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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将收录了习总书记各个场合的讲话、谈话、讲座的书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本作为研究材料，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对此英译文本中民族思想话语译文背后的译者群体的行为规律进行“翻译内”及“翻译外”两个层面的研究，研究结果体现出译者群体在忠实原文的同时充分考虑读者和社会需求的一般性行为规律，即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半求真半务实的特征。而从译者行为批评角度对此类文本进行分析，尚属首次。
关键词：民族思想话语;译者行为批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 引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经刊行即好评如潮，成为全球存眷的畅销书。英国学者阿尔布劳评价说：“这不是一本仅供中国读者阅读的书，而是所有人都应该阅读的、关乎人类和全球未来的书。”
这里对“民族思想话语”进行一个简单的组合定义。“民族”，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王珊：2017）;同一个民族也可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民族也可用相同的语言。（严珊珊：2016）“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或形成的观点及观念体系（邸乘光：2018）。而“话语（discourse）”，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对人们说什么，如何说，以及所说的话带来的社会后果的研究（佟新：2003）。而本文所选材料出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本一至三卷，这里的“话语”，则是指习总书记说出来的语言，把习总书记有关民族发展、民族政策、各民族关系等观点及观念体系的语言称为“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
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探究译者翻译行为，观察翻译事实，揭示翻译的复杂性以及译者翻译内外的行为机制。在译者行为兼译问质量评价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对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英译文本背后隐藏的译者翻译行为规律进行研究，能够扩展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下的研究对象，并使翻译批评理论在特定的政治翻译文本中得到拓展。
2. 本文采用的理论框架及研究现状
本研究首次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角，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民族思想话语英译文本，对此文本下的译者进行“翻译内”和“翻译外”的综合考察，借译者行为兼译文质量评价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批评译者行为和行为下的翻译实践，客观对待译文质量，探寻此译文背后隐藏的译者的翻译行为规律并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现有学者从翻译目的论、翻译风格论、功能对等理论，生态翻译学等视角，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用典、文化负载词、时政热词、语言风格等展开了英译策略、英译模式研究等。据研究数据，目前没有关于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英译的单独的、专门的研究。
在国际译学“译者研究”转向大背景下，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工具，展开“人本”的翻译批评研究，能推动译学研究发展。具体而言，以译者行为及其行为下的译文为研究对象，以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及其英译文本为研究素材，深化对此英译文本下译者行为规律的认识，对译文质量合理性作出全面客观科学的描写与解释，促使其译文的合理度更高，为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及其类似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丰富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同时推动中国治国理政民族政策文化走出去。
3. 译者群体的译内行为剖析
广义上的“译者行为”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也即“译者行为”是“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的总和。这里的“译内行为”指的是译者作为语言人在翻译的文本层面表现出的纯语言性行为，处于基础阶段，即“翻译内”。（周领顺，《“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73）接下来笔者将从词汇与句法层面对此英译文本译者在“翻译内”的行为进行尚为浅显的分析，试论译者在求真性以及务实性处理上的行为表现。
3.1词汇的求真性处理
《习近平治国理政》英文版的译稿定稿人之一王明杰说，他对翻译质量的要求是，确保译稿既要忠实原著，也要让读者看得懂，有可读性，还要注意用词恰当，译出原文风格。王明杰说：“翻译是最仔细的读者，译者需要将每句话看懂了、弄明白了才能下笔翻译。”（姜海英：2020）在译文中随处可见译者对译文忠实度的追求既译文求真度的体现。例如译文中对词汇求真性的处理。“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Ⅰ》：168）中的“最大公约数”译为“greatest common denominator”（The Governance of China：187）。此处“最大公约数”的意义是说，确立全国各族人民在最大程度上的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译文保留了最大公约数在此语境的说法，也是对习总书记话语词汇特色的传达。此句，“我说过，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Ⅱ：339）中的“文化养分”译为“cultural nutrients”（Ⅱ：367）。“养分”选词“nutrients”，体现了中文里常用文化搭配养分的用语习惯，表达文化对民族的孕育与滋养。而此句中对民族交流方式的译出，也选择求真为主：“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Ⅱ：461）译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lls for exchanges between nations and civilizations for bet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mutual resentment. It is important to remove rather than erect walls between nations， take dialogue as the golden rule， and be good neighbors.”（Ⅱ：502）其中的“多拆墻，少筑墙”表达各民族之间应当多加交流，相互了解。这句话同样保留了习总书记话语中善用比喻的特征，将民族间的多加交流比作拆墙，反之比作筑墙，既生动又形象。译文既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也保留了原文的修辞特征。又如此句对民族团结、民族交融的比喻：“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Ⅲ：31）译为“We will encourage mor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elping them remain closely united like the seeds of a pomegranate that stick together， and work jointly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Ⅲ：42）虽然译文没有保留原文对石榴籽抱在一起中拟人修辞的保留，选用“stick”一词，“粘”更能凸显出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与交融的紧密性。并且将原文直接呈现，而不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融为一体，对译文求真度的追求，有效地传达了讲话人的语言特点。 3.2词汇的务实性处理
第一、二卷英文版翻译团队成员之一刘奎娟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译文的产出是由中方翻译整理英文初稿，再由外国专家对译稿进行修改润色，最后由译稿定稿人审核把关。从第一卷到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工作都是遵照这样的模式。刘奎娟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于许多中国特色的词汇肯定是把握得最准确的，由我们来保证翻译忠于原文、符合政策，由外国专家来保证语言地道，易于被国外读者理解和接受。”译文不仅保证了对原文的高度求真，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读者，做到在求真的同时兼顾务实。黄友义在其有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经验分享的讲座中也谈到有关此句的翻译：“高举和平对话旗帜”（Ⅱ：461），在经过与外国专家的多次讨论与斟酌后，最后译为“stand for peace and dialogue”（Ⅱ：502）以及将“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Ⅰ：203）译为“promote ethnic unity”（Ⅰ：224），为了使译文更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让译文更加地道，在此处并没有采取直译的方式，将其译为“hold high the banner of peace and dialogue”，相比之下，前者充分考虑了外国读者的用语习惯，对译文进行了务实性的处理。以及译者对四字词语的翻译也体现了译者站在读者角度考虑译文的合理性，例如，将“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Ⅱ：299）译为“They joined together in building our vast country， creating a long history and a brilliant culture.”（Ⅱ：327）将“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Ⅱ：299）译为“Such as the formidable Qin （221-206 BC） and Han （206BC-AD 220） dynasties， the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nd the flourishing reigns （1661-1796）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 （1616-1911）.”（Ⅱ：327）译者对“开发”“锦绣河山”“广袤疆域”的处理，都避免了直译，译者作为母语者自然理解此处词语所要传达之意，而此处对四字词语的直译显然无法传达其意，由“求真”转向“务实”自然是更加合理的做法。而对朝代的翻译则加注了对应的时间，使得外国读者更加条理清晰的了解所说朝代，译文充分考虑了读者的知识储备与认知。以及译者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Ⅱ：323）译为“pushing for material progress on the one hand and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on the other， with great importance attached to both”（Ⅱ：352）此类属极具讲话人话语风格的特色词汇，若在翻译时极力求真，产出的译文难免会使不了解讲话人风格的外国读者觉得晦涩难懂，因此，考虑目的语中是否存在此类表达，站在读者角度考虑译文能够被理解的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对译文务实性的处理更加明了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
3.3句法中“求真”与“务实”的平衡
在句子翻译层面，译者保留了绝大部分句子的主语，但同时灵活处理了中文与英文用语习惯的差异，如英文中对物称的使用，对句子形式的注重，句子结构较为紧凑的特点。如译者将例句：“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Ⅰ：36）译为“History shows that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ose of our country and nation. One can do well only when one’s country and nation do well.”（Ⅰ：38）译文对原文分句的处理方式遵循英文中从句使用习惯，较中文的简单分句而言，英文的枝干型句式更显繁复。后句原文省略了“国家好，民族好”与“大家才会好”之间的关联词，是中文句式更加注重意合的特点。译文调整了分句的顺序并添加了连词，贴合了英文注重形合，注重句子结构的特点。译本中灵活转化中文分句句式为为复合句或复杂句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Ⅰ：36）译为“Achiev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both a glorious and arduous mission that requires the dedicated effo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one generation after another.”（Ⅰ：38）“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遠充满希望。”（Ⅰ：106）译为“As long as the Chinese people pursue lofty virtue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ur nation will be forever filled with hope.”（Ⅰ：118）等等。还有对英文物称倾向的表现形式的体现，如译者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Ⅱ：339）译为“The splendid Chinese culture that spans thousands of years offers fertile soil for the growth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features.”（Ⅱ：367）此句中的主语为“the splendid Chinese culture”而谓语动词为“offers”，符合英文中“无灵主语”与“有灵动词”的搭配习惯，这与英语民族的文化多缘于主张“天人相分”的希腊文明有关，这种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体，偏重于对客观事物观察、研究和探索的精神，逐渐形成了客体型的思维方式，即把观察自然世界作为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的中心。”（包惠南，2001）这是译者务实于目的语读者思维方式的体现。 上述例句，译文的主语都与原文保持一致，也是译者忠实于原文，译文求真的体现。而作者对部分词语顺序的调整，则是考虑了中英的不同思维模式，做出的务实性的合理选择，例如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遵从英文如树木枝干的句子结构与修饰成分的用语习惯，便于目的语读者更容易理解原作。
4. 译者群体的译外行为剖析
“译外行为”指的是译者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既涵盖了译者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呈现出的普通人之行为。（周领顺，《“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73）影响译者发生译外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翻译目的、译者本身经历及其素养、读者意识、原文因素等，笔者主要从译者自身因素及其素养和读者意识两方面来分析译者的译外行为。
4.1译者因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翻译，汇集了众多翻译界的精英，无论是从政治素养上还是翻译经验上都是行业内的顶尖人物，他们专门从事中译外对外宣传工作，长期翻译像国务院的白皮书，还有国家的政策文件等。王明杰、刘奎娟和李洋等专家在采访中表示，他们把此项翻译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任务，此书的译本是向世界传递真正的中国、使世界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真实认识的窗口。而我们在面对那些不知实情并带有偏见报道中国、甚至故意抹黑中国形象的行为，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主动向世界介绍中国，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递出去。在翻译之前，他们透彻地了解中国制度、中国政策，他们心系对习总书记讲话精髓的传递、本着向世界表达真正中国的目的去打磨译文，反复推敲、精雕细琢。译者们良好的政治素养，翻译经验以及对作为国人对国家的情怀都与译文有着密切关系。
译者自身的生活经历与认知也对译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团队里的外国专家保罗·怀特（Paul White），在中国工作30余年，见证了中国的发展，怀特在完成了对《左传》的翻译后说：“翻译完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家充满了智慧，也很有趣，我最喜欢的是墨子。”怀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见证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另一位外国资深改稿专家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精通法语、德育、意大利语，先后在三四十个国家工作生活。他提到他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翻译工作中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准确传神地翻译习近平主席讲话的精髓。为了做好重点词汇的翻译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早上准时开会，讨论相关词汇的译法。他说：“作为改稿人，我们更应该继续加强传播，并确保中国真正地被其他国家所理解。”对事实的客观认识，对译文的精益求精，都是译者们不凡修养的体现。
4.2读者意识
译文在中外专家手上的反复打磨、国内外专家对两国文化的学习与积累都是对读者负责的体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工作都遵照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外国专家改稿润色，然后再次核对，最后经过三审三校的模式。刘奎娟说：“我們作为中国人，对于许多中国特色的词汇肯定是把握得最准确的，由我们来保证翻译忠于原文、符合政策，由外国专家来保证语言地道，易于被国外读者理解和接受。”（邱大平：2018）译者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和语言习惯，要确保译文被读者所理解，确保中国真正被其他国家所理解。译文之所以能够在“求着”与“务实”之间来回转化，相互平衡，离不开译者强烈的读者意识。
5. 结语
本文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析了此译本的译者群体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特征。译者们在翻译时，不仅严谨刻苦地去忠实于原文，追求译文的“求真度”，又尽最大努力去考虑读者和相关社会因素，确保译文在读者面前的可读性，把握译文的“务实度”。在“求真”于“务实”之间灵活的转化以求平衡，使得译文既能准确明了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又能被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这几年，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话语权依然不够，我们的声音向外传递得不够多，许多外国人想听我们的故事却听不到。这个时候推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受到全世界欢迎的。（王明杰：2018）译者们“翻译内”与“翻译外”的行为都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向后来研究此类话语或文本的学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更好地向世界传达中国，让世界更客观地认识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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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隆彩伶（2000年3月—），女，汉族，四川成都金堂，本科，翻译。
李方超，男，汉族，四川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
本文受2020年四川民族学院大学生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民族思想话语英译译者行为批评研究”（DXS20023S）
关键词：民族思想话语;译者行为批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 引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经刊行即好评如潮，成为全球存眷的畅销书。英国学者阿尔布劳评价说：“这不是一本仅供中国读者阅读的书，而是所有人都应该阅读的、关乎人类和全球未来的书。”
这里对“民族思想话语”进行一个简单的组合定义。“民族”，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王珊：2017）;同一个民族也可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民族也可用相同的语言。（严珊珊：2016）“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或形成的观点及观念体系（邸乘光：2018）。而“话语（discourse）”，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对人们说什么，如何说，以及所说的话带来的社会后果的研究（佟新：2003）。而本文所选材料出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本一至三卷，这里的“话语”，则是指习总书记说出来的语言，把习总书记有关民族发展、民族政策、各民族关系等观点及观念体系的语言称为“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
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探究译者翻译行为，观察翻译事实，揭示翻译的复杂性以及译者翻译内外的行为机制。在译者行为兼译问质量评价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对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英译文本背后隐藏的译者翻译行为规律进行研究，能够扩展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下的研究对象，并使翻译批评理论在特定的政治翻译文本中得到拓展。
2. 本文采用的理论框架及研究现状
本研究首次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角，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民族思想话语英译文本，对此文本下的译者进行“翻译内”和“翻译外”的综合考察，借译者行为兼译文质量评价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批评译者行为和行为下的翻译实践，客观对待译文质量，探寻此译文背后隐藏的译者的翻译行为规律并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现有学者从翻译目的论、翻译风格论、功能对等理论，生态翻译学等视角，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用典、文化负载词、时政热词、语言风格等展开了英译策略、英译模式研究等。据研究数据，目前没有关于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英译的单独的、专门的研究。
在国际译学“译者研究”转向大背景下，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工具，展开“人本”的翻译批评研究，能推动译学研究发展。具体而言，以译者行为及其行为下的译文为研究对象，以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及其英译文本为研究素材，深化对此英译文本下译者行为规律的认识，对译文质量合理性作出全面客观科学的描写与解释，促使其译文的合理度更高，为习近平民族思想话语及其类似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丰富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同时推动中国治国理政民族政策文化走出去。
3. 译者群体的译内行为剖析
广义上的“译者行为”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也即“译者行为”是“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的总和。这里的“译内行为”指的是译者作为语言人在翻译的文本层面表现出的纯语言性行为，处于基础阶段，即“翻译内”。（周领顺，《“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73）接下来笔者将从词汇与句法层面对此英译文本译者在“翻译内”的行为进行尚为浅显的分析，试论译者在求真性以及务实性处理上的行为表现。
3.1词汇的求真性处理
《习近平治国理政》英文版的译稿定稿人之一王明杰说，他对翻译质量的要求是，确保译稿既要忠实原著，也要让读者看得懂，有可读性，还要注意用词恰当，译出原文风格。王明杰说：“翻译是最仔细的读者，译者需要将每句话看懂了、弄明白了才能下笔翻译。”（姜海英：2020）在译文中随处可见译者对译文忠实度的追求既译文求真度的体现。例如译文中对词汇求真性的处理。“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Ⅰ》：168）中的“最大公约数”译为“greatest common denominator”（The Governance of China：187）。此处“最大公约数”的意义是说，确立全国各族人民在最大程度上的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译文保留了最大公约数在此语境的说法，也是对习总书记话语词汇特色的传达。此句，“我说过，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Ⅱ：339）中的“文化养分”译为“cultural nutrients”（Ⅱ：367）。“养分”选词“nutrients”，体现了中文里常用文化搭配养分的用语习惯，表达文化对民族的孕育与滋养。而此句中对民族交流方式的译出，也选择求真为主：“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Ⅱ：461）译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lls for exchanges between nations and civilizations for bet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mutual resentment. It is important to remove rather than erect walls between nations， take dialogue as the golden rule， and be good neighbors.”（Ⅱ：502）其中的“多拆墻，少筑墙”表达各民族之间应当多加交流，相互了解。这句话同样保留了习总书记话语中善用比喻的特征，将民族间的多加交流比作拆墙，反之比作筑墙，既生动又形象。译文既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也保留了原文的修辞特征。又如此句对民族团结、民族交融的比喻：“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Ⅲ：31）译为“We will encourage mor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elping them remain closely united like the seeds of a pomegranate that stick together， and work jointly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Ⅲ：42）虽然译文没有保留原文对石榴籽抱在一起中拟人修辞的保留，选用“stick”一词，“粘”更能凸显出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与交融的紧密性。并且将原文直接呈现，而不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融为一体，对译文求真度的追求，有效地传达了讲话人的语言特点。 3.2词汇的务实性处理
第一、二卷英文版翻译团队成员之一刘奎娟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译文的产出是由中方翻译整理英文初稿，再由外国专家对译稿进行修改润色，最后由译稿定稿人审核把关。从第一卷到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工作都是遵照这样的模式。刘奎娟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于许多中国特色的词汇肯定是把握得最准确的，由我们来保证翻译忠于原文、符合政策，由外国专家来保证语言地道，易于被国外读者理解和接受。”译文不仅保证了对原文的高度求真，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读者，做到在求真的同时兼顾务实。黄友义在其有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经验分享的讲座中也谈到有关此句的翻译：“高举和平对话旗帜”（Ⅱ：461），在经过与外国专家的多次讨论与斟酌后，最后译为“stand for peace and dialogue”（Ⅱ：502）以及将“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Ⅰ：203）译为“promote ethnic unity”（Ⅰ：224），为了使译文更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让译文更加地道，在此处并没有采取直译的方式，将其译为“hold high the banner of peace and dialogue”，相比之下，前者充分考虑了外国读者的用语习惯，对译文进行了务实性的处理。以及译者对四字词语的翻译也体现了译者站在读者角度考虑译文的合理性，例如，将“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Ⅱ：299）译为“They joined together in building our vast country， creating a long history and a brilliant culture.”（Ⅱ：327）将“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Ⅱ：299）译为“Such as the formidable Qin （221-206 BC） and Han （206BC-AD 220） dynasties， the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nd the flourishing reigns （1661-1796）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 （1616-1911）.”（Ⅱ：327）译者对“开发”“锦绣河山”“广袤疆域”的处理，都避免了直译，译者作为母语者自然理解此处词语所要传达之意，而此处对四字词语的直译显然无法传达其意，由“求真”转向“务实”自然是更加合理的做法。而对朝代的翻译则加注了对应的时间，使得外国读者更加条理清晰的了解所说朝代，译文充分考虑了读者的知识储备与认知。以及译者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Ⅱ：323）译为“pushing for material progress on the one hand and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on the other， with great importance attached to both”（Ⅱ：352）此类属极具讲话人话语风格的特色词汇，若在翻译时极力求真，产出的译文难免会使不了解讲话人风格的外国读者觉得晦涩难懂，因此，考虑目的语中是否存在此类表达，站在读者角度考虑译文能够被理解的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对译文务实性的处理更加明了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
3.3句法中“求真”与“务实”的平衡
在句子翻译层面，译者保留了绝大部分句子的主语，但同时灵活处理了中文与英文用语习惯的差异，如英文中对物称的使用，对句子形式的注重，句子结构较为紧凑的特点。如译者将例句：“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Ⅰ：36）译为“History shows that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ose of our country and nation. One can do well only when one’s country and nation do well.”（Ⅰ：38）译文对原文分句的处理方式遵循英文中从句使用习惯，较中文的简单分句而言，英文的枝干型句式更显繁复。后句原文省略了“国家好，民族好”与“大家才会好”之间的关联词，是中文句式更加注重意合的特点。译文调整了分句的顺序并添加了连词，贴合了英文注重形合，注重句子结构的特点。译本中灵活转化中文分句句式为为复合句或复杂句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Ⅰ：36）译为“Achiev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both a glorious and arduous mission that requires the dedicated effo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one generation after another.”（Ⅰ：38）“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遠充满希望。”（Ⅰ：106）译为“As long as the Chinese people pursue lofty virtue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ur nation will be forever filled with hope.”（Ⅰ：118）等等。还有对英文物称倾向的表现形式的体现，如译者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Ⅱ：339）译为“The splendid Chinese culture that spans thousands of years offers fertile soil for the growth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features.”（Ⅱ：367）此句中的主语为“the splendid Chinese culture”而谓语动词为“offers”，符合英文中“无灵主语”与“有灵动词”的搭配习惯，这与英语民族的文化多缘于主张“天人相分”的希腊文明有关，这种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体，偏重于对客观事物观察、研究和探索的精神，逐渐形成了客体型的思维方式，即把观察自然世界作为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的中心。”（包惠南，2001）这是译者务实于目的语读者思维方式的体现。 上述例句，译文的主语都与原文保持一致，也是译者忠实于原文，译文求真的体现。而作者对部分词语顺序的调整，则是考虑了中英的不同思维模式，做出的务实性的合理选择，例如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遵从英文如树木枝干的句子结构与修饰成分的用语习惯，便于目的语读者更容易理解原作。
4. 译者群体的译外行为剖析
“译外行为”指的是译者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既涵盖了译者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呈现出的普通人之行为。（周领顺，《“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73）影响译者发生译外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翻译目的、译者本身经历及其素养、读者意识、原文因素等，笔者主要从译者自身因素及其素养和读者意识两方面来分析译者的译外行为。
4.1译者因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翻译，汇集了众多翻译界的精英，无论是从政治素养上还是翻译经验上都是行业内的顶尖人物，他们专门从事中译外对外宣传工作，长期翻译像国务院的白皮书，还有国家的政策文件等。王明杰、刘奎娟和李洋等专家在采访中表示，他们把此项翻译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任务，此书的译本是向世界传递真正的中国、使世界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真实认识的窗口。而我们在面对那些不知实情并带有偏见报道中国、甚至故意抹黑中国形象的行为，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主动向世界介绍中国，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递出去。在翻译之前，他们透彻地了解中国制度、中国政策，他们心系对习总书记讲话精髓的传递、本着向世界表达真正中国的目的去打磨译文，反复推敲、精雕细琢。译者们良好的政治素养，翻译经验以及对作为国人对国家的情怀都与译文有着密切关系。
译者自身的生活经历与认知也对译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团队里的外国专家保罗·怀特（Paul White），在中国工作30余年，见证了中国的发展，怀特在完成了对《左传》的翻译后说：“翻译完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家充满了智慧，也很有趣，我最喜欢的是墨子。”怀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见证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另一位外国资深改稿专家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精通法语、德育、意大利语，先后在三四十个国家工作生活。他提到他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翻译工作中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准确传神地翻译习近平主席讲话的精髓。为了做好重点词汇的翻译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早上准时开会，讨论相关词汇的译法。他说：“作为改稿人，我们更应该继续加强传播，并确保中国真正地被其他国家所理解。”对事实的客观认识，对译文的精益求精，都是译者们不凡修养的体现。
4.2读者意识
译文在中外专家手上的反复打磨、国内外专家对两国文化的学习与积累都是对读者负责的体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工作都遵照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外国专家改稿润色，然后再次核对，最后经过三审三校的模式。刘奎娟说：“我們作为中国人，对于许多中国特色的词汇肯定是把握得最准确的，由我们来保证翻译忠于原文、符合政策，由外国专家来保证语言地道，易于被国外读者理解和接受。”（邱大平：2018）译者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和语言习惯，要确保译文被读者所理解，确保中国真正被其他国家所理解。译文之所以能够在“求着”与“务实”之间来回转化，相互平衡，离不开译者强烈的读者意识。
5. 结语
本文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析了此译本的译者群体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特征。译者们在翻译时，不仅严谨刻苦地去忠实于原文，追求译文的“求真度”，又尽最大努力去考虑读者和相关社会因素，确保译文在读者面前的可读性，把握译文的“务实度”。在“求真”于“务实”之间灵活的转化以求平衡，使得译文既能准确明了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又能被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这几年，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话语权依然不够，我们的声音向外传递得不够多，许多外国人想听我们的故事却听不到。这个时候推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受到全世界欢迎的。（王明杰：2018）译者们“翻译内”与“翻译外”的行为都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向后来研究此类话语或文本的学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更好地向世界传达中国，让世界更客观地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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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隆彩伶（2000年3月—），女，汉族，四川成都金堂，本科，翻译。
李方超，男，汉族，四川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
本文受2020年四川民族学院大学生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民族思想话语英译译者行为批评研究”（DXS2002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