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毫无疑问，自古以来黄河便不是一条安流。“善淤、善决、善徙”是黄河的特性，“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更是它的真实写照。沙多并非黄河决口泛滥的唯一因素，暴雨洪流的源头大多来自中游。三国曹植曾有一首题为《赠白马王彪》的诗作，其中写道：“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可知中游不僅运沙，还频频暴雨肆虐，加剧了河南以东省份的灾祸。
　　所谓天灾，泰半与人为关联。最基本的原因，便是农耕活动对黄河两岸水土的加速侵蚀作用。隶属于暖温带森林草原或干草原地带的黄河流域，历经两千多年的人类经营，俨然是山川易色，绿野无踪，处处是裸露的黄土。降至明、清两代，时人对土地的攫取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推行军、民、商垦殖，有军之处便有大量的屯田，其后商人、民众跟进，于是开发面积可想而知。清代继续开垦明代未用之荒地，其规模之巨，可用汪士铎的描述形容：“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可见农耕垦殖已深深触及黄河生态之极限。
　　其次，治河技术不当也是一大因素。自明至清基本采用“束水攻沙”技术来解决泥沙淤积问题。所谓“束水攻沙”，就是通过堤坝稳定河槽，相对缩窄河道横断面，通过增大流速来提高水流挟沙能力，利用水力刷深河槽以干预泥沙淤积。不难看出，该技术带有先天性的弊端：河漕狭窄致使其容纳量有限，在遇到大洪水时则难以发挥效用。光绪年间，河道总督梅启照曾就此指出：“咸丰五年铜瓦厢之改道固由定数，实以南、北两岸筑坝太多，河流逼窄之所致也。”
　　再次，面临能够预见的汛情，最无可挽回的是政务废弛，听之任之。铜瓦厢一处本就号称“兰阳第一险工”。当年春汛来临后，当地官绅都清楚铜瓦厢险情纷现，恐有决口之虞。南河河道总督长庚上奏呼吁中央在军务之外重视一下河务，可是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长庚的奏报置若罔闻，任凭铜瓦厢处河段险情进一步恶化。至六月中旬，也就是决口前夕，在洪水猛涨、险情频出的情形下，河督蒋启扬连连奏报，可是清政府依然不闻不问，仅仅批复“知道了”三个字而再无下文。作为在河官员，蒋启扬只好先行抢险，然由于河工经费多被挪作军用，故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经费却无从筹措，抢险工作举步维艰。决口发生后，清廷实际上是由着黄水奔涌下泻、改走新河道而无暇顾及。
　　铜瓦厢决口半个多月后，口门已扩大至“一百七八十丈之宽”。此际正在河南蛰伏静修的显宦李棠阶听说河官们纷纷把原本用于治河的钞票贪墨卖钱，为个人和子弟捐纳功名，导致用于修堵之“料物一切不备，听其溃决，殊堪痛恨”。他四处活动，倡议士绅捐献料物，准备向执掌河南的督、抚请命。孰料他收到的回复竟是：“抚台不在省，藩台将卸事，臬台如泥塑，首府赴密县，无人主持。”
　　诸高官皆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摆烂架势。想必一向修养极高的李棠阶，此时心中恐怕也不禁暗暗骂娘了……

二

　　当然，在彼时的历史境况中，清政府亦有其实际难处。最迫切的危险，非洪水，而是兵临京城周边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一是肘腋之患，一是长年之灾，清政府势必先保政权，再顾及其他。于是，咸丰帝对于泛滥无归的黄河水只能表示“深堪悯恻”，并刻意强调“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若能因势利导，设法疏消，使横流有所归宿，通畅入海，不至旁趋无定”，至于“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一句“因势利导，设法疏消”，即意味着任凭黄河在改道后的山东肆虐。终咸丰一朝，被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无暇拿出根治水患的可行性方案，决口后的黄河处于一种“无防无治”的状况。
　　就这样，黄河在山东境内泛滥了十余个春秋，清政府上下都沉浸于平叛后所谓海晏河清的“中兴幻梦”当中。1868年8月，黄河在河南荥泽决口南流，“下注皖省之颍、寿一带，颍郡所属地方，一片汪洋，已成泽国”。淮、扬历来乃赋税重地，一旦水患不绝，可能会引发新的民变，清廷迅即责令直隶总督曾国藩、两江总督马新贻、漕运总督张之万、东河总督苏廷魁、江苏巡抚丁日昌、河南巡抚李鹤年、安徽巡抚吴坤修等沿线督、抚抓紧堵筑决口。
　　紧锣密鼓围堵之际，山东巡抚丁宝桢、兵部左侍郎胡家玉的两封要求黄河复归旧道的奏折触发了一阵朝堂议论。丁的理由倒也充分，既然战火已熄，财政转好，就应当“蓄数年之力，一图大举，使河复归淮徐故道”。胡家玉的意见更直接，如果治河思路仅限于临时抱佛脚，则不啻“塞荥泽之新口，疏兰阳之旧口，是移河南之患于河北也，是以直隶、山东为壑也”。
　　于是，清政府要求诸位大臣认真商讨。磨蹭了两个多月，等到荥泽决口即将合龙之际，张之万、李鸿章、曾国藩、马新贻、苏廷魁等五人合上奏折，认为疏浚南河“巨款难筹”，“堵荥泽”与“堵兰阳势难同时并举”，“添募数十万之丁夫，聚集沿黄数十里间，倘驾驭失宜，遂生事端”。
　　一句话，钱难搞，活难干，人难管，黄河依旧从山东滚滚入海。
　　只是小修小补扛不了多久。三年后，黄河在山东郓城侯家林南岸决口，洪水顺势南下，造成江苏大面积受灾，不唯如此，水势还“灌入运河，沿途悉成淤沮”。清廷这才意识到，治黄不但要堵筑决口，还要考虑如何永久地消除潜在隐患。也恰在此时，山东巡抚丁宝桢与河道总督乔松年的主张分歧引来了整个朝廷的大讨论。乔认为权衡复归故道与改走新道之利弊，还是加固山东堤坝，继续保证北线为优，不但节约经费，且事半功倍。丁自然不同意，坚信“以堵合铜瓦厢使河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复归故道有旧制可循，而改道山东这些年，沿岸灾荒绵延，苦不堪言。
　　眼瞅双方僵持不下，同治皇帝决定让军机大臣会同六部九卿共同商议此事。孰料不久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大臣，主张派人前往南、北河道进行现场查勘，以便“从长计议”。此举一出，令治理黄河更浑了。
　　审视该局势，看似复杂，实则也简单，前往查勘的人选是解开各方争议的枢纽所在。选来选去，最终以“李鸿章曾在山东剿办捻匪，于黄、运两河情形阅历既久，自必熟悉”为由，派其前往勘察。该人选貌似众望所归，其实倾向性极明显。李鸿章，安徽人，执掌过江苏巡抚，一向主张改漕运为海运，故考察了五个月后，他上奏一篇长文，列举黄河不能复归故道的诸多理由，同治皇帝以“所奏颇为详尽”发布上谕，定议黄河改走新河道，此番论争便以一纸行政命令而暂告平息。 　　上谕虽可堵住群臣之口，却堵不住溃决的黄河水。为保障改道，黄河两岸的大堤陆续建成，但由于堤埝卑薄、岸距太窄，黄河的溃决反而愈加频繁，两岸百姓“或逃山坎，或栖树梢，几于无路求生”。1887年9月29日，黄河在郑州决口，“口门宽三百余丈”，黄流自“口门正南折向东南，出郑州境，入中牟之市王庄，趋向东南，历祥符县之朱仙镇，由贾鲁河流入沙河，直达周家口，经行尉氏、鄢陵、扶沟、西华、太康等县，流入涡河，东趋安徽亳州、太和县出境”。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黄河决口事件，其程度甚至超过了铜瓦厢。因位置所在，铜瓦厢口门以下河道断流。决口发生后，清廷念及江皖受灾，财赋受损较重，也“深恐游勇土匪勾结为患”，因此“着即督饬所属，将漫口赶紧堵合”。
　　治河三十余载，换来的却是一溃再溃，重归故道与仍沿新道之争再度甚嚣尘上。针对不同声音，光绪皇帝颇踌躇犹豫，要是折回南行路线，“深恐事艰工巨，糜帑无成”，要是维持现状，则“听其北流，近年积淤日高，将来害及畿辅，其患亦不可不防”。经过左思右想，光绪命老臣李鸿藻实地勘察，同时又强调山东、直隶二省务必趁断流之机疏浚河身，不能有丝毫疏忽，似在暗示朝廷并未下定重归故道的决心。
　　李鸿藻怕是没完全领会光绪心意，巡察一番后主张黄河宜趁机归复故道。这令光绪大为光火，迅即批驳“故道一议，只可暂作缓图”，又派一直反对复归故道的曾国荃进行重新勘估。结果可想而知，曾氏指出，就国计而言，“趋南与趋北，不能等量齐观”，黄河走山东河道，“于国计无甚大损，若东南则不然”。言外之意，东南诸省既是征缴财赋之重镇，更是洋务改革之前沿，区区山东有什么值得力保？
　　结局便是，决口堵筑之日，意味着争论平息之时。随着郑州口门的堵筑，黄河之水继续流归山东河道，齐鲁大地的数百万民众依然时时活在水患之中。

三

　　综观晚清政府关于黄河治理的讨论与施策，不难窥见其关键争议点无非两个：堵口浚堤与顺河筑堤难易程度与开销高低、江苏与山东谁更重要。
　　主张改道山东的官员最典型理由即恢复旧道工程太难，花费太大。李鸿章就强调施工难度异乎寻常：“黄河决口宽不过三四百丈，且屡堵屡溃，常阅数年而不成。今岂能合龙而保固乎？”再就是经费问题，之后的曾国荃认定“豫省约估规复故道工程，以堵筑铜瓦厢合龙大工为巨，修堤挖河次之，约共估需银二千二百万余两”。时任鲁抚的丁宝桢曾提醒，“若新创则必先弃千里之粮地，即不便于国计民生，而两岸筑堤工需复非千万金所能毕事，其后烦费尤不待言”。果不其然，之后几十余年内清政府砸进治理山东黄河泛滥的金银又何止千万！
　　至于江苏与山东孰重孰轻，其实在众臣的言辭中已再清楚不过。铜瓦厢决口改道，深受黄水之害的苏、皖民众犹如再生，而山东百姓却几乎要承担全部黄灾。决口当年，山东十府之中就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达七千一百六十一个，受灾六分以上的灾民愈七百万人。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改道之初没有河床，黄水肆意漫流，其危害程度愈来愈深。如此情形，诸多封疆大吏岂不是心知肚明，然屁股决定脑袋，坐镇东南或籍贯江淮的大臣们却一味有意或无意缩小此种危害，如1873年两江总督李宗羲就讲“今则东省之决口不堵，江省无措手之处。徐淮扬之害固无止期，即就山东一省言之，南之曹济各属，久为泽国，北之齐河利津一带，亦皆岌岌不可终日。大损于江省而毫无益于东省！”为自己辖区回护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平心而论，在阐述复道与改道的理由时，两派官吏都只是就山东、江苏两省立论，试图从这两省之中找一个黄河入海代价较小的方案，尽管煞费苦心，但终究觅不到两全之策。直到1899年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才道出其中玄机：“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

四

　　常言“大灾之后有大疫”，实则大灾之后还伴有大乱。君臣之间商讨治黄河事宜时，总有一个绕不过的隐衷：动员大量民工恐生暴动，遭受灾祸太久易致民变。前已言及，铜瓦厢决口后，清政府迟迟没有启动大量民工修堵工程，即担心调集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将酿成大祸。之后，翁同龢在讨论中也认为假如复归旧道，“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可见常言民心不可违的士大夫却往往生怕民力不可控。
　　苏北、江淮民众彪悍，难道山东百姓就天性柔弱？翻检方志，不难了解山东曹州一带的民众自古就以“好勇斗狠”著称。黄河北决后，正河断流，捻军渡河长驱山东，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与黄河决口改道直接有关的就有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以及以团练为组织的抗粮斗争，其他地区也不免出现水过民苦、官逼民反的情形。比如利津县，1887年黄河决口，时任山东巡抚的福润对朝廷汇报时声称移民安居工作有条不紊，大家“种植树木，耕凿相安”，各得其所。但不久熟稔山东灾情的御史王会英就呈上参劾福润奏折，文中列举当地官吏敲诈勒索之罪状，“逼令灾民，出具甘结，威胁势迫，以少报多，以假混赈”，灾民们“有与尸赴公堂号泣者，有忍气吞声而不敢言者，又有阖家全毙而无人控告者”，写至此处，王质问福润：“试问利津大堤外，何曾建一房置一庄乎？是可忍，孰不可忍？”然王御史的呼号无补于事。灾难频仍的岁月里，恶劣的境遇势必摧折了本来良好的民风。据时人记载，利津县自黄河串入大清河，而后地势突变，“人情非昔，士习诈伪，民多健讼，以致乡会科第莫由振兴”。
　　更为糟糕的是，山东历来是护卫京师、襄援畿辅之屏障，“改道以来，西自考城，东至利津，各州县犬牙相错，被水隔绝，土匪肆起，州县难以稽查，不能即行捕缉，以致酿成巨患。现在黄水两岸，仍恐尚有奸民，倚恃漫水藏身，复萌故智”。于是“心头肉”却成了“眼中钉”，山东的动乱对京师构成直接威胁，为此清政府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还派僧格林沁、胜保率清军精锐来山东对付各路起义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更派曾国藩、李鸿章统帅几十万大军在黄、运之间剿捻。十九世纪的后半段，山东黄河两岸化作中国军事活动最频繁区域，到了世纪之交，民、教冲突也以此处为最激烈，并引发了席卷华北、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久未解决的治黄问题，导致长期的灾荒和动荡，当年极其繁盛的鲁西南、西北地区，在近代没落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