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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战略家和理论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新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着重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出发，分析、探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关键词】外交；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霸权主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人类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的胜利成果，是近代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奋力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后建立的新政权，它承载着近代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伟大梦想。同时，新中国成立之时，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态势初步形成，“冷战”与对抗是当时的时代主题。经过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局势和国内实际，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一、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制定三大对外决策。
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对外决策。“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先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就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立场和对外基本方针，也是在当时内外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三项对外决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充分而又具体的体现。《共同纲领》第五十四条概括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政策和战争政策。”
二、开展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呈现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建国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军事威胁、贸易封锁、外交孤立”的敌对政策，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敌对政策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制定了相应的对策，选择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但中苏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事事听命于苏联，服从于苏联的战略需要。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始终保持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当苏联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并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并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周恩来同志遵循毛泽东的上述主张，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0月，毛泽东同志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
为了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又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明确提出：“求同存异”，就国家关系而言，即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实践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一经我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客观现状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从而为当代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为了坚决反对威胁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同志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作出了“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战略，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著化。面对这种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在60年代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不断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战略家和理论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活动的开展、外交新局面的开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外交局面，学习、研究和继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创中国特色外交工作新局面，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宫力.试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学报》[J].1999（4）.
[2] 赵玉萍.毛泽东外交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探討.《法制与经济》[J].2011（07）
【关键词】外交；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霸权主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人类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的胜利成果，是近代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奋力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后建立的新政权，它承载着近代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伟大梦想。同时，新中国成立之时，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态势初步形成，“冷战”与对抗是当时的时代主题。经过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局势和国内实际，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一、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制定三大对外决策。
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对外决策。“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先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就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立场和对外基本方针，也是在当时内外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三项对外决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充分而又具体的体现。《共同纲领》第五十四条概括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政策和战争政策。”
二、开展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呈现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建国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军事威胁、贸易封锁、外交孤立”的敌对政策，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敌对政策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制定了相应的对策，选择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但中苏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事事听命于苏联，服从于苏联的战略需要。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始终保持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当苏联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并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并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周恩来同志遵循毛泽东的上述主张，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0月，毛泽东同志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
为了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又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明确提出：“求同存异”，就国家关系而言，即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实践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一经我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客观现状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从而为当代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为了坚决反对威胁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同志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作出了“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战略，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著化。面对这种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在60年代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不断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战略家和理论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活动的开展、外交新局面的开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外交局面，学习、研究和继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创中国特色外交工作新局面，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宫力.试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学报》[J].1999（4）.
[2] 赵玉萍.毛泽东外交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探討.《法制与经济》[J].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