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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拉姆·阿巴斯是著名乌尔都语小说家。他继承了老一辈乌尔都语作家的创作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吸收自然主义因素，为乌尔都语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乌拉姆·阿巴斯（1909—1986）是著名乌尔都语小说家。其前半生在印巴分治前的印度度过，后半生在巴基斯坦度过。他一生创作的作品并不很多，主要有一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儿童读物，但他在乌尔都语文学界却享有很高声誉。他的小说集《阿南迪城》和《寒月》分别于1948年和1960年荣获巴基斯坦文学院颁发的“阿德姆吉奖”(注：该奖项为巴基斯坦著名企业阿德姆吉赞助设立的巴基斯坦文学最高奖。)，1967年，巴基斯坦政府为了表彰他对乌尔都语文学的特殊贡献授予他“杰出之星”奖章。他的短篇小说《大衣》、《石碑》和《阿南迪城》被誉为乌尔都语小说的精品，其中《大衣》和《石碑》还被收入巴基斯坦高中和大学教材。随着阿巴斯声誉的提高，他的小说及其创作风格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一、以现实主义为主
《大衣》、《石碑》和《阿南迪城》是阿巴斯的代表作。这三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水准都很高，是乌尔都语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这些小说中，作家成功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石碑》中的小职员，为了职位升迁，对一块石碑产生了无限遐想。整个小说通过惟妙惟肖的描写，成功地展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大衣》的主人公则代表了另一类人，他们的生活处境并不很好，但又十分要面子。于是，他们大做表面文章，言行举止和装束都模仿富有的绅士。阿巴斯把这一切描绘得细腻逼真，在故事谜底揭开之前，看不出丝毫破绽，而且，极富悲剧性的故事结局让读者为之震撼，留给读者更多思考空间。《阿南迪城》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作品。一个由妓院兴旺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引起市政管理者和上流社会的不安。他们执意把妓院清出市区，迁徙到蛮荒之地。可是妓院在荒芜之地发展得比原先还要兴旺，原来的蛮荒之地随着妓院的出现又形成了一座新城。作者通过犀利的笔锋辛辣地抨击上流社会。作者承认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妓女有关，但妓女存在、妓院兴旺的真正原因来自上流社会，是他们中的一些人道德沦丧所致。
从主题看，他主要选择下层社会群体为创作对象，讲述其生活中的艰辛与无奈，及其愚昧无知等。
他最关注的是社会下层女性的处境和遭遇。首先是妓女问题，有多部小说都表现出了对妓女的同情。《寒月》和《阿南迪城》两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短篇小说二十四篇，其中八篇是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他笔下的人物不是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卖弄风骚，轻佻淫荡得令人作呕的妓女，而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沦落女性。她们是《他的妻子》中的努斯琳、《旋涡》里的古尔和布哈尔、《人贩子》中的莉西玛、《瘦姐》中的女明星、《割鼻人》中的小太太、《妥协》中的妻子等。这些女性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家出走或被迫沦落风尘。
小说中还有一些女性，她们不是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妓院，而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她们受到的伤害同样让人触目惊心。在《白与黑》中，一名乡村女教师独自行走在大街上，险遭坏人绑架，暗示了妇女的安全没有保障。《救命稻草》中，妇女饱受社会和夫权的双重压迫，毫无权利可言，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掌控在他人手中，逆来顺受的惯性又使她们永远摆脱不了受压迫的地位。《勇敢者》中的残疾妻子，丈夫因为怜悯她，娶她为妻，但是她却从未得到做妻子的权利。作者选择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其目的非常明确，即呼吁社会保护这一弱势人群。在试图唤起女性觉悟的同时，也向社会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改变下层劳动妇女的处境刻不容缓。
阿巴斯笔下的下层民众的另一部分，是那些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落魄诗人、流浪者、小职员、理发师，甚至还包括破落贵族、酒鬼和赌徒等。他们的生存现状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让人看到社会这一阶层的艰辛和无助。
从上述小说不难看出，作者的情感在下层民众一边。他同情下层民众，为他们受到的不公待遇而呐喊。同时，他也在提醒人们改变自身的小市民意识，抛弃封建陋习。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和讽刺，表现了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要贴近现实，要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现实生活。这在阿巴斯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反映。但他的小说中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过于追求客观性、缺少典型人物、故事结局平淡等，而过于追求客观性是造成他小说弊端的一个主要原因。
客观反映现实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但这种客观描写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提炼出能代表本质的东西，是艺术化了的现实。如果一味把观察到的现象不提炼，不归纳，不加工就写出来，那就不是现实主义提倡的客观性。但是阿巴斯的有些小说，往往过于忠实于客观性，追求细微、真实的描述，而忽视了艺术加工。这就使他的一些小说表现出自然主义倾向。
二、自然主义因素
自然主义者主张排除一切小说性的成分，只写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件和细节，反对对普遍的现实生活进行典型的概括，主张仅仅“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一个人类生活的片断。”(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第1257页。)在人物塑造上，指责现实主义者笔下的英雄人物是夸张的产物，提倡写平庸的人，写小人物。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认为，“故事越是平常而普通，越是具有典型性”。(注：同上书，第1257页。)这在阿巴斯的部分小说里得到了印证。写“小人物”并不是自然主义的专利，现实主义的很多大家正是通过写“小人物”的生活，写出了社会批判效果很好的小说，关键要看作家在“小人物”生活的基础上如何提炼出表明社会本质的东西。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是作家创作观的体现。根据自然主义创作原则和对阿巴斯小说的分析，我们看到他的小说有十分清晰的自然主义倾向。具体说，有如下四点表现。
阿巴斯以独特的目光审视小人物的生活，把他们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场景毫不修饰地一一摆在读者面前。描写琐碎，情节平淡，是其自然主义创造手法的表现之一。
例如，《赌徒》中，几个聚赌的人被警察抓了现行，还有两人被误抓。小说以如何能快点走出拘留所为中心展开。赌场老板是核心人物。看到人们心神不定，他劝大家不要紧张，说这是个误会，他在警察局里有熟人，很快就会放人。但是，这些人被关了一夜，最后被罚互相用鞋打十下才被释放。最后赌场老板突然大笑，说：“看到了吧，不起诉，不罚款，不拘留，我说过只是一场误会，全当作是玩笑吧”。(注：乌拉姆·阿巴斯短篇小说集《阿南迪城》，现代书店，拉合尔，1968年，第117页。)再如，《割鼻人》里，作者对那个要割掉“小姐姐”鼻子的嫖客的野蛮和嚣张做了详尽描述，仿佛不幸就要发生。但是，在嫖客大闹“小姐姐”住宅的几个小时里，“小姐姐”始终没有露面，而“小姐姐”回来后满不在乎地说：“‘什么也不会发生。’随之打着哈欠，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注：同上书，第23页。)同样，《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邻居》、《黑暗》等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他们的故事也平淡无奇。
在《赌徒》中，作家详细介绍了赌场老板的外形。他 “中等个子，消瘦的身材，黄眼球的眼睛上画了眼线，白皮肤，小胡子，脸上有麻子，牙齿因吃槟榔而变成黑红色，卷毛头发被油浸泡着，左边分头缝，右边的一撮头发呈波浪状耷拉在额前。身穿细布上衣，金扣子，脖子上挂着一个纯金小符咒，由黑色的线绳拴着。他的上衣总是很干净，但是围着下身的‘托蒂’可不干净。冬天这套衣服外边披着一条旧的红色纯毛大披巾。他的行动很敏捷，一个洗牌老手洗分一次牌的功夫，他至少能做两次。”在小说中，他一直在欺骗他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们从中可以推出这样两种可能：一是赌场老板的欺骗性，二是赌徒们的侥幸心理和他们对法律的无知。如果从作者把较多笔墨投放在赌场老板身上来看，应该是第一种，但看不出作者如此详细描绘赌场老板外形与人物刻画和故事结局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倒是感觉到城市小市民的习气和法盲的愚昧无知。其他小说中的客观性描述就更明显了，《割鼻人》中嫖客要砍掉“小姐姐”的鼻子；《邻居》里小男孩爱上了小女孩；《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里青年人满怀抱负回国工作，却找到穆斯林厌恶的舞蹈老师的工作。这些小说内容平铺直叙，很难让读者抓住本质的东西。
阿巴斯的一些小说过于忠实客观性，典型意义不突出，是他自然主义手法的表现之二。
典型意义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标志，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它包括典型性格在内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其他各种因素和成分。巴尔扎克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在某种程度跟他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 (注：转引自《文学评论丛刊》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一群人也可以是典型，关键是要在“他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注：同上书，第110页。)从这些观点看，阿巴斯的很多小说缺少典型人物，很多时候找不着中心人物，似乎他想传达给读者的只是社会场景，一群人和他们的生活。他的很多小说都具有这种特点。
如《澡堂》中的寡妇，丈夫去世后，只身一人住在类似澡堂的小阁楼里。在这仅有两间小屋的小阁楼里，寡妇靠做裁缝的收入，接济那些无家可归或落魄的男性。被接济者中既有无名小画家、作家、保险推销员、低级摄影师，也有走街串巷的行医者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她竭尽所能，关照这些穷困者，供给他们饭吃，有时“像姐姐一样（边缝着扣子）慈爱地看着这些人，仿佛在说：‘瞧你够淘气的，衣服都穿成这样了。’”这些人称她为“佛尔赫达姐姐”。这些男人有了钱就买点东西大家一块分享，没了钱就想办法去挣。他们聚在一起时，谈论天南海北听来的轶闻趣事。寡妇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瓜葛，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有时也会凑上来插几句话。有一天，寡妇的缝纫机被她收留的人偷走了，这一群人的生活顿时成了问题。一天，一位从乡下来的有钱人解决了这些人的吃饭问题，从此就很难见到佛尔赫达的身影，原来她经常和有钱人幽会。佛尔赫达的离开使这些男人感到失落，他们的生活没有了往日的快乐。故事发展到最后，每当佛尔赫达深夜回到小阁楼，钻进自己的小屋再也不出来时，住在小阁楼的这些男人，便把嫉恨发向招来有钱人的毛拉那，罚他为深夜归来的佛尔赫达准备洗澡水。故事围绕着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的关系展开，故事的中心人物及描写重点应该是佛尔赫达，但我们从小说中只看到佛尔赫达的热情和慷慨。作家把笔墨均分给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并没有突出佛尔赫达的典型形象。
巴尔扎克说过：“作家应该研究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找出‘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它（事实）的全部根源’，揭露一切事物的动因”。(注： 同上书，第47页。)缺少提炼、归纳和概括就割断了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的联系。忽视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也就不能揭示社会历史的典型特征。
结局平淡，无戏剧性，是乌拉姆·阿巴斯小说自然主义手法的表现之三。
现实主义小说的结局通常颇具戏剧性，让读者为之一振或回味无穷。但是，自然主义者主张排除小说中戏剧性的成分，只写平凡的事件和琐碎的细节。这就限定了其故事结局不可能是戏剧性的。小说《人贩子》最具代表性。人贩子利用被拐骗来的姑娘进行婚姻诈骗，当受骗的两个农民发现后追打姑娘时，人贩子又出面调解，把骗来的钱和首饰退还给农民。农民拿到被骗钱物，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四个人你前我后行走在路上，形同陌路。两个受骗农民边走边聊，一个说：“今年的气候又干又冷，我家的庄稼歉收，你们那里怎样，乔杜里？”另一个回答说：“我们那儿一点雨都没下，天气干冷容易生病，尤其是牲畜，我家的水牛吃干草都吃死了。”而被拐骗姑娘“在寒冷的月光下，仿佛行走在梦幻之中，她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脚步迈向哪里。”两个受骗农民追打姑娘时扬言要杀死她，但得到钱和物以后，一切都忘记了，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阿巴斯描写小市民的苦难，似乎只有观察，没有分析。字里行间虽然也流露自己的善恶观，但却不去深挖社会根源。“在他看来一个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二者客观存在，并交织在一起”。(注：乌拉姆·阿巴斯小说集《寒冷的月光》序，乌尔都语书市，拉合尔，2000年，第15页。)而实际上，这些正是他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的表现。
他的作品还表现悲观主义的宿命论，也与自然主义创作观密切相关，是他小说创作中自然主义的表现之四。
在这一点上，就连著名小说《大衣》和《石碑》都有明显的宿命论印记。宿命论在很多乌尔都语小说家那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宿命论是伊斯兰教教义的核心之一。穆斯林相信，人的命运由前世所定，所以应该相信天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阿巴斯笔下的人物似乎充满了希望，但缺少勇气，不讲奋斗，不求进取，听天由命。在小说《石碑》中，小职员把希望寄托在石碑上，似乎石碑能给他带来好运。《稻草》中的寡妇的生活依靠别人，只能任人宰割。《奔波》里的小职员为老板卖命，俨然一个惟命是从的奴才。《勇敢者》里的妻子，一直希望丈夫能爱自己，却没有勇气说出对丈夫的爱，听凭命运的捉弄。
三、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应该说在主张文学要写实这一点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没有共同点。同样都反映现实，但现实主义要求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经过作家的选择、提炼和概括，将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尽可能从偶然揭示必然，从现象显示本质，使作品具有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然而，自然主义作家忠实于客观，不注重典型刻画，把笔墨平均给每个角色，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起伏，不讲究故事结局的戏剧性。
自然主义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随后传到世界各国，影响了各国的文学创作。阿巴斯开始写小说时，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已有七十年之久，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都已大量涌入，其中包括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最早被次大陆的作家所接受，普列姆昌德是公认的乌尔都语短篇小说之父。之后出现了克里山·钱达尔、伊斯玛德·玖厄达伊、拉金德尔·辛格·贝蒂、纳迪姆·卡斯米等小说家。他们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当时次大陆正处在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经济和社会都处于转型过程中，人们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面对这一切，阿巴斯在接受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大胆地对自然主义进行探索，向传统的乌尔都语小说创作发起挑战。
一种社会文化或思潮由一地传入另一地，必定会有所变化，自然主义传到次大陆后，与各种文学思潮相融合，形成具有次大陆自身特点的自然主义。然而，各个作家凭自己对自然主义的理解和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又演绎出各自的特色。阿巴斯的小说就具有自己的特色，他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在一起，虽然有得有失，但这毕竟是乌尔都语小说界最早的尝试之一。有如下几点值得总结。
首先，“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做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第1255页。) 自然主义的这些概念在阿巴斯那里没有被完全验证。但是，他也没有采用现实主义文学那种把“英雄人物尽量地放大”、“只会铸造巨人”的做法，而是比较客观地记录了现实。“为了避免作品令人生厌，自然主义作家往往喜爱在其中加入怪诞、畸形的成分……缺乏完整性，也缺乏准确性”。(注：同上书，第1257页。)乌拉姆·阿巴斯的小说基本上避免了这一弊端。
第二，“自然主义则根本否定文学应当服从于一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目的，认为文学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注：同上书，第1256页。)仅仅满足于记录现实生活的表象，不去深入揭示事物的本质，探求必然的真理，就会削弱作品的思想内容。阿巴斯的小说避免批评，也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有时让人感到有些中立。但是，他的小说并不缺少内涵和深度，很多时候他把社会存在的弊端通过看似漫不经心的手法表现出来，较好地把握住事物的内在联系。
第三，自然主义另一鲜明特点是用“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体现在阿巴斯作品中的是人道主义。他用人道主义来解释一切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尊重人的尊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肢解。在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下，视罪犯的犯罪是“诚实的罪”，或仅是因为人性的无奈。他把人的弱点解释为是人不能控制的，人的两面性是正常的而且是被允许的。他还处处想告诉人们，应该以良好的心态给“坏”以合理的位置，好与坏同在世界才显得美丽和有趣。人活在世界上，会面对形形色色的欺骗，对付这种欺骗需要好的心态。他用宿命论解释一切人不能左右的事，这些都是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迥然不同的。
第四， 现实主义注重典型意义、结局的戏剧性，并具有鲜明的批判态度。这些在阿巴斯这里都显得有些牵强。尤其是批判的态度，就更难看到。但他把一件件事展示出来，揭露出来，是否需要批判，则要读者自己去判定。对此，有的巴基斯坦评论家称他为“温和派作家”或“中庸型”作家。在对社会的揭露中表现出“手软”，这一点是他和普列姆昌德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最大不同。他之前的乌尔都语小说家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强的震撼力。阿巴斯的小说就缺少这种力量。对此，N.M.拉希德说：“乌拉姆·阿巴斯的小说囊括了五彩缤纷的世界，他热爱生活，他不忍心剥去它的表皮，不想把它剥得一丝不挂，只想把生活当做自己的密友，不去伤害它，对它说悄悄话。”(注：乌拉姆·阿巴斯小说集《寒冷的月光》序，第14 页。)阿巴斯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十分温和，很少出现血淋淋、残暴以及不堪入目的描述，同样，他的小说的结局哪怕是悲剧性的也常常被淡化。
第五，“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善于通过环境和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来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力求深入细致地揭示出人物内心矛盾变化”，(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第1122页。)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标志。由于阿巴斯追求“大众”和“普通”，就无法对小说的主角进行深刻的挖掘。“通过环境和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来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注：同上书，第1122页。)也就无法实现 。
阿巴斯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有得有失，其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的不都是弊端，有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阿巴斯开始写作时，乌尔都语文学史上已出现了很多现实主义大师，他们的作品风格十分接近。阿巴斯的作品以不同的风格问世后，给读者一种新颖的感觉。其选题同劳动人民有关，但选材不拘一格，呈现出与现实主义的不同；在描述上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但完全不受现实主义框架的约束，而是自然流淌。他的作品在表现美与丑上十分隐晦，似有似无，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这一切都与当时的乌尔都语小说创作形成强烈对照，他的探索以及独特新颖的创作手法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
在乌尔都语小说创作中进行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探索的绝非乌拉姆·阿巴斯一人，但像他那样能够表现出较强的驾驭能力的作家是不多见的。他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创作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向传统的乌尔都语小说创作方法发起冲击，为乌尔都语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乌拉姆·阿巴斯（1909—1986）是著名乌尔都语小说家。其前半生在印巴分治前的印度度过，后半生在巴基斯坦度过。他一生创作的作品并不很多，主要有一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儿童读物，但他在乌尔都语文学界却享有很高声誉。他的小说集《阿南迪城》和《寒月》分别于1948年和1960年荣获巴基斯坦文学院颁发的“阿德姆吉奖”(注：该奖项为巴基斯坦著名企业阿德姆吉赞助设立的巴基斯坦文学最高奖。)，1967年，巴基斯坦政府为了表彰他对乌尔都语文学的特殊贡献授予他“杰出之星”奖章。他的短篇小说《大衣》、《石碑》和《阿南迪城》被誉为乌尔都语小说的精品，其中《大衣》和《石碑》还被收入巴基斯坦高中和大学教材。随着阿巴斯声誉的提高，他的小说及其创作风格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一、以现实主义为主
《大衣》、《石碑》和《阿南迪城》是阿巴斯的代表作。这三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水准都很高，是乌尔都语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这些小说中，作家成功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石碑》中的小职员，为了职位升迁，对一块石碑产生了无限遐想。整个小说通过惟妙惟肖的描写，成功地展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大衣》的主人公则代表了另一类人，他们的生活处境并不很好，但又十分要面子。于是，他们大做表面文章，言行举止和装束都模仿富有的绅士。阿巴斯把这一切描绘得细腻逼真，在故事谜底揭开之前，看不出丝毫破绽，而且，极富悲剧性的故事结局让读者为之震撼，留给读者更多思考空间。《阿南迪城》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作品。一个由妓院兴旺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引起市政管理者和上流社会的不安。他们执意把妓院清出市区，迁徙到蛮荒之地。可是妓院在荒芜之地发展得比原先还要兴旺，原来的蛮荒之地随着妓院的出现又形成了一座新城。作者通过犀利的笔锋辛辣地抨击上流社会。作者承认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妓女有关，但妓女存在、妓院兴旺的真正原因来自上流社会，是他们中的一些人道德沦丧所致。
从主题看，他主要选择下层社会群体为创作对象，讲述其生活中的艰辛与无奈，及其愚昧无知等。
他最关注的是社会下层女性的处境和遭遇。首先是妓女问题，有多部小说都表现出了对妓女的同情。《寒月》和《阿南迪城》两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短篇小说二十四篇，其中八篇是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他笔下的人物不是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卖弄风骚，轻佻淫荡得令人作呕的妓女，而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沦落女性。她们是《他的妻子》中的努斯琳、《旋涡》里的古尔和布哈尔、《人贩子》中的莉西玛、《瘦姐》中的女明星、《割鼻人》中的小太太、《妥协》中的妻子等。这些女性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家出走或被迫沦落风尘。
小说中还有一些女性，她们不是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妓院，而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她们受到的伤害同样让人触目惊心。在《白与黑》中，一名乡村女教师独自行走在大街上，险遭坏人绑架，暗示了妇女的安全没有保障。《救命稻草》中，妇女饱受社会和夫权的双重压迫，毫无权利可言，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掌控在他人手中，逆来顺受的惯性又使她们永远摆脱不了受压迫的地位。《勇敢者》中的残疾妻子，丈夫因为怜悯她，娶她为妻，但是她却从未得到做妻子的权利。作者选择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其目的非常明确，即呼吁社会保护这一弱势人群。在试图唤起女性觉悟的同时，也向社会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改变下层劳动妇女的处境刻不容缓。
阿巴斯笔下的下层民众的另一部分，是那些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落魄诗人、流浪者、小职员、理发师，甚至还包括破落贵族、酒鬼和赌徒等。他们的生存现状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让人看到社会这一阶层的艰辛和无助。
从上述小说不难看出，作者的情感在下层民众一边。他同情下层民众，为他们受到的不公待遇而呐喊。同时，他也在提醒人们改变自身的小市民意识，抛弃封建陋习。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和讽刺，表现了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要贴近现实，要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现实生活。这在阿巴斯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反映。但他的小说中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过于追求客观性、缺少典型人物、故事结局平淡等，而过于追求客观性是造成他小说弊端的一个主要原因。
客观反映现实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但这种客观描写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提炼出能代表本质的东西，是艺术化了的现实。如果一味把观察到的现象不提炼，不归纳，不加工就写出来，那就不是现实主义提倡的客观性。但是阿巴斯的有些小说，往往过于忠实于客观性，追求细微、真实的描述，而忽视了艺术加工。这就使他的一些小说表现出自然主义倾向。
二、自然主义因素
自然主义者主张排除一切小说性的成分，只写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件和细节，反对对普遍的现实生活进行典型的概括，主张仅仅“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一个人类生活的片断。”(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第1257页。)在人物塑造上，指责现实主义者笔下的英雄人物是夸张的产物，提倡写平庸的人，写小人物。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认为，“故事越是平常而普通，越是具有典型性”。(注：同上书，第1257页。)这在阿巴斯的部分小说里得到了印证。写“小人物”并不是自然主义的专利，现实主义的很多大家正是通过写“小人物”的生活，写出了社会批判效果很好的小说，关键要看作家在“小人物”生活的基础上如何提炼出表明社会本质的东西。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是作家创作观的体现。根据自然主义创作原则和对阿巴斯小说的分析，我们看到他的小说有十分清晰的自然主义倾向。具体说，有如下四点表现。
阿巴斯以独特的目光审视小人物的生活，把他们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场景毫不修饰地一一摆在读者面前。描写琐碎，情节平淡，是其自然主义创造手法的表现之一。
例如，《赌徒》中，几个聚赌的人被警察抓了现行，还有两人被误抓。小说以如何能快点走出拘留所为中心展开。赌场老板是核心人物。看到人们心神不定，他劝大家不要紧张，说这是个误会，他在警察局里有熟人，很快就会放人。但是，这些人被关了一夜，最后被罚互相用鞋打十下才被释放。最后赌场老板突然大笑，说：“看到了吧，不起诉，不罚款，不拘留，我说过只是一场误会，全当作是玩笑吧”。(注：乌拉姆·阿巴斯短篇小说集《阿南迪城》，现代书店，拉合尔，1968年，第117页。)再如，《割鼻人》里，作者对那个要割掉“小姐姐”鼻子的嫖客的野蛮和嚣张做了详尽描述，仿佛不幸就要发生。但是，在嫖客大闹“小姐姐”住宅的几个小时里，“小姐姐”始终没有露面，而“小姐姐”回来后满不在乎地说：“‘什么也不会发生。’随之打着哈欠，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注：同上书，第23页。)同样，《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邻居》、《黑暗》等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他们的故事也平淡无奇。
在《赌徒》中，作家详细介绍了赌场老板的外形。他 “中等个子，消瘦的身材，黄眼球的眼睛上画了眼线，白皮肤，小胡子，脸上有麻子，牙齿因吃槟榔而变成黑红色，卷毛头发被油浸泡着，左边分头缝，右边的一撮头发呈波浪状耷拉在额前。身穿细布上衣，金扣子，脖子上挂着一个纯金小符咒，由黑色的线绳拴着。他的上衣总是很干净，但是围着下身的‘托蒂’可不干净。冬天这套衣服外边披着一条旧的红色纯毛大披巾。他的行动很敏捷，一个洗牌老手洗分一次牌的功夫，他至少能做两次。”在小说中，他一直在欺骗他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们从中可以推出这样两种可能：一是赌场老板的欺骗性，二是赌徒们的侥幸心理和他们对法律的无知。如果从作者把较多笔墨投放在赌场老板身上来看，应该是第一种，但看不出作者如此详细描绘赌场老板外形与人物刻画和故事结局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倒是感觉到城市小市民的习气和法盲的愚昧无知。其他小说中的客观性描述就更明显了，《割鼻人》中嫖客要砍掉“小姐姐”的鼻子；《邻居》里小男孩爱上了小女孩；《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里青年人满怀抱负回国工作，却找到穆斯林厌恶的舞蹈老师的工作。这些小说内容平铺直叙，很难让读者抓住本质的东西。
阿巴斯的一些小说过于忠实客观性，典型意义不突出，是他自然主义手法的表现之二。
典型意义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标志，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它包括典型性格在内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其他各种因素和成分。巴尔扎克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在某种程度跟他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 (注：转引自《文学评论丛刊》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一群人也可以是典型，关键是要在“他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注：同上书，第110页。)从这些观点看，阿巴斯的很多小说缺少典型人物，很多时候找不着中心人物，似乎他想传达给读者的只是社会场景，一群人和他们的生活。他的很多小说都具有这种特点。
如《澡堂》中的寡妇，丈夫去世后，只身一人住在类似澡堂的小阁楼里。在这仅有两间小屋的小阁楼里，寡妇靠做裁缝的收入，接济那些无家可归或落魄的男性。被接济者中既有无名小画家、作家、保险推销员、低级摄影师，也有走街串巷的行医者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她竭尽所能，关照这些穷困者，供给他们饭吃，有时“像姐姐一样（边缝着扣子）慈爱地看着这些人，仿佛在说：‘瞧你够淘气的，衣服都穿成这样了。’”这些人称她为“佛尔赫达姐姐”。这些男人有了钱就买点东西大家一块分享，没了钱就想办法去挣。他们聚在一起时，谈论天南海北听来的轶闻趣事。寡妇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瓜葛，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有时也会凑上来插几句话。有一天，寡妇的缝纫机被她收留的人偷走了，这一群人的生活顿时成了问题。一天，一位从乡下来的有钱人解决了这些人的吃饭问题，从此就很难见到佛尔赫达的身影，原来她经常和有钱人幽会。佛尔赫达的离开使这些男人感到失落，他们的生活没有了往日的快乐。故事发展到最后，每当佛尔赫达深夜回到小阁楼，钻进自己的小屋再也不出来时，住在小阁楼的这些男人，便把嫉恨发向招来有钱人的毛拉那，罚他为深夜归来的佛尔赫达准备洗澡水。故事围绕着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的关系展开，故事的中心人物及描写重点应该是佛尔赫达，但我们从小说中只看到佛尔赫达的热情和慷慨。作家把笔墨均分给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并没有突出佛尔赫达的典型形象。
巴尔扎克说过：“作家应该研究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找出‘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它（事实）的全部根源’，揭露一切事物的动因”。(注： 同上书，第47页。)缺少提炼、归纳和概括就割断了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的联系。忽视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也就不能揭示社会历史的典型特征。
结局平淡，无戏剧性，是乌拉姆·阿巴斯小说自然主义手法的表现之三。
现实主义小说的结局通常颇具戏剧性，让读者为之一振或回味无穷。但是，自然主义者主张排除小说中戏剧性的成分，只写平凡的事件和琐碎的细节。这就限定了其故事结局不可能是戏剧性的。小说《人贩子》最具代表性。人贩子利用被拐骗来的姑娘进行婚姻诈骗，当受骗的两个农民发现后追打姑娘时，人贩子又出面调解，把骗来的钱和首饰退还给农民。农民拿到被骗钱物，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四个人你前我后行走在路上，形同陌路。两个受骗农民边走边聊，一个说：“今年的气候又干又冷，我家的庄稼歉收，你们那里怎样，乔杜里？”另一个回答说：“我们那儿一点雨都没下，天气干冷容易生病，尤其是牲畜，我家的水牛吃干草都吃死了。”而被拐骗姑娘“在寒冷的月光下，仿佛行走在梦幻之中，她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脚步迈向哪里。”两个受骗农民追打姑娘时扬言要杀死她，但得到钱和物以后，一切都忘记了，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阿巴斯描写小市民的苦难，似乎只有观察，没有分析。字里行间虽然也流露自己的善恶观，但却不去深挖社会根源。“在他看来一个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二者客观存在，并交织在一起”。(注：乌拉姆·阿巴斯小说集《寒冷的月光》序，乌尔都语书市，拉合尔，2000年，第15页。)而实际上，这些正是他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的表现。
他的作品还表现悲观主义的宿命论，也与自然主义创作观密切相关，是他小说创作中自然主义的表现之四。
在这一点上，就连著名小说《大衣》和《石碑》都有明显的宿命论印记。宿命论在很多乌尔都语小说家那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宿命论是伊斯兰教教义的核心之一。穆斯林相信，人的命运由前世所定，所以应该相信天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阿巴斯笔下的人物似乎充满了希望，但缺少勇气，不讲奋斗，不求进取，听天由命。在小说《石碑》中，小职员把希望寄托在石碑上，似乎石碑能给他带来好运。《稻草》中的寡妇的生活依靠别人，只能任人宰割。《奔波》里的小职员为老板卖命，俨然一个惟命是从的奴才。《勇敢者》里的妻子，一直希望丈夫能爱自己，却没有勇气说出对丈夫的爱，听凭命运的捉弄。
三、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应该说在主张文学要写实这一点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没有共同点。同样都反映现实，但现实主义要求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经过作家的选择、提炼和概括，将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尽可能从偶然揭示必然，从现象显示本质，使作品具有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然而，自然主义作家忠实于客观，不注重典型刻画，把笔墨平均给每个角色，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起伏，不讲究故事结局的戏剧性。
自然主义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随后传到世界各国，影响了各国的文学创作。阿巴斯开始写小说时，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已有七十年之久，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都已大量涌入，其中包括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最早被次大陆的作家所接受，普列姆昌德是公认的乌尔都语短篇小说之父。之后出现了克里山·钱达尔、伊斯玛德·玖厄达伊、拉金德尔·辛格·贝蒂、纳迪姆·卡斯米等小说家。他们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当时次大陆正处在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经济和社会都处于转型过程中，人们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面对这一切，阿巴斯在接受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大胆地对自然主义进行探索，向传统的乌尔都语小说创作发起挑战。
一种社会文化或思潮由一地传入另一地，必定会有所变化，自然主义传到次大陆后，与各种文学思潮相融合，形成具有次大陆自身特点的自然主义。然而，各个作家凭自己对自然主义的理解和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又演绎出各自的特色。阿巴斯的小说就具有自己的特色，他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在一起，虽然有得有失，但这毕竟是乌尔都语小说界最早的尝试之一。有如下几点值得总结。
首先，“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做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第1255页。) 自然主义的这些概念在阿巴斯那里没有被完全验证。但是，他也没有采用现实主义文学那种把“英雄人物尽量地放大”、“只会铸造巨人”的做法，而是比较客观地记录了现实。“为了避免作品令人生厌，自然主义作家往往喜爱在其中加入怪诞、畸形的成分……缺乏完整性，也缺乏准确性”。(注：同上书，第1257页。)乌拉姆·阿巴斯的小说基本上避免了这一弊端。
第二，“自然主义则根本否定文学应当服从于一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目的，认为文学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注：同上书，第1256页。)仅仅满足于记录现实生活的表象，不去深入揭示事物的本质，探求必然的真理，就会削弱作品的思想内容。阿巴斯的小说避免批评，也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有时让人感到有些中立。但是，他的小说并不缺少内涵和深度，很多时候他把社会存在的弊端通过看似漫不经心的手法表现出来，较好地把握住事物的内在联系。
第三，自然主义另一鲜明特点是用“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体现在阿巴斯作品中的是人道主义。他用人道主义来解释一切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尊重人的尊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肢解。在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下，视罪犯的犯罪是“诚实的罪”，或仅是因为人性的无奈。他把人的弱点解释为是人不能控制的，人的两面性是正常的而且是被允许的。他还处处想告诉人们，应该以良好的心态给“坏”以合理的位置，好与坏同在世界才显得美丽和有趣。人活在世界上，会面对形形色色的欺骗，对付这种欺骗需要好的心态。他用宿命论解释一切人不能左右的事，这些都是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迥然不同的。
第四， 现实主义注重典型意义、结局的戏剧性，并具有鲜明的批判态度。这些在阿巴斯这里都显得有些牵强。尤其是批判的态度，就更难看到。但他把一件件事展示出来，揭露出来，是否需要批判，则要读者自己去判定。对此，有的巴基斯坦评论家称他为“温和派作家”或“中庸型”作家。在对社会的揭露中表现出“手软”，这一点是他和普列姆昌德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最大不同。他之前的乌尔都语小说家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强的震撼力。阿巴斯的小说就缺少这种力量。对此，N.M.拉希德说：“乌拉姆·阿巴斯的小说囊括了五彩缤纷的世界，他热爱生活，他不忍心剥去它的表皮，不想把它剥得一丝不挂，只想把生活当做自己的密友，不去伤害它，对它说悄悄话。”(注：乌拉姆·阿巴斯小说集《寒冷的月光》序，第14 页。)阿巴斯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十分温和，很少出现血淋淋、残暴以及不堪入目的描述，同样，他的小说的结局哪怕是悲剧性的也常常被淡化。
第五，“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善于通过环境和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来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力求深入细致地揭示出人物内心矛盾变化”，(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第1122页。)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标志。由于阿巴斯追求“大众”和“普通”，就无法对小说的主角进行深刻的挖掘。“通过环境和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来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注：同上书，第1122页。)也就无法实现 。
阿巴斯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有得有失，其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的不都是弊端，有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阿巴斯开始写作时，乌尔都语文学史上已出现了很多现实主义大师，他们的作品风格十分接近。阿巴斯的作品以不同的风格问世后，给读者一种新颖的感觉。其选题同劳动人民有关，但选材不拘一格，呈现出与现实主义的不同；在描述上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但完全不受现实主义框架的约束，而是自然流淌。他的作品在表现美与丑上十分隐晦，似有似无，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这一切都与当时的乌尔都语小说创作形成强烈对照，他的探索以及独特新颖的创作手法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
在乌尔都语小说创作中进行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探索的绝非乌拉姆·阿巴斯一人，但像他那样能够表现出较强的驾驭能力的作家是不多见的。他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创作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向传统的乌尔都语小说创作方法发起冲击，为乌尔都语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