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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严家炎在《<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中说道：“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呐喊》和《彷徨》被视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山与高峰之作。在创作过程中，鲁迅的革命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瞬息万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因此本文将对鲁迅在各个阶段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探究鲁迅革命思想的发展变化的历程。
【关键词】 革命思想;转变;《呐喊》;《彷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30-03
一、引言
鲁迅先生的作品既生动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历程。面对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鲁迅决定用笔唤醒沉睡的国民。在创作过程中，鲁迅的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深入渗透的过程，所以不难发现，从《呐喊》到《彷徨》的主题意蕴呈现出与时代形势相契合的转变。鲁迅革命思想的转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革命初期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复杂的革命情况下对革命道路的反思;革命陷入低潮时对革命道路的重新选择。
在特定的主题内涵下，鲁迅塑造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根据其思想的阶段性可将人物分为三类：“感觉不到就死的悲哀的昏睡者”“偶然惊醒却无可挽救的清醒者”“仍可存希望推翻铁屋子的毁坏者”。通过分析这三类人物形象，在横向上领悟特定时期鲁迅革命思想的内涵，在纵向上则可以体会其革命思想渗入式的变化，即从大胆、果断地批判、揭露到打破迷茫犹疑，最后渗透到国民性的本根，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者前行的革命道路。
二、“昏睡者”——于死无感的悲哀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1917年文学革命的爆发，而这背后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则是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文人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和以鲁迅为先驱的文学创作。文学革命是一场理论先行、实践随后的运动，在这其中鲁迅堪称是将文学理论完美付诸实践的第一人。鲁迅意识到在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想要实现革新就必须直面几千年来的制度弊端，因此在其初期作品中对中国封建制度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深度的批驳，鲁迅尝试将国民陋相赤裸裸地呈现在作品中，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在鲁迅笔下，国人的自私、懦弱、冷漠、愚昧、奴性等等聚焦在一群人身上，通过对他们的刻画从而揭示国民劣根性，彻底打破国人沉醉其中的幻象。
这一时期的“昏睡者”正是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看与被看”是鲁迅作品中独特的人物关系，启蒙者是“被看”的独异个人，被启蒙者是看戏的庸众，众人只晓看戏的热闹却未惊觉死亡的恐惧。《药》的开篇描写了华老栓去取药的途中看到有人被处死的场景，但并未点明被处死者就是夏瑜，此时看客的状态是：“……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 ①“仿佛许多鸭”形象地描绘了看客在看戏时的丑态，而“捏住”则意味着他们在主动看戏的同时也在无意中被丧失着自我。后来当大家从康大叔的口中得知夏四奶奶的儿子夏瑜因為革命被处死时，看客的反应是：“……这小东西也真不是东西……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 ②
这段话中，不仅反映了看客心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思想：革命于他们而言并不是救他们的“药”，而是对老祖宗的不敬，也更加证实了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被统治、被奴役。前后看客的反应恰恰体现了看客失去“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悲哀。正如鲁迅所说：“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腐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尤其在小说的最后，夏四奶奶给夏瑜上坟偶遇华大妈，她的反应竟然是“现出些羞愧的颜色，终是硬着头皮走到坟前”，夏四奶奶的反应彻底否定了革命者牺牲的意义。
在《孔乙己》中，失去了精神寄托的短衣帮则更加悲哀。孔乙己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象征着处在文化转型期的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固守。文中有一处写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③
由此可以看出，孔乙己之所以用“窃”代替“偷”并不是说偷书损害了他的形象，而是触及了知识在他心中至高的地位。孔乙己完全可以偷更值钱的东西而不至于屡屡偷书被人家打断腿，所以孔乙己的“迂腐”不过是处于自身与时代环境的相悖下才显得格格不入，而这样的孔乙己却成为短衣帮精神世界的趣味，所以鲁迅实则是借此讽刺了短衣帮精神世界的可悲：把孔乙己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无法掩盖精神世界的极度萎缩，而孔乙己的消失也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彻底陷入空虚。
自私冷漠的华老栓、康大叔，愚昧无知的短衣帮以及麻木的看戏的庸众，鲁迅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国人的丑陋。社会变革推动下的思想解放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向，鲁迅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势必要将人们从封建枷锁下拯救出来，此时的鲁迅坚定地认为通过“揭出病苦”还有“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希望。
三、“清醒者”——无可挽救的苦楚
资产阶级的懦弱，封建势力的强大使辛亥革命走向失败，但却间接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在短暂高潮之后陷入低迷。觉醒的希望相继破碎，担负着启蒙重任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反思。康德认为启蒙是“人类自我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五四时期的启蒙是以一批接受过先进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借助于外部力量所发起的运动，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因不对等的关系而产生的隔膜必然预示着革命的失败。所以在革命道路上，启蒙者不了解下层群众的真实境遇，被启蒙者也无法挣脱封建枷锁，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者们都面临着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
这一时期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就像其在自我评述《彷徨》时说道：“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冷得不少。”鲁迅革命思想初期更多的是探讨“看与被看”的劣性关系，“人血馒头”的存在也只是停留在现实层面的“吃与被吃”。而在这一阶段，“吃人”本质上升至精神上的“吃人”，狂人和吕纬甫都是在环境中被同化，精神被“吃掉”的典型。 狂人发现别人在吃人的同时，也相当于将自己放置于“个人”与“群体”的对立中。狂人在一步步地思考中使自己从一个受害者、控诉者变成忏悔者。当狂人发现“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时终于也明白“我未必无意中，不吃了我妹子几片肉……” ④狂人终究逃不过“吃与被吃”的命运，在目睹“吃人”的同时发现自己竟也有了四千年的吃人履历，直至最后不得不发出最真切的呐喊：“救救孩子！”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在人们的思想中扎根，就凭借着“从来如此”使“被吃者”也变成“吃人的人”。而在现实中当群体以绝对的数量优势施予精神世界的绝对同化时，又有多少“狂人”能够不被“吃”呢？狂人是被动地沦为庸众，吕纬甫则是主动放弃的清醒者。
创作《在酒楼上》之前，鲁迅沉默许久，秋瑾被杀，好友许寿堂放弃革命考虑生计问题，这些大大冲击了鲁迅的内心。吕纬甫曾经是一个激进青年，和同学拔过神像的胡子，因为中国改革问题和同学打过架，但是迫于现实，他从教ABCD变成了教《诗经》《孟子》《女儿经》。就如吕纬甫说的：“……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面对曲折的革命形势，吕纬甫放弃了革命道路，回到最初的“原地点”——受母亲嘱托给弟弟迁坟，带纸绒花给顺姑，但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小事，真正隐藏的是吕纬甫主动放弃革命的无奈。而吕纬甫口中的“圆圈”正是此时中国部分革命者的归宿。
鲁迅在《呐喊》的序言中说道：“……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⑤从狂人的被动到吕纬甫的主动更加凸显了这一时期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迷茫。环境的同化、革命者的放弃，这让鲁迅不再是直接批判，而是在黑暗中摸索着正确的革命道路。
四、“毁坏者”——推翻铁屋的希望
五四落潮时期，鲁迅陷入苦闷和犹豫。北京女子师大学潮对这一时期的鲁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校长杨荫榆不准学生参加悼念孙中山的活动，使这场反抗上升至政治高度，而教育部却派出多名军警，雇佣流氓殴打学生，这使鲁迅极为愤怒。在这之前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以狼狈的方式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家，这对又有着浓厚的家庭观念的鲁迅同样是巨大的打击。外部革命环境的恶化和家庭的破裂让鲁迅彻底绝望，其笔下的魏连殳便是其此时心境最直接的体现。
鲁迅将魏连殳的温情消解，使其彻底成为一个自我戕害的孤独者。祖母和孩子分别是魏连殳心中的归属和希望。但是在小说开篇却是为祖母送殓，祖母和魏连殳没有血缘关系，这就意味着仅存的名义上的“家人”也逝去了，祖母的逝去使魏连殳被心灵深层的孤独笼罩着，一向冷漠的魏连殳“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悲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⑥ 祖母的逝去是对魏连殳归属感的解构。但此时的魏连殳还有希望，他对孩子的态度总是格外的热情。当他见到孩子们的时候，眼里“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孩子在魏连殳心中“总是好的，全是天真的”，但是后来当其彻底被现实打败后，孩子们竟然也对其避之不及，甚至连他的花生米都不吃了。孩子被环境同化后也将其视为异类，这是对魏连殳希望的解构。为了生存，魏连殳决定从“独异个人”沦为庸众，这是魏连殳对孤独的反抗，同时也是其死亡的象征。正如魏连殳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已经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 ⑦ 精神上的他已经死了，现实中的他也必将因为背叛自己的精神而离去，魏连殳死后“在不妥帖的衣冠中”接受着最讨厌的一类人的拜别，以一种绝望讽刺的方式向现实屈服。
但是鲁迅在《希望》中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魏连殳这一人物的设定蕴含着尼采哲学的意味。在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中，酒神代表着真实、破坏、本能。尼采認为当生命打破理性和原则的约束，才能建立一个个人生命和世界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世界，所以魏连殳的死亡象征着革命者的新生。鲁迅通过一个旁观者“我”暗示了其革命思想的彻底蜕变。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我”与两位主人公既不是多年深交的密友，也不是有着共同境遇的知音，“我”见证了吕纬甫的放弃和魏连殳的妥协，却也推动着“我”这一类革命者重新燃起革命的希望。
从文章的结尾处来看，“我”与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分别令“我”感到轻松。《在酒楼上》的结尾：“……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是觉得很爽快……” ⑧吕纬甫的遭遇令人惋惜，但是听完吕纬甫的倾诉，面对寒风和雪片的“我”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孤独者》中的结尾：“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的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⑨ 这两处的“我”是轻松的，有两层意味：一是同为革命者，“我”无法理解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的选择，但是“我”却更加明确了自己的革命方向，另一层则象征着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终于冲破黑暗，彻底清醒。
鲁迅笔下的“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讲述者、见证者，但是却蕴含着鲁迅极为深刻的自我观照色彩，“我”是鲁迅在革命道路上完成自我破壁，走向成熟，重塑革命观的象征。所以《彷徨》并不代表鲁迅先生放弃革命，放弃反抗，而是在超脱革命本身寻求真正的革命道路。直至最后，“我”前进的方向正是鲁迅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上继续为之奋斗的方向。
五、结语
“路漫漫其修选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先生是众多革命志士中的一位，面对中国漫长的曲折的革命道路，从“昏睡者”“清醒者”到“毁坏者”，其思想也在成败之间不断地探索反思。从《呐喊》到《彷徨》完整地体现了鲁迅先生的革命思想的变化。从最初的揭露讽刺批判到后期的打破重塑，重新建构，鲁迅先生的革命思想从稚嫩走向成熟。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分别选自《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全集》，鲁迅著，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9月，第62页，第68页，第55页，第285页，第16页，第321页，第372页，第296页，第382页。
参考文献：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湖南：岳麓书社，1999.
[2]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3]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魏巍.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3）.
[5]王明科，柴平.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9.
[6]张全之.中国读书人的两种角色：“主子”与“戏子”——重读《孔乙己》[J].鲁迅研究月刊，2013.
[7]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狂人日记》[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8]谢晓霞.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书写极其意义——《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阅读札记[J].鲁迅研究月刊，2017.
[9]宋琼英.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D].华中师范大学，2010.
[10]陶力.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的建构与发展[D].辽宁大学，2012.
【关键词】 革命思想;转变;《呐喊》;《彷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30-03
一、引言
鲁迅先生的作品既生动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历程。面对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鲁迅决定用笔唤醒沉睡的国民。在创作过程中，鲁迅的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深入渗透的过程，所以不难发现，从《呐喊》到《彷徨》的主题意蕴呈现出与时代形势相契合的转变。鲁迅革命思想的转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革命初期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复杂的革命情况下对革命道路的反思;革命陷入低潮时对革命道路的重新选择。
在特定的主题内涵下，鲁迅塑造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根据其思想的阶段性可将人物分为三类：“感觉不到就死的悲哀的昏睡者”“偶然惊醒却无可挽救的清醒者”“仍可存希望推翻铁屋子的毁坏者”。通过分析这三类人物形象，在横向上领悟特定时期鲁迅革命思想的内涵，在纵向上则可以体会其革命思想渗入式的变化，即从大胆、果断地批判、揭露到打破迷茫犹疑，最后渗透到国民性的本根，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者前行的革命道路。
二、“昏睡者”——于死无感的悲哀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1917年文学革命的爆发，而这背后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则是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文人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和以鲁迅为先驱的文学创作。文学革命是一场理论先行、实践随后的运动，在这其中鲁迅堪称是将文学理论完美付诸实践的第一人。鲁迅意识到在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想要实现革新就必须直面几千年来的制度弊端，因此在其初期作品中对中国封建制度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深度的批驳，鲁迅尝试将国民陋相赤裸裸地呈现在作品中，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在鲁迅笔下，国人的自私、懦弱、冷漠、愚昧、奴性等等聚焦在一群人身上，通过对他们的刻画从而揭示国民劣根性，彻底打破国人沉醉其中的幻象。
这一时期的“昏睡者”正是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看与被看”是鲁迅作品中独特的人物关系，启蒙者是“被看”的独异个人，被启蒙者是看戏的庸众，众人只晓看戏的热闹却未惊觉死亡的恐惧。《药》的开篇描写了华老栓去取药的途中看到有人被处死的场景，但并未点明被处死者就是夏瑜，此时看客的状态是：“……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 ①“仿佛许多鸭”形象地描绘了看客在看戏时的丑态，而“捏住”则意味着他们在主动看戏的同时也在无意中被丧失着自我。后来当大家从康大叔的口中得知夏四奶奶的儿子夏瑜因為革命被处死时，看客的反应是：“……这小东西也真不是东西……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 ②
这段话中，不仅反映了看客心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思想：革命于他们而言并不是救他们的“药”，而是对老祖宗的不敬，也更加证实了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被统治、被奴役。前后看客的反应恰恰体现了看客失去“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悲哀。正如鲁迅所说：“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腐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尤其在小说的最后，夏四奶奶给夏瑜上坟偶遇华大妈，她的反应竟然是“现出些羞愧的颜色，终是硬着头皮走到坟前”，夏四奶奶的反应彻底否定了革命者牺牲的意义。
在《孔乙己》中，失去了精神寄托的短衣帮则更加悲哀。孔乙己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象征着处在文化转型期的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固守。文中有一处写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③
由此可以看出，孔乙己之所以用“窃”代替“偷”并不是说偷书损害了他的形象，而是触及了知识在他心中至高的地位。孔乙己完全可以偷更值钱的东西而不至于屡屡偷书被人家打断腿，所以孔乙己的“迂腐”不过是处于自身与时代环境的相悖下才显得格格不入，而这样的孔乙己却成为短衣帮精神世界的趣味，所以鲁迅实则是借此讽刺了短衣帮精神世界的可悲：把孔乙己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无法掩盖精神世界的极度萎缩，而孔乙己的消失也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彻底陷入空虚。
自私冷漠的华老栓、康大叔，愚昧无知的短衣帮以及麻木的看戏的庸众，鲁迅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国人的丑陋。社会变革推动下的思想解放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向，鲁迅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势必要将人们从封建枷锁下拯救出来，此时的鲁迅坚定地认为通过“揭出病苦”还有“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希望。
三、“清醒者”——无可挽救的苦楚
资产阶级的懦弱，封建势力的强大使辛亥革命走向失败，但却间接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在短暂高潮之后陷入低迷。觉醒的希望相继破碎，担负着启蒙重任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反思。康德认为启蒙是“人类自我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五四时期的启蒙是以一批接受过先进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借助于外部力量所发起的运动，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因不对等的关系而产生的隔膜必然预示着革命的失败。所以在革命道路上，启蒙者不了解下层群众的真实境遇，被启蒙者也无法挣脱封建枷锁，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者们都面临着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
这一时期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就像其在自我评述《彷徨》时说道：“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冷得不少。”鲁迅革命思想初期更多的是探讨“看与被看”的劣性关系，“人血馒头”的存在也只是停留在现实层面的“吃与被吃”。而在这一阶段，“吃人”本质上升至精神上的“吃人”，狂人和吕纬甫都是在环境中被同化，精神被“吃掉”的典型。 狂人发现别人在吃人的同时，也相当于将自己放置于“个人”与“群体”的对立中。狂人在一步步地思考中使自己从一个受害者、控诉者变成忏悔者。当狂人发现“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时终于也明白“我未必无意中，不吃了我妹子几片肉……” ④狂人终究逃不过“吃与被吃”的命运，在目睹“吃人”的同时发现自己竟也有了四千年的吃人履历，直至最后不得不发出最真切的呐喊：“救救孩子！”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在人们的思想中扎根，就凭借着“从来如此”使“被吃者”也变成“吃人的人”。而在现实中当群体以绝对的数量优势施予精神世界的绝对同化时，又有多少“狂人”能够不被“吃”呢？狂人是被动地沦为庸众，吕纬甫则是主动放弃的清醒者。
创作《在酒楼上》之前，鲁迅沉默许久，秋瑾被杀，好友许寿堂放弃革命考虑生计问题，这些大大冲击了鲁迅的内心。吕纬甫曾经是一个激进青年，和同学拔过神像的胡子，因为中国改革问题和同学打过架，但是迫于现实，他从教ABCD变成了教《诗经》《孟子》《女儿经》。就如吕纬甫说的：“……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面对曲折的革命形势，吕纬甫放弃了革命道路，回到最初的“原地点”——受母亲嘱托给弟弟迁坟，带纸绒花给顺姑，但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小事，真正隐藏的是吕纬甫主动放弃革命的无奈。而吕纬甫口中的“圆圈”正是此时中国部分革命者的归宿。
鲁迅在《呐喊》的序言中说道：“……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⑤从狂人的被动到吕纬甫的主动更加凸显了这一时期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迷茫。环境的同化、革命者的放弃，这让鲁迅不再是直接批判，而是在黑暗中摸索着正确的革命道路。
四、“毁坏者”——推翻铁屋的希望
五四落潮时期，鲁迅陷入苦闷和犹豫。北京女子师大学潮对这一时期的鲁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校长杨荫榆不准学生参加悼念孙中山的活动，使这场反抗上升至政治高度，而教育部却派出多名军警，雇佣流氓殴打学生，这使鲁迅极为愤怒。在这之前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以狼狈的方式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家，这对又有着浓厚的家庭观念的鲁迅同样是巨大的打击。外部革命环境的恶化和家庭的破裂让鲁迅彻底绝望，其笔下的魏连殳便是其此时心境最直接的体现。
鲁迅将魏连殳的温情消解，使其彻底成为一个自我戕害的孤独者。祖母和孩子分别是魏连殳心中的归属和希望。但是在小说开篇却是为祖母送殓，祖母和魏连殳没有血缘关系，这就意味着仅存的名义上的“家人”也逝去了，祖母的逝去使魏连殳被心灵深层的孤独笼罩着，一向冷漠的魏连殳“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悲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⑥ 祖母的逝去是对魏连殳归属感的解构。但此时的魏连殳还有希望，他对孩子的态度总是格外的热情。当他见到孩子们的时候，眼里“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孩子在魏连殳心中“总是好的，全是天真的”，但是后来当其彻底被现实打败后，孩子们竟然也对其避之不及，甚至连他的花生米都不吃了。孩子被环境同化后也将其视为异类，这是对魏连殳希望的解构。为了生存，魏连殳决定从“独异个人”沦为庸众，这是魏连殳对孤独的反抗，同时也是其死亡的象征。正如魏连殳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已经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 ⑦ 精神上的他已经死了，现实中的他也必将因为背叛自己的精神而离去，魏连殳死后“在不妥帖的衣冠中”接受着最讨厌的一类人的拜别，以一种绝望讽刺的方式向现实屈服。
但是鲁迅在《希望》中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魏连殳这一人物的设定蕴含着尼采哲学的意味。在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中，酒神代表着真实、破坏、本能。尼采認为当生命打破理性和原则的约束，才能建立一个个人生命和世界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世界，所以魏连殳的死亡象征着革命者的新生。鲁迅通过一个旁观者“我”暗示了其革命思想的彻底蜕变。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我”与两位主人公既不是多年深交的密友，也不是有着共同境遇的知音，“我”见证了吕纬甫的放弃和魏连殳的妥协，却也推动着“我”这一类革命者重新燃起革命的希望。
从文章的结尾处来看，“我”与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分别令“我”感到轻松。《在酒楼上》的结尾：“……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是觉得很爽快……” ⑧吕纬甫的遭遇令人惋惜，但是听完吕纬甫的倾诉，面对寒风和雪片的“我”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孤独者》中的结尾：“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的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⑨ 这两处的“我”是轻松的，有两层意味：一是同为革命者，“我”无法理解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的选择，但是“我”却更加明确了自己的革命方向，另一层则象征着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终于冲破黑暗，彻底清醒。
鲁迅笔下的“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讲述者、见证者，但是却蕴含着鲁迅极为深刻的自我观照色彩，“我”是鲁迅在革命道路上完成自我破壁，走向成熟，重塑革命观的象征。所以《彷徨》并不代表鲁迅先生放弃革命，放弃反抗，而是在超脱革命本身寻求真正的革命道路。直至最后，“我”前进的方向正是鲁迅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上继续为之奋斗的方向。
五、结语
“路漫漫其修选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先生是众多革命志士中的一位，面对中国漫长的曲折的革命道路，从“昏睡者”“清醒者”到“毁坏者”，其思想也在成败之间不断地探索反思。从《呐喊》到《彷徨》完整地体现了鲁迅先生的革命思想的变化。从最初的揭露讽刺批判到后期的打破重塑，重新建构，鲁迅先生的革命思想从稚嫩走向成熟。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分别选自《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全集》，鲁迅著，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9月，第62页，第68页，第55页，第285页，第16页，第321页，第372页，第296页，第382页。
参考文献：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湖南：岳麓书社，1999.
[2]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3]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魏巍.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3）.
[5]王明科，柴平.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9.
[6]张全之.中国读书人的两种角色：“主子”与“戏子”——重读《孔乙己》[J].鲁迅研究月刊，2013.
[7]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狂人日记》[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8]谢晓霞.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书写极其意义——《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阅读札记[J].鲁迅研究月刊，2017.
[9]宋琼英.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D].华中师范大学，2010.
[10]陶力.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的建构与发展[D].辽宁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