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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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成立的青年写作指导会此前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仅见孙玉石在《冯雪峰的珍贵佚诗及杂志》里这样说道:“\'青年写作指导会\',于1942年元旦成立后,为了\'指导青年写作,选拔青年作家\',曾经向全国公开征稿,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文学修养》这份小刊物.……它是否为\'文协\'下属机构或别立名义所编的刊物,现在还无法找到充分的资料证明.”②事实上,青年写作指导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由国民政府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教育部、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共同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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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成立的青年写作指导会此前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仅见孙玉石在《冯雪峰的珍贵佚诗及杂志》里这样说道:“\'青年写作指导会\',于1942年元旦成立后,为了\'指导青年写作,选拔青年作家\',曾经向全国公开征稿,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文学修养》这份小刊物.……它是否为\'文协\'下属机构或别立名义所编的刊物,现在还无法找到充分的资料证明.”②事实上,青年写作指导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由国民政府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教育部、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共同筹备组织并提供经费,与“文协”无直接关联.青年写作指导会的阵容不容小觑,老舍、卢前、姚蓬子、常任侠、易君左、顾一樵、王进珊、梅林等知名作家都加入其中.它通过举办文艺讲座、举办青年作家座谈会、组织名家修改青年文艺作品、介绍发表青年作家优秀作品等形式,提升了抗战时期重庆乃至更大范围内文学青年的写作热情,客观上起到了培养新进作家和充实抗战文艺的作用.本文拟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梳理青年写作指导会的来龙去脉,并对《文学修养》杂志进行简单介绍,以期对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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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启蒙者,其一生的奋斗紧密围绕民族解放和国民性改造两大主题.在论述这两大主题的过程中,戏剧艺术成为鲁迅一再引证的文艺样式.在引证过程中折射出的鲁迅对于戏剧艺术的观念,近乎完美地诠释了鲁迅的文化启蒙观念的源头、发展和旨归,即从乡土发源,历经了由乡土而都市的困惑与苦痛,最后走向成熟和出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乡土与都市,带有畸变的文化生态特质.这一特质在戏剧艺术上的体现,尤为鲜明.鲁迅先生的戏剧观便是在由乡土而都市的现代戏曲生态嬗变格局下,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解放与国民
民国二十年(1931) 12月2日,早年在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的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梅校长向清华学子和世人宣称:“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①我踏进四川大学校园的那一刻,印证了梅校长的卓绝论断.1986年7月,我从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坐落于锦江之畔的四川大学.宁
学科生态建设是一流学科成长与发展的实践保障.一流学科的孕育生成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和国家以及社会需求推动的结果;一流学科的成长既要关注学科生态建设,也要注重基于学科生态位提升的外在动力机制.改革实践中必须遵循学科个体的自然生命节律,尊重多样异质的学科种群的发展,创设主干突出的学科生态群落,维护学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老舍深受传统民间文艺的影响,不落痕迹地汲取了中国曲艺说书传统的精华,把其水乳交融地化入外来的戏剧形式中,成就了中国现代话剧杰构——《茶馆》.该剧共三幕,叙述了半个世纪平民化的中国历史,每一幕因时间跨度的区隔而相对独立如“独幕剧”,三幕戏各自容纳络绎不绝的多样冲突,皆统摄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主题.它是舞台上的戏剧,又像书台上的说书人“讲史”.目前学界有关《茶馆》的研究虽已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景象,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去关注其“讲史”特质与这种民族化、民间化的审美品格,故须探讨.本文将在全剧将50年历史时段
从早年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文”,到开掘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四度空间”,余光中以极大的创作热情为文坛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产物.黄维梁教授称其手中握的是一支“五色之笔”——用紫色笔写诗,用金色笔写散文,用黑色笔评论,用红色笔编辑,用蓝色笔翻译①.足可见出,翻译乃余光中文学成就的重要一极.
近年来,鲁迅的译著与其创作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代表有王家平、郜元宝.王家平的《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一书,专门论述了鲁迅早、中、后三个时期的翻译与文本研究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视野宏阔,内容翔实,说理有据①.谈到《野草》与其他译作的关系时,他主要提到了厨川白村推崇的象征主义对《野草》的创作有直接驱动作用,《工人绥惠略夫》的系列噩梦与《野草》的诸多噩梦的关联,然而这些都是很多研究者已经谈论过的,缺乏新意.
关于新月社,徐志摩曾明确表述——“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①.没有聚餐会聚合新月同人,很可能就没有后来新月社的产生,但聚餐会始于何时?多久聚餐一次?在哪里聚餐?何时演变成“新月社”?“新月社”何时发展为新月社俱乐部?三者之间有何种联系?诸多问题,多年来学界做了不少研究,但至今语焉不详或说法不一.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月社核心人物胡适、徐志摩等并未留下详细文字材料或留下的材料(如日记、书信)部分已缺失,其他相关人物的回忆不清晰
罗洪,原名姚罗英,学名姚自珍,1910年11月19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今上海市松江区)o因喜爱罗曼·罗兰的小说和洪野的画作,故改名为姚罗洪,取笔名“罗洪”.罗洪可谓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多产的女作家之一,但在已出版的文学史中,却罕见其名,专门的研究资料更是十分少见②,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于20世纪80-90年代.如艾以、王平较早关注罗洪的创作③,许杰④、胡凌芝⑤、王家伦⑥、万莲子⑦等人关注到罗洪的审美取向、主题内蕴.
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牛汉以“文化大革命”及新时期写作、编辑《新文学史料》和《中国》等后期成果为学界所推重;比较而言,在牛汉一个甲子有余的诗歌生命中,其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诗路探寻则少为人知①.透过诗歌文本细读与牛汉人生自述,可以发现牛汉在这一时期并未搁笔②,反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产生了巨大的创作激情.抗美援朝时期,特别是在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牛汉创作了大量诗歌,删汰后结集出版了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受到师友的肯定和推重③.在牛汉与胡风的往来通信中,牛汉明确表
小城文学中的“小城”即“小城镇”②,目前学界关于“小城文学”的研究已经渐成规模③.因为小城文学的加入,现代文学“都市—乡村”二元结构转变为“都市—小城—乡村”三元并列结构.小城的凸显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冲突与整合、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撞击融合的产物.正是在小城这种异质文化碰撞的场域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才能更新,所以,相对于都市和乡村,现代知识分子(作家)与小城的关系更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