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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性智慧是维柯《新科学》中的重要思想。诗性智慧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要追溯到维柯早在《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确立起来的“真理与创造相同一”的原则。本文试图分析，维柯如何通过“真理与创造同一”原则，完成想象力的真理性确立和对属的改造，以奠定作为诗性智慧产生前提的“想象的类概念”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维柯;诗性智慧;真理与造物同一;想象的类概念
诗性智慧是维柯《新科学》中的重要思想。维柯将整个人类文明都放置在了诗性智慧之上。通过诗性智慧，维柯确立了感觉与想象，以及诗与艺术的自主性和真理性。以至于在思想史上通常被作为历史哲学家看待的维柯却被克罗齐评价为“美学科学的真正建立者”。维柯诗性智慧的逻辑前提则来源于其在《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以下简称为《古代智慧》）中就确立的“真理与创造相同一”的形而上学原则。“真理与创造同一”原则通过两个方面构成诗性智慧的重要支撑。人类要通过感官和想象力建立起先于哲学和科学的“诗性玄学”，也就要首先创造一种不同于抽象共相的“想象的类概念”即诗性的形象。因此，一方面想象力必须首先获得其可靠性。根据“真理与创造相同一”的原则，人类的感觉能力与想象力被维柯确立为创造性的能力从而具有其确定性。感性能力不再被看作混乱的，而是通过创造其对象从而获得真理性。另一方面，事物的属应当作为事物的形式而被理解。这一观点不仅是维柯对于“真理与创造同一”原则的语源学佐证，同时也是该原则的重要推论。通过对于拉丁语中属和形式同义的语源学证明，维柯将属归结为在完美方面无限的形式而非普遍共相，使得属作为类概念而具有了构造和创造的性质，而非流于共相的抽象和空泛。“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通过这两个方面，为人类知识所由诞生的“想象的类概念”的真理性提供了基础。
一、“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由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时代。但维柯却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则中看到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因此他称他所处的时代“是被分析的方法，被一个公开宣称窒息源于身体的灵魂的所有官能特别是窒息今天那个被痛斥为万恶之源的假想官能弄得思想纤弱的时代”;是“冻僵美妙诗篇所有宽容雅度的智慧时代”[1]。于是在《新科学》中维柯找到了诗性智慧以对抗笛卡尔所确信的理性的确定性。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作为其形而上学的第一真理，同时也是一切知识之最坚实的基础。笛卡尔认为，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感知，是否活着，是否有形体，世界是否存在，最终怀疑自身是否真的存在，但人们唯一不能懷疑的便是他在思维，因而也不得不确实地得出结论，即他存在。维柯则站在笛卡尔的对立面，公开反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第一真理，从而反对笛卡尔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维柯向经院哲学借来了“真理与创造相互转化”（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的表达，并将其转化为“真理与创造相同一”（verum idem ac factum）的观点，有时维柯也将其表达为“真实就是创造本身”（Verum esse ipsum factum），以此作为同时对抗笛卡尔主义者的武器。维柯认为，笛卡尔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除了“真实之标准就是做成它本身”[2]外，并无其他通向真实的道路。对原因的把握包括了一切属和一切形式，因而这种对原因的把握就是第一真实，而这只能是上帝。上帝在认识中创造真实，“在神的知识中，所谓神认识真实，就是说他从永恒中内在地（ad intra）产生真实，在时间中外在地（ad extra）创造真实”[2]。因此上帝的认识与上帝对真实的创造相同一。上帝采集事物的所有元素，同时他自身就表现了事物的一切元素，因而神能够通晓（intelligentia）一切事物，而人只能思维（cogitatio）事物，因为人的心灵是有界限的，它只能汇集事物最外在（extrema）的元素。“打个比方来说，神的真实是事物的立体像，正如塑像;人的真实则是素描或平面像，犹如绘画”[2]。因此对于人来说最确定的知识，只能是在运作上肖似于神的知识的知识，即我们只能够知晓我们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人能够认识和把握的真实是这样的，“即真实之元素由我们自己、并为我们自己而创造，且包含在我们之内，然后我们根据假设，将其延伸至无限;并且在我们结合真实之元素的同时，我们就创造了我们在结合的过程中知晓的真实;通过上述这一切，我们也就把握了我们借以创造真实的属或形式”[2]。在《古代智慧》中维柯认为，根据“真理与创造同一”的原则，这种知识应当是几何学和算术的知识。而在《新科学》中维柯更进一步，看到了人类真正创造之物是人类自己的历史。因为历史实践的世界较之抽象的形式世界更加确实。人类历史处理现实事务，数学则处理抽象事物，而一切抽象都后于在历史活动中诞生的诗性形象而产生。
二、想象作为创造的能力
在维柯看来，诗性智慧是人类文明的源泉，是人类的一切“制度”得以产生的根源。诗性的智慧是一种根源于身体的强旺感觉力和生动想象力的智慧，是最原始的，而知性智慧包括哲学和科学的智慧是派生出来的。从这种智慧中，既产生出了对世界的认识，又产生出了诗和艺术的创造。人类起初对世界的认识就通过这种根源于感觉力和想象力的智慧，因为人类要认识外部世界就不得不首先通过感官同外部世界接触。“人类本性，就其和动物本性相似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各种感官是他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3]维柯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中的论断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称“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3]，因而由诗性智慧诞生出来的知识就要先于哲学和科学的知识。维柯认为，最初的人仿佛就是人类的儿童。儿童的记忆力最强，所以想象力生动。拉丁人把memoria（记忆）称作收集通过感觉而来的各种知觉作为营养储备营养储备的能力。回忆（reminiscentia）就是提取这些知觉。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形成意象的能力，希腊人称为phantasia，也就是想象力。想象力只能构想我们通过感觉对其有知觉，并且记忆下来的事情，“没有一位画家曾经画出过自然没有产生的植物或生物种类，就算是那些半鹰半马的有翅兽和半人半马的怪物，实际上也只是自然事物的荒诞混合”[2]。“因此，在希腊人的神话传说中，作为想象力德性代表的缪斯女神就相传为记忆女神的女儿”[2]。由于想象力的强大和抽象能力的薄弱，原始人类还不懂得“共相”或者可用理智理解的“类概念”，因此他们就有必要去创造“想象的类概念”。例如，儿童凡碰到与他们最早认识到的一批男人、女人或事物类似的男人、女人或事物，就会依最早的印象来认识他们，依最早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他们的办法就是“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画像，于是把同类中一切和这些范例相似的个别具体人物都归纳到这些范例上去。”这种“想象的类概念”（imaginative class concepts）也就是诗性的形象，是创造性的想象。那么想象如何能够获得其可靠性呢？ 维柯指出，在拉丁文中能力（facultas）一次如同faculitas，从这个词演变出facilitas（容易，灵巧，熟练），也就是一种纯熟的（expedita）或者成备的（exprompta）创造才能。因此，维柯否定了经院哲学家们将颜色、味道、声音和触觉等等都认作处于物体之中的看法。他认为“假如各种感觉都是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看中创造创造事物的颜色，在尝中创造事物的味道，在听中创造事物的声音，在触中创造事物的冷热”[2]。同样，维柯称“想象力（phantasia）是一种确实之极的能力，因为我们在运用想象力时，就构造了事物的意象（imago）”。如此，想象力与人的感性能力一同，在真理与创造的原则下，与理性主义划分了界限。人的感性认识能力与想象力不再是混乱的和低级的能力，人通过这些能力成为自己作品的上帝，从而“做出了真理”[2]。
三、属是在完美方面无限的形式
人类通过诗性智慧所首先形成的诗性的形象如何才能获得其真实性？从想象中产生的形象如何能够表现事物的本性，成为事物的属或类概念？这就要求必须将属理解为具有创造性的形式。事物通过特有的形式而被创造，因而该事物的本性就要通过创造该事物的形式来考察。通过词源的考证，维柯指出，拉丁人谈论genus（属）时意指形式（forma），而且genus在词源上确有生成、产生的意思。因此这一考证就符合维柯论证“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的诉求。并且维柯认为，如果真实与创造是同一的，那么事物的属就绝不是经院哲学家所讲的共相，而只能是形式。同时并非是在外延（amplitudine）方面无限的形式，而是在完美方面无限的形式。将属理解为形式而不是共相的意义在于，形式作用于构造和创造，而共相则只能来源于比较和反思的抽象。“那些交代了事物所由生成的属或方式的艺术，与那些并不交待事物所由生成的属或方式的推测性艺术相比，要更确实地导向其自身所设的目标。前者例如绘画、雕塑、造型、建筑等，后者例如修辞术、政治、医学等。前者之所以交待了事物生成的属或方式，是因为这些艺术遵循已经包含在人的心灵之内的事物原型（prototypos）;后者之所以不能交待，是因为人在自身之内并不包含着所要推测的事物的任何形式”[2]。通过心中已有的形式进行创造比起无形式的推测，要更明确的导向目标，因而这样的知识就及其确定。知识和艺术如果建立在共相的种属观念的基础上，就会变得宏观普泛且无用，因为它只在事物中抽出普遍的共相，而不创造出新的东西。维柯举了法学和医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法学中，人们并不尊重这样的人，即他仅仅通过博闻强记，从而掌握了实在法（ius theticum）或一般法规总汇，而是尊重那些人，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判断，能在诸多案件中看到各种因素的最终情况（peristases）或细节（circumstantias），因为那些情况适合援用公平原则或者例外原则，通过这两种原则来规避一般法律”[2];“在医学中，谁如果径直依据医学理论而行医，那么他就会更关系避免破坏其体系，而不是治愈病人。”[2]而在由摹仿构成的例如绘画、雕刻、诗歌等各门艺术中，即使原型（archetypum）取材于自然，优秀的艺术家们也能用“非同寻常的、新颖而令人惊叹的细节将其烘托出来;或者即使这个原型已为其他艺术家所表现，它们也要用更好的独有的细节与之相区别，将其打造成自家的东西”[2]。这就是因为艺术家在创作时，心中已经知晓其作品所由生成的形式或方式。而如果艺术创造所遵循的原则是由事物抽象而来的普遍原则或规律，则或者创造失去其诞生新事物的意味，或者创造活动与美的原则相分离。
在拉丁语中，智慧（sapientia）一词指恰当适度的能力（solertia decori）。而solertia的意思是聪睿、准确、灵敏等能力。也就是要使言行符合具体情况，而不是遵从普遍标准。因此智者才能凭借这种智慧“在任何新事物和新情境中都能言行自如，并且无论如何都再恰当不过”[2]。而在普遍的属（共相）中却不能预见到任何新颖或出人意料的事物。certum（确定）这个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明确的、无疑的，另一个是特定的（peculiare），而這与共通（communi）是相对的。这可以说明，“特定的就是确定的，而共通的则是含混的”。将属理解为共相会导致多义语（aequirocis）的产生，也就是同一个词意指多个事物，因此就造成含混。例如一个男孩被吩咐去叫提蒂乌斯（Titium）但未被加以区分，而提蒂乌斯有两个。所以他自然就要确定要叫这两个提蒂乌斯中的哪一个。一切哲学、医学和法学中的派别之争，在维柯看来都是由于将属理解为共相所引起的。因为它带来一语多义的普遍名称，致使这些用语都是及其宽泛的。
维柯要打破唯理性主义为人类带来的价值虚无，就要说明人类的认识遵循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次序，并将感性认识确立为一种切实可靠的认识。原始人类通过想象力创造出的诗性形象具有普遍性，但又并非概念的普遍性。将属理解为形式也就为说明作为一切诗性智慧之基础的“想象的类概念”即诗性形象的可能性打开了道路。
四、“想象的类概念”
通过“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想象力被维柯看作为一种创造性能力，因而确立了想象对于人类认识的确实性。同时，通过该原则，事物的属自然而然地应当被理解为事物在被创造的过程中所依据的形式。由此，人类在产生反思和推理的能力之前，才能够运用想象力创造出具有普遍性的感性形象。“想象的类概念”即是把不同的人物、事迹或事物总括在一个相当于一般概念的具体形象中。也就是通过想象的创造，将一个就其自身而言是特殊的形象，通过表现和代表其他同类的事物，而成为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形象。并且“人类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人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例如俗话说：磁石爱铁”[3]。因此人类在无知的阶段，就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以自身的形象为标准，通过理想化的方式创造出诗性的形象。从一切民族都创造出了类似“天帝约夫”（即关于自然力量的人物形象，多被想象为抛掷电光弩箭）的天神形象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原始的人类将天空的雷电看作像自己一样的庞大巨人的咆哮和暴怒。诗的形象就是人们按照自己的观念创造出的理想的、完美的形式，借以表达其他同类事物。在抽象思想随着推理力的发展出现以前，原始人们就以诗的方式思考。
通过“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维柯找到了想象力与诗性形象的真理性，从而确立了诗性智慧的地位。虽然维柯无论在《古代智慧》还是《新科学》中都并未明确表现出其建立美学学科的自觉性，但通过“真理与创造”原则，维柯赋予了感性能力与艺术以不同于鲍姆嘉通以来的“感性学”美学的独立性地位。因此维柯这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思想中，蕴藏着深厚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意]克罗齐.美学的历史[M].王天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意]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M].张小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武茜佳.《新科学》的美学反思[J].品味经典.2019（06）：1-7.
[5]席格.论维柯思想的美学史价值[J].中南大学学报.2015（4）：13-19.
[6]朱立元.重估维柯思想的美学内涵[J].文艺理论研究.2012（4）：86-93.
[7]李静.真理与造物同一——维柯克服虚无主义的尝试[J].哲学动态.2019（12）：77-85.
关键词：维柯;诗性智慧;真理与造物同一;想象的类概念
诗性智慧是维柯《新科学》中的重要思想。维柯将整个人类文明都放置在了诗性智慧之上。通过诗性智慧，维柯确立了感觉与想象，以及诗与艺术的自主性和真理性。以至于在思想史上通常被作为历史哲学家看待的维柯却被克罗齐评价为“美学科学的真正建立者”。维柯诗性智慧的逻辑前提则来源于其在《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以下简称为《古代智慧》）中就确立的“真理与创造相同一”的形而上学原则。“真理与创造同一”原则通过两个方面构成诗性智慧的重要支撑。人类要通过感官和想象力建立起先于哲学和科学的“诗性玄学”，也就要首先创造一种不同于抽象共相的“想象的类概念”即诗性的形象。因此，一方面想象力必须首先获得其可靠性。根据“真理与创造相同一”的原则，人类的感觉能力与想象力被维柯确立为创造性的能力从而具有其确定性。感性能力不再被看作混乱的，而是通过创造其对象从而获得真理性。另一方面，事物的属应当作为事物的形式而被理解。这一观点不仅是维柯对于“真理与创造同一”原则的语源学佐证，同时也是该原则的重要推论。通过对于拉丁语中属和形式同义的语源学证明，维柯将属归结为在完美方面无限的形式而非普遍共相，使得属作为类概念而具有了构造和创造的性质，而非流于共相的抽象和空泛。“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通过这两个方面，为人类知识所由诞生的“想象的类概念”的真理性提供了基础。
一、“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由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时代。但维柯却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则中看到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因此他称他所处的时代“是被分析的方法，被一个公开宣称窒息源于身体的灵魂的所有官能特别是窒息今天那个被痛斥为万恶之源的假想官能弄得思想纤弱的时代”;是“冻僵美妙诗篇所有宽容雅度的智慧时代”[1]。于是在《新科学》中维柯找到了诗性智慧以对抗笛卡尔所确信的理性的确定性。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作为其形而上学的第一真理，同时也是一切知识之最坚实的基础。笛卡尔认为，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感知，是否活着，是否有形体，世界是否存在，最终怀疑自身是否真的存在，但人们唯一不能懷疑的便是他在思维，因而也不得不确实地得出结论，即他存在。维柯则站在笛卡尔的对立面，公开反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第一真理，从而反对笛卡尔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维柯向经院哲学借来了“真理与创造相互转化”（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的表达，并将其转化为“真理与创造相同一”（verum idem ac factum）的观点，有时维柯也将其表达为“真实就是创造本身”（Verum esse ipsum factum），以此作为同时对抗笛卡尔主义者的武器。维柯认为，笛卡尔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除了“真实之标准就是做成它本身”[2]外，并无其他通向真实的道路。对原因的把握包括了一切属和一切形式，因而这种对原因的把握就是第一真实，而这只能是上帝。上帝在认识中创造真实，“在神的知识中，所谓神认识真实，就是说他从永恒中内在地（ad intra）产生真实，在时间中外在地（ad extra）创造真实”[2]。因此上帝的认识与上帝对真实的创造相同一。上帝采集事物的所有元素，同时他自身就表现了事物的一切元素，因而神能够通晓（intelligentia）一切事物，而人只能思维（cogitatio）事物，因为人的心灵是有界限的，它只能汇集事物最外在（extrema）的元素。“打个比方来说，神的真实是事物的立体像，正如塑像;人的真实则是素描或平面像，犹如绘画”[2]。因此对于人来说最确定的知识，只能是在运作上肖似于神的知识的知识，即我们只能够知晓我们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人能够认识和把握的真实是这样的，“即真实之元素由我们自己、并为我们自己而创造，且包含在我们之内，然后我们根据假设，将其延伸至无限;并且在我们结合真实之元素的同时，我们就创造了我们在结合的过程中知晓的真实;通过上述这一切，我们也就把握了我们借以创造真实的属或形式”[2]。在《古代智慧》中维柯认为，根据“真理与创造同一”的原则，这种知识应当是几何学和算术的知识。而在《新科学》中维柯更进一步，看到了人类真正创造之物是人类自己的历史。因为历史实践的世界较之抽象的形式世界更加确实。人类历史处理现实事务，数学则处理抽象事物，而一切抽象都后于在历史活动中诞生的诗性形象而产生。
二、想象作为创造的能力
在维柯看来，诗性智慧是人类文明的源泉，是人类的一切“制度”得以产生的根源。诗性的智慧是一种根源于身体的强旺感觉力和生动想象力的智慧，是最原始的，而知性智慧包括哲学和科学的智慧是派生出来的。从这种智慧中，既产生出了对世界的认识，又产生出了诗和艺术的创造。人类起初对世界的认识就通过这种根源于感觉力和想象力的智慧，因为人类要认识外部世界就不得不首先通过感官同外部世界接触。“人类本性，就其和动物本性相似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各种感官是他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3]维柯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中的论断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称“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3]，因而由诗性智慧诞生出来的知识就要先于哲学和科学的知识。维柯认为，最初的人仿佛就是人类的儿童。儿童的记忆力最强，所以想象力生动。拉丁人把memoria（记忆）称作收集通过感觉而来的各种知觉作为营养储备营养储备的能力。回忆（reminiscentia）就是提取这些知觉。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形成意象的能力，希腊人称为phantasia，也就是想象力。想象力只能构想我们通过感觉对其有知觉，并且记忆下来的事情，“没有一位画家曾经画出过自然没有产生的植物或生物种类，就算是那些半鹰半马的有翅兽和半人半马的怪物，实际上也只是自然事物的荒诞混合”[2]。“因此，在希腊人的神话传说中，作为想象力德性代表的缪斯女神就相传为记忆女神的女儿”[2]。由于想象力的强大和抽象能力的薄弱，原始人类还不懂得“共相”或者可用理智理解的“类概念”，因此他们就有必要去创造“想象的类概念”。例如，儿童凡碰到与他们最早认识到的一批男人、女人或事物类似的男人、女人或事物，就会依最早的印象来认识他们，依最早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他们的办法就是“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画像，于是把同类中一切和这些范例相似的个别具体人物都归纳到这些范例上去。”这种“想象的类概念”（imaginative class concepts）也就是诗性的形象，是创造性的想象。那么想象如何能够获得其可靠性呢？ 维柯指出，在拉丁文中能力（facultas）一次如同faculitas，从这个词演变出facilitas（容易，灵巧，熟练），也就是一种纯熟的（expedita）或者成备的（exprompta）创造才能。因此，维柯否定了经院哲学家们将颜色、味道、声音和触觉等等都认作处于物体之中的看法。他认为“假如各种感觉都是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看中创造创造事物的颜色，在尝中创造事物的味道，在听中创造事物的声音，在触中创造事物的冷热”[2]。同样，维柯称“想象力（phantasia）是一种确实之极的能力，因为我们在运用想象力时，就构造了事物的意象（imago）”。如此，想象力与人的感性能力一同，在真理与创造的原则下，与理性主义划分了界限。人的感性认识能力与想象力不再是混乱的和低级的能力，人通过这些能力成为自己作品的上帝，从而“做出了真理”[2]。
三、属是在完美方面无限的形式
人类通过诗性智慧所首先形成的诗性的形象如何才能获得其真实性？从想象中产生的形象如何能够表现事物的本性，成为事物的属或类概念？这就要求必须将属理解为具有创造性的形式。事物通过特有的形式而被创造，因而该事物的本性就要通过创造该事物的形式来考察。通过词源的考证，维柯指出，拉丁人谈论genus（属）时意指形式（forma），而且genus在词源上确有生成、产生的意思。因此这一考证就符合维柯论证“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的诉求。并且维柯认为，如果真实与创造是同一的，那么事物的属就绝不是经院哲学家所讲的共相，而只能是形式。同时并非是在外延（amplitudine）方面无限的形式，而是在完美方面无限的形式。将属理解为形式而不是共相的意义在于，形式作用于构造和创造，而共相则只能来源于比较和反思的抽象。“那些交代了事物所由生成的属或方式的艺术，与那些并不交待事物所由生成的属或方式的推测性艺术相比，要更确实地导向其自身所设的目标。前者例如绘画、雕塑、造型、建筑等，后者例如修辞术、政治、医学等。前者之所以交待了事物生成的属或方式，是因为这些艺术遵循已经包含在人的心灵之内的事物原型（prototypos）;后者之所以不能交待，是因为人在自身之内并不包含着所要推测的事物的任何形式”[2]。通过心中已有的形式进行创造比起无形式的推测，要更明确的导向目标，因而这样的知识就及其确定。知识和艺术如果建立在共相的种属观念的基础上，就会变得宏观普泛且无用，因为它只在事物中抽出普遍的共相，而不创造出新的东西。维柯举了法学和医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法学中，人们并不尊重这样的人，即他仅仅通过博闻强记，从而掌握了实在法（ius theticum）或一般法规总汇，而是尊重那些人，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判断，能在诸多案件中看到各种因素的最终情况（peristases）或细节（circumstantias），因为那些情况适合援用公平原则或者例外原则，通过这两种原则来规避一般法律”[2];“在医学中，谁如果径直依据医学理论而行医，那么他就会更关系避免破坏其体系，而不是治愈病人。”[2]而在由摹仿构成的例如绘画、雕刻、诗歌等各门艺术中，即使原型（archetypum）取材于自然，优秀的艺术家们也能用“非同寻常的、新颖而令人惊叹的细节将其烘托出来;或者即使这个原型已为其他艺术家所表现，它们也要用更好的独有的细节与之相区别，将其打造成自家的东西”[2]。这就是因为艺术家在创作时，心中已经知晓其作品所由生成的形式或方式。而如果艺术创造所遵循的原则是由事物抽象而来的普遍原则或规律，则或者创造失去其诞生新事物的意味，或者创造活动与美的原则相分离。
在拉丁语中，智慧（sapientia）一词指恰当适度的能力（solertia decori）。而solertia的意思是聪睿、准确、灵敏等能力。也就是要使言行符合具体情况，而不是遵从普遍标准。因此智者才能凭借这种智慧“在任何新事物和新情境中都能言行自如，并且无论如何都再恰当不过”[2]。而在普遍的属（共相）中却不能预见到任何新颖或出人意料的事物。certum（确定）这个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明确的、无疑的，另一个是特定的（peculiare），而這与共通（communi）是相对的。这可以说明，“特定的就是确定的，而共通的则是含混的”。将属理解为共相会导致多义语（aequirocis）的产生，也就是同一个词意指多个事物，因此就造成含混。例如一个男孩被吩咐去叫提蒂乌斯（Titium）但未被加以区分，而提蒂乌斯有两个。所以他自然就要确定要叫这两个提蒂乌斯中的哪一个。一切哲学、医学和法学中的派别之争，在维柯看来都是由于将属理解为共相所引起的。因为它带来一语多义的普遍名称，致使这些用语都是及其宽泛的。
维柯要打破唯理性主义为人类带来的价值虚无，就要说明人类的认识遵循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次序，并将感性认识确立为一种切实可靠的认识。原始人类通过想象力创造出的诗性形象具有普遍性，但又并非概念的普遍性。将属理解为形式也就为说明作为一切诗性智慧之基础的“想象的类概念”即诗性形象的可能性打开了道路。
四、“想象的类概念”
通过“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想象力被维柯看作为一种创造性能力，因而确立了想象对于人类认识的确实性。同时，通过该原则，事物的属自然而然地应当被理解为事物在被创造的过程中所依据的形式。由此，人类在产生反思和推理的能力之前，才能够运用想象力创造出具有普遍性的感性形象。“想象的类概念”即是把不同的人物、事迹或事物总括在一个相当于一般概念的具体形象中。也就是通过想象的创造，将一个就其自身而言是特殊的形象，通过表现和代表其他同类的事物，而成为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形象。并且“人类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人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例如俗话说：磁石爱铁”[3]。因此人类在无知的阶段，就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以自身的形象为标准，通过理想化的方式创造出诗性的形象。从一切民族都创造出了类似“天帝约夫”（即关于自然力量的人物形象，多被想象为抛掷电光弩箭）的天神形象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原始的人类将天空的雷电看作像自己一样的庞大巨人的咆哮和暴怒。诗的形象就是人们按照自己的观念创造出的理想的、完美的形式，借以表达其他同类事物。在抽象思想随着推理力的发展出现以前，原始人们就以诗的方式思考。
通过“真理与创造相同一”原则，维柯找到了想象力与诗性形象的真理性，从而确立了诗性智慧的地位。虽然维柯无论在《古代智慧》还是《新科学》中都并未明确表现出其建立美学学科的自觉性，但通过“真理与创造”原则，维柯赋予了感性能力与艺术以不同于鲍姆嘉通以来的“感性学”美学的独立性地位。因此维柯这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思想中，蕴藏着深厚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意]克罗齐.美学的历史[M].王天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意]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M].张小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武茜佳.《新科学》的美学反思[J].品味经典.2019（06）：1-7.
[5]席格.论维柯思想的美学史价值[J].中南大学学报.2015（4）：13-19.
[6]朱立元.重估维柯思想的美学内涵[J].文艺理论研究.2012（4）：86-93.
[7]李静.真理与造物同一——维柯克服虚无主义的尝试[J].哲学动态.2019（12）：7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