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在日本时期写过一些文言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留学生们创办的杂志上，主要是五篇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鲁迅早期也曾有过一些文学活动，在《〈呐喊〉自序》里描述过《新生》诞生的过程：“我们想从事文学，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所以只谓之《新生》。”但是《新生》办得并不顺利，原来一起办《新生》的人陆续散去，刚创始时就不顺利。鲁迅把《新生》所遭遇的挫折描述为“梦的失败”、“梦的失落”。他做的另外一个文学工作，是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了一些域外的小说，然后结集成《域外小说集》，但卖得并不好。
　　鲁迅回到国内后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在教育部做佥事，可是他主要的精力却放在别的事情上，抄古碑，搜集和整理古籍等。但在这些活动的背后，鲁迅的心情是非常寂寞的，所以他在《〈呐喊〉自序》里面不断地描述他在S会馆（当时鲁迅住在北京市绍兴会馆，他就称之为S会馆）时期是非常寂寞和无聊的。他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鲁迅所描述的寂寞跟他早年的文学梦的破灭是息息相关的，同时也跟他回到中国，对当时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些现状的耳闻目睹息息相关。
　　寂寞毕竟不能持续下去，一件事情打破了鲁迅的沉默，这就是钱玄同的来访。他在《〈呐喊〉自序》里面的把这件事情描述得比较故事化，情节非常生动，并且给钱玄同起了一个名字叫金心异。他说那时候经常到这儿来看他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金心异和鲁迅有了一番对话。金心异说：“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说：“没有什么用。”金心异又说：“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鲁迅回答：“没有什么意思。”然后金心异就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那个时期正好是钱玄同和一些朋友在创办《新青年》。钱玄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都共同参与到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当中，钱玄同就劝鲁迅给《新青年》写点文章。鲁迅是怎么回应的呢？鲁迅打了一个比方說：“假如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实际上是鲁迅内心对写作的某种质疑：写作真的有用吗？真的能改变社会吗？真的能唤醒民众吗？他觉得改变中国太困难了，这也是他的一种沉痛的经验，他对改变社会的艰难、深刻的意识，使得他没有廉价的乐观，没有简单地相信文学那么容易就可以改变社会，这就是很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他在叙述里让钱玄同来反驳自己，当然我们也不知道钱玄同是否真的这样说过，还是鲁迅内心里面就有这种挣扎，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所以，鲁迅就接受了钱玄同的看法，鲁迅是这么说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他这样描述自己为什么会开始写小说的经历：最初的一篇就是《狂人日记》，然后越写越多，积累了十多篇，最后结集为《呐喊》。1922年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呐喊》最初是在1923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被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这是《呐喊》的书引。
　　从题材上来看，《呐喊》中主要是乡土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这也是鲁迅小说主导的两个题材类型，这两个题材在很多篇目当中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从情节上来看，《呐喊》也有一些特点，一个是鲁迅创造了一种经典的模式：看和被看。看和被看也可以有一些引申：吃和被吃、启蒙和被启蒙。在这个模式里，他所要着力探讨的内容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启蒙者怎样处理与大众的关系、启蒙在社会实践中有什么样的变形、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在鲁迅的很多小说中都有体现，比如《孔乙己》、《狂人日记》、《药》等，都有看与被看乃至于吃和被吃的情节模式。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节模式就是离乡—回乡—再离乡，一个离开了故乡的知识者，用鲁迅的说法就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因为一些契机，他们又回到了故乡，遇到了老朋友，看到了故乡的变化或持续不变，或者想起了他年轻时候的很多旧事，或者遇到他熟悉的朋友和他有一些讨论，这类小说的结尾通常又是以这个知识者再次离开故乡作为终结。
　　接下来，我们以《呐喊》中的两部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为例做重新解读。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非常注重对身体经验和情感的描述与勘探，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中鲁迅都把那种对于身体和情感的勘探深入到了本能的层面，所以狂人有很多反应是本能性的，《狂人日记》也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某种深刻洞察。他曾在《两地书》中说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我觉得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鲁迅一方面认为黑暗与虚无是弥漫性的，他没有简单地乐观，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自己的写作和行动对黑暗做出挑战，一种绝望的抗战。所以，他说：“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和前面他与钱玄同论辩当中所讲的不能确证铁屋子一定不能打破是类似的。我们以前读《狂人日记》通常都会注意到这部小说在形式上的一个特征：在白话的正文前面有一小段文言的小序。惯常理解《狂人日记》是认为文言小序所代表的是一个正常人的世界，狂人最后治愈了，然后赴某地候补去做官了，背后叙述者的观点在于治愈狂人，但叙述者背后的作者的观点则是认为这种治愈在某种意义上是非正常的。而对《狂人日记》的图示中白话正文的传统理解当然就是狂人的语颇错乱的日记，叙述者的观点突出的是吃人，狂人反复言说的、反复担忧的是别人要吃他、迫害他，外面的人要迫害他，他的亲人也要迫害他。以往的论述是认为在叙述者之外的作者是站在狂人这一边的，作者支持狂人对历史的洞察与发现。 　　理解《狂人日记》中的主体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要联系到儒家或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的那种“狂狷”的传统，有些人批评《狂人日记》的理由是其对中国历史、儒家学说以及对礼教问题的评价都太偏激了。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家传统内部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内部也有一种内在的批判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并不能说鲁迅是完全自外于中国文化传统、完全对立于儒家传统的，因为在儒家内部也有始终有一种狂狷的、批判的、进取的传统存在。如果说前一个对理解《狂人日记》特别重要的关键词是主体的话，那么我觉得另一个就是进化。在《狂人日记》中出现了鲁迅对进化论知识的一些理解，鲁迅在日本期间深入地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进化论学说，而且他对进化论内部的复杂性、内部的不同的脉络也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在《狂人日记》中，进化的问题是有一些文本证据的。比如狂人说意识到自己也吃过人，自己是吃人的人的后代，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硬遗传学说的一种表现。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鲁迅对进化论的思考也是比较复杂的，他没有简单的相信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论，也就是说并不相信后代永远比前代要进步，尤其在伦理上、道德上更加进步。事实上，在《狂人日记》里，他对人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在进化的过程中的野蛮的遗留、黑暗的遗袭有着深刻的洞察，所以在这里他说：“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们都知道这是狂人精神病患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洞察。詹姆逊说《狂人日记》是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寓言，它虽然讲的是个人，但是它代表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感、共同情结。它是现代主义，但同时又是现实主义，他对狂人的精神病患的细致描摹，对他跟周围人的社会关系的精准的把握，对现实的那种穿透性的理解和批判，所以完全可以把小说归为现实主义，但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的镜像似的映射，它是一种深度的现实主义。
　　另外一个要讨论的作品是《阿Q正传》，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部中篇小说，比《狂人日记》要长，最初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鲁迅一开始也并没有完整的写作计划，他其实是随写随连载，《阿Q正传》中的笔调是有一点变化的，在前一部分鲁迅对阿Q的诙谐调笑是比较多的，但看到最后越来越觉得这种笔调变得比较沉重，作者和人物的距离越来越拉近，语调也是在发生变化的。鲁迅说：“阿Q影像，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多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这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鲁迅觉得一开始写得有点滑稽有点油滑，跟全篇的笔调不太一样。在另外一篇文章《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中，鲁迅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后来所谓国民性、刻画国人的魂灵就是从这里引申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对《阿Q正传》也有他的解读，他说：“《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在讽刺里面憎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在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出作家对人物有很多讽刺，好像他很讨厌很憎恨这个人物，但是在憎的背后仿佛又流露着某种爱。
　　我们今天强调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其实恰恰就是强调中国现代性的各种紧张、他的追求及困境，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可以也应当被纳入到广义的中国革命的传统当中。我们阅读鲁迅的小说，很关键的就是不断地携带着自己的问题与经验去和经典作品进行持久地对话，我想经典的滋养作用正是在这种对话的过程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