题上。我读过关于它们的N种回答。这些声音在胸腔里回旋激荡，又慢慢消散。“梨花在空中滑了一下”，是滑，不是掉落。我亲眼看到一朵梨花在空气湍流中滑动的样子。
我写了《人间世》。小说由两根线缠绕而成，一根实线，一根虚线。实线是一个叫李国安的男人在20世纪下半叶的际遇与沉浮;虚线是一座不存在于现实中的檌城，是“上帝造的城，由天上消失的星尘所聚”，用一段旅人的传奇与一个形而上的目光来审视尘世生活。莫言先生给这本书写了推荐语，说是“江南才子书”。我很荣幸，也深为感激他对一个无名小卒的厚爱提携，但这样就够了吗？如果把那些实的地方全部剔掉，又会是何种景观？我继续往高空蹈去，又写了《旅人书》，试图把诗、观念，寓言与哲学思辩当作材料，来结构一个小说。传统小说中最重要的符号：人物，被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只剩下一个光阴中的魂灵，我称之为旅人。李敬泽先生说，“昔日马原今何在，2012年如果有人如此呼唤。他找到的大概不是《牛鬼蛇神》，而是黄孝阳那本奇崛偏狭的《旅人书》。”
先生的鼓励让我激动也惶恐。但这样就够了吗？如果把那些虚的地方全剔掉，又会是何种景观？我回到地面，以民国时期的一则司法黑幕为背景写了《乱世》，还特意用了一种文白杂糅的语言来叙事。不谦虚地说，写完这本书，我差不多成了个半吊子的民国史专家。
我的文学批评是我的文学实践中来的。我的文学实践是从我的文学批评中来的。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这是一个哲学问题，逻辑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如果进化论是对的，那么就应该首先是蛋生鸡。我的文学实践是我的蛋，月亮下的蛋。我常在月光下静坐，漫步，随想，看着汹涌人流，也看着相依相偎的男女，看着临街摆摊的劳苦妇人，也看着宝马奔驰里的艳丽少女。它们有着奇异的声响。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块钟表，它们即是这块钟表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齿轮。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粒被上帝掷下的滚动着的骰子，它们即是这粒骰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富人，哪来的穷人？没有悲伤，哪来的欢喜？没有你，又哪来的我？首先是认识自我，然后是摆脱自我。
一个时代的星辰，并不足以照亮所有時代。文学艺术不存在着一个确定的永恒不变的形式或图景。人要擅长创造。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追求真理的路上，那么这个真理只是创造，创造关于人类的种种（也包括对历史的阐述与重构，对当下的洞察与理解），就像上帝创造了人类。换句话说，传统提供了我们的来处，创造提供了未来的维度，那是我们的去处。我们很多人都把这种创造力所提供的文本视为先锋写作。 先锋不是一个一望而知的文本上的怪异扭曲荒诞变形等等，这是见山不是山的初级层次。真的先锋是一种精神，它绝不会仅仅停留于传统小说固有的边界里，它必然跨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学科的壁垒，与人类的自我认知、自我进化相同步，在思想上结构上语言上，不仅有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还能看见那热带雨林一样的城市，继而重塑自我，是谓当代小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
我寫下一批文章，《文学有什么用》《我们不读小说了》等，试图来论述我所理解的“当代小说”。什么是当代小说？大家都知道小说是时空的艺术。我们可以用时空观来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分类：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
某年某月某日，一个男人为了另娶新欢，在地铁站台把老婆推向驶来的列车。时间与空间非常明确。因果清晰，线性。这是传统小说。很好理解，但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里的时空观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悬浮其中的尘埃（人）布朗运动做得再随机，也终究有规律可寻，至少可以通过概率来描述其分布。
一个男人在地铁里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当列车呼啸奔来，他心头一动，在胳膊上使了劲，把女人挤下站台。这个举动把他自己吓了一跳。他想去寻找“因”，从物理时间进入心理时间，从意识层面进入自己的潜意识。因果不再明确，是非线性方程。这是现代小说，时间在这里有了交错开叉。
男人在被匆匆赶来的警察抓捕的那一瞬，清晰地看见自己的一生，那间他即将入住的满是尿骚味的囚室与可怕的羞辱，又或者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他与这个陌生女人是彼此厌憎的夫妻。这是当代小说。在我看来，至少对于新一代的批评家而言，要有能力区分小说与当代小说，就像区分长城与埃菲尔铁塔（这个比喻过于陈旧）;或许应该这样说：就像区分亡灵与生者的容貌。我喜欢这两个“就像”，前者说明我尚是可以理喻的生物，不必跑到街头抱着马头痛哭，而后者直接把一束光投入我心深处最隐秘的裂缝，使我看见“我”身上那个巨大的马头。
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浪潮中。科技进步奠定了当下的现实。一个百年前的古人若来到今天的地球，一定会以为自己来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神奇星球。许多东西都改变了，并且彻底地不可挽回。这种不可逆的失去，让我们心中都有了一首关于古典家园的感伤之歌，愿意相信那才是真，是美，是善。我们常说这是人性使然，实际上是一个情感模型发生普遍作用的结果。真善美在当下并没有缺席，又或者说每一个时代，不管它多么特殊又或庸常，都各自有着能彰显其精神、有着同时代人心领神会乃至不言而喻的真善美。这些真善美有交集重叠，也有只属于自己的区域。
要认识当下，去厘清我们今天所置身的这个现实的结构、DNA片断、肌肉纤维、内在的驱动引擎。我们已经在一个知识社会的前夜，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
如果小说家到今天还是一个说书人的姿态，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说书人不是不好，不能只是说书人。我们说互联网精神，说它是对人的解放。解放在哪？就是对人的重新连接，人不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复杂，多维，变化。整个社会结构也在日趋扁平、去中心化。而且中国的传统小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说已发生的事。是一个往后看的姿态，是“史学之皮相”。我们要说历史，更要打量当下，放眼未来，用一种前瞻性的目光来审视今天的生活，理解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现代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又可能拥有什么样的诗与远方。余华写过本《活着》。书写得很牛逼，但这个“活着”的实质很乏味。我们的小说要从这个乏味里走出来。人类史并没有在福贵与那头老牛相依偎处，就到此终结。
夜里，在房间里坐。是陋室枯坐。世界在窗户外面闪着光。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希望我是对的。但有时想对与不对没有那样重要。河流是对的，山川也是对的。不能说我在河流里，就断言山川是一个谬误。“对”，它很狭窄。所谓作家——知乎上有个人说作家与作者的区别：作者迎合读者，作家引领读者——就更要警惕掉进“对”的井里，对各学科更要抱着一个打开的姿态，去看对人类精神的河流与高地，看那浩浩荡荡与草木葱郁，去做一些融会贯通的事，就算贯通不了，至少清楚这众多知识体系为什么、又是在哪些地方互相为敌。
（选自《天津文学》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