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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流丹，层林尽染，灿若朝霞，使人看到了秋天里的春天。这独具的魅力，是红艳艳的二月春花难以比拟的，因为，它不仅色彩鲜艳，枝叶更耐寒，更经得起风霜的考验。
[作者简介]李汗，出版人。
文杰兄从历年发表的诗文中选出部分结集出书。付梓前，嘱我看看原稿，说说观感。
做文字赏析评价的功夫，我素有自知之明，难以得心应手。文杰兄给我压担子，倒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他和我都是同时代人；初识时是同事，一度还是同学，尔后同遭厄运；拨乱反正后又殊途同归，真正成为出版界的同业同行。60年里同喜同忧，大半生中知己知彼，对于世事纷纭，人情变幻，不论书里书外，亦多同声同气。这一连串在彼此回眸岁月留痕中浮现出来的“同”字，促使我唯有不揣冒昧，恭敬不如从命了。
把发表过的文章编在一起，结成集子面世，其终极效应，当然要比散见于报刊的单篇显得更多元、更立体、更丰富，也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因此“爬格子”的人，通常都以此作为积累成果的重要阶梯之一。结集出版也是一种结合，有赖作者和编者的通力合作。对作品的内容和体裁，作者固然有一番筛选；对编排的体例和章法，编者也要花不少心思。就好比做一席酒菜，有主打，也有搭配。作者是上好材料的供应商，编者是掌勺的大师傅，读者始终是各式佳肴的品尝家。只有他们觉得成品色香味形俱佳，才会倍加青睐。这个原是业界常识范围内的“游戏规则”，说来本属多余，只是有感而发，就作为“书外”的饶舌吧。
回头说说“书里”给我留下的印象。
一
即将面世的是一部五十多篇作品汇集成册的书，各篇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主题。从体裁分类，以记叙性散文居多。当中最为可贵的，是不少篇幅对广西出版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记述，颇见其详。文杰兄是广西出版界的资深人士，20世纪50年代初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第一代编辑起步，至20世纪90年代在原广西新闻出版局领导任上离休。职业生涯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一段段难以忘怀的记忆，一个个悲喜交集的故事，一组组新旧画面叠印——从当年南宁市共和路85号大院那间挂着“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备处”招牌的木板房，到分支出来的8个出版社，在南宁、桂林建立起两个出版基地和盖起的8座出版大厦；从2个兼职干部加上4个青年白手起家，到现今在岗的图书出版从业人员逾千人；从1952年全年只出版了6种通俗读物，到2009年累计出版图书4617种……读者还可以想象，如果把1991年至2007年16年间历届获奖的桂版图书摆列上架，那场景又该有多么壮观。
随着文杰兄的笔触，浏览这条由广西几代出版人用心血和智慧筑成的历史长廊，读者不难认同：广西的出版综合指标已跻身全国中上排位；经济落后，出版同样可以把握机遇、创造条件崛起与腾飞。
文杰兄采用多单篇布局，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去重拾数十年的史料，从总体上体现广西出版界在跨世纪运行中的轨迹，堪称是对广西出版史的一大奉献。其间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也可以说是这个集子的核心价值。
二
“书里”的另一个亮点，是一股永远的敬业情结。激活了的光和热，在很多篇章、片段乃至字里行间，频频闪耀出炫目的火花。翻开首篇《共和国桂版图书之源》，最先让读者接触的，是一幅现代出版工作者难以想象的画面：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省级的出版社创建伊始，承担着全部筹备工作的，居然只有包括文杰兄在内的4个年轻人。头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6本书，文杰兄一个人就编了3本。可谓初生之犊不畏虎。
在编辑岗位上锻炼了几年，文杰兄被选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为期一年的进修，帮助文杰兄打开了文學的“天窗”，为他在出版领域更上一层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结业回原单位后，适逢1957年那个特殊年份，文杰兄被打入另册，撤职下放。时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出版社联合有关单位要编辑一套献礼书，文杰兄才得以参与编辑工作，他与人合作搜集、翻译、整理编出十本献礼书中唯一的壮族长诗《布伯》。不料正当献礼书面世之时，“反右倾”风暴又起，“不识时务”的文杰兄再度受到冲击，终致“被排斥出局”，“再次下放务农”，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县里待了整整18年，直至“四人帮”倒台，才得以平反归队，重回出版行业。
尽管文杰兄初衷不改，出版情结依旧，但当时全国出版业历经十年浩劫，已变得满目疮痍，“出版社被打散了、打乱了、打没了”，出版社成为“文革”的重灾区（见《往事六记》）。好在文杰兄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他1979年归队不久，就首次在国家出版局机关刊物《出版工作》上发表了《编辑一言》。满腔热忱地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出版工作的思考和期盼；呼吁彻底推倒“四人帮”强加给出版业的紧箍咒；把打散了的编辑人员收拢归队，重组出版队伍。这篇文章，在同行中引起热烈反响。
《我与版协——往事六记》《无错不成书及其他》，是“书里”两篇涉及出版校对活动之作。1984年底，文杰兄进入原广西新闻出版局领导班子。角色转换了，为了集中精力，参与打造广西出版事业的新纪元，他不得不放下“为人作嫁”的剪刀，却又依然眷恋着编辑出版实务。在兼任广西出版协会领导的那些年，文杰兄正好通过版协组织的各种类型活动，潜心调研、认真思考、探索新路。他针对当时出版圈内认为“无错不成书”的话题，因势利导，催生了一个“全国首届校对工作研讨会”，进而举办了区域性跨省界的图书校对评奖活动，这对把好出版流程的最后一道关，提高图书出版质量，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
《我与版协》一文中还有一段追忆；1996年校对研究会中南分会开展校对评奖前夕，文杰兄不幸遇到车祸，大腿骨折住院。但谁也没有想到，会议开始时，这个奖项的倡议者、中南分会主任，竟然胳肢窝下架着双拐出现在会场。用肢体语言，表达了那股固守着的出版情结的坚韧性。
三
流年似水，岁月无情，年龄到点卸任。
“离休了，还可以做点什么？昔日时光一晃而过……借此机会研讨一下毛泽东与出版不是很有意义么？”文杰兄于是写了《卓越的编辑家毛泽东》，记述了毛泽东的编辑活动实践。“文章脱稿后觉得意犹未尽，还应该再写个姐妹篇，从理论上探讨毛泽东的编辑思想，于是又写了《毛泽东思想初探》”。解读了毛泽东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地位、性质、宗旨、功能、原则、方法、作风等方面的论述，对当代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不失为一份温故知新的好教材。
2014年中秋过后，文杰兄给我寄来一包准备结集的书稿，首页有一句附言；“全书大约十六万字……除少数篇章外，均为退休之后作品”。初时我不以为意，及至通读之下，证实所言并无虚夸，不由得暗暗惊讶：文杰兄离休后还兼顾版协工作，且年事已高，哪来如此充沛精力，足以笔耕不辍？
“书里”还收入相当部分缅怀亲情、乡情、友情以及抒发个人感情的文字。虽说文杰兄曾因政治运动被迫多年离开热爱的岗位，在人生旅程最富有创造力和爆发力的盛年连遭挫折，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烙印。在他十分失意的时候，没有怨天尤人，没有长嗟短叹。透过作品感受心灵视野，也始终看不到半点“闻鸡生气、见月伤心”一类的颓废阴影；反而散发着一种战鼓催春、奋发图强的上进激情。文杰兄离休以后，为了弥补荒废了的青春岁月，奋笔疾书，开发一些容易被遗忘的历史角落，让后来人对出版界前辈走过的路多一点识知，不正是老有所为吗？作者在“书里”自我剖白说：“我这个人好胜心很强，有追求，能吃苦，不服输。”也许由于这种个性元素注入的精神力量，使这份不了的情结，得以长时间地延伸着，延伸着……看样子，它还要延伸下去。
收笔之际，我蓦然想起自己十分喜爱的两句唐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情画意，展现的是一幅深秋暮景——在斜阳映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尽染，灿若朝霞，使人看到了秋天里的春天。这独具的魅力，是红艳艳的二月春花难以比拟的，因为，它不仅色彩鲜艳，枝叶更耐寒，更经得起风霜的考验。
[作者简介]李汗，出版人。
文杰兄从历年发表的诗文中选出部分结集出书。付梓前，嘱我看看原稿，说说观感。
做文字赏析评价的功夫，我素有自知之明，难以得心应手。文杰兄给我压担子，倒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他和我都是同时代人；初识时是同事，一度还是同学，尔后同遭厄运；拨乱反正后又殊途同归，真正成为出版界的同业同行。60年里同喜同忧，大半生中知己知彼，对于世事纷纭，人情变幻，不论书里书外，亦多同声同气。这一连串在彼此回眸岁月留痕中浮现出来的“同”字，促使我唯有不揣冒昧，恭敬不如从命了。
把发表过的文章编在一起，结成集子面世，其终极效应，当然要比散见于报刊的单篇显得更多元、更立体、更丰富，也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因此“爬格子”的人，通常都以此作为积累成果的重要阶梯之一。结集出版也是一种结合，有赖作者和编者的通力合作。对作品的内容和体裁，作者固然有一番筛选；对编排的体例和章法，编者也要花不少心思。就好比做一席酒菜，有主打，也有搭配。作者是上好材料的供应商，编者是掌勺的大师傅，读者始终是各式佳肴的品尝家。只有他们觉得成品色香味形俱佳，才会倍加青睐。这个原是业界常识范围内的“游戏规则”，说来本属多余，只是有感而发，就作为“书外”的饶舌吧。
回头说说“书里”给我留下的印象。
一
即将面世的是一部五十多篇作品汇集成册的书，各篇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主题。从体裁分类，以记叙性散文居多。当中最为可贵的，是不少篇幅对广西出版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记述，颇见其详。文杰兄是广西出版界的资深人士，20世纪50年代初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第一代编辑起步，至20世纪90年代在原广西新闻出版局领导任上离休。职业生涯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一段段难以忘怀的记忆，一个个悲喜交集的故事，一组组新旧画面叠印——从当年南宁市共和路85号大院那间挂着“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备处”招牌的木板房，到分支出来的8个出版社，在南宁、桂林建立起两个出版基地和盖起的8座出版大厦；从2个兼职干部加上4个青年白手起家，到现今在岗的图书出版从业人员逾千人；从1952年全年只出版了6种通俗读物，到2009年累计出版图书4617种……读者还可以想象，如果把1991年至2007年16年间历届获奖的桂版图书摆列上架，那场景又该有多么壮观。
随着文杰兄的笔触，浏览这条由广西几代出版人用心血和智慧筑成的历史长廊，读者不难认同：广西的出版综合指标已跻身全国中上排位；经济落后，出版同样可以把握机遇、创造条件崛起与腾飞。
文杰兄采用多单篇布局，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去重拾数十年的史料，从总体上体现广西出版界在跨世纪运行中的轨迹，堪称是对广西出版史的一大奉献。其间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也可以说是这个集子的核心价值。
二
“书里”的另一个亮点，是一股永远的敬业情结。激活了的光和热，在很多篇章、片段乃至字里行间，频频闪耀出炫目的火花。翻开首篇《共和国桂版图书之源》，最先让读者接触的，是一幅现代出版工作者难以想象的画面：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省级的出版社创建伊始，承担着全部筹备工作的，居然只有包括文杰兄在内的4个年轻人。头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6本书，文杰兄一个人就编了3本。可谓初生之犊不畏虎。
在编辑岗位上锻炼了几年，文杰兄被选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为期一年的进修，帮助文杰兄打开了文學的“天窗”，为他在出版领域更上一层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结业回原单位后，适逢1957年那个特殊年份，文杰兄被打入另册，撤职下放。时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出版社联合有关单位要编辑一套献礼书，文杰兄才得以参与编辑工作，他与人合作搜集、翻译、整理编出十本献礼书中唯一的壮族长诗《布伯》。不料正当献礼书面世之时，“反右倾”风暴又起，“不识时务”的文杰兄再度受到冲击，终致“被排斥出局”，“再次下放务农”，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县里待了整整18年，直至“四人帮”倒台，才得以平反归队，重回出版行业。
尽管文杰兄初衷不改，出版情结依旧，但当时全国出版业历经十年浩劫，已变得满目疮痍，“出版社被打散了、打乱了、打没了”，出版社成为“文革”的重灾区（见《往事六记》）。好在文杰兄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他1979年归队不久，就首次在国家出版局机关刊物《出版工作》上发表了《编辑一言》。满腔热忱地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出版工作的思考和期盼；呼吁彻底推倒“四人帮”强加给出版业的紧箍咒；把打散了的编辑人员收拢归队，重组出版队伍。这篇文章，在同行中引起热烈反响。
《我与版协——往事六记》《无错不成书及其他》，是“书里”两篇涉及出版校对活动之作。1984年底，文杰兄进入原广西新闻出版局领导班子。角色转换了，为了集中精力，参与打造广西出版事业的新纪元，他不得不放下“为人作嫁”的剪刀，却又依然眷恋着编辑出版实务。在兼任广西出版协会领导的那些年，文杰兄正好通过版协组织的各种类型活动，潜心调研、认真思考、探索新路。他针对当时出版圈内认为“无错不成书”的话题，因势利导，催生了一个“全国首届校对工作研讨会”，进而举办了区域性跨省界的图书校对评奖活动，这对把好出版流程的最后一道关，提高图书出版质量，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
《我与版协》一文中还有一段追忆；1996年校对研究会中南分会开展校对评奖前夕，文杰兄不幸遇到车祸，大腿骨折住院。但谁也没有想到，会议开始时，这个奖项的倡议者、中南分会主任，竟然胳肢窝下架着双拐出现在会场。用肢体语言，表达了那股固守着的出版情结的坚韧性。
三
流年似水，岁月无情，年龄到点卸任。
“离休了，还可以做点什么？昔日时光一晃而过……借此机会研讨一下毛泽东与出版不是很有意义么？”文杰兄于是写了《卓越的编辑家毛泽东》，记述了毛泽东的编辑活动实践。“文章脱稿后觉得意犹未尽，还应该再写个姐妹篇，从理论上探讨毛泽东的编辑思想，于是又写了《毛泽东思想初探》”。解读了毛泽东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地位、性质、宗旨、功能、原则、方法、作风等方面的论述，对当代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不失为一份温故知新的好教材。
2014年中秋过后，文杰兄给我寄来一包准备结集的书稿，首页有一句附言；“全书大约十六万字……除少数篇章外，均为退休之后作品”。初时我不以为意，及至通读之下，证实所言并无虚夸，不由得暗暗惊讶：文杰兄离休后还兼顾版协工作，且年事已高，哪来如此充沛精力，足以笔耕不辍？
“书里”还收入相当部分缅怀亲情、乡情、友情以及抒发个人感情的文字。虽说文杰兄曾因政治运动被迫多年离开热爱的岗位，在人生旅程最富有创造力和爆发力的盛年连遭挫折，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烙印。在他十分失意的时候，没有怨天尤人，没有长嗟短叹。透过作品感受心灵视野，也始终看不到半点“闻鸡生气、见月伤心”一类的颓废阴影；反而散发着一种战鼓催春、奋发图强的上进激情。文杰兄离休以后，为了弥补荒废了的青春岁月，奋笔疾书，开发一些容易被遗忘的历史角落，让后来人对出版界前辈走过的路多一点识知，不正是老有所为吗？作者在“书里”自我剖白说：“我这个人好胜心很强，有追求，能吃苦，不服输。”也许由于这种个性元素注入的精神力量，使这份不了的情结，得以长时间地延伸着，延伸着……看样子，它还要延伸下去。
收笔之际，我蓦然想起自己十分喜爱的两句唐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情画意，展现的是一幅深秋暮景——在斜阳映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尽染，灿若朝霞，使人看到了秋天里的春天。这独具的魅力，是红艳艳的二月春花难以比拟的，因为，它不仅色彩鲜艳，枝叶更耐寒，更经得起风霜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