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唐代墓志中，当时文士撰铭作序，书家篆额书志者，不在少数。但北朝志石，从元魏到高齐、宇文周以至杨隋，墓志铭的撰者、书者署名就少得多。我是幸运者，除就地亲睹了1984年大同所出《元淑墓志》外，还分享了友人罗新十年前披露的北魏永熙二年的《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铭》。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年整理西京文化博物馆所藏北朝志石，竟在五十多方北朝墓志中发现了由邢子才和魏收两位文坛巨子撰铭的两方北齐墓志。一方是天保十年（559年）的《崔孝直墓志》，一方是初葬于天保六年（555年）重窆于天保十年的《崔宽墓志））。二人是父子，崔孝直为父，崔宽为子。兹分述于后。
一、《崔孝直墓志》铭词
通过志文关于志主名讳、家世、履历、卒时葬地的介绍，我们知道志主姓崔，“讳孝直，字叔廉，博陵安平人也”。博陵安平崔氏，在有魏一朝是声名显赫的高门望族。据志文，崔孝直“祖濮阳府君……父幽州景侯……长兄孝芬，灼然许以远大也”。《魏书·崔挺列传》“昭武将军、光州刺史，赠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日景”的北魏名臣崔挺，“（崔挺）父郁，濮阳太守”，以及《崔挺列传附子孝芬传》“早有才识，博学好文章”，官“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尚书，后加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普泰中高欢入朝后被杀的崔孝芬，都与《崔孝直墓志》中的相关人物对了号，况且《魏书》、《北史》均有崔孝直本人的附传。崔孝直生前特殊的门第、出身和社会关系，使我们在一千四五百年后看到了这方由北魏末至北齐“北地三才”之一的邢子才撰铭的特殊墓志。
关于邢子才撰铭一节，志文是这样说的：
“顺积罪滔天，备丁荼毒。贪及余生，敢疏实事。抚臆长号，吴天靡及。太常卿万年县开国子河间邢子才，当今领袖，天下模楷。虽年位有殊，而情等周旧，敬托为铭，少寄哀苦。其词日：
“层峰峻峙，长源远注。以此世门，同之桥树。夙习师友，幼通书数。洒散篇牍，非留章句。九德难举，百行谁俱。君之有之，实有余裕。因学入仕，前流可附。爵由俯拾，荣以中务。晚节萧条，同时异趣。独樽夕酌，短章晨赋。既仁且勇，忘忧兴惧。逝景如奔，急流难驻。度隙非拟，过目奚喻。旧茔未族，卜兆今袝。林鼓夜风，埏萦晓雾。生崖易尽，空悲难遇。”
1. 丧主崔士顺
“顺积罪滔天，备丁荼毒……”中的顺即《崔孝直墓志》的“第四子士顺”，《魏书·崔挺列传附孝芬弟孝直传》关于崔孝直的子嗣，记为：“有四子”，“长子士顺，仪同开府行参军”。“孝直志”则开列四子一女行迹：“长子士宽，骠大府骑兵参军，行颖川郡事，卒。以第二弟子伯友嗣。第二子士仪，明威将军，锺离别驾。第三子士游，仪同开府仓曹参军，出后公第三兄。第四子士顺，尚书考功郎中。女，适与梁州刺史河南元士亮。”因长子士宽（“崔宽志”作单名宽）已在四年前离世，且无子嗣，第三子士游，已出继其三伯崔孝演，次子士仪，情况不明。看来崔孝直卒后，是以四子士顺为嗣，他也便取得了官方承认的世子地位。其父的丧事主要由他承办，“备丁（遭逢）荼毒”，“抚臆长号”，“敢疏实事”这些饱含血泪的呼喊是他的口吻，当然后面的“敬托为铭，少寄哀苦”，求邢子才作铭的也只能是以他为首的子弟。
2.撰铭人邢子才
关于邢子才，志文做了简单说明：
“太常卿万年县开国子河间邢子才，当今领袖，天下模楷。虽年位有殊，而情等周旧，敬托为铭，少寄哀苦。”
几十个字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官爵，二才学，三与崔孝直乃至这门崔氏的关系。
邢子才，本名邵，以字行。“崔孝直志”记其天保十年官太常卿，爵万年县开国子。据《北齐书·邢邵传》，此时他的职官是“累迁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祭酒”，而且特别指出，“是时朝臣多守一职，带领二官甚少，邵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当世荣之”。《魏书·官氏志》，北魏前期太常卿为从一品，太和二十三年以后调整为第三品，品秩同于光禄卿、卫尉卿、中书令、侍中。据宋郑樵《通志·职官略》，“北齐日太常卿，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庙、群祀、礼乐、议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魏书·官氏志》，中书监先为第一品，调整后为从二品。中书监与中书令职务相等而位次略高于后者，中书令监实为宰相之职，凡国之政事皆归中书省。国子祭酒，朝廷最高学府国子学或国子监的主官，先为四品上阶，后为从五品。因品秩较低，所以用了一个“摄”字，是兼职。因太常寺设有博士，中书监主管文书政令，国子祭酒主抓教育。所以志文称这三个部门的主官“并为文学之首”。邢子才万年县开国子的封爵正史失载，而正史中有晚年加特进一节则志文无之，很可能加特进是在天保十年之后。
邢子才的才名和文学成就，志文的“当今领袖，天下模楷”，是绝好的概括。《北齐书·邢邵传》说：“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邵援笔立成，证引该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这说的是邢子才从章表诏令中表现出的“词致宏远，独步当时”的非凡才学。《北齐书·邢邵传》又说，邢子才“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钜鹿魏收，虽天才艳发，而年事在二人之后，故子升死后，方称邢、魏焉”。邢子才才学的穿透力，不仅在北朝，也不仅在魏齐之际。《隋书·经籍志》录“北齐特进《邢子才集》三十一卷”，《隋书文学传·序》罗列百年南北文士云：“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异、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这是历史对那个特殊年代南北文坛翘楚的褒扬。
志文说到铭主崔孝直与撰铭人邢子才的关系，是“虽年位有殊，而情等周旧”。
第一句话，“年位有殊”。论年齿，崔孝直“以（东）魏武定三年正月八日，薨于宜昌里之舍，春秋五十八”，应生于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据《北齐书·魏收传》，“（魏）收少（邢）子才十岁”，又云“（魏）收普泰世出入帏幄……乃上《南狩赋》以讽焉，时年二十七”。节闵帝（前废帝）元恭普泰年号只有两年，531532年，以此逆推魏收当生于505或506年。又《魏书·自序》，魏收讲自己“俄兼中书侍郎，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诏收摄本职”。出帝元修的第一个年号太昌元年是532年，他“兼中书侍郎”在这之前，应为530-531年。以26岁逆推魏收生年也是505年或506年。因此中华书局介绍《魏书》作者魏收生年取505年，但也有不少论者持506年的观点。邢子才长魏收10岁，其生年应为495或496年。比崔孝直小七八岁。这是年齿之殊。 论官位，上面讲到了邢子才的三个职位可谓位极人臣。崔孝直“传”和“志”载其前半生做到了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品秩为第三品上下。但是，如果算上后来授而不就，“以见职养疴乡第”的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等高秩，实际上二人官秩不相上下，此“位殊”之谓，有丧主自谦自贬的意思在。
第二句话，“情同周旧”。周旧即至旧、至交。首先是门第及冠盖相属的家世相仿。其次是二人志趣相投。《北齐书·邢邵传》说邢邵“率情简素，内行修谨”，“脱略简易，不修威仪”，“虽望实兼重，不以才位傲物”。《崔孝直墓志》说他的品行是“重衿期，笃知友”，“友于同气，敦孝居慈”，“坐无杂宾，门交胜辙”。这些是崔邢“至旧”的道德基础。再次是家族成员间的友情。《崔孝直墓志》有一段是讲其侄崔昂的，志文云：“兄子昂，字怀远，少孤。公常抚其首，流涕而言日：‘兴吾家者当属汝也。’昂慈孝恭顺。公之薨也，若斩服焉。”是说崔昂少孤，由其伯父孝芬、叔父孝直抚养成人。并把下一代人“兴家”的希望寄托在崔昂身上。“齐受禅，迁散骑常侍，兼太府卿、大司农卿”，“与太子少师邢邵议定国初礼”。及至天保十年崔孝直卒时，累官廷尉卿，兼尚书右仆射。不仅职位与邢子才相当，而且同为文章之士，声望大过其时只做尚书考功郎中的世子崔士顺。在叔父的丧礼上，他是以“斩服”的孝子身份出现的。这就是说邢子才为崔孝直撰铭，也与崔昂有关。
3.铭文与序
“层峰峻峙，长源远注”，是说崔氏家族非同寻常的渊源。即志序的“导洪源而异泻，耸层峰以疏烈”，以及祖、父、兄冠盖连属。
“以此世门，同之桥树”，是说这样的门第生出这样的人物，犹如天地间的长桥高树。这八个字与志序“天神地祉，川灵岳气。门袭青组，世鸣丹罄”对应。
“夙习师友，幼通书数，洒散篇牍，非留章句。”说的是志主为学为文的态度。是志序“家专马郑，门袭老庄，取其大略，不事摘句”的概括。类似的话多见于北朝志文，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风尚，也可能是造成北地穷经者不夥的一个原因。
“因学入仕，前流可附，爵由俯拾，荣以中务”。是序文学而优则仕即“立功”的概括。
“九德难举，百行谁俱，君之有之，实有余裕。”说的是志主的品行即“立德”、“立言”之事。志序“公风鉴疎远，体度弘润。淑俊内凝，贞明外彻。解巾从宦，优国忘己。辞荣丘豁，自得心神”是其中之义。“善进止，工谈笑，重衿期，笃知友，佳辰月夜，酌资调弦。坐无杂宾，门交胜辙，友于同气，先我雕零，毁同柴立，哀感飞走。嫂侄诸孤，藐然未识，施仁散义，敦孝居慈，教以诗书，示以道德”，也是其中之义。而“及大渐之日，遗令诸子：以煞牲存亡有损，朔望以菹羞从事。敛必时服，无求赠也”，这段临终顾命的文字将崔孝直的节操又大大推进了一步。《魏书·崔孝直传》中“顾命诸子日：‘吾才疏效薄，于国无功。若朝廷复加赠谥，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则非吾子，敛以时服，祭勿杀生。’其子皆遵行之。”应当是作者魏收移志入史的。
“晚节萧条，同时异趣，独樽夕酌，短章晨赋，既仁且勇，忘忧兴惧”。讲的是正史所载“孝直以天下未宁，去职归乡里”之事。亦即志序的“以见职养疴乡第，结宇依原，疏峰接水，箪食瓢饮，乐在其中，乡党邦邑，望庐止讼。虽王子之在平原，无以尚也”。
由上可见，“崔孝直志”是先由崔士顺或崔昂，抑或二人共同写成一篇满含真情实感的志文，再以此向友人邢子才求铭。邢子才的铭文应该是据志序内容概括而成的。被南朝使者誉为“北间第一才士”的邢氏果然出手不凡。像“以此世门，同之桥树”，桥树二字确是前所未见。“九德难举，百行谁俱。君之有之，实有余裕”。四句话十六个字一问一答，可谓回环往复，辞正气舒。“君之有之”的功力，“既仁且勇，忘忧与惧”的贴切而深刻，“逝景如奔，急流难驻，度隙非拟，过目奚喻”的顺手拈来却不落俗套，看出的不光是才情，更是情愫。
二、《崔宽墓志》铭词
崔宽即“崔孝直志”中的长子士宽。据志，崔宽“以大齐天保六年，岁次乙亥，十二月丁未朔，廿三日己巳，卒于邺淮方之里舍。时年卅一”。天保六年是公元555年，墓志记为天保“十年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安厝于常山零寿县临山南”。实际上天保七年已下葬过一次，这可从志文的剜改处看出。关于安葬时间，被磨去的天保七年的志文依稀可见：“七年二月丙午朔，四日己酉，安厝于旧茔。君识心虚迥，干略过人，忠孝为基，慈义为本。”重葬时改刻为：“天保十年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安厝于常山零寿县临山南。君识忠虚迥，干略过人。忠孝为基，慈义为本。一十有三……”可知此志书刻于天保七年而不是天保十年。天保六年卒时崔宽的历官是“起家太师府行参军，又加襄威将军，开府记室。任日文房，职云管要……仍除宣威将军，豫州骑兵参军……寻行颍川郡事”。这比“崔孝直志”中所记“骠大府骑兵参军，行颖川郡事”详细了。这方普通的北朝墓志亮点就在魏收撰铭上。志文云：
“幼弟士顺，奉对京辇。奄倾半体，肝心寸绝。敢以肤浅，仰述景行。言不尽意，万无一叙。外兄钜鹿魏收，文义综纬，笔墨渊薮。敬托为铭，少寄哀慕。其词日：
“海阴珠浦，锺阳玉田。藏珍独润，孕宝孤圆。物既若此，人亦宜然。长岑之胄，世/不之贤。名器有业，作堂增构。筠节上抽，松心迥秀。履孝而立，席仁为富。义笃/交新，诚存友旧。上公致命，投巾入仕。自府徂蕃，亦治千里。能小能大，载飞载/止。左右唯宜，是属君子。二亲不待，衔蓼尝荼。提携仲季，藐是艰孤。定难兄弟，/咸骋长途。才优宦薄，世促人徂。孀妻且歌，犹子主奠。日自漳浦，言归乡县。一朝行矣，千秋不见。悲感亲宾，心伤涕洊。”
从“幼弟士顺”、“仰述景行”可知，“崔宽志”的序文是志主的四弟崔士顺所作。从“外兄钜鹿魏收，文义综纬，笔墨渊薮，敬托为铭，少寄哀慕”，又知铭文是崔士顺敬托外兄魏收所作。在这里魏收兼有双重身份，一是崔士宽、崔士顺、崔昂兄弟的外兄，二是堪称文义综纬，笔墨渊薮文坛领袖。 1.魏收其人
魏收以北齐时奉诏纂成一百三十卷的《魏书》而名垂史册。他以“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史”是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时年四十岁。其后魏收的仕路可谓顺风顺水，武定八年（550年）代徐之才为秘书监，四十六岁即“天保元年（550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县子”，置身一品大员之列，这也是他为崔宽作铭的身份。
魏收之显，在官，在史，更在于文。北魏普泰元年（531年），新登位的节闵帝让魏收试作《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草稿，文将千言，所改无几”。遂博得了皇帝“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的赞誉。北魏中兴二年侯景叛梁，权臣高澄准备了五十张纸让魏收写一篇讨梁檄文，魏收“初夜执笔，三更便成”，还多写了七张。高澄称赞说：“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邢）子才、（温）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东魏、北齐时，“南北初和”，两国互派使节。魏收作为副使与正使王听使梁。梁武帝用“卢、李命世，王、魏中兴”的话称颂。卢、李是指初次使南便有上佳表现的李谐、卢元明，王、魏便是新会面的王昕，魏收。领教了王听的“风流文辩”、魏收的“辞藻富逸”，梁武帝和群臣“咸加敬异”。魏收的政治诗句“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更为“文襄壮之”。在《魏书》之外，魏收的诗文原本很多，《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收集》有六十八卷，如今只能散见于《艺文类聚》、《文苑英》、《全北齐文》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诗文集中了。
2.“崔宽铭”是魏收为亲戚作铭
如果说邢子才为崔孝直作铭是出于友情，那么魏收为崔宽作铭则完全是亲情了。魏收既是崔孝直兄弟的外甥，即崔宽兄弟的外兄，又是崔昂、崔宽兄弟的妹夫或姐夫。
魏收为崔孝芬、崔孝直之甥的根据：《魏书·自序》记：“时出帝猜忌献武，内有间隙，（魏）收遂以疾固辞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问之……”是知崔孝芬、崔孝直是魏收舅氏，魏收之母与孝芬、孝直为同胞，并为崔挺子女。据《魏书·崔挺列传》，崔挺59岁景明四年（503年）卒，则其生于445年，即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前文已知崔孝直生于488年，在六子中排第四。又据《魏书·自序>，魏收父魏子建“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阳孝义里舍，时年六十三”，其生年是471年即献文帝皇兴五年。前已证，魏收生于505年，时其父34岁。如果其母不小于30岁，生年则在475年左右。“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崔孝芬）与尚书辛雄、刘廒等并诛，时年五十”，则孝芬生于485年，要比魏收母崔氏小10岁左右。说明崔挺六子都不及魏收之母崔氏年长。崔孝芬是魏收诸舅氏中最长的，也只比魏收大17岁，依常理，他应长于六位舅父之子，故“崔宽志”称其为外兄。
魏收是舅父女婿的根据：《北齐书·郑述祖传》有“崔昂妻，即（郑）元礼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北齐书·崔昂传》也记下了文宣帝高洋“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妇兄妹夫……”的话。《北齐书·魏收传》讲得更明白：“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产一女，无子。”说明魏收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崔氏女，外祖是崔挺，舅父是崔孝芬、崔孝暐、崔孝演、崔孝直、崔孝政兄弟，岳父是崔昂之父崔孝暐。魏收也是崔宽兄弟的外兄、妹夫或姐夫。
3.魏收的铭文
“海阴珠浦，锺阳玉田。藏珍独润，孕宝孤圆。物既若此，人亦宜然。”这三个工整的偶句是对崔宽珠圆玉润的品格的总括。与志序“君幼年明慧，学岁通敏。乡党为异，宗族称奇”相对应。
“长岑之胄，世不之贤。名器有业，作堂增构。筠节上抽，松心迥秀。履孝而立，席仁为富。义笃交新，诚存友旧。”先述其家世（略），后叙其少年夙成。志序言其幼而歧嶷云，“开窗解表，垂帏慕道。有求大略，不事章句……啼猨落雁之工，持短入长之术。遇所留意，便已兼人”。
“上公致命，投巾入仕。自府徂蕃，亦治千里。能小能大，载飞载止。左右唯宜，是属君子……才优宦薄，世促人徂。”这与志序部分所述志主崔宽的人生履历和艰辛仕途相一致。一方面是“百姓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另一方面却是“逸气不骋，有志无时”。
“二亲不待，衔蓼尝荼。提携仲季，藐是艰孤。定难兄弟，咸骋长途。”这说的是志序所展开的崔宽“忠孝为基，慈义为本”的内容。崔士顺的序文述其父母早逝及崔宽作为长兄含辛茹苦担当家庭责任可谓不惜笔墨，这是这方墓志最主要也是最感人的所在。序文说，崔宽13岁丧母，他“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号感，便越成人”。又说其父卒时虽然他已成人，但“诸弟冲幼，孤稚满堂”，加之家门清素，贫无长物，他对三弟一妹“抚以恩爱，教以诗书”，寒暖苦疾，关怀备至。“衔苦哺甘，推厚居薄”，“爰自童齿，及于冠岁”，虽是长兄，恩比慈父。
“孀妻且歌，犹子主奠。日自漳浦，言归乡县。”第一句说遗孀，第二句说“犹子”即侄子，第三句说葬地。前两项内容是崔士顺序文未及。只是在三年后书刻的《崔孝直墓志》方知“长子士宽……卒，以第二弟子伯友嗣”，有了“犹子”继嗣的内容。既是当时已有“犹子主奠”的事实，说明业已基本形成以二弟崔士仪之子出为兄后们意向，只是因为“第二弟士义（“崔孝直志”作仪）出佐钟离”，未能举行一定的程序，所以还是以“犹子”的身份主奠，序文也就缺如了。“日自漳浦，言归乡县”，说明当时已做出“安厝于常山零寿县临山南”的决定。
三、《崔孝直墓志》与《崔宽墓志》的书体和书风
我在谈到西京文化博物馆所藏北朝墓志的书学价值时，讲了一个观点，北魏方笔楷书铭刻体发展到魏末、北齐、北周，一种审美疲劳现象诱发了一场铭刻书体的文化复古。表现为楷笔隶书的出现及楷隶杂陈的书体多样化倾向，各种不同书体上石成为一时风尚。第一种书体是在魏楷的基础上隶化的一路，或全用隶形，或参以隶笔，我们统称其为楷笔隶书。第二种是宽博雍容的圆笔楷书，有人指其为唐代颜体楷书的早期形态。第三种是方劲挺削而形体略长的楷书，既不同于高古浑穆的平城体，又有别于方直雄强的北邙体，颇似其后的欧体书风。第四种是向魏晋锺王楷笔行意回归的手书体，它多少透露出百年后唐代铭刻体弃方就圆和手书化的信息。第五种就是仍然保持了方笔铭刻书体特点的一路。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崔孝直墓志》属于第二种，《崔宽墓志》为第一种。 1.《崔孝直墓志>，宽博雍容的圆笔楷书。此种书体的主要特点是，结体宽博丰健，书风宽舒、丰美、平缓，体形略呈纵势。在以往出土墓志中，有太昌元年（532年）的《雍州刺史东海王元顼墓志》，有孝昌元年（525年）的《青州刺史敬公元晫墓志》，也有正光五年（524年）的《龙骧将军檀宾墓志》。将其视为唐代颜体楷书的早期形态，不无道理。西京博物馆所藏属于此类书体的北朝志石，除《崔孝直墓志》外，还有东魏元象元年（538年）的《高贵墓志》与《高宝墓志》，北齐天保五年（554年）的《陆净墓志》，北周建德六年（557年）的《斛律丰洛（羡）墓志》等。另外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由史臣作铭的孝昌三年（527年）《胡昭仪墓志铭）地是这种风格。只要略加检点，我们就会发现，凡属此种书风的志石，墓主的身份都很高，所以书丹者应为朝中一流书家。就《崔孝直墓志》而言，除具有宽舒、丰美、平缓的共同特点外，隶笔多了一些，也略显笔韶墨轻。即使是同一书家在数十年内所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2.《崔宽墓志》，文化复古中出现的北朝楷笔隶书。在北齐楷笔隶书中，《崔宽墓志》是较为宽博的隶意楷书，章法是楷则，竖成行而不取横势。字法楷多隶少，折笔圆多方少，时见提笔，点和提笔亦时见楷意。笔法则是隶多楷少，横笔左藏锋右出锋，撇捺、戈法也都用隶法。古人描述隶书有几句念烂了的俚句：“蚕头燕尾，如龟似鳖。燕不双飞，蚕无二设。”拿这四句话衡量“崔宽志”书法，只有第二句不符，字型非扁而方而长，章法亦取纵势，不是龟鳖之形。但第一句讲笔法的“蚕头燕尾”四字还是相符的。横画起笔藏锋，形如蚕头，落笔上扬出锋，形如燕尾。加上合于隶书规则的撇捺等项，这就基本上具备了隶书的条件。所以将其归为隶书范畴，但其体势又表现为楷书的特点，故称为楷隶。《崔宽墓志》是两次刻就的。第一次所刻称为楷隶，第二次改刻的44字却是楷书，与其母《李幼芷墓志》风相类。
四、余言
因着这两方名士作铭的墓志，想着就北朝墓志中的文士撰铭书铭问题做一点探索，但由于笔者闻见有限，在以往所见北朝志石中，可数出作铭人、撰铭人、制铭人的不过十数例。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送临墓所，亲作志铭”的《冯熙墓志铭》，是皇帝为长辈兼重臣作铭。再就是北魏太和二十三年“赵郡李珍悲春秋之无始，托金石以为文，乃作铭”的《元弼墓志铭》，景明二年“前国大衣府功曹史臣茹仲敬造”的《任城王妃李氏墓志》。这是请人为铭的例子，作铭人身份明确，但看不出与志主的关系。还有一些是家人、僚属或友人作铭的。“季弟散骑常侍、度支尚书、大宗正卿思若，哀玉山之半摧，痛良昆之中折……敬饬玄石，以述清徽”的延昌三年《元飏墓志铭》，是胞弟元钦字思若为胞兄元飏字遗兴作铭一例。我们上面提到的大同本地出土的“太常博士青州田徽宝造，书者相州主簿魏洽”的永平元年《元淑墓志》，是曾经的僚属为上司作铭书铭。“前雍州主簿横水令辛对……遂寻君平志，刊记金石”的延昌四年《魏故泾雍二州别驾皇甫君（瞵）墓志铭》，是同僚主簿为别驾制铭。“友人直侵洛阳令李该……寄铭以传遗词”的孝昌二年《尹祥墓志铭>，如同邢子才之于崔孝直是友人作铭。另外就是史臣作铭，但未留下名讳，如正光五年（524年）《魏故比丘尼统慈庆（王锺儿）墓志铭》的“窆于洛阳北芒之山，乃命史臣作铭志之”。孝昌元年（525年）《中山王（元熙）墓志铭》的“辛西葬于旧茔，爰命史臣，勒铭泉室”。孝昌元年《清河文献王（元怿）墓志铭》的“皇舆临送，哀恸圣衷，乃命史臣镌芳玄室”。孝昌三年（527年）《胡昭仪（明相）墓志铭》的“迁窆于西陵，乃命史臣作铭”。上举史臣或作铭或镌石的墓志，志主非王公后妃便是被帝后宠幸的特殊人物，丧事皆由朝廷经办。譬如清河王元怿、中山王元熙都是正光元年被权臣元叉、刘腾枉杀，矛头实指临朝称制的胡太后。胡太后重新当政后，恢复二人王位，并以礼加葬，这便也有了史官奉旨作铭的礼遇。
得网上马立军《北朝墓志作者考论》启示，检诸古代典籍，也见到少量一时名士为铭的北朝志石，见于《艺文类聚》的有北魏温子升所作《司徒元树墓志铭》和《司徒祖莹墓志铭》，有北齐邢子才所作《太尉韩公墓志铭》。另外也从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检出几例，如北魏正光四年《陆希道墓志》盖侧“前凉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陈郡袁翻字景翔制铭”刻文，东魏兴和三年《元鸷墓志》“于是友人车骑大将军秘书监常景惜白珩之掩曜，悲懋德之未融，镌金石而为志，托宾实以宣风，乃作铭日”的志文。上举有撰铭、制铭人的墓志，比之已见千百方北朝墓志可谓百不及一，而且大多面世较早，远至唐初著录于《艺文类聚》者，下迄民国前后。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面世的北朝墓志中还是少了点，故而我对自己的发现十分在意。正因为它们是百不逢一千不逢一，所以也就格外的珍贵和重要。
一、《崔孝直墓志》铭词
通过志文关于志主名讳、家世、履历、卒时葬地的介绍，我们知道志主姓崔，“讳孝直，字叔廉，博陵安平人也”。博陵安平崔氏，在有魏一朝是声名显赫的高门望族。据志文，崔孝直“祖濮阳府君……父幽州景侯……长兄孝芬，灼然许以远大也”。《魏书·崔挺列传》“昭武将军、光州刺史，赠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日景”的北魏名臣崔挺，“（崔挺）父郁，濮阳太守”，以及《崔挺列传附子孝芬传》“早有才识，博学好文章”，官“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尚书，后加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普泰中高欢入朝后被杀的崔孝芬，都与《崔孝直墓志》中的相关人物对了号，况且《魏书》、《北史》均有崔孝直本人的附传。崔孝直生前特殊的门第、出身和社会关系，使我们在一千四五百年后看到了这方由北魏末至北齐“北地三才”之一的邢子才撰铭的特殊墓志。
关于邢子才撰铭一节，志文是这样说的：
“顺积罪滔天，备丁荼毒。贪及余生，敢疏实事。抚臆长号，吴天靡及。太常卿万年县开国子河间邢子才，当今领袖，天下模楷。虽年位有殊，而情等周旧，敬托为铭，少寄哀苦。其词日：
“层峰峻峙，长源远注。以此世门，同之桥树。夙习师友，幼通书数。洒散篇牍，非留章句。九德难举，百行谁俱。君之有之，实有余裕。因学入仕，前流可附。爵由俯拾，荣以中务。晚节萧条，同时异趣。独樽夕酌，短章晨赋。既仁且勇，忘忧兴惧。逝景如奔，急流难驻。度隙非拟，过目奚喻。旧茔未族，卜兆今袝。林鼓夜风，埏萦晓雾。生崖易尽，空悲难遇。”
1. 丧主崔士顺
“顺积罪滔天，备丁荼毒……”中的顺即《崔孝直墓志》的“第四子士顺”，《魏书·崔挺列传附孝芬弟孝直传》关于崔孝直的子嗣，记为：“有四子”，“长子士顺，仪同开府行参军”。“孝直志”则开列四子一女行迹：“长子士宽，骠大府骑兵参军，行颖川郡事，卒。以第二弟子伯友嗣。第二子士仪，明威将军，锺离别驾。第三子士游，仪同开府仓曹参军，出后公第三兄。第四子士顺，尚书考功郎中。女，适与梁州刺史河南元士亮。”因长子士宽（“崔宽志”作单名宽）已在四年前离世，且无子嗣，第三子士游，已出继其三伯崔孝演，次子士仪，情况不明。看来崔孝直卒后，是以四子士顺为嗣，他也便取得了官方承认的世子地位。其父的丧事主要由他承办，“备丁（遭逢）荼毒”，“抚臆长号”，“敢疏实事”这些饱含血泪的呼喊是他的口吻，当然后面的“敬托为铭，少寄哀苦”，求邢子才作铭的也只能是以他为首的子弟。
2.撰铭人邢子才
关于邢子才，志文做了简单说明：
“太常卿万年县开国子河间邢子才，当今领袖，天下模楷。虽年位有殊，而情等周旧，敬托为铭，少寄哀苦。”
几十个字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官爵，二才学，三与崔孝直乃至这门崔氏的关系。
邢子才，本名邵，以字行。“崔孝直志”记其天保十年官太常卿，爵万年县开国子。据《北齐书·邢邵传》，此时他的职官是“累迁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祭酒”，而且特别指出，“是时朝臣多守一职，带领二官甚少，邵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当世荣之”。《魏书·官氏志》，北魏前期太常卿为从一品，太和二十三年以后调整为第三品，品秩同于光禄卿、卫尉卿、中书令、侍中。据宋郑樵《通志·职官略》，“北齐日太常卿，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庙、群祀、礼乐、议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魏书·官氏志》，中书监先为第一品，调整后为从二品。中书监与中书令职务相等而位次略高于后者，中书令监实为宰相之职，凡国之政事皆归中书省。国子祭酒，朝廷最高学府国子学或国子监的主官，先为四品上阶，后为从五品。因品秩较低，所以用了一个“摄”字，是兼职。因太常寺设有博士，中书监主管文书政令，国子祭酒主抓教育。所以志文称这三个部门的主官“并为文学之首”。邢子才万年县开国子的封爵正史失载，而正史中有晚年加特进一节则志文无之，很可能加特进是在天保十年之后。
邢子才的才名和文学成就，志文的“当今领袖，天下模楷”，是绝好的概括。《北齐书·邢邵传》说：“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邵援笔立成，证引该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这说的是邢子才从章表诏令中表现出的“词致宏远，独步当时”的非凡才学。《北齐书·邢邵传》又说，邢子才“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钜鹿魏收，虽天才艳发，而年事在二人之后，故子升死后，方称邢、魏焉”。邢子才才学的穿透力，不仅在北朝，也不仅在魏齐之际。《隋书·经籍志》录“北齐特进《邢子才集》三十一卷”，《隋书文学传·序》罗列百年南北文士云：“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异、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这是历史对那个特殊年代南北文坛翘楚的褒扬。
志文说到铭主崔孝直与撰铭人邢子才的关系，是“虽年位有殊，而情等周旧”。
第一句话，“年位有殊”。论年齿，崔孝直“以（东）魏武定三年正月八日，薨于宜昌里之舍，春秋五十八”，应生于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据《北齐书·魏收传》，“（魏）收少（邢）子才十岁”，又云“（魏）收普泰世出入帏幄……乃上《南狩赋》以讽焉，时年二十七”。节闵帝（前废帝）元恭普泰年号只有两年，531532年，以此逆推魏收当生于505或506年。又《魏书·自序》，魏收讲自己“俄兼中书侍郎，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诏收摄本职”。出帝元修的第一个年号太昌元年是532年，他“兼中书侍郎”在这之前，应为530-531年。以26岁逆推魏收生年也是505年或506年。因此中华书局介绍《魏书》作者魏收生年取505年，但也有不少论者持506年的观点。邢子才长魏收10岁，其生年应为495或496年。比崔孝直小七八岁。这是年齿之殊。 论官位，上面讲到了邢子才的三个职位可谓位极人臣。崔孝直“传”和“志”载其前半生做到了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品秩为第三品上下。但是，如果算上后来授而不就，“以见职养疴乡第”的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等高秩，实际上二人官秩不相上下，此“位殊”之谓，有丧主自谦自贬的意思在。
第二句话，“情同周旧”。周旧即至旧、至交。首先是门第及冠盖相属的家世相仿。其次是二人志趣相投。《北齐书·邢邵传》说邢邵“率情简素，内行修谨”，“脱略简易，不修威仪”，“虽望实兼重，不以才位傲物”。《崔孝直墓志》说他的品行是“重衿期，笃知友”，“友于同气，敦孝居慈”，“坐无杂宾，门交胜辙”。这些是崔邢“至旧”的道德基础。再次是家族成员间的友情。《崔孝直墓志》有一段是讲其侄崔昂的，志文云：“兄子昂，字怀远，少孤。公常抚其首，流涕而言日：‘兴吾家者当属汝也。’昂慈孝恭顺。公之薨也，若斩服焉。”是说崔昂少孤，由其伯父孝芬、叔父孝直抚养成人。并把下一代人“兴家”的希望寄托在崔昂身上。“齐受禅，迁散骑常侍，兼太府卿、大司农卿”，“与太子少师邢邵议定国初礼”。及至天保十年崔孝直卒时，累官廷尉卿，兼尚书右仆射。不仅职位与邢子才相当，而且同为文章之士，声望大过其时只做尚书考功郎中的世子崔士顺。在叔父的丧礼上，他是以“斩服”的孝子身份出现的。这就是说邢子才为崔孝直撰铭，也与崔昂有关。
3.铭文与序
“层峰峻峙，长源远注”，是说崔氏家族非同寻常的渊源。即志序的“导洪源而异泻，耸层峰以疏烈”，以及祖、父、兄冠盖连属。
“以此世门，同之桥树”，是说这样的门第生出这样的人物，犹如天地间的长桥高树。这八个字与志序“天神地祉，川灵岳气。门袭青组，世鸣丹罄”对应。
“夙习师友，幼通书数，洒散篇牍，非留章句。”说的是志主为学为文的态度。是志序“家专马郑，门袭老庄，取其大略，不事摘句”的概括。类似的话多见于北朝志文，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风尚，也可能是造成北地穷经者不夥的一个原因。
“因学入仕，前流可附，爵由俯拾，荣以中务”。是序文学而优则仕即“立功”的概括。
“九德难举，百行谁俱，君之有之，实有余裕。”说的是志主的品行即“立德”、“立言”之事。志序“公风鉴疎远，体度弘润。淑俊内凝，贞明外彻。解巾从宦，优国忘己。辞荣丘豁，自得心神”是其中之义。“善进止，工谈笑，重衿期，笃知友，佳辰月夜，酌资调弦。坐无杂宾，门交胜辙，友于同气，先我雕零，毁同柴立，哀感飞走。嫂侄诸孤，藐然未识，施仁散义，敦孝居慈，教以诗书，示以道德”，也是其中之义。而“及大渐之日，遗令诸子：以煞牲存亡有损，朔望以菹羞从事。敛必时服，无求赠也”，这段临终顾命的文字将崔孝直的节操又大大推进了一步。《魏书·崔孝直传》中“顾命诸子日：‘吾才疏效薄，于国无功。若朝廷复加赠谥，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则非吾子，敛以时服，祭勿杀生。’其子皆遵行之。”应当是作者魏收移志入史的。
“晚节萧条，同时异趣，独樽夕酌，短章晨赋，既仁且勇，忘忧兴惧”。讲的是正史所载“孝直以天下未宁，去职归乡里”之事。亦即志序的“以见职养疴乡第，结宇依原，疏峰接水，箪食瓢饮，乐在其中，乡党邦邑，望庐止讼。虽王子之在平原，无以尚也”。
由上可见，“崔孝直志”是先由崔士顺或崔昂，抑或二人共同写成一篇满含真情实感的志文，再以此向友人邢子才求铭。邢子才的铭文应该是据志序内容概括而成的。被南朝使者誉为“北间第一才士”的邢氏果然出手不凡。像“以此世门，同之桥树”，桥树二字确是前所未见。“九德难举，百行谁俱。君之有之，实有余裕”。四句话十六个字一问一答，可谓回环往复，辞正气舒。“君之有之”的功力，“既仁且勇，忘忧与惧”的贴切而深刻，“逝景如奔，急流难驻，度隙非拟，过目奚喻”的顺手拈来却不落俗套，看出的不光是才情，更是情愫。
二、《崔宽墓志》铭词
崔宽即“崔孝直志”中的长子士宽。据志，崔宽“以大齐天保六年，岁次乙亥，十二月丁未朔，廿三日己巳，卒于邺淮方之里舍。时年卅一”。天保六年是公元555年，墓志记为天保“十年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安厝于常山零寿县临山南”。实际上天保七年已下葬过一次，这可从志文的剜改处看出。关于安葬时间，被磨去的天保七年的志文依稀可见：“七年二月丙午朔，四日己酉，安厝于旧茔。君识心虚迥，干略过人，忠孝为基，慈义为本。”重葬时改刻为：“天保十年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安厝于常山零寿县临山南。君识忠虚迥，干略过人。忠孝为基，慈义为本。一十有三……”可知此志书刻于天保七年而不是天保十年。天保六年卒时崔宽的历官是“起家太师府行参军，又加襄威将军，开府记室。任日文房，职云管要……仍除宣威将军，豫州骑兵参军……寻行颍川郡事”。这比“崔孝直志”中所记“骠大府骑兵参军，行颖川郡事”详细了。这方普通的北朝墓志亮点就在魏收撰铭上。志文云：
“幼弟士顺，奉对京辇。奄倾半体，肝心寸绝。敢以肤浅，仰述景行。言不尽意，万无一叙。外兄钜鹿魏收，文义综纬，笔墨渊薮。敬托为铭，少寄哀慕。其词日：
“海阴珠浦，锺阳玉田。藏珍独润，孕宝孤圆。物既若此，人亦宜然。长岑之胄，世/不之贤。名器有业，作堂增构。筠节上抽，松心迥秀。履孝而立，席仁为富。义笃/交新，诚存友旧。上公致命，投巾入仕。自府徂蕃，亦治千里。能小能大，载飞载/止。左右唯宜，是属君子。二亲不待，衔蓼尝荼。提携仲季，藐是艰孤。定难兄弟，/咸骋长途。才优宦薄，世促人徂。孀妻且歌，犹子主奠。日自漳浦，言归乡县。一朝行矣，千秋不见。悲感亲宾，心伤涕洊。”
从“幼弟士顺”、“仰述景行”可知，“崔宽志”的序文是志主的四弟崔士顺所作。从“外兄钜鹿魏收，文义综纬，笔墨渊薮，敬托为铭，少寄哀慕”，又知铭文是崔士顺敬托外兄魏收所作。在这里魏收兼有双重身份，一是崔士宽、崔士顺、崔昂兄弟的外兄，二是堪称文义综纬，笔墨渊薮文坛领袖。 1.魏收其人
魏收以北齐时奉诏纂成一百三十卷的《魏书》而名垂史册。他以“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史”是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时年四十岁。其后魏收的仕路可谓顺风顺水，武定八年（550年）代徐之才为秘书监，四十六岁即“天保元年（550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县子”，置身一品大员之列，这也是他为崔宽作铭的身份。
魏收之显，在官，在史，更在于文。北魏普泰元年（531年），新登位的节闵帝让魏收试作《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草稿，文将千言，所改无几”。遂博得了皇帝“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的赞誉。北魏中兴二年侯景叛梁，权臣高澄准备了五十张纸让魏收写一篇讨梁檄文，魏收“初夜执笔，三更便成”，还多写了七张。高澄称赞说：“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邢）子才、（温）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东魏、北齐时，“南北初和”，两国互派使节。魏收作为副使与正使王听使梁。梁武帝用“卢、李命世，王、魏中兴”的话称颂。卢、李是指初次使南便有上佳表现的李谐、卢元明，王、魏便是新会面的王昕，魏收。领教了王听的“风流文辩”、魏收的“辞藻富逸”，梁武帝和群臣“咸加敬异”。魏收的政治诗句“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更为“文襄壮之”。在《魏书》之外，魏收的诗文原本很多，《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收集》有六十八卷，如今只能散见于《艺文类聚》、《文苑英》、《全北齐文》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诗文集中了。
2.“崔宽铭”是魏收为亲戚作铭
如果说邢子才为崔孝直作铭是出于友情，那么魏收为崔宽作铭则完全是亲情了。魏收既是崔孝直兄弟的外甥，即崔宽兄弟的外兄，又是崔昂、崔宽兄弟的妹夫或姐夫。
魏收为崔孝芬、崔孝直之甥的根据：《魏书·自序》记：“时出帝猜忌献武，内有间隙，（魏）收遂以疾固辞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问之……”是知崔孝芬、崔孝直是魏收舅氏，魏收之母与孝芬、孝直为同胞，并为崔挺子女。据《魏书·崔挺列传》，崔挺59岁景明四年（503年）卒，则其生于445年，即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前文已知崔孝直生于488年，在六子中排第四。又据《魏书·自序>，魏收父魏子建“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阳孝义里舍，时年六十三”，其生年是471年即献文帝皇兴五年。前已证，魏收生于505年，时其父34岁。如果其母不小于30岁，生年则在475年左右。“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崔孝芬）与尚书辛雄、刘廒等并诛，时年五十”，则孝芬生于485年，要比魏收母崔氏小10岁左右。说明崔挺六子都不及魏收之母崔氏年长。崔孝芬是魏收诸舅氏中最长的，也只比魏收大17岁，依常理，他应长于六位舅父之子，故“崔宽志”称其为外兄。
魏收是舅父女婿的根据：《北齐书·郑述祖传》有“崔昂妻，即（郑）元礼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北齐书·崔昂传》也记下了文宣帝高洋“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妇兄妹夫……”的话。《北齐书·魏收传》讲得更明白：“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产一女，无子。”说明魏收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崔氏女，外祖是崔挺，舅父是崔孝芬、崔孝暐、崔孝演、崔孝直、崔孝政兄弟，岳父是崔昂之父崔孝暐。魏收也是崔宽兄弟的外兄、妹夫或姐夫。
3.魏收的铭文
“海阴珠浦，锺阳玉田。藏珍独润，孕宝孤圆。物既若此，人亦宜然。”这三个工整的偶句是对崔宽珠圆玉润的品格的总括。与志序“君幼年明慧，学岁通敏。乡党为异，宗族称奇”相对应。
“长岑之胄，世不之贤。名器有业，作堂增构。筠节上抽，松心迥秀。履孝而立，席仁为富。义笃交新，诚存友旧。”先述其家世（略），后叙其少年夙成。志序言其幼而歧嶷云，“开窗解表，垂帏慕道。有求大略，不事章句……啼猨落雁之工，持短入长之术。遇所留意，便已兼人”。
“上公致命，投巾入仕。自府徂蕃，亦治千里。能小能大，载飞载止。左右唯宜，是属君子……才优宦薄，世促人徂。”这与志序部分所述志主崔宽的人生履历和艰辛仕途相一致。一方面是“百姓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另一方面却是“逸气不骋，有志无时”。
“二亲不待，衔蓼尝荼。提携仲季，藐是艰孤。定难兄弟，咸骋长途。”这说的是志序所展开的崔宽“忠孝为基，慈义为本”的内容。崔士顺的序文述其父母早逝及崔宽作为长兄含辛茹苦担当家庭责任可谓不惜笔墨，这是这方墓志最主要也是最感人的所在。序文说，崔宽13岁丧母，他“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号感，便越成人”。又说其父卒时虽然他已成人，但“诸弟冲幼，孤稚满堂”，加之家门清素，贫无长物，他对三弟一妹“抚以恩爱，教以诗书”，寒暖苦疾，关怀备至。“衔苦哺甘，推厚居薄”，“爰自童齿，及于冠岁”，虽是长兄，恩比慈父。
“孀妻且歌，犹子主奠。日自漳浦，言归乡县。”第一句说遗孀，第二句说“犹子”即侄子，第三句说葬地。前两项内容是崔士顺序文未及。只是在三年后书刻的《崔孝直墓志》方知“长子士宽……卒，以第二弟子伯友嗣”，有了“犹子”继嗣的内容。既是当时已有“犹子主奠”的事实，说明业已基本形成以二弟崔士仪之子出为兄后们意向，只是因为“第二弟士义（“崔孝直志”作仪）出佐钟离”，未能举行一定的程序，所以还是以“犹子”的身份主奠，序文也就缺如了。“日自漳浦，言归乡县”，说明当时已做出“安厝于常山零寿县临山南”的决定。
三、《崔孝直墓志》与《崔宽墓志》的书体和书风
我在谈到西京文化博物馆所藏北朝墓志的书学价值时，讲了一个观点，北魏方笔楷书铭刻体发展到魏末、北齐、北周，一种审美疲劳现象诱发了一场铭刻书体的文化复古。表现为楷笔隶书的出现及楷隶杂陈的书体多样化倾向，各种不同书体上石成为一时风尚。第一种书体是在魏楷的基础上隶化的一路，或全用隶形，或参以隶笔，我们统称其为楷笔隶书。第二种是宽博雍容的圆笔楷书，有人指其为唐代颜体楷书的早期形态。第三种是方劲挺削而形体略长的楷书，既不同于高古浑穆的平城体，又有别于方直雄强的北邙体，颇似其后的欧体书风。第四种是向魏晋锺王楷笔行意回归的手书体，它多少透露出百年后唐代铭刻体弃方就圆和手书化的信息。第五种就是仍然保持了方笔铭刻书体特点的一路。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崔孝直墓志》属于第二种，《崔宽墓志》为第一种。 1.《崔孝直墓志>，宽博雍容的圆笔楷书。此种书体的主要特点是，结体宽博丰健，书风宽舒、丰美、平缓，体形略呈纵势。在以往出土墓志中，有太昌元年（532年）的《雍州刺史东海王元顼墓志》，有孝昌元年（525年）的《青州刺史敬公元晫墓志》，也有正光五年（524年）的《龙骧将军檀宾墓志》。将其视为唐代颜体楷书的早期形态，不无道理。西京博物馆所藏属于此类书体的北朝志石，除《崔孝直墓志》外，还有东魏元象元年（538年）的《高贵墓志》与《高宝墓志》，北齐天保五年（554年）的《陆净墓志》，北周建德六年（557年）的《斛律丰洛（羡）墓志》等。另外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由史臣作铭的孝昌三年（527年）《胡昭仪墓志铭）地是这种风格。只要略加检点，我们就会发现，凡属此种书风的志石，墓主的身份都很高，所以书丹者应为朝中一流书家。就《崔孝直墓志》而言，除具有宽舒、丰美、平缓的共同特点外，隶笔多了一些，也略显笔韶墨轻。即使是同一书家在数十年内所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2.《崔宽墓志》，文化复古中出现的北朝楷笔隶书。在北齐楷笔隶书中，《崔宽墓志》是较为宽博的隶意楷书，章法是楷则，竖成行而不取横势。字法楷多隶少，折笔圆多方少，时见提笔，点和提笔亦时见楷意。笔法则是隶多楷少，横笔左藏锋右出锋，撇捺、戈法也都用隶法。古人描述隶书有几句念烂了的俚句：“蚕头燕尾，如龟似鳖。燕不双飞，蚕无二设。”拿这四句话衡量“崔宽志”书法，只有第二句不符，字型非扁而方而长，章法亦取纵势，不是龟鳖之形。但第一句讲笔法的“蚕头燕尾”四字还是相符的。横画起笔藏锋，形如蚕头，落笔上扬出锋，形如燕尾。加上合于隶书规则的撇捺等项，这就基本上具备了隶书的条件。所以将其归为隶书范畴，但其体势又表现为楷书的特点，故称为楷隶。《崔宽墓志》是两次刻就的。第一次所刻称为楷隶，第二次改刻的44字却是楷书，与其母《李幼芷墓志》风相类。
四、余言
因着这两方名士作铭的墓志，想着就北朝墓志中的文士撰铭书铭问题做一点探索，但由于笔者闻见有限，在以往所见北朝志石中，可数出作铭人、撰铭人、制铭人的不过十数例。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送临墓所，亲作志铭”的《冯熙墓志铭》，是皇帝为长辈兼重臣作铭。再就是北魏太和二十三年“赵郡李珍悲春秋之无始，托金石以为文，乃作铭”的《元弼墓志铭》，景明二年“前国大衣府功曹史臣茹仲敬造”的《任城王妃李氏墓志》。这是请人为铭的例子，作铭人身份明确，但看不出与志主的关系。还有一些是家人、僚属或友人作铭的。“季弟散骑常侍、度支尚书、大宗正卿思若，哀玉山之半摧，痛良昆之中折……敬饬玄石，以述清徽”的延昌三年《元飏墓志铭》，是胞弟元钦字思若为胞兄元飏字遗兴作铭一例。我们上面提到的大同本地出土的“太常博士青州田徽宝造，书者相州主簿魏洽”的永平元年《元淑墓志》，是曾经的僚属为上司作铭书铭。“前雍州主簿横水令辛对……遂寻君平志，刊记金石”的延昌四年《魏故泾雍二州别驾皇甫君（瞵）墓志铭》，是同僚主簿为别驾制铭。“友人直侵洛阳令李该……寄铭以传遗词”的孝昌二年《尹祥墓志铭>，如同邢子才之于崔孝直是友人作铭。另外就是史臣作铭，但未留下名讳，如正光五年（524年）《魏故比丘尼统慈庆（王锺儿）墓志铭》的“窆于洛阳北芒之山，乃命史臣作铭志之”。孝昌元年（525年）《中山王（元熙）墓志铭》的“辛西葬于旧茔，爰命史臣，勒铭泉室”。孝昌元年《清河文献王（元怿）墓志铭》的“皇舆临送，哀恸圣衷，乃命史臣镌芳玄室”。孝昌三年（527年）《胡昭仪（明相）墓志铭》的“迁窆于西陵，乃命史臣作铭”。上举史臣或作铭或镌石的墓志，志主非王公后妃便是被帝后宠幸的特殊人物，丧事皆由朝廷经办。譬如清河王元怿、中山王元熙都是正光元年被权臣元叉、刘腾枉杀，矛头实指临朝称制的胡太后。胡太后重新当政后，恢复二人王位，并以礼加葬，这便也有了史官奉旨作铭的礼遇。
得网上马立军《北朝墓志作者考论》启示，检诸古代典籍，也见到少量一时名士为铭的北朝志石，见于《艺文类聚》的有北魏温子升所作《司徒元树墓志铭》和《司徒祖莹墓志铭》，有北齐邢子才所作《太尉韩公墓志铭》。另外也从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检出几例，如北魏正光四年《陆希道墓志》盖侧“前凉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陈郡袁翻字景翔制铭”刻文，东魏兴和三年《元鸷墓志》“于是友人车骑大将军秘书监常景惜白珩之掩曜，悲懋德之未融，镌金石而为志，托宾实以宣风，乃作铭日”的志文。上举有撰铭、制铭人的墓志，比之已见千百方北朝墓志可谓百不及一，而且大多面世较早，远至唐初著录于《艺文类聚》者，下迄民国前后。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面世的北朝墓志中还是少了点，故而我对自己的发现十分在意。正因为它们是百不逢一千不逢一，所以也就格外的珍贵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