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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601288.SH，1288.HK) 的改制上市之路，走来并不平坦。
作为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农行在资本市场的成功挂牌被看作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收官之役。而农行这一仗，背负了太多的艰辛。
从2007年1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农行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这一主线，到今年7月正式登陆A股和H股市场，历时三年零六个月，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其曲折程度，都远超其他几家国有大行。
作为入行25年的老员工，农行行长张云感慨良多，“农业银行从改革的难度，从改革所付出的历史性的代价，从改革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从改革之后体制、机制调整的力度来看，都是其他银行所不能比拟的。”
对于农行三十多年以来经历的不平坦道路，张云有着诸多复杂感情，但更多的是对农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上市后的农行将被放到全新的市场环境中去让投资者审视。
农行将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来面对更加国际化的竞争？如何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构架？如何让三农业务为农行创造更大的投资价值？带着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在农行总行大楼与张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最具成长性
农行上市时，我们给投资者的预期是，到年末拨备覆盖率达到150%，给投资者的利润增长率达到30%。9月份公布数据时，拨备覆盖率已经达到159%，利润增长幅度是36%，远超出了当时所给的预期。
《财经国家周刊》：您曾经说，农行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在您看来，最具成长性是如何体现的？
张云：最具成长性首先是基于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增长这个大背景之下而言的。
其次，农行这个机构的特点是，同时在城市、农村、县域均衡地分布着自己的营业网点。现在县域经济成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平均水平，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农行又在县域金融当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农行可以从城市和县域两个领域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第三，从农行自身的财务指标上分析。农行的负债成本是各大银行里边最低的，而贷款定价又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且存贷比例、中长期贷款利率是各家银行中最低的，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能够通过经营管理来进一步提升回报率。同时，大量的历史成本在股改过程中得以化解，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都有很大的提升或者改善，让我们能够带给股东更多的回报。
农行上市的时候，拨备覆盖率是123%，我们当时给投资者的预期是，到年末拨备覆盖率达到150%，给投资者的利润增长率达到30%。9月份公布数据时，拨备覆盖率已经达到159%，利润增长幅度是36%，远超出了当时所给予的预期。
《财经国家周刊》：农行上市之际，不同机构对农行的估值存在较大的争议。当时有研究机构提出，农行中间业务占比低于其他国有银行，造成了农行估值较低。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云：中间业务收入从几家大银行现有的占比来看，农行是最低的，但增幅却是最快的。未来在中间业务收入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并且可以作为农行新的业务增长点之一。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农行上市前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云：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农行置之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市场运行的主体，要打造良好的公司治理平台，这个治理平台与我们过去作为国有的专业银行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体制和法制基础。
进一步来讲，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就是必须要接受严格的市场监管，必须按照优秀上市银行的标准和规范来运作。过去，我们可以在内部人的治理之下进行独自运行，但是现在必须置身于市场的纪律和信息公开透明的环境之下，所以不能不考虑市场的评价，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另一个变化就是从经营目标来说，过去我们的经营目标是按照内部人提出来的预定目标，去追求企业的发展。但现在我们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按照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要求去运作。
深化县域金融
在张云看来，虽然三农业务相对农行的其他业务来说，具有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低的特点，但总体来看，“开局良好”。
《财经国家周刊》：针对“三农”的金融服务一直是农行的一大特点。你认为如何能够深化农行对于三农的服务水平？
张云：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服务三农并不与农行商业化经营和作为上市公司的价值目标追求相矛盾。农行51%的网点、45%的员工都分布在县域，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本身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通过服务“三农”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业务领域，给农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从目前来看，在三农的信贷投放约占农行信贷投放总量的30%左右，比例还在不断地上升。今年到九月份，投放到三农领域的贷款速度比全行贷款平均增长幅度高出7.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农贷款的资产回报率也在提升，ROA达到了0.75%。
农行自身的总量指标、效益指标、结构指标、质量指标等等，都说明在服务三农方面开局良好。当然未来还有各种考验，那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能否实现持续的增长。
《财经国家周刊》： 农村金融服务的深化仅仅依靠一家或者几家机构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整个金融体系能够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你认为应该如何建立这种分担机制？
张云：从金融体系本身来看，就是要打造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保险、租赁公司、担保机构能够共同参与的体系，形成机构之间相互支撑、风险分摊、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对一家银行来说是难以独立承担的。
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着手建立风险分担措施，比如说由政府出面建立风险担保基金，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打造信用村、信用县。在财政税收层面，国家目前采取了一些贴补的政策，也有一些税率优惠的政策。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目前农村金融存在着市场相对狭窄、服务不到位、服务水平比较低的状况，不能仅仅从金融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所以，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水平，应该从根本上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现在国家层面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些措施都为未来农村金融体系的改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财经国家周刊》：按照商业化原则来从事“三农”业务，对银行的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农行是如何把握风险和收益的平衡的？
张云：农行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之中，必须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来制订自己的经营策略。农行不是政策性银行，而是商业性银行，所以业务经营本身必须要坚持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原则来开展。
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必须要建立与农行经营理念相一致的风险管控机制。比如说在贷款准入条件上面，怎样做到贷与不贷，怎样解决贷多与贷少，怎样解决担保抵押的问题，等等。 虽然“三农”业务相对农行的其他业务来说，具有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低的特点，但农行在县域有更多的网点和业务，具有其他银行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从银行的内部来说，对于县域业务可以来相应增加一些风险的拨备，在回报方面立足于更长期的考虑，不要增加过多的短期考核负担。与此同时，通过定价来覆盖一部分高额的风险。
机遇和挑战
农行在完成了股改上市这一历史性变革之后，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未来数年，如何实现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可以说是农行更为艰巨的使命。
《财经国家周刊》：农行的后上市时代的机遇很多，你认为现在对于农行来讲，最大的挑战和瓶颈是什么？
张云：最大的挑战和瓶颈，说到底还是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一方面银行要保持较好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要考虑同业的竞争和股东回报。同时在一个适度发展的过程之中，还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使未来潜在的风险因素更小。
《财金国家周刊》：未来几年，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较大，有观点认为银行会大规模爆发不良贷款的风险，对此你是如何考虑的？
张云：我觉得未来有巨大挑战，也有巨大的机遇。能不能化危为机，就在于我们自身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转变我们自身的理念和工作方式方法。
在银行的信贷风险防范过程之中，现在大家所关注的有三点：第一个是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银行从今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认真地清理，我们对于每一笔贷款都进行了压力测试和风险排查，可以说目前的风险是可控的；第二个是房地产贷款，风险也是基本可控的；第三是“两高一剩”贷款，风险也是可控的。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在全球的位置，尤其是市值，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你如何来看这种变化？
张云：我们过去看西方的这些大银行，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今天全世界前十大银行里边，有五家中国的大型银行，这个变化何其之大。不得不说，商业银行的改革走到今天，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比较理智地来看这个问题。
这五家银行里面，多少是因为享有股改红利，借用国家的强大的推动力而使其较快地坐在了今天这样的位置上？还是说银行通过自身不断努力、具备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而使它们能够稳固地占有领导者的地位。这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财金国家周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提速，金融机构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农行对于国际化战略未来有何具体部署？
张云：国有商业银行在成为公众上市银行之后，从资本结构来说实际上已经实现国际化了，同时也在接受国际规则监管，包括农业银行。
第二方面，从服务领域来说，我们的服务对象很多早已经成为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企业，他们有着本地的需求，也有境外的需求。既有本币业务，又有外汇业务，所以服务对象也已经国际化了。
第三方面，农行正在逐步建立国际化经营网络。比如说我们在香港、新加坡设立了分行，未来随着国际化趋向进一步加强，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国家设立一些经营机构，这个计划正在加快实施。
第四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竞争对手有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我们每一天都和国际的竞争对手在竞争，这就是所谓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
上述就是我描绘的农行未来国际化经营的四个着力点。
作为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农行在资本市场的成功挂牌被看作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收官之役。而农行这一仗，背负了太多的艰辛。
从2007年1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农行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这一主线，到今年7月正式登陆A股和H股市场，历时三年零六个月，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其曲折程度，都远超其他几家国有大行。
作为入行25年的老员工，农行行长张云感慨良多，“农业银行从改革的难度，从改革所付出的历史性的代价，从改革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从改革之后体制、机制调整的力度来看，都是其他银行所不能比拟的。”
对于农行三十多年以来经历的不平坦道路，张云有着诸多复杂感情，但更多的是对农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上市后的农行将被放到全新的市场环境中去让投资者审视。
农行将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来面对更加国际化的竞争？如何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构架？如何让三农业务为农行创造更大的投资价值？带着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在农行总行大楼与张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最具成长性
农行上市时，我们给投资者的预期是，到年末拨备覆盖率达到150%，给投资者的利润增长率达到30%。9月份公布数据时，拨备覆盖率已经达到159%，利润增长幅度是36%，远超出了当时所给的预期。
《财经国家周刊》：您曾经说，农行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在您看来，最具成长性是如何体现的？
张云：最具成长性首先是基于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增长这个大背景之下而言的。
其次，农行这个机构的特点是，同时在城市、农村、县域均衡地分布着自己的营业网点。现在县域经济成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平均水平，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农行又在县域金融当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农行可以从城市和县域两个领域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第三，从农行自身的财务指标上分析。农行的负债成本是各大银行里边最低的，而贷款定价又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且存贷比例、中长期贷款利率是各家银行中最低的，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能够通过经营管理来进一步提升回报率。同时，大量的历史成本在股改过程中得以化解，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都有很大的提升或者改善，让我们能够带给股东更多的回报。
农行上市的时候，拨备覆盖率是123%，我们当时给投资者的预期是，到年末拨备覆盖率达到150%，给投资者的利润增长率达到30%。9月份公布数据时，拨备覆盖率已经达到159%，利润增长幅度是36%，远超出了当时所给予的预期。
《财经国家周刊》：农行上市之际，不同机构对农行的估值存在较大的争议。当时有研究机构提出，农行中间业务占比低于其他国有银行，造成了农行估值较低。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云：中间业务收入从几家大银行现有的占比来看，农行是最低的，但增幅却是最快的。未来在中间业务收入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并且可以作为农行新的业务增长点之一。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农行上市前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云：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农行置之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市场运行的主体，要打造良好的公司治理平台，这个治理平台与我们过去作为国有的专业银行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体制和法制基础。
进一步来讲，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就是必须要接受严格的市场监管，必须按照优秀上市银行的标准和规范来运作。过去，我们可以在内部人的治理之下进行独自运行，但是现在必须置身于市场的纪律和信息公开透明的环境之下，所以不能不考虑市场的评价，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另一个变化就是从经营目标来说，过去我们的经营目标是按照内部人提出来的预定目标，去追求企业的发展。但现在我们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按照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要求去运作。
深化县域金融
在张云看来，虽然三农业务相对农行的其他业务来说，具有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低的特点，但总体来看，“开局良好”。
《财经国家周刊》：针对“三农”的金融服务一直是农行的一大特点。你认为如何能够深化农行对于三农的服务水平？
张云：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服务三农并不与农行商业化经营和作为上市公司的价值目标追求相矛盾。农行51%的网点、45%的员工都分布在县域，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本身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通过服务“三农”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业务领域，给农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从目前来看，在三农的信贷投放约占农行信贷投放总量的30%左右，比例还在不断地上升。今年到九月份，投放到三农领域的贷款速度比全行贷款平均增长幅度高出7.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农贷款的资产回报率也在提升，ROA达到了0.75%。
农行自身的总量指标、效益指标、结构指标、质量指标等等，都说明在服务三农方面开局良好。当然未来还有各种考验，那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能否实现持续的增长。
《财经国家周刊》： 农村金融服务的深化仅仅依靠一家或者几家机构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整个金融体系能够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你认为应该如何建立这种分担机制？
张云：从金融体系本身来看，就是要打造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保险、租赁公司、担保机构能够共同参与的体系，形成机构之间相互支撑、风险分摊、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对一家银行来说是难以独立承担的。
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着手建立风险分担措施，比如说由政府出面建立风险担保基金，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打造信用村、信用县。在财政税收层面，国家目前采取了一些贴补的政策，也有一些税率优惠的政策。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目前农村金融存在着市场相对狭窄、服务不到位、服务水平比较低的状况，不能仅仅从金融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所以，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水平，应该从根本上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现在国家层面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些措施都为未来农村金融体系的改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财经国家周刊》：按照商业化原则来从事“三农”业务，对银行的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农行是如何把握风险和收益的平衡的？
张云：农行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之中，必须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来制订自己的经营策略。农行不是政策性银行，而是商业性银行，所以业务经营本身必须要坚持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原则来开展。
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必须要建立与农行经营理念相一致的风险管控机制。比如说在贷款准入条件上面，怎样做到贷与不贷，怎样解决贷多与贷少，怎样解决担保抵押的问题，等等。 虽然“三农”业务相对农行的其他业务来说，具有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低的特点，但农行在县域有更多的网点和业务，具有其他银行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从银行的内部来说，对于县域业务可以来相应增加一些风险的拨备，在回报方面立足于更长期的考虑，不要增加过多的短期考核负担。与此同时，通过定价来覆盖一部分高额的风险。
机遇和挑战
农行在完成了股改上市这一历史性变革之后，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未来数年，如何实现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可以说是农行更为艰巨的使命。
《财经国家周刊》：农行的后上市时代的机遇很多，你认为现在对于农行来讲，最大的挑战和瓶颈是什么？
张云：最大的挑战和瓶颈，说到底还是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一方面银行要保持较好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要考虑同业的竞争和股东回报。同时在一个适度发展的过程之中，还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使未来潜在的风险因素更小。
《财金国家周刊》：未来几年，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较大，有观点认为银行会大规模爆发不良贷款的风险，对此你是如何考虑的？
张云：我觉得未来有巨大挑战，也有巨大的机遇。能不能化危为机，就在于我们自身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转变我们自身的理念和工作方式方法。
在银行的信贷风险防范过程之中，现在大家所关注的有三点：第一个是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银行从今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认真地清理，我们对于每一笔贷款都进行了压力测试和风险排查，可以说目前的风险是可控的；第二个是房地产贷款，风险也是基本可控的；第三是“两高一剩”贷款，风险也是可控的。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在全球的位置，尤其是市值，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你如何来看这种变化？
张云：我们过去看西方的这些大银行，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今天全世界前十大银行里边，有五家中国的大型银行，这个变化何其之大。不得不说，商业银行的改革走到今天，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比较理智地来看这个问题。
这五家银行里面，多少是因为享有股改红利，借用国家的强大的推动力而使其较快地坐在了今天这样的位置上？还是说银行通过自身不断努力、具备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而使它们能够稳固地占有领导者的地位。这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财金国家周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提速，金融机构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农行对于国际化战略未来有何具体部署？
张云：国有商业银行在成为公众上市银行之后，从资本结构来说实际上已经实现国际化了，同时也在接受国际规则监管，包括农业银行。
第二方面，从服务领域来说，我们的服务对象很多早已经成为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企业，他们有着本地的需求，也有境外的需求。既有本币业务，又有外汇业务，所以服务对象也已经国际化了。
第三方面，农行正在逐步建立国际化经营网络。比如说我们在香港、新加坡设立了分行，未来随着国际化趋向进一步加强，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国家设立一些经营机构，这个计划正在加快实施。
第四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竞争对手有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我们每一天都和国际的竞争对手在竞争，这就是所谓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
上述就是我描绘的农行未来国际化经营的四个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