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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的解放，也导致了严重的不平等、秩序混乱和社会原子化。对抗新秩序的思想和运动也随之产生。早在19世纪中叶，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拉萨尔派、蒲鲁东派、圣西门派以及其他思潮流派便发出了抗议的声音。然而，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才遇到了足以与之抗衡的革命性力量。到19世纪末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式取代了其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潮，确立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部分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建立一个乐观主义的历史框架，预言通向一个更新更美好的社会系统。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核心观点：(1)资本主义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它摧毁了旧的封建秩序，创造出无尽的财富和生产力；(2)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严重的不平等、剥削和冲突基础之上的；(3)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超越和取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曾经论述过资本主义令人诧异的特性：“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但是，资本主义的非凡成就是建立在可怕的人力成本之上的。资本就像一个吸血鬼，“只有以吸吮活劳动为生，并将吸纳更多的活劳力”，活劳动是为积累起来的劳动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最后，在摧毁旧秩序并释放出人类潜在的生产力之后，资本体系完成了其历史上“进步”的正功能，随即便会崩溃。马克思确信，正如封建制度的内部矛盾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为其后的社会制度铺平了道路。
左翼完全赞同马克思所说的前面两点。直到19世纪末期，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质疑第三点。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崩溃，而是显现出极大的弹性，具有革命意义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席卷了欧洲，还波及整个世界。同时，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实行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使大多数公众生活的绝对水平不仅没有变得更糟，而是渐渐好了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左翼开始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的代表人物列宁认为，如果新的社会秩序不能自行产生，那么能够和应该用革命性的先锋力量通过政治和军事努力强制其产生，以刺激历史的发展。其他的一些左派不愿采取暴力革命和精英主义的方式，而选择坚持民主的道路。
实际上，围绕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左派须采取的回应，民主派阵营内发生了另一次分裂。其中一些民主派认为，马克思可能错误估计了资本主义行将毁灭，但是对于资本主义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的判断却是基本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如此深刻、人力成本是如此庞大，最终必将被完全不同于它的新的更好的制度所代替。所以，左翼应该加快这种转变的到来。另一些民主派则并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资本主义会必然崩溃，而吸取其营养成分、弱化其缺点，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道路。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要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可以采取改良的战略，激发其巨大的生产力，从中受益，再采取措施逐渐取代。
发生于20世纪民主阵营内部的两派之间的真实论战，可以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交锋。在这场斗争中，前者不完全和不彻底的胜利限制了左翼应对当今政治挑战的能力。
继承者还是治疗师?
伯恩施坦是德国社民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理论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愈益复杂性和强大的适应性。1898年他在发给斯图加特会议的《书面声明》中着重指出：“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灾变论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左翼应该把重点放在替代性的社会改良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在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有赖于其增多。“关于改革，我们关注的不是它是否会加快灾难从而赋予我们力量，而是改革能否使工人阶级进一步发展，能否为(社会)全面进步作出贡献。”他认为，不断谈论一些抽象的未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关注的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具体斗争，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考茨基不同意伯恩施坦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如果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占有者阶级的成员数量相对地和绝对地都增加了”，那么，“我们的胜利便会拖延很久，便永远不会实现我们的目标了”。考茨基坚信，虽然小企业的数量未必减少，但它们经济活动的范围却缩小了，因为它们通常只不过是成为濒于无产阶级化的下层中产阶级的最后的避难所。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之类视为资本主义调节的工具，而在考茨基看来，它们恰恰是这个制度最终走向衰落、“自由”竞争终结与社会崩溃迫近的有力证据。威廉·李卜克内西认为，“如果伯恩施坦的论点是正确的，我们不妨也埋葬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整个历史和整个‘社会主义”’。卢森堡则尖锐地指出，如果伯恩施坦的异端观点被接纳，那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厦也将随之倾覆。
这场辩论持续了不止一代人。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大萧条，迫使社会主义不得不面对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似乎是资本主义遭遇大危机的时刻，社会主义者应当怎么做呢?是大声欢呼、静观其变，只将其简单视作正统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社会转变?还是应当设法“止住出血”和完善体制，避免这种灾害的再次发生?德国社民党人弗里茨’塔尔诺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总结了这一进退维谷的困境：“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病床边治愈病人的医生，还是乐意为急不可耐的财产继承人准备一点毒药推动这一进程?……我想我们作为医生便要认真治疗，可是我们又需要保持这种感觉——我们是希望获得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遗产的继承人。这种医生和继承人的双重角色，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兼为二者不仅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认识到这一点后，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该是作出抉择的时候了。20世纪30年代初，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改革者们在其政策中普遍加入了一个核心的理念：必须使用国家权力来驯服并最终改革资本主义。持续已久的辩论到了关键时刻。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相信可以运用民主国家的权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认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左派不应该采取行动，因为只有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崩溃，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才会出现。
战后世界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民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瑞典以外，普遍失去了战斗力。二战以后，社民党被英国工党政府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取得的成就所迷惑，认为他们的改良主义已经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在很多地方取得了胜利。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 时，出席的各国社民党人在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说：“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二战后，国家的作用不再只是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经济利益不再永远处于第一位。国家开始经常被视作社会的监管者，经济因素往往退居其次。西欧国家明确承诺调控资本主义经济，保护社会免遭更具破坏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变化如此巨大，使当时的理论家们不知如何才能准确定性它们。克罗斯兰认为，二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了。安德鲁‘肖恩菲尔德也有同样的疑惑：“我们当下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不知如何确切形容它们。”但是，无论其变化与以往的资本主义有何不同，资本主义的性质却没有改变，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
西方社会第一次将经济增长、完善民主以及社会稳定，最大程度地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维度上结合起来。虽然二战后秩序取得很大稳定，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许多左翼不能完全理解或接受这种新的模式。有些人忘记了改革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他们对于福利国家的建立沾沾自喜，未能意识到最终要在持续的进程中驯化资本主义这头猛兽。
迈克尔‘哈林顿作为当时美国左翼最鼓舞人心和最有影响的人物，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畅销书《另一个美国》。这本书用大量的统计数字，证明了多达四五千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对于一向自诩公正和机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大震动。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开始，贫困被确认为美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对贫困问题认识的转变，促使以联邦政府为首的美国各级政府开始考虑制定相关的反贫困立法和社会保障措施，以防止贫困的蔓延和恶化。虽然具有消灭贫困的各种资源，但美国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妨碍了通过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是私人的利润而不是集体的需要。哈林顿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组织原则决定了在美国不可能消灭贫困。
二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哈林顿的观点。他形容这种增长是“畸形的”，并且是“反作用的”，无论经济多么发达，资本主义本身也无法满足全体人民需要。1968年，他在《走向民主左翼》一书中宣称：“美国体制似乎不再起作用了。”1978年，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死亡”的口号。1986年，他写道：“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和社会的空前危机，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试图说服左翼：改革资本主义使之稍显人性化并不是首要任务，资本主义的表面胜利是虚幻的，应该为它之后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
而哈林顿的世界观与现实情况的不相协调，这使得他的指导思想变得非常不切实际。哈林顿知道自己不喜欢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却苦于不知怎样才能具体描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以及如何才能到达这个社会。像其他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样，他把很多的信念放在“民主规划”上。然而，除了强调民主政治和公众参与，他几乎没有说明这种“民主规划”的具体内容和实现过程。其他一些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建议，包括投资社会化、社会所有权的结构、缩短工作时间、限制私人定价等，实施起来可能是徒劳的。因为要处理一系列的问题，如它们与资本主义现有机制如何协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关联，以及如何保证更有效与更公正的结果等。
所以人们在事后会很容易地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论点最终是没有出路的。真正的正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消亡之后才能出现，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彻底的努力不能让人民在中短期内得到实质利益，这就限制了其对左翼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当下的紧迫性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左翼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何考察资本主义及其使命，将影响他们处理危机的能力和赢得选举的机会。当代新自由主义派一直主张市场自由化，避而不谈全球化带来的个人和社会成本；而大部分左翼则不关注市场的适应性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传播效益。这种冲突在社民党出现的时候已经存在了。时至今日，自由主义仍然只看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左派则激进地看到其缺陷，只有社民党兼而看到了两者。
如果没有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增长，西方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国家对社会的保护和市场的监管，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将更加难以实现。左翼今天面对的挑战是恢复并坚持其根本原则，创造性地解决新的问题，抓住新的机遇。重要的不是政策，而是最终的目标，即不但要鼓励增长，还要保护公民权益不受资本主义消极后果的影响。左翼必须重申其承诺，应对而非抵制变革，迎接而非逃避未来。这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被普遍接受。许多欧洲和美国左派只致力于熟悉的策略，而忽略策略的实际意义或是否有成功的机会。许多宣传害怕未来和变革，甚至害怕其他一些因素，如日益在全球化中快速发展崛起的大国。
社会民主主义左派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一直是：帮助人们适应资本主义，最后让资本主义的负面因素反作用于其身，而不是进行一场没有希望的抗争。这至今仍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首要目标。许多分析家说，西方一些国家的实例让人印象深刻，如丹麦和瑞典，它们不但保障了社会的高就业和高福利，也毫不影响其在全球化中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斯堪的那维亚的实例说明，社会福利和经济活力并非互为敌人，而是天然的盟友。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国家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是最高的。在美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则普遍担心全球化会产生无法预料的负面后果。美国左翼必须效仿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做法：制定一项计划，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团结，而不是强迫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恢复左翼昔日的乐观精神和历史眼光。此时，哈林顿的学说仍然能提供一些营养。他在著作中强调，左翼需要在更大意义上知道自己希望世界向何处发展。没有了目标，左翼就会失去方向和斗志。历来推动左翼发展的信念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左翼的任务在于使这样的世界由可能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 吴韵曦
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的解放，也导致了严重的不平等、秩序混乱和社会原子化。对抗新秩序的思想和运动也随之产生。早在19世纪中叶，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拉萨尔派、蒲鲁东派、圣西门派以及其他思潮流派便发出了抗议的声音。然而，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才遇到了足以与之抗衡的革命性力量。到19世纪末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式取代了其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潮，确立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部分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建立一个乐观主义的历史框架，预言通向一个更新更美好的社会系统。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核心观点：(1)资本主义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它摧毁了旧的封建秩序，创造出无尽的财富和生产力；(2)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严重的不平等、剥削和冲突基础之上的；(3)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超越和取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曾经论述过资本主义令人诧异的特性：“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但是，资本主义的非凡成就是建立在可怕的人力成本之上的。资本就像一个吸血鬼，“只有以吸吮活劳动为生，并将吸纳更多的活劳力”，活劳动是为积累起来的劳动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最后，在摧毁旧秩序并释放出人类潜在的生产力之后，资本体系完成了其历史上“进步”的正功能，随即便会崩溃。马克思确信，正如封建制度的内部矛盾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为其后的社会制度铺平了道路。
左翼完全赞同马克思所说的前面两点。直到19世纪末期，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质疑第三点。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崩溃，而是显现出极大的弹性，具有革命意义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席卷了欧洲，还波及整个世界。同时，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实行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使大多数公众生活的绝对水平不仅没有变得更糟，而是渐渐好了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左翼开始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的代表人物列宁认为，如果新的社会秩序不能自行产生，那么能够和应该用革命性的先锋力量通过政治和军事努力强制其产生，以刺激历史的发展。其他的一些左派不愿采取暴力革命和精英主义的方式，而选择坚持民主的道路。
实际上，围绕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左派须采取的回应，民主派阵营内发生了另一次分裂。其中一些民主派认为，马克思可能错误估计了资本主义行将毁灭，但是对于资本主义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的判断却是基本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如此深刻、人力成本是如此庞大，最终必将被完全不同于它的新的更好的制度所代替。所以，左翼应该加快这种转变的到来。另一些民主派则并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资本主义会必然崩溃，而吸取其营养成分、弱化其缺点，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道路。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要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可以采取改良的战略，激发其巨大的生产力，从中受益，再采取措施逐渐取代。
发生于20世纪民主阵营内部的两派之间的真实论战，可以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交锋。在这场斗争中，前者不完全和不彻底的胜利限制了左翼应对当今政治挑战的能力。
继承者还是治疗师?
伯恩施坦是德国社民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理论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愈益复杂性和强大的适应性。1898年他在发给斯图加特会议的《书面声明》中着重指出：“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灾变论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左翼应该把重点放在替代性的社会改良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在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有赖于其增多。“关于改革，我们关注的不是它是否会加快灾难从而赋予我们力量，而是改革能否使工人阶级进一步发展，能否为(社会)全面进步作出贡献。”他认为，不断谈论一些抽象的未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关注的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具体斗争，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考茨基不同意伯恩施坦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如果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占有者阶级的成员数量相对地和绝对地都增加了”，那么，“我们的胜利便会拖延很久，便永远不会实现我们的目标了”。考茨基坚信，虽然小企业的数量未必减少，但它们经济活动的范围却缩小了，因为它们通常只不过是成为濒于无产阶级化的下层中产阶级的最后的避难所。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之类视为资本主义调节的工具，而在考茨基看来，它们恰恰是这个制度最终走向衰落、“自由”竞争终结与社会崩溃迫近的有力证据。威廉·李卜克内西认为，“如果伯恩施坦的论点是正确的，我们不妨也埋葬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整个历史和整个‘社会主义”’。卢森堡则尖锐地指出，如果伯恩施坦的异端观点被接纳，那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厦也将随之倾覆。
这场辩论持续了不止一代人。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大萧条，迫使社会主义不得不面对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似乎是资本主义遭遇大危机的时刻，社会主义者应当怎么做呢?是大声欢呼、静观其变，只将其简单视作正统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社会转变?还是应当设法“止住出血”和完善体制，避免这种灾害的再次发生?德国社民党人弗里茨’塔尔诺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总结了这一进退维谷的困境：“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病床边治愈病人的医生，还是乐意为急不可耐的财产继承人准备一点毒药推动这一进程?……我想我们作为医生便要认真治疗，可是我们又需要保持这种感觉——我们是希望获得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遗产的继承人。这种医生和继承人的双重角色，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兼为二者不仅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认识到这一点后，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该是作出抉择的时候了。20世纪30年代初，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改革者们在其政策中普遍加入了一个核心的理念：必须使用国家权力来驯服并最终改革资本主义。持续已久的辩论到了关键时刻。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相信可以运用民主国家的权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认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左派不应该采取行动，因为只有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崩溃，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才会出现。
战后世界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民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瑞典以外，普遍失去了战斗力。二战以后，社民党被英国工党政府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取得的成就所迷惑，认为他们的改良主义已经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在很多地方取得了胜利。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 时，出席的各国社民党人在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说：“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二战后，国家的作用不再只是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经济利益不再永远处于第一位。国家开始经常被视作社会的监管者，经济因素往往退居其次。西欧国家明确承诺调控资本主义经济，保护社会免遭更具破坏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变化如此巨大，使当时的理论家们不知如何才能准确定性它们。克罗斯兰认为，二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了。安德鲁‘肖恩菲尔德也有同样的疑惑：“我们当下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不知如何确切形容它们。”但是，无论其变化与以往的资本主义有何不同，资本主义的性质却没有改变，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
西方社会第一次将经济增长、完善民主以及社会稳定，最大程度地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维度上结合起来。虽然二战后秩序取得很大稳定，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许多左翼不能完全理解或接受这种新的模式。有些人忘记了改革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他们对于福利国家的建立沾沾自喜，未能意识到最终要在持续的进程中驯化资本主义这头猛兽。
迈克尔‘哈林顿作为当时美国左翼最鼓舞人心和最有影响的人物，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畅销书《另一个美国》。这本书用大量的统计数字，证明了多达四五千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对于一向自诩公正和机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大震动。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开始，贫困被确认为美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对贫困问题认识的转变，促使以联邦政府为首的美国各级政府开始考虑制定相关的反贫困立法和社会保障措施，以防止贫困的蔓延和恶化。虽然具有消灭贫困的各种资源，但美国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妨碍了通过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是私人的利润而不是集体的需要。哈林顿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组织原则决定了在美国不可能消灭贫困。
二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哈林顿的观点。他形容这种增长是“畸形的”，并且是“反作用的”，无论经济多么发达，资本主义本身也无法满足全体人民需要。1968年，他在《走向民主左翼》一书中宣称：“美国体制似乎不再起作用了。”1978年，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死亡”的口号。1986年，他写道：“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和社会的空前危机，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试图说服左翼：改革资本主义使之稍显人性化并不是首要任务，资本主义的表面胜利是虚幻的，应该为它之后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
而哈林顿的世界观与现实情况的不相协调，这使得他的指导思想变得非常不切实际。哈林顿知道自己不喜欢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却苦于不知怎样才能具体描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以及如何才能到达这个社会。像其他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样，他把很多的信念放在“民主规划”上。然而，除了强调民主政治和公众参与，他几乎没有说明这种“民主规划”的具体内容和实现过程。其他一些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建议，包括投资社会化、社会所有权的结构、缩短工作时间、限制私人定价等，实施起来可能是徒劳的。因为要处理一系列的问题，如它们与资本主义现有机制如何协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关联，以及如何保证更有效与更公正的结果等。
所以人们在事后会很容易地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论点最终是没有出路的。真正的正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消亡之后才能出现，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彻底的努力不能让人民在中短期内得到实质利益，这就限制了其对左翼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当下的紧迫性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左翼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何考察资本主义及其使命，将影响他们处理危机的能力和赢得选举的机会。当代新自由主义派一直主张市场自由化，避而不谈全球化带来的个人和社会成本；而大部分左翼则不关注市场的适应性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传播效益。这种冲突在社民党出现的时候已经存在了。时至今日，自由主义仍然只看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左派则激进地看到其缺陷，只有社民党兼而看到了两者。
如果没有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增长，西方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国家对社会的保护和市场的监管，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将更加难以实现。左翼今天面对的挑战是恢复并坚持其根本原则，创造性地解决新的问题，抓住新的机遇。重要的不是政策，而是最终的目标，即不但要鼓励增长，还要保护公民权益不受资本主义消极后果的影响。左翼必须重申其承诺，应对而非抵制变革，迎接而非逃避未来。这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被普遍接受。许多欧洲和美国左派只致力于熟悉的策略，而忽略策略的实际意义或是否有成功的机会。许多宣传害怕未来和变革，甚至害怕其他一些因素，如日益在全球化中快速发展崛起的大国。
社会民主主义左派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一直是：帮助人们适应资本主义，最后让资本主义的负面因素反作用于其身，而不是进行一场没有希望的抗争。这至今仍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首要目标。许多分析家说，西方一些国家的实例让人印象深刻，如丹麦和瑞典，它们不但保障了社会的高就业和高福利，也毫不影响其在全球化中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斯堪的那维亚的实例说明，社会福利和经济活力并非互为敌人，而是天然的盟友。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国家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是最高的。在美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则普遍担心全球化会产生无法预料的负面后果。美国左翼必须效仿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做法：制定一项计划，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团结，而不是强迫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恢复左翼昔日的乐观精神和历史眼光。此时，哈林顿的学说仍然能提供一些营养。他在著作中强调，左翼需要在更大意义上知道自己希望世界向何处发展。没有了目标，左翼就会失去方向和斗志。历来推动左翼发展的信念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左翼的任务在于使这样的世界由可能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 吴韵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