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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改革文学致力于建构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道德化写作模式。这一道德化叙事的形成与特定社会时局的影响紧密相连，也离不开时代语境转换下社会大众潜意识的支持，同时透露出一代作家、批评家期望以文学担负起历史责任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这一写作模式的批评形成对改革文学的另一种“主流”评价，从而使改革文学显现出与时代“错位”的尴尬。这一现象正凸显了当代历史叙述的内在悖论和冲突性难题。
关键词：改革文学 道德化写作 新启蒙
一 道德化写作的动力和功能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改革文学热潮中，文学的道德化叙述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在小说中建构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道德冲突模式几乎是当时改革文学写作的不二法门。在许多小说中，一系列受到大力肯定的“改革闯将”的对面，总是站着一个个面目阴险，内心龌龊的阴谋家，从而小说所建构的人物形象便总是那些“拧”在一起的一对对“对手”们：乔光朴与冀申，刘钊与丁晓，李向南与顾荣，丁猛与张安邦，傅连山与郑义桐等。这些人物无不被贴上了道德标签，那些正面的气质和性格如刚毅、进取、公而忘私、正直坦荡，有专业知识和政治智慧等都被赋予为改革家们，而自私、算计、擅搞权谋、不懂专业技术等都被配发给了那些改革的阻碍者们。改革过程于是被写成新旧势力之间、改革者与反改革者之间的一场权力、人格、道德的对垒。当然，其中的善恶评判既然早已预设，这一场斗争胜负自然也已判定；于是，改革文学不免又走了一回“十七年”以来文学的老路，“正面典型”带着无可辩驳的道德正义感，突破了重重壁垒和阻碍，推动改革，奋然前行。这样的作品写得多了，自然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以致于当时批评家批评这种“固定在为某种政治作宣传工具”的“理念化、模式化”问题，指出：“艺术思维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导致了改革文学作品的虚假性与小说艺术视野的狭窄。”
确实，改革文学的创作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与其批评其审美内涵的单一和狭窄，不如追问这样单一的道德化文本为何会产生，其道德化叙事的动机与功能才会更有意义。而曾经挺立文学潮头的改革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即成为文坛的过眼云烟这一现象也同样引人深思。这些起伏沉落其实正与道德化写作这一核心特征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说，正是“道德化写作”赋予了改革文学独特的价值，也正是这一特征使其在时代话语的转折中迅速从文学潮头跌落，个中意味，值得解析。
改革文学的道德化叙事与特定社会时局的影响紧密相连。“拨乱反正”之后“老干部”群体复出，这一时代现象直接影响到改革文学创作的动机。我们不难发现，小说所塑造的诸多主人公形象不仅从身份上一再喻指当时复出的老干部，而且在修辞运用上也一直强化他们的道德合法性。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小说着意突出了乔光朴的身份背景和过去的经历：50年代的专家，曾在苏联留学，熟悉现代化生产组织；1958年归国后曾把重型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文革”中被错误批斗，蹲过牛棚进过干校，面对苦难却终不改对国家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这些刻意的强调并非毫无必要，显然，乔光朴的身份、经历和形象正是“老干部”这一群体的总体特征。乔光朴的老干部身份使其拥有一般人所不及的革命履历，而在“文革”中所表现的忠诚与坚强在另一个侧面加强了他的革命气质，使其具有强烈的道德正义感。与《乔厂长上任记》描写相类似的改革文学作品甚多，这些有关老干部的形象修辞赋予了老干部们特殊的道德正义性，使其成为新时期的道德模本，这样的写法无疑是在为老干部执政的合法性提供美学修辞上的证明。
改革文学道德化叙事的流行也离不开时代语境转换下社会大众潜意识的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刚刚从“文革”中走出的广大民众其潜意识中依然存在着权威主义的思维惯性，那种期望着领袖人物大手一挥天下得以平定的思维仍是大多数中国人彼时彼刻的合理想象。从而，仍有“十七年”乃至“文革”时代“高大全”道德英雄影子的“改革闯将”形象受到喜爱和称赞也就不奇怪了。有的批评家这样写道，“在乔光朴的身上寄予了人民的理想、心愿和要求，代表了历史巨澜奔腾澎湃的潮头”，他把乔光朴称为“当代英雄的典型形象”。而好不容易脱离开“文革”梦魇的中国民众，心里也更期望技术专家搞经济，尊重经济规律、尊重人才，一种“专业主义”的思潮正从上至下地出现。这种思潮更重视知识技能而否弃权力斗争和“政治挂帅”，这正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压倒一切的极端思潮的反弹和否定。此时，“乔厂长”们大搞技术人才治厂、专家“掌舵”，就更加契合了普遍的知识倾向和话语逻辑。
改革文学的道德叙述也透露出那一代作家、批评家期望以文学担负起历史责任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勿庸置疑，改革文学的许多作品依然深深印着以文学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主义印记。蒋子龙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这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受了严重创伤的不仅是亿万群众的肉体和灵魂，我们的党组织也既受了外伤又受了内伤。表现在工业战线上，就是中央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令已经发出，群众很着急，中间环节却不得力。”所以，乔厂长形象塑造的意义，正在于给当时迟迟不能推进的改革树立一个改革者的样板。从这里可以分明看出他的以文学干预现实的强烈问题意识。而批评家们之所以高度肯定改革文学其落脚点也正在于此，沙均说：“不是消极地冷漠地反映生活，而是站在历史潮流一边，想群众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鼓舞人们为实现四化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创作是为了和劳动人民一起自觉地参加排除四化建设中的障碍……我想这就是《乔厂长上任记》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可见，文学之于社会必然要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发生功利性的影响仍是“十七年”以来作家和批评家的价值共识。
二 道德化叙述的历史尴尬
改革文学的道德叙述在红火轰动了一阵之后，便迅速被批评界质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批评的声音便纷纷而起，形成对改革文学的另一种“主流”评价，从而使其显现出与时代“错位”的尴尬。 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焦点之一是对改革文学内在精神的批评：“所谓改革文学并没有表现出改革时代精神，而在某种时候却恰恰表现出一种倒退和怀恋某段逝去岁月的感伤情调：一方面，改革文学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蹈五六十年代的英雄模式的覆辙……另一方面，则是以失去的梦重新铸造自己的英雄……我们不会忘记那个威风凛凛的乔厂长，那个刚毅的刘钊以及徐枫、傅连山、李子云等人物，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着50年代的某种精神和行为风格……面对着这些改革者形象，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改革就是要倒退到50年代？”在这位批评者的批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基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已经进入对改革文学的审视视野中，而以这样的立场关照改革文学，它的某种“封闭”甚至“倒退”就昭然若揭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启蒙”思潮在思想界蔚为主流，以“走向未来”，“拥抱现代化”为理论号召的这一思想潮流已然与80年代前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判然有别，此时，反思、批判当代政治文化的倾向更占上风。在有关新时期和“文革”、“十七年”历史关系的叙述中，新时期显然因为有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特征而与“文革”时代存在着“断裂”和“否定”的关系，强调历史的断裂而不是延续显然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种历史叙述“共识”。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语境下，有意无意地强调改革时代与此前历史联系的改革文学自然就暴露出所谓“前现代”的局限来。80年代的批评家自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并立场鲜明地批评道：“作家的思维中应当输入更多的变革意识、未来意识、超越意识，如果只以恢复过去某个时期作为自己的理想，其思维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封闭型圈套。”
改革文学被诟病的另一大问题是其道德化形象所蕴含的“封建意识”，这是80年代批评家们着力抨击的要点，“清官意识”、“封建心态”成为屡次被批评所触及的改革文学通病。在他们看来，改革文学的核心情节不过是对权力的争夺，对权力的垂青甚至膜拜，使改革者的形象分明带有“权力神话”的反启蒙色彩，因此，改革文学实际上似新还旧，其所内涵的“封建心态”如果不去除，必将影响到整个创作潮流的发展。有人指出：“（作家）首先应当从这种封建心态的裹挟中挣脱出来，并在包孕了民主政治意识的现代精神的关照下，使自己的灵魂高扬于传统与现实之上，以自己深邃的思想对现代意识与封建沉疴的根本对立做切入式的描绘，引导读者在掩卷之时进入一种对时代作理性批判的境界。”
从这些有着强烈“新启蒙”话语倾向的批评来看，80年代中期之后的批评界主流声音，显然对改革文学所内含的旧意识形态尾巴深为不满，并把改革文学视为旧传统的现代翻版而加以批判，其内涵的历史视野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之“新”就在于具有“民主”、“科学”、“理性”等“现代精神”，而改革文学的旧气息、旧模式分明与其格格不入。从而，对其整体价值的判断也便不言而喻：改革文学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起到了某种宣传和鼓动作用，而其思想内涵并不能使它占据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它的问题与局限反而使它与时代主潮渐行渐远。
在改革文学面临思想质疑的同时，文学观念大潮的迅速变异又使它面临着难以立足的困境。80年代中后期，以“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第三代诗”等为代表的“纯文学”思潮渐成主流，此时对于文学的主流理解更强调文学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写作的解纽分手，本质上这是对当代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质疑和否定。而改革文学新英雄群像的道德化叙述却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新时期翻版。显然，文学观念的变异使具有“旧基因”的改革文学面临着被严重质疑的尴尬境地。改革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之初立于文学、社会的中心，获得极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它与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共振，从而获得了文化思潮的推举；而文学观念的颠覆性改变则使这一基础迅速崩解，于是，改革文学便面临着与时代“错位”而被淘汰的危险。
种种批评使改革文学处于一种尴尬的历史状态之中。其实，这一局面正凸显了当代历史叙述的内在悖论和冲突性难题，“十七年”以来的意识形态话语及衍生的历史、文学观念难以与80年代的启蒙话语与现代性认同取得一致，努力加以整合只能恰恰暴露出话语冲突的痕迹而不能缝合这一不同时代话语的裂口。改革文学的尴尬正在于此，它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试图重建新时期主流文学叙述的努力，然而，现实与文学的快速变异和急速推进使这一努力变得瞬间失去了有效性，从而也使改革文学成为骤起骤落之后迅速被历史遗忘的文学潮流。
注：本文系辽宁省2012年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初期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的矛盾与嬗变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L11DZW015。
参考文献：
[1] 周海波：《“改革文学”批判》，《齐鲁学刊》，1988年第6期。
[2] 沙均：《当代英雄的典型形象——评〈乔厂长上任记〉及其批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3] 蒋子龙：《写给厂长同志们》，《不惑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4] 金国华、郑朝晖：《“清官意识”：审察、反思与批判——从〈乔厂长上任记〉〈新星〉谈起》，《小说评论》，1988年第3期。
（宋文坛，渤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改革文学 道德化写作 新启蒙
一 道德化写作的动力和功能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改革文学热潮中，文学的道德化叙述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在小说中建构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道德冲突模式几乎是当时改革文学写作的不二法门。在许多小说中，一系列受到大力肯定的“改革闯将”的对面，总是站着一个个面目阴险，内心龌龊的阴谋家，从而小说所建构的人物形象便总是那些“拧”在一起的一对对“对手”们：乔光朴与冀申，刘钊与丁晓，李向南与顾荣，丁猛与张安邦，傅连山与郑义桐等。这些人物无不被贴上了道德标签，那些正面的气质和性格如刚毅、进取、公而忘私、正直坦荡，有专业知识和政治智慧等都被赋予为改革家们，而自私、算计、擅搞权谋、不懂专业技术等都被配发给了那些改革的阻碍者们。改革过程于是被写成新旧势力之间、改革者与反改革者之间的一场权力、人格、道德的对垒。当然，其中的善恶评判既然早已预设，这一场斗争胜负自然也已判定；于是，改革文学不免又走了一回“十七年”以来文学的老路，“正面典型”带着无可辩驳的道德正义感，突破了重重壁垒和阻碍，推动改革，奋然前行。这样的作品写得多了，自然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以致于当时批评家批评这种“固定在为某种政治作宣传工具”的“理念化、模式化”问题，指出：“艺术思维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导致了改革文学作品的虚假性与小说艺术视野的狭窄。”
确实，改革文学的创作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与其批评其审美内涵的单一和狭窄，不如追问这样单一的道德化文本为何会产生，其道德化叙事的动机与功能才会更有意义。而曾经挺立文学潮头的改革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即成为文坛的过眼云烟这一现象也同样引人深思。这些起伏沉落其实正与道德化写作这一核心特征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说，正是“道德化写作”赋予了改革文学独特的价值，也正是这一特征使其在时代话语的转折中迅速从文学潮头跌落，个中意味，值得解析。
改革文学的道德化叙事与特定社会时局的影响紧密相连。“拨乱反正”之后“老干部”群体复出，这一时代现象直接影响到改革文学创作的动机。我们不难发现，小说所塑造的诸多主人公形象不仅从身份上一再喻指当时复出的老干部，而且在修辞运用上也一直强化他们的道德合法性。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小说着意突出了乔光朴的身份背景和过去的经历：50年代的专家，曾在苏联留学，熟悉现代化生产组织；1958年归国后曾把重型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文革”中被错误批斗，蹲过牛棚进过干校，面对苦难却终不改对国家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这些刻意的强调并非毫无必要，显然，乔光朴的身份、经历和形象正是“老干部”这一群体的总体特征。乔光朴的老干部身份使其拥有一般人所不及的革命履历，而在“文革”中所表现的忠诚与坚强在另一个侧面加强了他的革命气质，使其具有强烈的道德正义感。与《乔厂长上任记》描写相类似的改革文学作品甚多，这些有关老干部的形象修辞赋予了老干部们特殊的道德正义性，使其成为新时期的道德模本，这样的写法无疑是在为老干部执政的合法性提供美学修辞上的证明。
改革文学道德化叙事的流行也离不开时代语境转换下社会大众潜意识的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刚刚从“文革”中走出的广大民众其潜意识中依然存在着权威主义的思维惯性，那种期望着领袖人物大手一挥天下得以平定的思维仍是大多数中国人彼时彼刻的合理想象。从而，仍有“十七年”乃至“文革”时代“高大全”道德英雄影子的“改革闯将”形象受到喜爱和称赞也就不奇怪了。有的批评家这样写道，“在乔光朴的身上寄予了人民的理想、心愿和要求，代表了历史巨澜奔腾澎湃的潮头”，他把乔光朴称为“当代英雄的典型形象”。而好不容易脱离开“文革”梦魇的中国民众，心里也更期望技术专家搞经济，尊重经济规律、尊重人才，一种“专业主义”的思潮正从上至下地出现。这种思潮更重视知识技能而否弃权力斗争和“政治挂帅”，这正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压倒一切的极端思潮的反弹和否定。此时，“乔厂长”们大搞技术人才治厂、专家“掌舵”，就更加契合了普遍的知识倾向和话语逻辑。
改革文学的道德叙述也透露出那一代作家、批评家期望以文学担负起历史责任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勿庸置疑，改革文学的许多作品依然深深印着以文学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主义印记。蒋子龙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这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受了严重创伤的不仅是亿万群众的肉体和灵魂，我们的党组织也既受了外伤又受了内伤。表现在工业战线上，就是中央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令已经发出，群众很着急，中间环节却不得力。”所以，乔厂长形象塑造的意义，正在于给当时迟迟不能推进的改革树立一个改革者的样板。从这里可以分明看出他的以文学干预现实的强烈问题意识。而批评家们之所以高度肯定改革文学其落脚点也正在于此，沙均说：“不是消极地冷漠地反映生活，而是站在历史潮流一边，想群众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鼓舞人们为实现四化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创作是为了和劳动人民一起自觉地参加排除四化建设中的障碍……我想这就是《乔厂长上任记》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可见，文学之于社会必然要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发生功利性的影响仍是“十七年”以来作家和批评家的价值共识。
二 道德化叙述的历史尴尬
改革文学的道德叙述在红火轰动了一阵之后，便迅速被批评界质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批评的声音便纷纷而起，形成对改革文学的另一种“主流”评价，从而使其显现出与时代“错位”的尴尬。 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焦点之一是对改革文学内在精神的批评：“所谓改革文学并没有表现出改革时代精神，而在某种时候却恰恰表现出一种倒退和怀恋某段逝去岁月的感伤情调：一方面，改革文学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蹈五六十年代的英雄模式的覆辙……另一方面，则是以失去的梦重新铸造自己的英雄……我们不会忘记那个威风凛凛的乔厂长，那个刚毅的刘钊以及徐枫、傅连山、李子云等人物，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着50年代的某种精神和行为风格……面对着这些改革者形象，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改革就是要倒退到50年代？”在这位批评者的批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基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已经进入对改革文学的审视视野中，而以这样的立场关照改革文学，它的某种“封闭”甚至“倒退”就昭然若揭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启蒙”思潮在思想界蔚为主流，以“走向未来”，“拥抱现代化”为理论号召的这一思想潮流已然与80年代前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判然有别，此时，反思、批判当代政治文化的倾向更占上风。在有关新时期和“文革”、“十七年”历史关系的叙述中，新时期显然因为有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特征而与“文革”时代存在着“断裂”和“否定”的关系，强调历史的断裂而不是延续显然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种历史叙述“共识”。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语境下，有意无意地强调改革时代与此前历史联系的改革文学自然就暴露出所谓“前现代”的局限来。80年代的批评家自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并立场鲜明地批评道：“作家的思维中应当输入更多的变革意识、未来意识、超越意识，如果只以恢复过去某个时期作为自己的理想，其思维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封闭型圈套。”
改革文学被诟病的另一大问题是其道德化形象所蕴含的“封建意识”，这是80年代批评家们着力抨击的要点，“清官意识”、“封建心态”成为屡次被批评所触及的改革文学通病。在他们看来，改革文学的核心情节不过是对权力的争夺，对权力的垂青甚至膜拜，使改革者的形象分明带有“权力神话”的反启蒙色彩，因此，改革文学实际上似新还旧，其所内涵的“封建心态”如果不去除，必将影响到整个创作潮流的发展。有人指出：“（作家）首先应当从这种封建心态的裹挟中挣脱出来，并在包孕了民主政治意识的现代精神的关照下，使自己的灵魂高扬于传统与现实之上，以自己深邃的思想对现代意识与封建沉疴的根本对立做切入式的描绘，引导读者在掩卷之时进入一种对时代作理性批判的境界。”
从这些有着强烈“新启蒙”话语倾向的批评来看，80年代中期之后的批评界主流声音，显然对改革文学所内含的旧意识形态尾巴深为不满，并把改革文学视为旧传统的现代翻版而加以批判，其内涵的历史视野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之“新”就在于具有“民主”、“科学”、“理性”等“现代精神”，而改革文学的旧气息、旧模式分明与其格格不入。从而，对其整体价值的判断也便不言而喻：改革文学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起到了某种宣传和鼓动作用，而其思想内涵并不能使它占据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它的问题与局限反而使它与时代主潮渐行渐远。
在改革文学面临思想质疑的同时，文学观念大潮的迅速变异又使它面临着难以立足的困境。80年代中后期，以“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第三代诗”等为代表的“纯文学”思潮渐成主流，此时对于文学的主流理解更强调文学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写作的解纽分手，本质上这是对当代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质疑和否定。而改革文学新英雄群像的道德化叙述却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新时期翻版。显然，文学观念的变异使具有“旧基因”的改革文学面临着被严重质疑的尴尬境地。改革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之初立于文学、社会的中心，获得极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它与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共振，从而获得了文化思潮的推举；而文学观念的颠覆性改变则使这一基础迅速崩解，于是，改革文学便面临着与时代“错位”而被淘汰的危险。
种种批评使改革文学处于一种尴尬的历史状态之中。其实，这一局面正凸显了当代历史叙述的内在悖论和冲突性难题，“十七年”以来的意识形态话语及衍生的历史、文学观念难以与80年代的启蒙话语与现代性认同取得一致，努力加以整合只能恰恰暴露出话语冲突的痕迹而不能缝合这一不同时代话语的裂口。改革文学的尴尬正在于此，它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试图重建新时期主流文学叙述的努力，然而，现实与文学的快速变异和急速推进使这一努力变得瞬间失去了有效性，从而也使改革文学成为骤起骤落之后迅速被历史遗忘的文学潮流。
注：本文系辽宁省2012年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初期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的矛盾与嬗变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L11DZW015。
参考文献：
[1] 周海波：《“改革文学”批判》，《齐鲁学刊》，1988年第6期。
[2] 沙均：《当代英雄的典型形象——评〈乔厂长上任记〉及其批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3] 蒋子龙：《写给厂长同志们》，《不惑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4] 金国华、郑朝晖：《“清官意识”：审察、反思与批判——从〈乔厂长上任记〉〈新星〉谈起》，《小说评论》，1988年第3期。
（宋文坛，渤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