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先生今年又有一本新书问世，书名就叫Australian Bush To Tiananmen Square（《从澳洲灌木丛林来到天安门广场》）。封面上端是一张作者身穿汗背心、双手握蛇的素颜照片和一张摄有三只袋鼠的美图，下端是作者身着白色西装衬衫站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的留影，背景是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毛泽东画像。猛然看见书名时我的耳边竟然响起了当年胡松华那首脍炙人口的赞歌：“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尽管这样的联想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但却有着一层毋庸置疑的内在逻辑。当年的罗斯的确是从澳洲灌木丛林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唯一西方人士，而如今他的《毛泽东传》已经在中国畅销一百多万册。
　　这位出生在澳洲乡间又去了墨尔本大学深造的年轻大学生，当年不仅拜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反对自由主义》，还熟读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至今都还能大段地背诵。1964年，当他的老师们普遍颂扬印度的民主化道路时，他却想要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更加高效。抱着这样的好奇，他敲遍了中国驻东欧各国大使馆的大门，终于拿到了进入红色中国的签证，成为举世瞩目的、实地采访报道中国的西方人士。随后他又去哈佛大学深造，学习汉语，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通”。
　　1971年，当他陪同澳大利亚工党主席惠特拉姆访问北京受到周恩来接见时，总理微笑着问他：“你的中文是在哪里学的？”他回答说：“在美国。”周恩来闻听后精神为之一振，说：“一个澳大利亚人在美国学会中文，很好啊！”周总理还表扬他，说他是惠特拉姆的“先遣官”。而实际上他并非惠特拉姆派出的“先遣官”，而是中方为了接待好惠特拉姆，事先安排他提早到达北京，向他仔细询问一切相关事宜。
　　他在哈佛除了学习汉语，还做了基辛格博士五年的学生。而似乎对他影响最大、或者说他最为尊重的还另有三位大牌教授：费正清、亨廷顿、本杰明·史华慈。不过从书里亦可以看出，当年哈佛的教授中也并非个个都是那样了不起。
　　作者去哈佛读研究生的经历也非常的戏剧化。首先，由于他到访过红色中国并做了详细报道，美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竟然拒绝发给他签证，后来，还是由澳大利亚的一位政治大人物给美国使馆写信干预，才使他终于拿到了签证。而抵达哈佛的当天，为了找地方住，他在校园内发现一张招租广告，登门做了房客才发现房东竟然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前任驻华外交官约翰·文森特，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受到迫害。熟悉并了解房东的为人和历史之后，罗斯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出来打抱不平，在著名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替之鸣不平的文章，引起美国政界及外交界的普遍同情与注意，算是为约翰平了反，而罗斯本人也一举成名天下知。
　　罗斯在哈佛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年轻的教授。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书写中国，笔耕不辍，由于他的文笔生动，每本书都能畅销，每篇文章皆能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与轰动。基辛格曾当面对他说，自己已经告知尼克松总统，罗斯的文章是其访华前首先必读的材料。尼克松访华时，罗斯在电视里频频出镜，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也因此而遭到羡慕嫉妒恨，反而在哈佛大学没能顺利拿到终身教授的席位，成为一位地地道道被写作耽误了的学者，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今日在哈佛大学主持整个燕京学社的前费正清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佩里教授，不仅对作为学者的罗斯评价极高，对他的这本新书写作也评价极好，她认为该书“同时具有深厚的个人性和决断性的分析能力”。的确，在我看来，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作者叙事过程中往往不经意地透露出许许多多政界学界历史人物、各路精英大佬们的非凡智慧与精辟认知。例如，对于亨廷顿教授，人们今天仿佛只记得他的文明冲突论，而罗斯在书里则明确指出：亨廷顿认为，二十世纪中叶最大的成就是中国几百年来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治理国家的政府。亨廷顿还坚持认为，国与国之间最大的差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其干预的程度。这样的观点，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是不是更显得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啊。
　　书中还写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业已高龄但对中国仍饱含深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女士曾热切地希望能够再度来华，可惜由于当时人们思想的局限，未能拿到中国签证。而她当时就对罗斯说：“国与国之间有代沟，中美之间的许多差异都是因为中国老而美国年轻。”她还说她不相信民主，可是却又说：“但是我相信伟大的民族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善良。”这话在今天听来又是何等的睿智。
　　书中还提及，基辛格曾对罗斯抱怨说：“和中国人谈判，对方是有原则的。而日本人则毫无框架，讨论或谈判都没有知识内容，既不主动提建议也不对你做出回应，真拿他没办法。”有一位英国的亚洲专家甚至说：“不要徒劳地去猜测亚洲人会怎样想，只要你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可以了。”罗斯认为尼克松与基辛格正是由于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成功地完成了对华关系的突破。
　　余生也晚，未能有机会聆听费正清先生的教诲。此次读书过程中，也从罗斯的转述与分析中看出费正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精深理解。例如罗斯说到，费正清认为，如果过多地用外国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这在中国人看来，其实是非常有悖于儒家思想的。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而费正清先生是彻底明了中国人骨子里的这份自信的。
　　自从出版社邀请罗斯为我的书审稿并作序以后，我们逐渐相知相识。在多年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斯对于华人是绝对平等的，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对中国社会各階层的人群也都予以尊重。所以，在这本书里他也引述了他与众多中国人的交往接触，有大段的精彩对话记录，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