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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来的《空山》三部曲以悲怆的笔调展现了不同时代中藏族一个普通村落的历史变迁，并以深刻的笔触探讨了时代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时代背景下隐形的话语权力掌控着机村的发展趋势。机村人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疯癫”与“文明”，最终在时代与自我的矛盾与延宕中重新寻找精神归宿，探索时代与民族文化及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空山》；疯癫；文明；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空山》三部曲描绘了一个古老村落即机村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大时代背景下的盛衰过程，特别突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后三个时代背景下机村的整体变化，以及机村在随着时代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微妙变化。机村在时代的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价值追求，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探索自己的出路，最终在延宕中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同时代背景影射下的权力与“隐形话语”制约着机村人，也促进了机村人的自省。
一、对“疯癫”的规训
桑丹和私生子格拉寄居在机村，但他们并没有被机村人所拯救，与之相反，在兔子“被花妖魅住”，机村人得眼疾，兔子被鞭炮炸伤这三次重大祸事中，格拉与傻母亲桑丹总被认为是罪魁祸首，桑丹母子作为“外来户”，从未真正被机村人接纳。无论是对于桑丹，还是私生子格拉，整个机村都是站在“道德感化”的层面上使他们母子被迫承认自己的道德过失，从而遭到自我的良心谴责和他人的道德谴责。机村人正是“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1]（p1），用某种权力或手段使桑丹和格拉意识到并承认他们自己身上有某种道德过失，甚至他们母子自己本身也负有证实自己的责任。
恩波作为机村权威的象征，与“外来户”桑丹和格拉在身份上形成鲜明对比。恩波在整个机村对桑丹母子的态度具有充足的话语权和控制力。机村人的理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桑丹的疯癫而言的。恩波“父亲”般的权威性和不可撼动的地位无时无刻地震慑着格拉自身的意志。当兔子被炸伤后，格拉甚至无法面对恩波的责问，兔子死后，长大后的格拉第一次见到恩波时，“看见他眼里喷吐的怒火，就几乎相信是自己夺去了兔子的生命”[2]（p3）。在恩波“隐形”话语权力的压力下，格拉的错觉正是强权话语下的失语的另一种表达。恩波在机村的地位使他所拥有的话语权作用于机村人，而恩波对于格拉用鞭炮炸伤兔子这件事上所保持的沉默态度，无形中默许与支持者机村人的愤怒与怀疑，所以机村人才敢如此嚣张地咒骂、蔑视格拉。“就权力方面而言，公开处决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心以及‘用惩罚取乐的残忍’，因此它在颠覆权力”[3]（p81）。恩波的“隐形”话语权力默许了机村人对格拉母子所采取的疯狂态度，而在桑丹母子出走后，整个机村人都开始埋怨恩波，以一种崇高而无辜的“看客”姿态向恩波的“隐形”权力发起了挑战与质疑，而当桑丹母子返回机村时，恩波又重新拥有了象征权威的话语权。
二、对“文明”的迷狂
如果说达瑟是中了书魔的话，那达戈则陷入了“情欲的疯癫”状态。达戈为了色嫫能拥有一台电唱机而敢于打破机村的禁忌，捕杀猴子。“面对死亡的绝对界限所产生的恐惧，通过一种不断的反讽而转向内心”[1]（p17）。达戈对十六只猴子的残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某种禁忌的敬畏感，也释放了一直被束缚的恐惧。对于遵循传统文化与追求现代文明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代背景下的权力书写帮机村人作出了选择。“文革”开始后，空着的神龛便有了新的内容与形式，饭前祷告的词变成了全新的意思。“现代人是对秩序和整齐划一无比热爱的人，也是被秩序、齐一化所束缚的人”[4]（p149）。
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对整个社会的规训机制享有充分的控制权，而当时的规训机制迫切需要像索波这样被时代所“标准化”的年轻人，在年轻的索波身上足以显示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国家政治权力对人的规训，规训的背后常常有“理性”作支撑，而“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1]（p2）。格桑旺堆成为大队长，但“使上面失望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没有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足够的仇恨。仇恨是这个时代所倚重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2]（p135）。尽管索波不断地追逐“进步力量”，但在遭遇工人兄弟的蔑视时，他明白，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别，“他也明白，这种分别不会取消，一个人可以做的，就是通过努力，把自己变到分别的那一边去”[2]（p140）。在大火的态势发展到关键的转折点时，人们正忙于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上，为了抓捕逃跑的多吉，为了开会，为了喊口号，为了阶级对抗。“疯癫不是暴露了某种物理机制，而是揭示了某种以兽性的可怕形态肆意横行的自由”[1]（p81）。甚至连小孩子也敢仅仅是为了好玩而到处抓松鸡，然后带有足够玩味地观看松鸡们充满了恐惧的反抗和表演，之后再把松鸡的脖子拧上两圈，看着它们痉挛而死。
村人为了追逐现代文明不断破坏着传统文化。机村人在对“文明”的迷狂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丢失了归属与信仰。这是一个破除禁忌的时代，神圣的寺庙被摧毁了，那对金野鸭飞走了，护佑机村且具有精神“净化”作用的色嫫措湖被炸毁了，大片的林子被砍伐，生灵被肆意捕杀，当所有的禁忌被打破，机村人的精神归属也开始消失，走向迷失状态。
三、延宕后的“还乡”
经历迷失后的机村人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走向“还乡”之路。索波是机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也曾身份问题上迷茫过，经过波澜后的他终于平静下来。江村贡布与巫师多吉向来水火不容，但当巫师多吉为了机村灭火而最终牺牲时，江村贡布帮他超度，也给了他最体面的葬礼，并且发誓只要活着一天就替他蓄起长发。拉加泽里，年轻时曾为了赚钱而倒卖树木，十二年后从监狱出来的拉加泽里开始反省自己，听从崔巴噶瓦曾经的忠告，开始为了机村的后代偿还罪过，积极种植树木。机村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尴尬，经历了那个荒唐时代的疯狂，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自由市场带来的甘甜，从“疯癫”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他们探索过，斗争过，收获过，正如一个人的成长，由初期的迷惘，到后来的迷狂，再到中年后的不惑，耄耋之年的愈发清醒，最终回归个体的精神“还乡”。
机村人从“疯癫”到“文明”的探索，是多种权力之间不断相互斗争与征服的过程。每一种关系的背后都涉及权力的较量，每一种话语权力本身也必然承担着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人总是受制于权力的话语与表达，人们被权力所控制，也在利用某种“隐形”权力表达自己，或者用话语彰显自己被赋予的“隐形”权力。面对种种话语权力，我们所应该具备的，是时不时地从这些权力群像中走出来，适时地去反思一下我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力与权利。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2]阿来.空山（三部曲）[M].北京：人们文学出版社，2008.
[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4]刘永谋.福柯的主体结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关键词：《空山》；疯癫；文明；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空山》三部曲描绘了一个古老村落即机村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大时代背景下的盛衰过程，特别突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后三个时代背景下机村的整体变化，以及机村在随着时代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微妙变化。机村在时代的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价值追求，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探索自己的出路，最终在延宕中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同时代背景影射下的权力与“隐形话语”制约着机村人，也促进了机村人的自省。
一、对“疯癫”的规训
桑丹和私生子格拉寄居在机村，但他们并没有被机村人所拯救，与之相反，在兔子“被花妖魅住”，机村人得眼疾，兔子被鞭炮炸伤这三次重大祸事中，格拉与傻母亲桑丹总被认为是罪魁祸首，桑丹母子作为“外来户”，从未真正被机村人接纳。无论是对于桑丹，还是私生子格拉，整个机村都是站在“道德感化”的层面上使他们母子被迫承认自己的道德过失，从而遭到自我的良心谴责和他人的道德谴责。机村人正是“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1]（p1），用某种权力或手段使桑丹和格拉意识到并承认他们自己身上有某种道德过失，甚至他们母子自己本身也负有证实自己的责任。
恩波作为机村权威的象征，与“外来户”桑丹和格拉在身份上形成鲜明对比。恩波在整个机村对桑丹母子的态度具有充足的话语权和控制力。机村人的理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桑丹的疯癫而言的。恩波“父亲”般的权威性和不可撼动的地位无时无刻地震慑着格拉自身的意志。当兔子被炸伤后，格拉甚至无法面对恩波的责问，兔子死后，长大后的格拉第一次见到恩波时，“看见他眼里喷吐的怒火，就几乎相信是自己夺去了兔子的生命”[2]（p3）。在恩波“隐形”话语权力的压力下，格拉的错觉正是强权话语下的失语的另一种表达。恩波在机村的地位使他所拥有的话语权作用于机村人，而恩波对于格拉用鞭炮炸伤兔子这件事上所保持的沉默态度，无形中默许与支持者机村人的愤怒与怀疑，所以机村人才敢如此嚣张地咒骂、蔑视格拉。“就权力方面而言，公开处决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心以及‘用惩罚取乐的残忍’，因此它在颠覆权力”[3]（p81）。恩波的“隐形”话语权力默许了机村人对格拉母子所采取的疯狂态度，而在桑丹母子出走后，整个机村人都开始埋怨恩波，以一种崇高而无辜的“看客”姿态向恩波的“隐形”权力发起了挑战与质疑，而当桑丹母子返回机村时，恩波又重新拥有了象征权威的话语权。
二、对“文明”的迷狂
如果说达瑟是中了书魔的话，那达戈则陷入了“情欲的疯癫”状态。达戈为了色嫫能拥有一台电唱机而敢于打破机村的禁忌，捕杀猴子。“面对死亡的绝对界限所产生的恐惧，通过一种不断的反讽而转向内心”[1]（p17）。达戈对十六只猴子的残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某种禁忌的敬畏感，也释放了一直被束缚的恐惧。对于遵循传统文化与追求现代文明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代背景下的权力书写帮机村人作出了选择。“文革”开始后，空着的神龛便有了新的内容与形式，饭前祷告的词变成了全新的意思。“现代人是对秩序和整齐划一无比热爱的人，也是被秩序、齐一化所束缚的人”[4]（p149）。
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对整个社会的规训机制享有充分的控制权，而当时的规训机制迫切需要像索波这样被时代所“标准化”的年轻人，在年轻的索波身上足以显示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国家政治权力对人的规训，规训的背后常常有“理性”作支撑，而“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1]（p2）。格桑旺堆成为大队长，但“使上面失望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没有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足够的仇恨。仇恨是这个时代所倚重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2]（p135）。尽管索波不断地追逐“进步力量”，但在遭遇工人兄弟的蔑视时，他明白，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别，“他也明白，这种分别不会取消，一个人可以做的，就是通过努力，把自己变到分别的那一边去”[2]（p140）。在大火的态势发展到关键的转折点时，人们正忙于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上，为了抓捕逃跑的多吉，为了开会，为了喊口号，为了阶级对抗。“疯癫不是暴露了某种物理机制，而是揭示了某种以兽性的可怕形态肆意横行的自由”[1]（p81）。甚至连小孩子也敢仅仅是为了好玩而到处抓松鸡，然后带有足够玩味地观看松鸡们充满了恐惧的反抗和表演，之后再把松鸡的脖子拧上两圈，看着它们痉挛而死。
村人为了追逐现代文明不断破坏着传统文化。机村人在对“文明”的迷狂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丢失了归属与信仰。这是一个破除禁忌的时代，神圣的寺庙被摧毁了，那对金野鸭飞走了，护佑机村且具有精神“净化”作用的色嫫措湖被炸毁了，大片的林子被砍伐，生灵被肆意捕杀，当所有的禁忌被打破，机村人的精神归属也开始消失，走向迷失状态。
三、延宕后的“还乡”
经历迷失后的机村人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走向“还乡”之路。索波是机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也曾身份问题上迷茫过，经过波澜后的他终于平静下来。江村贡布与巫师多吉向来水火不容，但当巫师多吉为了机村灭火而最终牺牲时，江村贡布帮他超度，也给了他最体面的葬礼，并且发誓只要活着一天就替他蓄起长发。拉加泽里，年轻时曾为了赚钱而倒卖树木，十二年后从监狱出来的拉加泽里开始反省自己，听从崔巴噶瓦曾经的忠告，开始为了机村的后代偿还罪过，积极种植树木。机村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尴尬，经历了那个荒唐时代的疯狂，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自由市场带来的甘甜，从“疯癫”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他们探索过，斗争过，收获过，正如一个人的成长，由初期的迷惘，到后来的迷狂，再到中年后的不惑，耄耋之年的愈发清醒，最终回归个体的精神“还乡”。
机村人从“疯癫”到“文明”的探索，是多种权力之间不断相互斗争与征服的过程。每一种关系的背后都涉及权力的较量，每一种话语权力本身也必然承担着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人总是受制于权力的话语与表达，人们被权力所控制，也在利用某种“隐形”权力表达自己，或者用话语彰显自己被赋予的“隐形”权力。面对种种话语权力，我们所应该具备的，是时不时地从这些权力群像中走出来，适时地去反思一下我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力与权利。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2]阿来.空山（三部曲）[M].北京：人们文学出版社，2008.
[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4]刘永谋.福柯的主体结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