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6月7日到7月31日,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的《生活日报》存世共55天。在这55天里,邹韬奋在《生活日报》上共发表了55篇社论,在社论中,他以一个大无畏的革命者的气概十分大胆地、全面地、多角度地、鞭辟入里地也是十分成功地宣传了他的抗日救亡主张,同时也非常深刻地、尖锐地、多视角地、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某些政界要人和文化界名人的懦弱和无耻!
　　面对某些政界掌权者们无休止的开着的为自己谋福利和资本的会议以及他们空谈和平欺诈百姓也自欺欺人的虚伪嘴脸,面对某些文化界名人为保全自己丧失人性遗弃国耻宣传谬论的小人作风,邹韬奋在失望和悲愤之中毅然拿起手中的笔来给予他们以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邹韬奋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报人,更是时刻站在抗日前线的一个勇敢的战士!冯玉祥评价邵飘萍时曾经说过“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韬奋一支笔,亦有这样的价值和威力。
　　对政界的失望和悲愤
　　对政界的不作为进行集体批判。邹韬奋在1936年6月11日发表的社论《一致步骤与整齐行动》,是对一切只说不做或做之甚少的政界人物的一次集体批判:“‘共谋解除国难’的呼声已有了四五年,民众所看见的事实,继续不断出现的事实,无疑的是侵略者有着一致步骤和整齐行动;至于我国的一致步骤与整齐行动是在哪一方面,是在解除国难呢?还是在加深国难?这是事实问题,无论何人都无法把铁一般的事实一概抹杀而‘专凭主观见解’下判断的。”
　　对政界大小会议的失望和痛恨。1936年6月12日邹韬奋发表社论《救亡问题与二中全会》,7月15日发表社论《评二中全会决议案》,7月16日发表社论《国防会议与国防问题》,这三篇社论充分表现了邹韬奋对“二中全会”、“国防会议”等很多会议的失望,失望这些会议没有从行动上解决“怎样统一内部,怎样团结御侮”这一实质性的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是“高级将领和政府领袖”的聚会,“不过是为安插冗员而已”。邹韬奋曾在1936年7月26日满怀希望地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所望于庐山会议者》的社论,希望能看到“会议”的实效,但当局没让他看到希望,他看到的是“当局召集的会议已不可胜数,但与国难不仅不见有一点儿解除的征象,反而一天天加深起来!”结果是“天天嚷着团结而涣散如故;天天嚷着御侮,而不抵抗如故。人家开一次会议,要北进就北进,要南进就南进,而我们开十次百次会议,却始终不见有抗战的事实表现”。他认为“当局如果有诚意响应全国民众的救亡意志,唯一的办法只有立刻发动民族解放的英勇抗战”,“残酷的侵略行动,只有用坚决的抗战行动来答复”,“当前的客观事实,形势急迫,也不能等待从容开会谈论”。
　　对满天飞着的“呼号和平”的电文深恶痛绝。邹韬奋在社论中不仅表现出对大小会议的不满,而且对像雪片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四处乱飞的“呼号和平”的电文同样深恶痛绝。为此,1936年6月15日他发表社论《华北局势愈严重》,大声疾呼:“我们很沉痛地希望那些不顾一致对外抗敌抢救危亡的急迫要求,而只是在‘呼号和平’上面埋头制造电文的先生们,稍稍抬起头来,看看华北局势的愈益严重化,看看我们的民族敌人是怎样的在那里猛进。”他要使那些粉饰太平的官僚们明白:“呼号和平”的电文是挽救不了正濒临危亡的国家的,它只能让敌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软弱和无能,从而更大胆地更疯狂地来践踏我们的国土,蹂躏我们的家园!而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立刻发动整个民族的对日抗战!”要在事实上去制伏敌人的猖獗,要在行动上去阻止敌人的猛进,要用反侵略的手段来征服侵略者!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制造或阅读电文!
　　对文化界的失望和悲愤
　　对大学校长们的平庸和无能感到失望和悲愤。邹韬奋在1936年6月14日发表的《读上海各大学校长电》和1936年6月16日发表的《大学校长准备日军拘捕》这两篇社论中就表明了自己对大学校长们的“很大的失望”,失望在大学校长们发表的“电文对于国难的严重和一致抗战救国行动的迫切要求,不置一辩”,悲愤于这些校长们居然会被敌人利用,甚至被敌人“勒令”着来“管束”自己的学生!社论指出:消灭内战的唯一途径是要立刻发动一致对外抗战!“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纵任我们的民族敌人侮辱宰割,恬不知耻;一条是共同起来对外抗敌,求救沦亡中的国家,必先把沦亡中的国家抢救回来,然后才说得到个人的名誉与安全”,作为大学校长们,“应该很明了的很无畏的负起指导的责任”,而不是“恬不知耻”地“纵任我们的民族敌人侮辱宰割”。
　　对某些逃避现实和趾高气扬的文化界名人感到失望和悲愤。典型例证是邹韬奋对胡适的不满。在1936年7月13日的社论《送胡适博士赴美》中,先用看似赞美的文字对胡适进行嘲讽:“‘五四运动’的文化界领袖之一胡适博士,最近南下,在上海侯轮放洋,将以中国首席代表的资格,去美国出席太平洋会议。”进而摆出不满的理由:胡适博士不应该面对国难“逃避到勘察家”的地位,更不应该“一面主张把东北四省送给外人,一面又主张中央下令讨伐西南,薄于己而厚于人”。然后提出了一个饱含谐谑意味的建议:“今年太平洋学会开会时,苏联代表第一次出席会议,而且把五年计划的成绩列入议程。胡博士不妨顺便询问一下:苏联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否由于逃避到侦察家的结果,还是由于苏联人民大众努力奋斗的成果。”最后不无调侃地提出劝诫:“胡适博士是中国文化界领袖,而且也是美国人所崇拜的著名中国学者。所以胡博士要是以国民外交代表的资格,向美国朝野游说宣传,并且在太平洋学会公开提出讨论,对于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的建立,一定有极大的效果。太平洋集体安全有了办法,垂危的中国也就不至于束手无策。至少这一条路线,总要比勘察家路线更光明得多。”这篇社论采用“抑扬交融”的手法,看似赞美的文字却深藏着无情的批判,看似指责的文字却又包含着些许颂扬之意。特别是文章最后,看似在劝诫,实则也是给这个文化名人找一个台阶找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只要他愿意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作出“行动上”“事实上”的贡献,“即时是敌”也可转化为“即时是友”,同时这也是在为中国人寻找抗战救亡的出路和良策。这样的社论让胡适博士看了肯定是哭笑不得,恼也不行怒也不当,而且还不得不在社论带来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真的为中华民族做点什么,否则回国后定无言见“祖国父老”。这样的社论不仅对胡适敲响了警钟,也对整个文化界敲响了警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邹韬奋就是要把这种信念强烈地根植到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
　　面对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邹韬奋认为:“凡能在事实上救我们的民族和國家的都是我们国民所要拥护的人物或集团”,否则“虽是架子十足,宣言堂皇,在我们国民看来,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1931年10月24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4期)。
　　结语
　　其实表达“失望和悲愤”不是邹韬奋写这些社论的主要目的,他的真正用心还是希望通过“揭露和批判”的手段使这些政治界要人和文化界名人能真正反省自己的言行,检点自己的作为,从而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担当起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
　　邹韬奋的失望和悲愤也远不止这些,他最大的失望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不止一次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他主办的进步刊物,不止一次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他,逼着他过上逃亡的生活,就连死后也没让他获得安宁,1944年7月24日早晨7点20分,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但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韬奋的遗体仍用“季晋卿”的名字暂时厝于上海殡仪馆,两年后才以真名落葬于上海虹桥公墓。
　　邹韬奋的一生是为言论自由和人类的解放奋斗的一生。他“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邹韬奋用笔和社论做武器,为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出了最生动最感人最彻底最无私也是最无畏最光荣的呐喊!被毛泽东总结为“热爱人民,真诚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韬奋精神,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仍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936年6月7日～1936年7月31日的《生活日报》。
　　(作者为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