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街头是一幅令人震惊的景象:许多眼睛青肿的女性,脸上裹着绷带头上披着黑色头巾或是戴着长可及地的面纱走在路上。她们是内乱的受害者吗?还是给城市里疯狂的司机撞伤了?别担心,她们只不过是做了隆鼻或面部拉皮的手术罢了。整形外科在德黑兰很受欢迎,因为女性在公共场所只能把手和脸露出来,所以她们只得尽力装扮这些部分。
　　
　　活在男人的胯下
　　
　　在伊朗,女性可以与男性一起工作,却不能与不相识的男性交际。她们可以成为议员、副总统,却不能不征得丈夫的同意就出国或在晚上出门。即使是夫妇在公共场合牵手也是违法的,在公共汽车上也有严重的歧视,这是性别隔离:女性只能在后面。与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相比,伊朗的女性已经享受到较大的自由。在沙特阿拉伯,女性不能开车;在阿富汗,女性不能工作,甚至不能享受医疗和教育。伊朗一位顶级的整形外科医生说:“外界压力使女性退到了面纱后面,但却没能改变她们的想法。”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女性自杀的人数增加了5倍,在农村和小镇上,这种问题尤为严重。在那里,女性的意识因教育和改革进程有所提高,而男性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伊朗女性自杀的平均年龄为25岁,女性吸毒的人数在上升,而且吸毒的平均年龄下降了。在德黑兰两百万吸毒者中,有将近一半为女性。在伊斯兰法律中,对于卖淫的惩罚是死刑。然而,卖淫的人数却在增加。据伊朗的媒体报道,女性卖淫的平均年龄已从27岁降到了20岁。尽管官方不愿承认事情的普遍性,但还是出资建立了一个再教育中心而不是对这些女性处以死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激进分子直率地说:“受压迫,受限制的阶级对任何政权来说都是威胁。在伊朗,最受压迫的就是女性、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改革,要求革命。我相信他们会成功。”
　　


　　天平难向女性倾斜
　　
　　法庭是斗争的前沿。在伊朗,当一个男人杀死一个女人时,如果这个女人的亲人要惩罚凶手,他们就要付赔偿金给凶手的家人。因为根据伊斯兰的法律,男人对家庭收入负有全部责任,所以如果失去一个负担家计的人,就必须要有补偿。如果父亲杀死了他的小孩他只需向失去孩子的母亲赔一笔钱就可以了,因为在法律上,父亲才是孩子的所有者。然而若是一位母亲犯下同样的罪她就会被处以死刑。如果丈夫看见妻子与一位已婚男人通奸并能提供目击证人,那么对他妻子的处罚就是用石块把她砸死。但若是丈夫与人通奸,妻子只能通过法庭获得赔偿。这些法律条例中的一部分是在国王统治时期实现的。20年前霍梅尼废黜国王进行伊斯兰革命后一个根本的改变是尽管像男孩一样女孩要到15岁才有选举权,但她的成熟年龄却降低到9岁。这也意味着一个9岁的女孩如果犯偷窃罪的话她受到的惩罚和40岁的男人受到的惩罚一样。
　　最具争议性的法律,或说与大多数妇女的生活紧密相连的是与离婚和孩子的监护权息息相关的问题。以前只有男子能考虑离婚,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与妻子离婚。只要儿子2岁,女儿7岁,男性就可以自动拥有孩子的监护权。这些法律正渐渐得到修改,部分原因是由于一名叫阿丽安的小女孩的惨死。阿丽安的母亲娜希离过两次婚,两度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她的第二任丈夫阿里不仅酗酒、吸毒,还经常殴打娜希和她的孩子。在她和阿里离婚时,她曾经向法警出示阿里的暴力纪录。但阿里还是获得了4岁儿子阿曼和3岁女儿阿丽安的监护权。不久,阿里就再婚了,孩子们搬去和继母一起住,娜希可以每隔一个星期与孩子们在警察局见面4小时。她说:“我经常看到他们被虐待的痕迹,我要求警察立案,但他们不理会。有一天,我看到阿丽安的指头青紫,我问他们时阿曼说:‘每次你来看我们,他们就加倍打我们。请你不要再来了,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会去看你的。’那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女儿活着。”
　　1996年的一天,阿里把阿丽安带去医院,谎称她是摔倒的。实际上她是被阿里的大儿子让丁踢得不省人事,不久就死了。根据阿曼的证词,让丁已被判处死刑。阿里和他的新妻子分别被判处两年徒刑和流放到边远地区3年。娜希得回了阿曼的监护权,但她还必须为处死让丁付5000元,尽管她现在没有这笔钱。如果她不赶快筹到钱的话,法庭就会取消这个判决,释放让丁。
　　媒体曝光阿丽安的悲剧后,女性们联合起来抗议家庭法。现在法律已做出修改:如果母亲能提供证据证明父亲不适合监护,她就能取得孩子的监护权。娜希的案子以及持续不断的游说改革离婚法的活动促使了司法态度的缓慢转变。女性在法律上取得的进步还有:当丈夫患有精神病或对妻子有严重的身体伤害时,妻子可提出离婚。以前,丈夫要离婚时只需通知妻子便可,现在所有的离婚都必须通过法庭。所以,在理论上由法庭决定妻子有权获得多少赔偿金。因而当有些丈夫知道离婚得花一大笔钱时,他们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女人,你的名字是历史
　　
　　当然,女性成功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伊朗第一位女性的副总统艾特卡据说是伊朗最有权力的女性。她在成为教授后,曾与人合办妇女学习中心,还曾短暂地做过一本女性杂志和一份英文日报的编辑,在后来她就成为哈塔米上任后的伊朗6位副总统之一。她说:坦白地说,我从未想过我会担当如此重任。许多人对为何任命一个女性担任这个职务有疑问,仅这一点就说明人们对这一国家的发展趋势仍缺乏了解。
　　由于社会逐渐对女性权益的维护,许多女性已经开始戴上了颜色明亮的头巾,还有一些人化上浓妆。在屋子里有些女性会穿得比西方的同龄人更为开放,超短裙和低胸裙从未过时。女性也渐渐获得了在其他女性面前演奏音乐、唱歌的自由。而在1997年哈塔米当选以前,如果女孩的邻居听到她弹钢琴,那么她将失去进入大学的资格。伊朗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女性导演,她们在艺术自由与宗教信仰之间不断斗争,并因此在国际上获得不少荣誉。
　　但是,通往自由的道路依然漫长,娜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无神论者,并为妇女权益做斗争,因而在24岁时被判处死刑。后来她逃出了伊朗。在父亲的努力下,对她的惩罚减为8年徒刑。在这8年中,她被折磨成了残废。她说:“伊朗发生的变化并没有触及到对女性不公正的本质。不信教的女性不断被抓进监狱,她们被折磨,被扔石头。这是什么自由?”
　　3年前改革派哈塔米在女性选民和青年的大力支持下当选为总统。但是他遭到伊斯兰教保守神学家的强烈反对,他们通过控制宗教习俗和监督政府军队来牵制总统的实权。哈塔米的亲兄弟被指控侮辱了伊斯兰教,甚至连大力赞扬女性的文章,都有不少人担心会引起进一步的镇压。这样的害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有三位刚被保释出来的妇女运动者,她们要面临的是一连串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起诉——因为她们反对伊朗繁复的司法系统。在法庭上,女性面临着最严重的歧视,因为封建观念认为女性劣于男性,而在法律上,她们只相当于半个男性。
　　现在,伊朗有一个“德黑兰跳伞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数是十多岁的女孩子。许多人选择这项极限运动是因为女孩可以同男孩一起参加,这证明了男女是平等的。随着新一代女性的成长,毫无疑问她们会争取更大的自由,这是历史的必然。(吴虹编译自英《星期日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