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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是非洲国家有着独特影响的一支政治社会力量，但国际社会、洲外国家政府和一些发展援助机构在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提供援助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酋长的作用和影响。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一提到非洲的酋长，脑子里首先就会联想起那众多的部落以及广袤的农村茅草泥土房，还有传言中酋长拥有的成群妻妾、土地、财富和权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酋长就是封建残余，象征着落后和愚昧。2007年4月，我因公去了一趟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虽然没有见到当地部落真正的酋长，却结识了被尼日利亚册封为“荣誉大酋长”的华侨领袖胡介国先生。他在阿布贾和拉各斯经营“金门饭店”和其他实业，一副标准的商人样子，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传说中的非洲酋长联系在一起。直到2009年9月我赴中国驻加纳使馆工作后，才真正有机会和酋长“亲密接触”。
很现代的多哥贝大酋长
2010年5月，经友人介绍，我前去拜会多哥贝大酋长。多哥贝是加纳沃尔特省阿索格里传统区的大酋长，同时兼任沃尔特省酋长院主席。多哥贝在加纳首都阿克拉有房产，也有战略咨询投资公司，多次去过中国，和中国许多公司有业务往来。我在多哥贝的办公室见到他，他满面春风，对我非常热情。多哥贝很健谈，随手拿起桌上一份国家酋长院关于提高大酋长津贴的征求意见稿，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酋长的工作、职责和待遇。多哥贝以玩笑口吻说，加纳许多酋长都很有钱，因为他们拥有土地。但他自己没钱，所以得努力工作。恐怕他是加纳惟一没有土地权益收入的大酋长了。为发展社区经济、为领地百姓谋福利，他必须开公司，建立广泛的商业联系，拓展业务。
在多哥贝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彩色的阿克拉黄金海岸房地产开发示意图。多哥贝指着地图对我说，他最近刚从浙江台州考察回来，台州一家房地产公司同意和他的公司合作，在阿克拉总统府附近的一片土地上进行旧城改造和地产开发，打造一个集地产开发、旅游酒店、度假村于一体的新城。多哥贝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认为中国人长期以来真诚帮助加纳发展经济社会，但他对中国公司来加从事业务的模式却颇有微词。那次见面，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彼此都感觉愉悦。多哥贝还主动提到，希望我可以安排邀请他访问中国。我问他：“你去過中国多次，还要什么邀请呢？”他表情严肃地说，那都是些商业活动，我希望能以大酋长的身份应邀访华，可以穿酋长服、撑酋长伞、带着随从，这样去的意义不一样。我表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提供必要协助。后来，在使馆安排下，多哥贝和沃尔特省省长应宁夏自治区政府的邀请，联袂正式访华并出席在银川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洽谈会，实现了他的愿望。
和多哥贝见面，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对加纳酋长的固有印象。他是一个很现代的加纳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商学院，交际广泛，国际化程度高，风度气质和能力水平俱佳。此后我和多哥贝保持着工作联系。他有朋友去中国需要签证事务帮助时，就会给我打电话。我们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去中国留学的政府奖学金名额，他推荐了他领区内一个贫穷但很有发展潜力的女孩人选。
2011年9月下旬，我应多哥贝的邀请，去沃尔特首府霍市参加传统木薯节活动。霍市是个安静的小山城，街道干净整洁。多哥贝在酋长院等候我的到来。他穿着深红色的传统酋长大袍，头戴酋长冠，撑一把金黄色大伞（那架势颇像中国封建朝代的皇帝或王），手持象征酋长权力的镀金木杖，后面簇拥着一大帮随从。我们徒步从酋长院出发，参加环城大游行活动。木薯节活动实际上就是霍市周围部落民众的一次大赶集。这一天，他们在部落首领和头人带领下，带着丰收的木薯，还有其他各色农产品和布匹，敬献给自己敬爱的大酋长。当时，时任副总统马哈马、沃尔特省长、一些内阁部长、地方头脑和部分外国驻加使节都来捧场，让多哥贝很有面子。木薯节仪式结束后，所有嘉宾都被邀请去酋长宫吃饭。我也去了，因为要向多哥贝捐赠200顶蚊帐。酋长宫其实就是有着大院子和草坪的别墅，一座现代风格的两层楼。大酋长的卧室摆设简单，并无奢华物品。当晚我返回阿克拉后，多哥贝发来短信向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1年中国农历新年时，多哥贝专门发邮件向我祝贺中国春节。2012年底我从加纳使馆离任时，曾约好到他在阿克拉的私邸辞行，一起喝香槟酒。但由于日程安排临时有变化，最后未能相见。我后来得知他成立了非洲航空公司，与中国海南航空合作把支线飞机引到加纳去，开通了加纳本国多个城市的短途航线，业务做得还不错。
传统型的Kondua大酋长
再一次和酋长面对面，是在2012年2月15日，我陪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造访加纳中部省埃尔米纳奴隶堡。在参观奴隶堡前，我们按照当地习俗去拜会大酋长Kondua六世。就礼仪着装而言，这个大酋长属于传统型。他不像多哥贝那样健谈，但对中国很友善。他表示，希望有更多中国公司来埃尔米纳投资兴业，他一定会划拨土地给他们的。对代表团参观奴隶堡前来晋见他，大酋长尤其高兴，说这是对他作为地方保护神的一种尊重，以后有什么困难或需要尽管来找他，他会提供最大的帮助和便利。当听说我来自加纳使馆，大酋长特意指示身边随从跟我要名片，以便日后联系。通过与Kondua和多哥贝的接触，我感觉前者为人处事更为现实，也透出些可爱。
我和阿布里的Kwasi大酋长结识则纯系巧合。在德国驻加纳大使的一个招待会上，Kwasi大酋长主动过来问候我，后来还率着一众人马来使馆拜会我，提出一些项目合作的设想。我曾代表中国驻加纳大使向Kwasi酋长的教育基金会捐了一笔小额捐赠，以资助山区穷人家的孩子上学。通过上述活动，阿布里传统社区和使馆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
在加纳使馆三年多的任期里，我还见到不少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酋长，其中多数属于长老辈。我和他们没有太多的语言互动，只是入乡随俗，给予礼节上应有的尊重。因为我深知，对酋长的尊重，就是对加纳人民的尊重，对他们历史文化的尊重。
加纳到底有多少酋长
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对加纳酋长制做进一步了解。除斯威士兰等少数君主制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已进入到现代政治文明时期。欧美国家拥有的政府、议会、司法系统、军警等强力机构，非洲国家一应俱全，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也在兴起并逐步掌控公共权力话语权。但在非洲，一个不争的现实是，在世俗权力之外还始终存在着一个平行的传统自治系统，这就是古老悠久的酋长制。酋长是非洲国家有着独特影响的一支政治社会力量，但国际社会、洲外国家政府和一些发展援助机构在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提供援助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酋长的作用和影响。 据官方统计，加纳目前有79个部族，全国大大小小酋长共32000多个，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大酋长，全国共有200～300个大酋长。第二个等级为部落首领，为数众多。最后一等是头人，一般管理一个100～150人的村落。除法律规定的酋长等级外，按历史沿袭和习惯法，加纳全国范围内还有所谓的“四大天王”（Overlord或King），依次为阿散蒂王、雅蓬乌拉、雅那和嘎王。其中，阿散蒂王的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
在传统酋长等级外，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加纳还创设了“发展酋长”（development chief）头衔，专门授予那些对社区、市县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减贫和教育事业做过突出贡献的非本部落之公民（含外国公民）。这种“发展酋长”在授予时举行隆重的仪式，着装等同于正式的部落酋长，在本部落或区域内享有一定待遇，但不分大小级别，本质上属于荣誉衔。
酋长的合法性部分起源于欧洲殖民前的历史因素，部分来自于宗教原因，部分缘于文化因素。历史上，酋长在加纳政治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势，是部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和代言人，在其领地范围内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文化代表，更是道德权威。自殖民时期以来，酋长的命运就和加纳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英国殖民当局当年在加纳和非洲其他殖民地采取“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政策，极力培植和扶持当地酋长势力，以减少行政成本，授予酋長征税、管理部族事务和参与地方治理等权力。一些酋长纷纷利用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当地社区兴办慈善教育事业，借机扩大自身影响和势力。和非洲英属殖民地不同，酋长在前法属殖民地则相对弱势，政府有权任免酋长，而不是由部族血缘关系决定。自加纳开国总统恩克鲁玛推行“村社共产主义”以来，历届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剥夺了酋长大部分的权力，对酋长影响予以限制。加纳现行的1992年宪法在法律上承认酋长制存在的合法性，但不允许酋长参与“积极的政党政治”，仅保留酋长通过习惯法处理部族内部事务、对酋长地拥有所有权的权力。
没有固定薪资的酋长
加纳酋长不像南非、马拉维的同行，每月可从政府领取可观的薪资报酬。他们没有固定薪资，政府每月只给大酋长发几百加纳塞地不等的津贴（其实叫车马费更合适）。酋长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分配管理收益，但需将其中50%上交地方市县政府财政。加纳土地80%为酋长所有，因此酋长也被俗称为“土王”，政府只拥有10%左右的土地所有权。土地归属问题是加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外来投资者纷纷抱怨加纳地权不清晰，投资成本过高，投资环境恶化，要求政府改变土地归酋长所有和支配的制度，明确土地私有制。加纳政府曾就此与国家酋长院商谈，但被拒绝。
酋长之间也会因为土地等现实利益频繁发生部族冲突。比如，北部省巴库市的两大种族围绕酋长合法性引发暴力冲突，致多人死伤。北部省的延迪市是西非地区最大村落，因“四大天王”之一的雅那二世2002年被谋杀而长期局势动荡。但即便如此，酋长依然是所在部族、社区的代言人，政治领袖考察省市或开展竞选拜票时，能否获得酋长的支持十分重要。酋长们纷纷借此要求政府帮助当地修桥造路、建设医院学校等民生工程。在北部三省，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传统势力根深蒂固，酋长影响尤其巨大。许多政府启动、国际援助机构参与的发展项目，因为酋长反对，往往半途而废或胎死腹中。
加纳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的酋长一般实行世袭制，基于母系或父系血缘宗亲关系，原则上由长子继位。在加纳南部地区，女性也可成为大酋长，只不过名称有所不同，被尊称为“皇母”，但不从政府领取津贴，可谓同工不同酬。现代酋长素质较前有很大不同，来源日趋多元化。一些酋长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或曾在欧美国家留学，从事医生、律师等职业，回国继位后致力于寻求外援以发展社区和领地经济，改善教育民生。我接触过的多哥贝大酋长就是这类酋长的典型代表。
进入21世纪，随着非洲多党民主化进程加速，民主、良政理念逐步扎根，关于酋长制存废的争论日趋激烈。2010年初，加纳政府启动了1992年宪法的审议修改进程，但是“保留派”和“取消派”各执一词，分歧不断，而“变革派”又提不出具体的举措。因此，目前尚无法断定酋长制在加纳、乃至在非洲的命运将如何演变。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一提到非洲的酋长，脑子里首先就会联想起那众多的部落以及广袤的农村茅草泥土房，还有传言中酋长拥有的成群妻妾、土地、财富和权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酋长就是封建残余，象征着落后和愚昧。2007年4月，我因公去了一趟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虽然没有见到当地部落真正的酋长，却结识了被尼日利亚册封为“荣誉大酋长”的华侨领袖胡介国先生。他在阿布贾和拉各斯经营“金门饭店”和其他实业，一副标准的商人样子，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传说中的非洲酋长联系在一起。直到2009年9月我赴中国驻加纳使馆工作后，才真正有机会和酋长“亲密接触”。
很现代的多哥贝大酋长
2010年5月，经友人介绍，我前去拜会多哥贝大酋长。多哥贝是加纳沃尔特省阿索格里传统区的大酋长，同时兼任沃尔特省酋长院主席。多哥贝在加纳首都阿克拉有房产，也有战略咨询投资公司，多次去过中国，和中国许多公司有业务往来。我在多哥贝的办公室见到他，他满面春风，对我非常热情。多哥贝很健谈，随手拿起桌上一份国家酋长院关于提高大酋长津贴的征求意见稿，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酋长的工作、职责和待遇。多哥贝以玩笑口吻说，加纳许多酋长都很有钱，因为他们拥有土地。但他自己没钱，所以得努力工作。恐怕他是加纳惟一没有土地权益收入的大酋长了。为发展社区经济、为领地百姓谋福利，他必须开公司，建立广泛的商业联系，拓展业务。
在多哥贝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彩色的阿克拉黄金海岸房地产开发示意图。多哥贝指着地图对我说，他最近刚从浙江台州考察回来，台州一家房地产公司同意和他的公司合作，在阿克拉总统府附近的一片土地上进行旧城改造和地产开发，打造一个集地产开发、旅游酒店、度假村于一体的新城。多哥贝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认为中国人长期以来真诚帮助加纳发展经济社会，但他对中国公司来加从事业务的模式却颇有微词。那次见面，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彼此都感觉愉悦。多哥贝还主动提到，希望我可以安排邀请他访问中国。我问他：“你去過中国多次，还要什么邀请呢？”他表情严肃地说，那都是些商业活动，我希望能以大酋长的身份应邀访华，可以穿酋长服、撑酋长伞、带着随从，这样去的意义不一样。我表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提供必要协助。后来，在使馆安排下，多哥贝和沃尔特省省长应宁夏自治区政府的邀请，联袂正式访华并出席在银川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洽谈会，实现了他的愿望。
和多哥贝见面，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对加纳酋长的固有印象。他是一个很现代的加纳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商学院，交际广泛，国际化程度高，风度气质和能力水平俱佳。此后我和多哥贝保持着工作联系。他有朋友去中国需要签证事务帮助时，就会给我打电话。我们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去中国留学的政府奖学金名额，他推荐了他领区内一个贫穷但很有发展潜力的女孩人选。
2011年9月下旬，我应多哥贝的邀请，去沃尔特首府霍市参加传统木薯节活动。霍市是个安静的小山城，街道干净整洁。多哥贝在酋长院等候我的到来。他穿着深红色的传统酋长大袍，头戴酋长冠，撑一把金黄色大伞（那架势颇像中国封建朝代的皇帝或王），手持象征酋长权力的镀金木杖，后面簇拥着一大帮随从。我们徒步从酋长院出发，参加环城大游行活动。木薯节活动实际上就是霍市周围部落民众的一次大赶集。这一天，他们在部落首领和头人带领下，带着丰收的木薯，还有其他各色农产品和布匹，敬献给自己敬爱的大酋长。当时，时任副总统马哈马、沃尔特省长、一些内阁部长、地方头脑和部分外国驻加使节都来捧场，让多哥贝很有面子。木薯节仪式结束后，所有嘉宾都被邀请去酋长宫吃饭。我也去了，因为要向多哥贝捐赠200顶蚊帐。酋长宫其实就是有着大院子和草坪的别墅，一座现代风格的两层楼。大酋长的卧室摆设简单，并无奢华物品。当晚我返回阿克拉后，多哥贝发来短信向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1年中国农历新年时，多哥贝专门发邮件向我祝贺中国春节。2012年底我从加纳使馆离任时，曾约好到他在阿克拉的私邸辞行，一起喝香槟酒。但由于日程安排临时有变化，最后未能相见。我后来得知他成立了非洲航空公司，与中国海南航空合作把支线飞机引到加纳去，开通了加纳本国多个城市的短途航线，业务做得还不错。
传统型的Kondua大酋长
再一次和酋长面对面，是在2012年2月15日，我陪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造访加纳中部省埃尔米纳奴隶堡。在参观奴隶堡前，我们按照当地习俗去拜会大酋长Kondua六世。就礼仪着装而言，这个大酋长属于传统型。他不像多哥贝那样健谈，但对中国很友善。他表示，希望有更多中国公司来埃尔米纳投资兴业，他一定会划拨土地给他们的。对代表团参观奴隶堡前来晋见他，大酋长尤其高兴，说这是对他作为地方保护神的一种尊重，以后有什么困难或需要尽管来找他，他会提供最大的帮助和便利。当听说我来自加纳使馆，大酋长特意指示身边随从跟我要名片，以便日后联系。通过与Kondua和多哥贝的接触，我感觉前者为人处事更为现实，也透出些可爱。
我和阿布里的Kwasi大酋长结识则纯系巧合。在德国驻加纳大使的一个招待会上，Kwasi大酋长主动过来问候我，后来还率着一众人马来使馆拜会我，提出一些项目合作的设想。我曾代表中国驻加纳大使向Kwasi酋长的教育基金会捐了一笔小额捐赠，以资助山区穷人家的孩子上学。通过上述活动，阿布里传统社区和使馆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
在加纳使馆三年多的任期里，我还见到不少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酋长，其中多数属于长老辈。我和他们没有太多的语言互动，只是入乡随俗，给予礼节上应有的尊重。因为我深知，对酋长的尊重，就是对加纳人民的尊重，对他们历史文化的尊重。
加纳到底有多少酋长
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对加纳酋长制做进一步了解。除斯威士兰等少数君主制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已进入到现代政治文明时期。欧美国家拥有的政府、议会、司法系统、军警等强力机构，非洲国家一应俱全，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也在兴起并逐步掌控公共权力话语权。但在非洲，一个不争的现实是，在世俗权力之外还始终存在着一个平行的传统自治系统，这就是古老悠久的酋长制。酋长是非洲国家有着独特影响的一支政治社会力量，但国际社会、洲外国家政府和一些发展援助机构在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提供援助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酋长的作用和影响。 据官方统计，加纳目前有79个部族，全国大大小小酋长共32000多个，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大酋长，全国共有200～300个大酋长。第二个等级为部落首领，为数众多。最后一等是头人，一般管理一个100～150人的村落。除法律规定的酋长等级外，按历史沿袭和习惯法，加纳全国范围内还有所谓的“四大天王”（Overlord或King），依次为阿散蒂王、雅蓬乌拉、雅那和嘎王。其中，阿散蒂王的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
在传统酋长等级外，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加纳还创设了“发展酋长”（development chief）头衔，专门授予那些对社区、市县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减贫和教育事业做过突出贡献的非本部落之公民（含外国公民）。这种“发展酋长”在授予时举行隆重的仪式，着装等同于正式的部落酋长，在本部落或区域内享有一定待遇，但不分大小级别，本质上属于荣誉衔。
酋长的合法性部分起源于欧洲殖民前的历史因素，部分来自于宗教原因，部分缘于文化因素。历史上，酋长在加纳政治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势，是部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和代言人，在其领地范围内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文化代表，更是道德权威。自殖民时期以来，酋长的命运就和加纳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英国殖民当局当年在加纳和非洲其他殖民地采取“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政策，极力培植和扶持当地酋长势力，以减少行政成本，授予酋長征税、管理部族事务和参与地方治理等权力。一些酋长纷纷利用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当地社区兴办慈善教育事业，借机扩大自身影响和势力。和非洲英属殖民地不同，酋长在前法属殖民地则相对弱势，政府有权任免酋长，而不是由部族血缘关系决定。自加纳开国总统恩克鲁玛推行“村社共产主义”以来，历届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剥夺了酋长大部分的权力，对酋长影响予以限制。加纳现行的1992年宪法在法律上承认酋长制存在的合法性，但不允许酋长参与“积极的政党政治”，仅保留酋长通过习惯法处理部族内部事务、对酋长地拥有所有权的权力。
没有固定薪资的酋长
加纳酋长不像南非、马拉维的同行，每月可从政府领取可观的薪资报酬。他们没有固定薪资，政府每月只给大酋长发几百加纳塞地不等的津贴（其实叫车马费更合适）。酋长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分配管理收益，但需将其中50%上交地方市县政府财政。加纳土地80%为酋长所有，因此酋长也被俗称为“土王”，政府只拥有10%左右的土地所有权。土地归属问题是加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外来投资者纷纷抱怨加纳地权不清晰，投资成本过高，投资环境恶化，要求政府改变土地归酋长所有和支配的制度，明确土地私有制。加纳政府曾就此与国家酋长院商谈，但被拒绝。
酋长之间也会因为土地等现实利益频繁发生部族冲突。比如，北部省巴库市的两大种族围绕酋长合法性引发暴力冲突，致多人死伤。北部省的延迪市是西非地区最大村落，因“四大天王”之一的雅那二世2002年被谋杀而长期局势动荡。但即便如此，酋长依然是所在部族、社区的代言人，政治领袖考察省市或开展竞选拜票时，能否获得酋长的支持十分重要。酋长们纷纷借此要求政府帮助当地修桥造路、建设医院学校等民生工程。在北部三省，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传统势力根深蒂固，酋长影响尤其巨大。许多政府启动、国际援助机构参与的发展项目，因为酋长反对，往往半途而废或胎死腹中。
加纳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的酋长一般实行世袭制，基于母系或父系血缘宗亲关系，原则上由长子继位。在加纳南部地区，女性也可成为大酋长，只不过名称有所不同，被尊称为“皇母”，但不从政府领取津贴，可谓同工不同酬。现代酋长素质较前有很大不同，来源日趋多元化。一些酋长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或曾在欧美国家留学，从事医生、律师等职业，回国继位后致力于寻求外援以发展社区和领地经济，改善教育民生。我接触过的多哥贝大酋长就是这类酋长的典型代表。
进入21世纪，随着非洲多党民主化进程加速，民主、良政理念逐步扎根，关于酋长制存废的争论日趋激烈。2010年初，加纳政府启动了1992年宪法的审议修改进程，但是“保留派”和“取消派”各执一词，分歧不断，而“变革派”又提不出具体的举措。因此，目前尚无法断定酋长制在加纳、乃至在非洲的命运将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