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教师朋友，每次遇到我，总是炫耀她又读了某部国外的教育专著，说出来的理论，吓得我一跳一跳。
　　不过，也得承认，国外的教育书籍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譬如说，前一阵子我在网上看到一帖子，说到中外学生守则的对比。就以罗恩，克拉克的《教育的55个细节》来说，他们的学生守则，涵盖了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小到待人接物的礼仪，大到积极心态的养成，无一不是教育一个孩子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具体而微小的细节。而我国的学生守则，内容都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等一些宏大的叙事——这大抵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到了大学还要回过头来，进行诸如不要插队等日常行为规范教育。
　　说到教养，基础内容若按章炳麟先生《小学略说》阐述朱熹所，信，就是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在我感叹外国人抓住了养成教育的真谛时，却发现这些内容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让我联想到朱永新先生的一句话：“在我们的教育到处东张西望、言必称西方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整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教育传统，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句话出自他为王涵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学记》写的序。曾因了这句话，我捧起这本书。在大家都在向前看，无暇往后看的当儿，我想看看老祖宗们留下了什么经无数人检验和淘洗过的好东西。
　　“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白鹿洞书院院址设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嵩阳书院院址设河南登封少室山，岳麓书院院址设长沙岳麓上抱黄洞下，单看这些地名，就已经令人神往。再看书中书院的照片，不禁感叹，在那里，即使静坐片刻，也会被书院的精神气质所感染。林语堂先生曾讲到：“学堂外观之最重要部分就是一座颓圮古朴苔痕半壁匾额字迹潦倒不可复认的大门，其余一切学堂的房屋树木场所周围亦必有一种森严古朴的气象，使人一跨进大门如置身别一天地，忘记我们一切的俗虑俗冗，好像在此周围内惟一要紧的事件是学问是思想。”也有老师提出：“一个学校再贫乏，只要有了一棵树，它就有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和精神的寄托。所以好的学校，都是跟古木参天、绿叶遮蔽关联在一起的，这是学校文化的一个很美妙的部分，也是很有生机的一个部分。”然而，现实中的我们的学校的环境是怎样的呢?被钢筋水泥所裹挟，被喧嚣浮躁所掩盖，没有了大树，没有了草地，孩子们只能看到学校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一所学校没有了孩子们可以留存在记忆中的一棵大树、一条花径，没有了这些精神象征和精神寄托，学校的面容在他心里模糊不清，环境育人只会是空话吧。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写我理想中的学校——“我理想中的学校处处鸟语花香。学校没有围墙，她就在田野里，就在社区中。学校也没有高楼大厦，但多的是参天古木和争奇斗艳的鲜花。学校甚至也没有许多游乐设施，但随处可见的是人鸟嬉戏的温馨情境、蛙声一片的纯净氛围。在学校仰望天空，天是蓝的；俯视大地，地是绿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清香，视野里总是充盈着绿意。在这里，呼吸是自由的，精神是愉悦的，生命是舒畅的，心灵是澄澈的。”我没想到的是，我理想中的学校早就有了，而且更让人振奋的是，那学校比我理想中的学校更理想。
　　书院的环境是看得见的文化。“看得见”的校园环境与学校特色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可能在另外的“看不见”或不容易看见的地方。
　　现在看来，书院的特质之一，就是注重藏书：“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为藏书之所”。——诸多大师就藏在书院的书架上。此外书院的机构简单，专职管理人员很少，书院的主持往往是学派宗师——大师也活在书院中。清代，岳麓书院就汇聚了一批学问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著名学者欧阳厚均掌教书院二十七年，弟子数以万计，“济济称盛”；“一代鸿儒”王文清手订“岳麓书院学桂”，海内盛传，学界尊奉；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课程改革的先河。正是因为有大师们的存在，岳麓学术薪火相传，培养出众多著名湖湘学者和近现代史上的军政杰才。而其他书院，也莫不是大师云集之处，被大师熏陶出来的学子也莫不是灿若星辰。
　　理想中的大学，在林语堂先生看来。就是一大班瑰异不凡人格的，吃饭所，就是国中贤才荟萃之区，思想家科学家麇集之处；这里可以碰见一位牛顿。那里可以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吴稚晖；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所。书院中一段时期内一大班名家倒也没有，但主持者却是前仆后继的大师们。和大师一起交游接触，朝夕谈笑，起坐之间，怎能不受到他们的诱化陶养引导鼓励呢?可惜的是，现在的学校多的是大楼，唯独少了大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真不知道，没有了大师的大学还能是什么地方?又能培养出多少优秀的学子7而且现在的学校，机构臃肿，专职管理人员众多，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大班瑰异不凡人格的吃饭所”。学校的行政化，是不是就养了许多吃闲饭的平庸之辈?
　　书院弥漫着一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讲学谈学的空气”。在书院内，自发的、随机的和平等的，激烈程度甚至有辱斯文的论辩是家常便饭一一宋代以后流行的各家语录，大抵就是书院师徒间问答的语录。尤其是，书院之间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也就是讲会制度，以及自由争辩制度，让人唏嘘不已，心向往之。发生在1175年(宋淳熙二年)夏季著名的鹅湖之会，大抵就是历史上最厉害的辩论会吧：辩论的双方都是大师级别的，一方是理学的鼻祖朱熹，另一方则是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即便只是辩论会的主席，那也不得了。吕祖谦。吕学的创始人!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呢，陆朱以前政治思想基本一致，但自此却互不苟同。六年以后，朱熹任南康军知军，重修白鹿洞书院，又请陆九渊前来讲学，陆九渊倒也不怕客场迎战，做了极富激隋的演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人家的地盘，他也毫不客气，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更可贵的是，朱熹不仅没有成为朱跳跳，反而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刻石为铭，存在白鹿洞书院。
　　那门户开放的胸襟，那几乎没有约束的自由争鸣氛围，那自由而不专制的学术环境，无不让人陷入沉思。
　　说到自由争鸣，就不得不提到书院在宋代兴起的历史背景。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宋代政体之完备、文化之繁盛、科技之发达，教育之普及，远超令人想象。究其根源，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曾经给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但或许也是最贴近历史真实的答案——他说这一切都源于宋代开国皇帝内心中的“惧”。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被拥戴为皇帝，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俱不足与历代开国君主相提并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民选”的皇帝，并且，是在一片混乱之中被众人推举出来的。这种特殊的际遇使得他不但如历代君主一样敬畏天地鬼神，也畏惧天下百姓和身边勋绩卓著的文臣武将，于是“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由这种惧怕心理转而约束自己发自内心地诚敬待人，体现在对待文臣的态度上，他在继位之初就勒石警戒子孙不得加害文臣土大夫，“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就使得宋代的文官集团——“士大夫”这一阶层有了远胜前代的最为优越的“话语权”，促成了“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第6页)
　　王夫之的言论，当然只是一说，然而现在我们以史为鉴，不能不让今天中国的教育有所反思。譬如作为教师的我，是有所畏惧而让孩子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呢，还是无所忌惮而肆意宰制学生呢?——而这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常往后看看的价值所在。那些开口后现代主义，闭口后极权社会的“外国月亮比较圓”的老师们读了这些文字又该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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