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是军事发展的前提，军事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晚清社会政治腐败，技术和生产力落后的结果。社会生活和生产力的落后，反映在军事上就是战略战术的落后。鸦片战争的作战双方，一方是犹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大清王朝的军队，另一方是已经实现近代工业化的英国的军队，社会形态的代差造成了双方军队之间的代差，从军事上而言，具有代差的双方军队的交战，胜负是没有悬念的。
　　战场上表现得最活跃，也是最生动的，是战术。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最为熟稔和推重的就是传统农业社会战争中屡试不爽的火攻。
　　火攻被清军视为“正术”的原因，一方面是它载于兵圣经典《孙子兵法》之十二《火攻篇》，另一方面，在于它在传统农业社会战争中的传奇般的作战效果，最为著名的火攻经典之战，仅在汉末三国时期就有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中曹军火烧乌巢粮草致袁绍大败、孙刘联军火烧赤壁致曹操大败、东吴“书生大将”陆逊火烧联营致刘备大败……这些经典战例都是巧妙使用火攻，达成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效果的奇迹。农耕文明时代，使用火攻的战例简直不胜枚举。但鸦片战争，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从皇帝到士庶都前所未见的新的战争。
　　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大批抵达，中英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珠江入海口以香港、澳门为最外点，上溯伶仃洋70公里，即为虎门。此处河道收缩，是清朝历来的海防重点，广东水师提督亦驻节此地，以示昭重。为预备英舰突破虎门内犯，林则徐在虎门后的狮子洋一带，集结清军师船，预备火船，准备在此与来犯英舰交战，并进行多次演习。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最先进行火攻的实战演练。至1840年6月底，林则徐的各类武备中，含火船20余艘，供在实战中实施火攻之用。
　　林则徐极重火攻。早在他抵粤之前，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已议就退兵之法，林则徐到广东之后，加强了其中的火攻战法，即“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据上风，漏夜乘流纵放”。林则徐的舰船交锋，是关天培的水师战法与传统“火攻”战法的结合与发展。林则徐的火攻战术，具体行动则为：雇瓜皮小艇30只，上装干草、松明、蘸油麻片，配以十分之一二的火藥。小艇的首尾用五尺长的铁链连接，其中一头拴七八寸长的大铁钉。交战时，水手半身在水，划桨而行以近敌，接敌后用大铁钉将小艇钉在敌舰舰体上，然后纵火燃烧。
　　林则徐设计的这种战法，可谓是书生议兵的典型，他没有航海经验，没有近代舰船作战知识，全凭着感性认识的推论，在头脑或纸面上演绎，并未虑及在交战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在双方舰炮威力悬殊的情况下，清军战船在近敌过程中必遭极大损失：航速和操作的灵便性并不占优势的清军战船，很难进入专对敌舰首尾的倾斜夹角；即使进入此种夹角，敌方舰船稍稍摆舵或改变帆面，方向顿变，而清军战船欲重新进入斜向夹角，须做扇面运动，动作极大，且不论其在性能上能否进行此种运动，能够不引起队形阵法大乱，已属幸事。英舰因远涉重洋之需，又与西方各国交战之要，船体十分坚固，不少舰船外包金属材料。鸦片战争中，清军的火炮对之亦难获大效，而林则徐提到的鸟枪、火罐、喷筒之类的兵器，更难得力。尤其是在船桅上用手向敌舰抛扔燃烧着的火筒，在实战中根本无法做到。
　　1840年6月22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舰19艘，从澳门一带水域出发，沿中国海岸，直取舟山。7月5日下午2时半开始，英军舰炮仅用9分钟，就基本击毁了清军战船和岸炮的反击能力。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炮火的清军士兵，心里极为恐惧，大量溃散逃亡，英军轻取舟山。7月20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夷”三四千人已经登陆定海。至此，道光帝总算明白了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
　　此时驻节天津的清朝直隶总督是皇眷有加的琦善。意识到战争来临的道光帝向各省发出“加意严防”的谕令，对此，琦善采取三条对策，第二条即注重“火攻”。琦善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并严令地方官“暗备火攻器械”，岸炮与火攻并举。既是“暗备”，说明是作为密不示人的暗器和“杀手锏”来使用的。
　　随着战事的发展，道光帝以办理不力罢免林则徐。1840年10月3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事件”。道光帝当年给林则徐的任务是：一要禁烟，二不能开战；这与英国的“要么开战，要么通商（包括鸦片贸易）”事实上不可调和。因此，林则徐受领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道光帝给琦善的指令仍然是悖谬的，即“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中英虎门之战，清军官兵奋勇作战，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虎门失陷。道光帝罢免琦善，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的“危言”，下旨锁拿琦善送京审判。
　　由于战事接连不利，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将军，统率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调集的大军南下作战。奕山的出征，是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由京赴粤的第三位大员，道光帝给他的使命，一如他的两位前任，是无法完成的。1841年3月5日，“果勇侯”参赞大臣杨芳受命赶到广州。事实上，道光帝对琦善的处置，已经封住了奕山和杨芳的嘴：不仅不许失败，而且不许言败。
　　参赞大臣杨芳认为英军火力精准狠猛，“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遂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战所谓“邪教善术者”，即所谓以邪制邪。这种将自己不理解的科技成果视为“邪术”的心理，不仅证明了其无知，而且证明了其狂妄和封闭的心态。正常的心态应该是，遇到自己不明白的事务，先问一个“为什么”，在搞清楚“为什么”的基础上，思考“怎么办”。因为杨芳无心考虑“为什么”，那么办法就只能是无知愚昧的胡闹。当然，老一套的火攻，杨芳也是会的。据杨芳奏折，他到省后，即在省河内构筑塞河木排，排上安放木桶，内储毒药桐油，准备火攻。
　　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奕山也准备对驶入内河的英舰实行火攻。火船在佛山一代装配，于深夜乘风顺流放下，另以战船、水勇配合作战。奕山本有此心，林则徐的建策，颇合其意。他命人从广西和粤北调集木排，在佛山监制火炮，往福建雇募水勇，并在下榻的贡院内赶制大小火箭、火毬、毒火炸炮等火攻用具，准备在黑夜中，对停泊在内河上的英舰实施火攻。 　　奕山本定于5月10日发动进攻，但由于连日大雨滂沱，毁坏了用于火攻的木排、战船，进攻被迫延期。5月21日晚，在广州商馆一带水域，大约在夜间11时，英方发现约有百余只火船从上游放下，每二三只用铁链相连，火船之后，又有运送清军兵勇的船只，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第一批火船已经点火燃烧，直逼英舰，而驻守炮台的清军，亦开始炮击英方舰船，但是，英军舰队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反击清军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亦未得手，反被冲往河岸，船上的发火物引起岸上的大火。随后跟进的清军兵勇见势逃散。当晚的交战中，清军的火攻完全无效。与此同时，清军还在广东以东的猎德一带水域，向英舰发动火攻，亦未能奏效。为报复清军的火攻，英舰溯江而上，击毁清军为再次火攻准备的战船43只、火筏32只。
　　奕山在广东失败而又不能言败，只好不断撒谎欺骗道光帝。奕山骗得了道光帝，但骗不了他的邻居、闽浙总督颜伯焘。在防范英夷进攻福建上，颜伯焘尽了全力。当英军舰队乘风而至时，颜伯焘在厦门严阵以待。但颜伯焘的战术，仍不脱火攻套路。他的迎敌预案是：英军舰队若从外海闯入厦门南水道，外围岛链“各岛开炮，则大船亦开炮迎击，小船分驶焚烧”，从外围就击退来犯之敌。颜伯焘的战术当然挡不住英军的进攻，8月27日，英军占领整个厦门岛；9月13日，驿马送来厦门失陷的消息，道光帝大惊失色。
　　在清朝的大臣之中，面对英夷肆虐，裕谦因一意主战，被视为“林则徐第二”。1840年8月，两江总督伊里布授钦差大臣前往浙江，裕谦接任两江总督，成为江苏的最高军政长官。在英军因疫病等原因退出定海之后，裕谦受命巩固江苏防御，裕谦以筑土城之法实施防御。1841年9月26日，英军再攻定海，30日，守将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三总兵殉国，定海再次失陷。定海失陷，隔海相望的镇海危急。裕谦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等，在大峡江江口层层扦钉，填塞块石，使河道变窄，以防英舰蓦然闯入；在港内设火攻船30只，16桨快船20只，大小渔船60只，为作战时追截、瞭探、策应之用。此战结果是，清军兵败如山倒，裕谦投水自尽。
　　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满怀希望期盼浙江的捷音时，得到的消息却是镇海失守，裕谦殉国。道光帝随即授奕经为扬威将军，并从苏皖鄂豫赣川陕甘八省调兵1.2万人，征讨“逆夷”。奕经未谙军伍，但也偏爱火攻。他的作战计策是“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剋日期，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就杀，遇船即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1842年3月10日凌晨，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奕经终于在浙东发起了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对于定海，奕经派郑国鸿的儿子郑鼎臣率5000名水勇，由乍浦进据岱山，准备对定海所泊英舰船发动火攻。3月10日凌晨3时，清方施放4只燃烧着的火船，冲向英轮船，被英方小艇导至岸边。与此同时，清军兵勇一面以手持小型火器向宁波城外的英舰船开火，但未奏效。同在凌晨3时，清方在镇海施放10只火船，企图烧毁港内英军舰船，但被英军小艇拖至河岸。与此同时，清军兵勇施放小型手持火器，进扑镇海西门。驻守该处的英军1个连，打开城门，主动迎击，清军不支而退。天亮之后，英军轮船沿宁波西南、西北方向的河流搜索前进，共击毁37只火船。
　　在此之前，英国远征军的兵力总和是战舰16艘、轮船6艘、运输船27艘，陆军及可用于陆战的海军人员约4942人。1842年5月，情况急剧恶化，增援的英国皇家海军，来自印度、孟加拉的军队次第到达。得到增援后，英国海军战舰达到25艘，轮船达到14艘，此外，还有运兵船6艘、医院船1艘、测量船2艘、雇用船约60艘。陆军总兵力12000名以上，海陆总兵力达到2万名以上。这在西方殖民扩张史上，是一支罕见的强大军团。
　　1842年6月19日，得到增援的英军沿黄浦江水陆并进，占领上海。7月5日，英军航行扬子江，直取镇江。镇江，古称京口，北濒长江，西临京杭大运河，是北方包括北京年需400万石漕粮的起运点。7月15日，英两艘轮船开至，清方立即实施火攻，但毫无效果。镇江陷落，英军已遏制清朝命门，清军无法再战，从军事角度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落幕。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火攻无法奏效，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一是此船非彼船。传统水战中的兵船，船体狭小，动力乃人力或风力，机动速度慢，运载能力低，大多用于内河湖泊作战。而鸦片战争中的英国战船，船体之大，已非传统木船可比，而且远涉重洋，其动力设备虽然保持了运用风力的风帆，但主要动力装置已经是蒸汽机，动力足，机动速度快。虽作为船体的材料仍是木质，但外体已用金属包裹。所谓“将火艇钉于夷船之上放火焚烧”的计策，不仅小艇根本靠不上去，就是靠上去，也钉不进去，所以根本无法实施。
　　二是此兵非彼兵。传统水师的兵力，基本可以说就是登舟的陆军；所使用的兵器，也基本是陆战的刀矛剑戟等冷兵器。双方的水师处于同一水平，相互之间可以近敌厮杀。而鸦片战争中的英军舰队，已经全部装备舰载火炮，少者数十门，多则百余门，而且火力强大，杀伤力强，不仅可以瞬时击毁清军岸炮炮台，而且其威力震慑清兵胆魄，以致根本无法形成像样的两军对抗。
　　三是此战非彼战。传统的水师作战，基本上是以船体为支撑的陆战，所以赤壁之战中，为了压住风浪，保持船体的平稳，庞统向曹操献铁锁连环之计，被曹操采纳。而鸦片战争之中的战斗，已经是海陆紧密协同的作战。英军无战不胜，采取的战法前后基本一致：以舰队的火炮正面进攻清军主阵地的正面炮台，以陆军侧翼登陆抄清军炮台的后路。这一战法屡用不爽，而清军自始至终沿袭传统火攻战法，一则说明清军战术思想极其落后，二则说明直到最后，清朝军政官员仍然没有看懂局势。
　　事实上，就在《孙子兵法》的《火攻篇》中，兵圣孙子早就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鸦片战争“合于利”吗？道光帝及一干文臣武将，连基本的敌我实力對比都没有摸着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