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判断谁，如果你没跌落到那样的窘境中。
　　看《悲惨世界》，问题萦绕脑际：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到底该不该相信？失去神的看守，人性还能葆有多少良善？没有永恒做背景，人能否当好自己的评价者？
　　就像冉·阿让，19年的苦役并没有改变什么，开始是偷一块儿面包，后来是偷收留他过夜的主教的银器。但他就是恶的代名词吗，在皈依上帝之前？不。他是为了一个挨饿的孩子去偷面包，这行为本身就掺着善的成分；19年之后他偷了主教家的银器，亦是为了最低程度的生存要求，因为揣着一张终生假释证明没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没有工作依然没有面包，这次，是为自己。在悲惨的世界里，他只是一个被严酷的生活推着走的普通人。谁也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判断谁，如果你没跌落到那样的窘境中。
　　人性有无尽可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着的人，最易露出丑恶的部分，冉·阿让便是如此。但人，还有没有救？指望尼采的“超人”哲学吗？世上心灵的强者本就不多，芸芸众生，并不都懂得为自己的生活探索出一种意义，无论是19世纪的法国，还是21世纪的中国。
　　上帝托主教给冉·阿让指了一条道儿，一条布满爱愿、充满意义的道儿，告诉这个习惯于仇恨的人：你也有灵魂。像奥古斯汀抱着一棵树痛哭流涕终于皈依了上帝一样，冉·阿让也涕泪交加地在某一个必须如此的时刻皈依了神。他看见上帝了吗？没有，他只是感觉到了。
　　可“眼见为实”啊？是的，在物质事实的领域这一标准也许适用，但在精神价值领域务的不是实，而是虚。周国平说得好，“理想，信仰，真理，爱，善，这些精神价值永远不会以一种看得见的形态存在，它们实现的场所只能是人的内心世界。”不要因为看见神迹而相信上帝，也不要因为不见神迹而否定上帝存在，上帝的显现与否不应成为你信与不信的理由，耶稣说啦：“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有福了。”
　　冉·阿让“有福了”，从此走上了救赎之路，撕毁那张黄纸，重新做人。只是一个人的历史不是改个名字就能重写的，8年后，他与对手遭逢，那个一直在寻找他的恪尽职守的警官沙威。
　　雨果笔下的这个表情严肃的沙威代表了什么？是规则的捍卫者吧，可这规则是人定的。沙威就是《圣经》中的法利赛人，脑袋里装的都是律法，与爱无涉。他在监狱中长大，满眼所见都是别人的罪，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坚信将冉·阿让绳之以法是正义之举。可上帝不喜欢一贯正确的人，因为在这个充满原罪的世界里，所谓一贯正确不过是自以为是与狂妄罢了。耶稣是痛恨狂妄之徒的：“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评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上帝就不定你们的罪。”
　　这个自以为是的人还是价值崩溃了，当本可置他于死地的冉·阿让放了他一条生路，他不习惯这种方式，他习惯的是“以暴制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三观”被毁的沙威选择了自杀，望着那个坠落河中的影子，我在心里唏嘘了一声。在价值困境中，他选择了带着怀疑的逃离，或者说是雨果为他做的选择。世界于他，亦是悲惨的。我很想问问雨果，上帝为什么不救他呢？站在河边的那一刻，他也是只迷途的羔羊。
　　沙威是还没有学会爱的人，至死也只是价值观松动而已。冉·阿让也曾无爱，不公正的生活教给他什么是仇恨。可仇恨只能复制仇恨，“以眼还眼”只能得到“以牙还牙”的回敬。直到主教以爱的名义代上帝为他赎回灵魂，直到幼小的柯赛特充满信任的躺在他怀中，他才感受到什么是爱，无条件的爱，从此活在神的光照中。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上帝不在一个地方，上帝不是一处实存，他在另一维时空中观看着芸芸众生，他在人的忏悔里显现。
　　木心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给一批中国艺术家讲课时说：“雨果是公共建筑，走过，看过，不停下来。他不是我的精神血统。”愚顽如我辈，还是要停下来，走进去，一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