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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先教授致力于汉藏语研究,而以文章名世。与同行学者比,其不少文章似在“雕虫”,多实证。凡喜读其文者,多因其论从史出。中国传统语文学素重实用。然而重实用则有时难免望文生训,结果越是难通之处越多歧解,所以古书中语词歧解者颇多。黄树先教授的文章发奥赜而辨疑议,解决了不少聚讼纷纭的问题,很值得读。
众所周知,我们至今没有自己的语言观与方法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思想方法原非土生土长,用于汉语研究多方枘圆凿。①特别是一些研究有似“有闲人的智力游戏”(C.F.霍凯特论结构主义语法极端派语),使人不堪卒读;自谓“与国际接轨”,而人谓“花里胡哨,隔靴搔痒,意义不大”。黄树先教授的文章则质朴无华,解决问题如包拯断案,事起何因,中变何情,责在何人,借助目击者——方言及亲属语言——一一查清,事理逻辑昭晰可见,故给人踏实之感。作者曾将其论文结集,名曰《汉藏语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以下简称《论集》),《论集》共收文章35篇,其中28篇曾发表在《民族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三家期刊,不少文章曾引起反响。它们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佳作,很耐读。今不揣谫陋,试将读《论集》的感受记下,与同行做个交流。
一、善以小题目做大文章
《论集》文章多探讨聚讼纷纭的语文问题。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侧重研究古汉语词汇、语音问题的文章,多数既有汉语文献资料做本证,又有民族语文材料做旁证,不少文章观点还有方言材料的佐证,与传统语文学的研究相比,视野开阔,材料丰富,因而大大提高了结论的可靠性。这类文章计22篇:《古代汉语词语新释》《古代汉语僻义词考释》《诂训辨析》《〈礼记〉“待其从容”解》《〈太玄经〉“妇人徽猛”解》《“蝴蝶”释名》《“梁、圯、厉”同源考》《古训新证》《古训旁证》《诗诂旁证》《古楚语释词》《说甲骨文“帚”》《古代文献中几个词的来源》《说“幼小”》《说“稻”》《说“扫”》《古代汉语中的“马”字》《说“盐”》《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汉唐训读和汉藏语言比较举隅》《试论古代汉语动物词前缀》《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这些文章大多研究语文学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些千年疑案在这里得到了解决。上述文章题目中“新解”“考释”“辨析”“新证”“旁证”等词已经大致传达了这一信息,例析参后。这类文章对汉语史的研究做出了貢献,同时对阅读或研究古代文献者及研究民族语文者也十分有用。另外,《段玉裁的古今字说——说文段注研究之一》和《读〈说文段注改篆评议〉》也大致可归此类。
第二类是侧重研究民族语文词汇、语音的文章。研究中借助汉文献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族语文缺乏上古文献的不足,共计11篇:《汉语古籍中的藏缅语借词“吉量”》《古代汉语文献中的藏缅语词拾零》《汉语文献中的几个藏缅语词试释》《“馼马”探源》《夷语杂释》《文献中的民族语文考释》《“茶”字探源》《“哥”字探源》《“娵隅”溯源》《古文献中的汉藏语前缀*a-》《略论古代民族语文中的*A-前缀》。这类文章首先是对汉藏语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对阅读或研究古代汉语文献者也很有参考价值。
上述论文,只要看过题目,内容大多不难想见。它们少数篇幅短的三两千字,篇幅长的万来字,多是小题目做了大文章。与其他用小题目做大文章者比,《论集》中许多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始终以联系的观点,积极引进语义学的理论方法,常常在一个更广阔的语义场背景下对研究对象进行周密考察,一旦考察讨论完毕,其所解决的问题便不仅仅是一字一词的问题,而是一种极有发掘价值的词汇现象。这是作者对其“历史地研究问题,注意客观事物的自身系统性”原则的具体实践。所以一些看题目似在“雕虫”的文章,读过正文,才会发现也是在“雕龙”。如《说“幼小”》《说“稻”》《说“扫”》《古代汉语中的“马”字》等,就都是联系亲属语言的材料,系统地探讨汉语中“幼小”“稻”“扫”“马”等各语义场中一系列词族的内在联系的文章。这么做,不仅较好地揭示了古代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为汉语词汇史的深入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也为汉藏语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个角度看,《论集》中《说“幼小”》《说“稻”》《说“扫”》《古代汉语中的“马”字》等大文章其实无法写小。
二、多数文章在努力解决疑难问题
《论集》中大部分文章意在考辨旧说,解决语文学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如《周礼·冥氏》:“若得其兽,则献其皮、革、齿、须、备。”其“备”,汉郑众训“爪”,宋后多疑其说。而文献中“备”作“爪”解者少见,郑众之见不得申。《论集·古训旁证》据亲属语言证明郑说不误,其他解释都是不解郑说而曲解“备”字。同文中考辨“贞虫”之说也很精彩。《淮南子》中“贞虫”一词,汉高诱释为“细腰蜂”,清宋翔凤、孙诒让否定高诱观点,以“征虫”释“贞虫”。《论集·古训旁证》举文献资料证成高诱之说,并用布依语、暹罗语、壮语、俫语等亲属语言相关材料旁证之,高诱之释庶几可成定论。
《论集·诗诂旁证》考辨了《诗经》中的一些聚讼不决之词。如膋,《说文》释曰“牛肠脂”,当是其本义。《诗经·小雅·信南山》“取其血膋”之“膋”,郑玄释曰“脂膏”。盖“膋”之泛指义。至此,读者有理由认为“膋”的“牛肠脂”义与“脂膏”义是本义与引申义关系。但郑玄释《礼记·祭义》“取膟膋”中的“膟膋”曰“血与肠间脂也”,释《郊特牲》“取膟膋燔燎”中的“膟膋”曰“肠间脂”,这就导致“膋”义无定说。所以后人非之,修正其说,而修正之后却又有了新的矛盾。《论集·诗诂旁证》先搜集汉文献资料,通过分析研究,指出“‘膋’殆指动物油脂”;又考察方言材料,证成其说。最后广泛征引亲属语言材料予以旁证,其“‘膋’指动物油脂”的基本结论就恰合一般语境了。同篇文章中“箕”的探赜索隐,“凌阴”的是正臆说,“道周”的勾沉祛疑,以及对“兕觥”“茹”“卢”的寻根溯源等,也都写得十分精彩。所以至此,其本证之充分固然十分重要,而其所用亲属语言材料的旁证之功亦不可没。只是这类例子几乎贯穿全书,实际上是个方法论问题,下面介绍其研究方法所举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方面的事实,这里不再举例。
三、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的历史文化典籍,这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传统的汉语史研究主要取材于历史文献,有两个不足:一是影响了研究史前汉语的积极性,使我们至今对史前汉语所知甚少;二是受后世汉字音节-语素特点的影响,一般人坚信上古文献中的汉字也表单音节,导致我们对上古汉语的某些认识可能与事实不尽相符。这就需要拓宽研究思路。《论集》作者以其多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汉语史上有很多谜。对于这些谜,我们碧落黄泉、翻破四库,也未必能找到谜底。如果我们借鉴一下汉藏语研究的成果,也许能找到答案。”藏语比较,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前缀“阿-”,古今说者甚多,作者《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②一文认为这些看法都不全面,于是采用新的材料与方法重新研究。在“抛开汉字,以词为单位”的思想主导下,结合亲属语言的比较,对所搜集到的相关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全面考察,从而得出以下结论:“上古汉语有*A-前缀,文献中用‘于、於、乌、阿’等字来标记。这个*A-前缀可以用在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动词之前。*A-前缀早期有小舌音声母,这个*A-前缀和亲属语有共同来源。小舌音声母脱落后,*A-前缀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这项研究,其具体考察过程中个别地方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斟酌,但基本结论应该是靠得住的。这是作者为实现董同龢先生对新训诂学的构想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也是作者把全面联系的观点与发展变化的观点用于汉语史研究的成功用例。
又如,汉语中的“稻”是固有词,还是外来词?学界意见分歧。但即使从舞阳古稻算起,至今也已8000年了,只凭文字资料是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的。为此,《论集·说“稻”》收集了汉语文献中有关“稻”的14个词,按它们的古音特点分成*n-/*m-系列、*b-系列、*l-/r-系列和*d-系列,一一进行考察分析,同时与亲属语言材料进行比较,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稻”是汉语固有词,其原始形式及与其对应的亲属语形式均来自原始的共同语。这项研究不仅解决了汉语中“稻”的来源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如何解决此类疑难问题的借鉴。
再如,《论集》中数篇文章论述上古汉藏语前缀问题,如《试论古代汉语动物词前缀》《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古文献中的汉藏语前缀*a-》《略论古代民族语文中的*A-前缀》等,也是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的佳作。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我们不仅无法得知民族语文中某些前缀的来历,而且无法得知汉语中“不蜩、不来、不类、不若”中的“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能更充分地了解到“木瓜、木桃、木李”的“木”的已有解释孰是孰非。
特别是《论集》中对一些词的探源最能说明问题。如“兹白”“文马”“吉量”“娵隅”“蜜蝍”“乌号”“耶希”“猰貐”“貙膢”等等,历来说者众多,后人莫衷一是。《论集》作者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对它们一一探源,终于成功地破解了千年疑案。如“貙膢”,又作“貙娄”“貙蒌”“貙刘”“貙镏”等,古今说者不少,但多因其视野狭窄,只利用传世的汉语文献材料,故其说多似猜谜。只有到了《论集·古训新证》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才算弄清了“貙膢”就是“虎”*khlug。指出“汉语、藏缅语*kh-、*k-是表示动物的前缀,*la、*lug是词根。”不错,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不始自黄树先教授。但相比之下,黃君深厚的古汉语功底,广博的文化史知识,不肯抄捷径的治学精神,使他的研究具有更高的含金量。
四、坦言未知,不回避问题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或限于研究者水平和研究材料的不足,某些研究或许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夫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然而,今日学界强作解人者众,或道听途说,或穿凿附会,或移花接木,或瞒天过海,看上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多数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如什么是句子,什么是词,到底能不能用同型替代法辨认词素,汉语里到底有没有特殊的构词法,被奉为20世纪汉语学重大理论建树之一的现代联绵字理论是否靠得住,语言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看似早已解决了的“常识”问题,到底哪个真正地解决了,我们的语言研究应该坦言未知。《论集》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一点,从不回避问题,是应该的,就当前学界现状而言却是值得称道的。如《试论古代汉语动物词前缀》一文中根据作者搜集到的材料,通过汉藏语比较为古代汉语拟定了几个动物词前缀:*b-前缀、*m-前缀、*g-前缀、*s-前缀。指出:“汉语的这些前缀,来源大概是很复杂的。相同的前缀,其来源也许不止一个,同是*b-前缀,其原始形式可能不一样。因此,其语义也就不同。所以,要给上述提到的每一个词的前缀一一作出解释,恐怕还不能让人满意。”《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全面考察了汉语文献中*A-前缀的使用情况,证明*A-前缀在古代汉语中很早就存在了,甚至汉语从汉藏语中分化出来之前就存在了,并且相当活跃。但同时又指出:在前上古时期“其功能究竟如何,仍需再议”。《〈太玄经〉“妇人徽猛”解》对历代注家之释“猛”予以全面的考辨,肯定了晋范望之说,又用亲属语言旁证之,结论就更扎实了。但基本观点证成之后,所用材料内部不甚协调,于是作者坦言“这样解释又和《尸子》‘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相冲突。蓄疑于此,就教于海内外方家。”《古代汉语词语新释》引用了许多新材料释《山海经·北山经》中的“独犭谷”,而“剩下的问题是:藏缅语*key(-k?)、汉语文献‘犭谷’*kuk、台语kuk是同源关系,还是借贷关系?这个问题一时还难判断”。《古楚语释词》对部分古楚语词进行考释,最后坦言:“还有一个问题难以解释:《楚辞》只称‘蓱’,后人称‘蓱翳’,‘翳’字是什么意思一时无法弄清。”《论集》中这类例子很多,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赘言。夫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集》作者能守夫子之教。
《论集》中值得称道之处还有很多,如能够始终坚持历史观点,善于透过共时现象考察其形成和变化;资料翔实,用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判旧说,客观公允;作者能够勇于反省自己④;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当然,金无足赤,《论集》中有的文章在理论上或材料的使用上也难免存在千虑一失之处,但瑕不掩瑜,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找来这本书抽时间读一读,即使只读其中一两篇,也会有所收获的。
注 释:
①朱德熙《汉藏语概论序》(《汉藏语概论》/马学良主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1):“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根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有根本性的不同。”
②《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后附记说:“本文认为:文献中‘乌-、
於-、于-、阿-、亚-’等都来自上古汉语*A-前缀。这几个字,读音不无小异,故本文用大写*A来标记。”
③可参看黄树先等《汉语文献几个词的解释》所摘引的董同龢“用
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建立真正可以称得上一门学术的训诂学”的构想(详《民族语文》2009年第2期页44)。
④如页31:“以前的文章多是一字一词的比勘:两种语言中的某个
词,语义相同,语音面貌相似,就把它们拿来比较。这样就免不了存在偶然性,影响了民族语文比较的可靠性。”页43-44则批评自己从前的一种做法“过于天真、理想”。
(沈怀兴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
众所周知,我们至今没有自己的语言观与方法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思想方法原非土生土长,用于汉语研究多方枘圆凿。①特别是一些研究有似“有闲人的智力游戏”(C.F.霍凯特论结构主义语法极端派语),使人不堪卒读;自谓“与国际接轨”,而人谓“花里胡哨,隔靴搔痒,意义不大”。黄树先教授的文章则质朴无华,解决问题如包拯断案,事起何因,中变何情,责在何人,借助目击者——方言及亲属语言——一一查清,事理逻辑昭晰可见,故给人踏实之感。作者曾将其论文结集,名曰《汉藏语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以下简称《论集》),《论集》共收文章35篇,其中28篇曾发表在《民族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三家期刊,不少文章曾引起反响。它们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佳作,很耐读。今不揣谫陋,试将读《论集》的感受记下,与同行做个交流。
一、善以小题目做大文章
《论集》文章多探讨聚讼纷纭的语文问题。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侧重研究古汉语词汇、语音问题的文章,多数既有汉语文献资料做本证,又有民族语文材料做旁证,不少文章观点还有方言材料的佐证,与传统语文学的研究相比,视野开阔,材料丰富,因而大大提高了结论的可靠性。这类文章计22篇:《古代汉语词语新释》《古代汉语僻义词考释》《诂训辨析》《〈礼记〉“待其从容”解》《〈太玄经〉“妇人徽猛”解》《“蝴蝶”释名》《“梁、圯、厉”同源考》《古训新证》《古训旁证》《诗诂旁证》《古楚语释词》《说甲骨文“帚”》《古代文献中几个词的来源》《说“幼小”》《说“稻”》《说“扫”》《古代汉语中的“马”字》《说“盐”》《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汉唐训读和汉藏语言比较举隅》《试论古代汉语动物词前缀》《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这些文章大多研究语文学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些千年疑案在这里得到了解决。上述文章题目中“新解”“考释”“辨析”“新证”“旁证”等词已经大致传达了这一信息,例析参后。这类文章对汉语史的研究做出了貢献,同时对阅读或研究古代文献者及研究民族语文者也十分有用。另外,《段玉裁的古今字说——说文段注研究之一》和《读〈说文段注改篆评议〉》也大致可归此类。
第二类是侧重研究民族语文词汇、语音的文章。研究中借助汉文献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族语文缺乏上古文献的不足,共计11篇:《汉语古籍中的藏缅语借词“吉量”》《古代汉语文献中的藏缅语词拾零》《汉语文献中的几个藏缅语词试释》《“馼马”探源》《夷语杂释》《文献中的民族语文考释》《“茶”字探源》《“哥”字探源》《“娵隅”溯源》《古文献中的汉藏语前缀*a-》《略论古代民族语文中的*A-前缀》。这类文章首先是对汉藏语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对阅读或研究古代汉语文献者也很有参考价值。
上述论文,只要看过题目,内容大多不难想见。它们少数篇幅短的三两千字,篇幅长的万来字,多是小题目做了大文章。与其他用小题目做大文章者比,《论集》中许多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始终以联系的观点,积极引进语义学的理论方法,常常在一个更广阔的语义场背景下对研究对象进行周密考察,一旦考察讨论完毕,其所解决的问题便不仅仅是一字一词的问题,而是一种极有发掘价值的词汇现象。这是作者对其“历史地研究问题,注意客观事物的自身系统性”原则的具体实践。所以一些看题目似在“雕虫”的文章,读过正文,才会发现也是在“雕龙”。如《说“幼小”》《说“稻”》《说“扫”》《古代汉语中的“马”字》等,就都是联系亲属语言的材料,系统地探讨汉语中“幼小”“稻”“扫”“马”等各语义场中一系列词族的内在联系的文章。这么做,不仅较好地揭示了古代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为汉语词汇史的深入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也为汉藏语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个角度看,《论集》中《说“幼小”》《说“稻”》《说“扫”》《古代汉语中的“马”字》等大文章其实无法写小。
二、多数文章在努力解决疑难问题
《论集》中大部分文章意在考辨旧说,解决语文学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如《周礼·冥氏》:“若得其兽,则献其皮、革、齿、须、备。”其“备”,汉郑众训“爪”,宋后多疑其说。而文献中“备”作“爪”解者少见,郑众之见不得申。《论集·古训旁证》据亲属语言证明郑说不误,其他解释都是不解郑说而曲解“备”字。同文中考辨“贞虫”之说也很精彩。《淮南子》中“贞虫”一词,汉高诱释为“细腰蜂”,清宋翔凤、孙诒让否定高诱观点,以“征虫”释“贞虫”。《论集·古训旁证》举文献资料证成高诱之说,并用布依语、暹罗语、壮语、俫语等亲属语言相关材料旁证之,高诱之释庶几可成定论。
《论集·诗诂旁证》考辨了《诗经》中的一些聚讼不决之词。如膋,《说文》释曰“牛肠脂”,当是其本义。《诗经·小雅·信南山》“取其血膋”之“膋”,郑玄释曰“脂膏”。盖“膋”之泛指义。至此,读者有理由认为“膋”的“牛肠脂”义与“脂膏”义是本义与引申义关系。但郑玄释《礼记·祭义》“取膟膋”中的“膟膋”曰“血与肠间脂也”,释《郊特牲》“取膟膋燔燎”中的“膟膋”曰“肠间脂”,这就导致“膋”义无定说。所以后人非之,修正其说,而修正之后却又有了新的矛盾。《论集·诗诂旁证》先搜集汉文献资料,通过分析研究,指出“‘膋’殆指动物油脂”;又考察方言材料,证成其说。最后广泛征引亲属语言材料予以旁证,其“‘膋’指动物油脂”的基本结论就恰合一般语境了。同篇文章中“箕”的探赜索隐,“凌阴”的是正臆说,“道周”的勾沉祛疑,以及对“兕觥”“茹”“卢”的寻根溯源等,也都写得十分精彩。所以至此,其本证之充分固然十分重要,而其所用亲属语言材料的旁证之功亦不可没。只是这类例子几乎贯穿全书,实际上是个方法论问题,下面介绍其研究方法所举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方面的事实,这里不再举例。
三、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的历史文化典籍,这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传统的汉语史研究主要取材于历史文献,有两个不足:一是影响了研究史前汉语的积极性,使我们至今对史前汉语所知甚少;二是受后世汉字音节-语素特点的影响,一般人坚信上古文献中的汉字也表单音节,导致我们对上古汉语的某些认识可能与事实不尽相符。这就需要拓宽研究思路。《论集》作者以其多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汉语史上有很多谜。对于这些谜,我们碧落黄泉、翻破四库,也未必能找到谜底。如果我们借鉴一下汉藏语研究的成果,也许能找到答案。”藏语比较,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前缀“阿-”,古今说者甚多,作者《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②一文认为这些看法都不全面,于是采用新的材料与方法重新研究。在“抛开汉字,以词为单位”的思想主导下,结合亲属语言的比较,对所搜集到的相关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全面考察,从而得出以下结论:“上古汉语有*A-前缀,文献中用‘于、於、乌、阿’等字来标记。这个*A-前缀可以用在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动词之前。*A-前缀早期有小舌音声母,这个*A-前缀和亲属语有共同来源。小舌音声母脱落后,*A-前缀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这项研究,其具体考察过程中个别地方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斟酌,但基本结论应该是靠得住的。这是作者为实现董同龢先生对新训诂学的构想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也是作者把全面联系的观点与发展变化的观点用于汉语史研究的成功用例。
又如,汉语中的“稻”是固有词,还是外来词?学界意见分歧。但即使从舞阳古稻算起,至今也已8000年了,只凭文字资料是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的。为此,《论集·说“稻”》收集了汉语文献中有关“稻”的14个词,按它们的古音特点分成*n-/*m-系列、*b-系列、*l-/r-系列和*d-系列,一一进行考察分析,同时与亲属语言材料进行比较,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稻”是汉语固有词,其原始形式及与其对应的亲属语形式均来自原始的共同语。这项研究不仅解决了汉语中“稻”的来源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如何解决此类疑难问题的借鉴。
再如,《论集》中数篇文章论述上古汉藏语前缀问题,如《试论古代汉语动物词前缀》《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古文献中的汉藏语前缀*a-》《略论古代民族语文中的*A-前缀》等,也是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的佳作。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我们不仅无法得知民族语文中某些前缀的来历,而且无法得知汉语中“不蜩、不来、不类、不若”中的“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能更充分地了解到“木瓜、木桃、木李”的“木”的已有解释孰是孰非。
特别是《论集》中对一些词的探源最能说明问题。如“兹白”“文马”“吉量”“娵隅”“蜜蝍”“乌号”“耶希”“猰貐”“貙膢”等等,历来说者众多,后人莫衷一是。《论集》作者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对它们一一探源,终于成功地破解了千年疑案。如“貙膢”,又作“貙娄”“貙蒌”“貙刘”“貙镏”等,古今说者不少,但多因其视野狭窄,只利用传世的汉语文献材料,故其说多似猜谜。只有到了《论集·古训新证》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才算弄清了“貙膢”就是“虎”*khlug。指出“汉语、藏缅语*kh-、*k-是表示动物的前缀,*la、*lug是词根。”不错,坚持类型学理论,贯通汉藏语比较不始自黄树先教授。但相比之下,黃君深厚的古汉语功底,广博的文化史知识,不肯抄捷径的治学精神,使他的研究具有更高的含金量。
四、坦言未知,不回避问题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或限于研究者水平和研究材料的不足,某些研究或许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夫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然而,今日学界强作解人者众,或道听途说,或穿凿附会,或移花接木,或瞒天过海,看上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多数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如什么是句子,什么是词,到底能不能用同型替代法辨认词素,汉语里到底有没有特殊的构词法,被奉为20世纪汉语学重大理论建树之一的现代联绵字理论是否靠得住,语言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看似早已解决了的“常识”问题,到底哪个真正地解决了,我们的语言研究应该坦言未知。《论集》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一点,从不回避问题,是应该的,就当前学界现状而言却是值得称道的。如《试论古代汉语动物词前缀》一文中根据作者搜集到的材料,通过汉藏语比较为古代汉语拟定了几个动物词前缀:*b-前缀、*m-前缀、*g-前缀、*s-前缀。指出:“汉语的这些前缀,来源大概是很复杂的。相同的前缀,其来源也许不止一个,同是*b-前缀,其原始形式可能不一样。因此,其语义也就不同。所以,要给上述提到的每一个词的前缀一一作出解释,恐怕还不能让人满意。”《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全面考察了汉语文献中*A-前缀的使用情况,证明*A-前缀在古代汉语中很早就存在了,甚至汉语从汉藏语中分化出来之前就存在了,并且相当活跃。但同时又指出:在前上古时期“其功能究竟如何,仍需再议”。《〈太玄经〉“妇人徽猛”解》对历代注家之释“猛”予以全面的考辨,肯定了晋范望之说,又用亲属语言旁证之,结论就更扎实了。但基本观点证成之后,所用材料内部不甚协调,于是作者坦言“这样解释又和《尸子》‘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相冲突。蓄疑于此,就教于海内外方家。”《古代汉语词语新释》引用了许多新材料释《山海经·北山经》中的“独犭谷”,而“剩下的问题是:藏缅语*key(-k?)、汉语文献‘犭谷’*kuk、台语kuk是同源关系,还是借贷关系?这个问题一时还难判断”。《古楚语释词》对部分古楚语词进行考释,最后坦言:“还有一个问题难以解释:《楚辞》只称‘蓱’,后人称‘蓱翳’,‘翳’字是什么意思一时无法弄清。”《论集》中这类例子很多,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赘言。夫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集》作者能守夫子之教。
《论集》中值得称道之处还有很多,如能够始终坚持历史观点,善于透过共时现象考察其形成和变化;资料翔实,用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判旧说,客观公允;作者能够勇于反省自己④;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当然,金无足赤,《论集》中有的文章在理论上或材料的使用上也难免存在千虑一失之处,但瑕不掩瑜,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找来这本书抽时间读一读,即使只读其中一两篇,也会有所收获的。
注 释:
①朱德熙《汉藏语概论序》(《汉藏语概论》/马学良主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1):“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根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有根本性的不同。”
②《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后附记说:“本文认为:文献中‘乌-、
於-、于-、阿-、亚-’等都来自上古汉语*A-前缀。这几个字,读音不无小异,故本文用大写*A来标记。”
③可参看黄树先等《汉语文献几个词的解释》所摘引的董同龢“用
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建立真正可以称得上一门学术的训诂学”的构想(详《民族语文》2009年第2期页44)。
④如页31:“以前的文章多是一字一词的比勘:两种语言中的某个
词,语义相同,语音面貌相似,就把它们拿来比较。这样就免不了存在偶然性,影响了民族语文比较的可靠性。”页43-44则批评自己从前的一种做法“过于天真、理想”。
(沈怀兴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