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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中，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营销渠道，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明自由、暗垄断”的国际经济形势中，我国制造业被锁定到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只有增强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进行自主创新，打开国内市场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我国才能实现制造业升级并且在国际分工中获得合理利润。
关键词：制造业 比较优势 产业链分工 产业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同时，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下降到了7.2%，虽然仍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前列，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经济增速较快、但依然快而不优。
一、我国制造业现状
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三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所过高，一直到2012年才降至50%以下，但仍超过40%。如果考虑最能体现出技术进步的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三资企业”所占比重会更高。近20年“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几乎一直保持在60%以上，并且连续十八年超过70%，其中外商独资企业更是超过50%。可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现状具有一定的蒙蔽性，虽然从数据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但其发展主要依靠“三资企业”，本土企业发展动力不足。
另外，我国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相关报告显示，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虽然在总体上呈现贸易顺差，但“三资企业”长期占据其中一半以上，尤其是外商独资企业拥有相当高的贸易顺差，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才有所下降。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长期以来保持在40%左右，说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时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环节，直到2014年情况才发生变化。而从服务贸易差额来看，在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方面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说明了我国企业在进行货物贸易的过程中，由于产业链不完整需要给发达国家支付大量的服务费用。加工贸易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以及外商独资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中的主体地位说明了我国出口的大部分高技術产品只是代加工产品，近年来出口大规模增长也是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转移的结果。
以上这些简单的数据显示了如下的事实：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中，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营销渠道，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
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吹下，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建立在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各个国家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营造的国际环境看似是自由竞争、资本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自由化、市场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又牢牢控制着丰富资源、核心技术和政策制定权，在多个层面进行垄断合作。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在一定垄断条件下的自由。在这种所谓的“自由竞争”环境中，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依靠比较优势理论指导生产，从宏观上看，不仅无法获得全部比较优势利益，还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导致贸易条件恶化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丧失;从微观上看，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固定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陷入“产品内分工陷阱”，失去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能力。
另外，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就不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采取自由竞争战略。李斯特早已提出落后国家在与先进国家进行竞争时，要对重要的工业产业进行保护：“并不是所有的工业产业都需要获得同样的保护，只有重要的工业产业才需要特殊的保护。这里的重要工业产业是指，建立和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器设备、高科技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的工业产业，……如果主要工业产业在适度保护下获得发展，那么其他次要工业产业就可以在保护较低的情况下围绕着它成长起来。”[1]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落后国家要想发展，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何况现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卫·施韦卡特认为，“自由贸易只有当贸易伙伴们在工人工资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相当的条件下才是合适的”[2];“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公平的贸易比自由贸易更好”[2]。特别是面对当前“明自由、暗垄断”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难以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并获得合理的利润。
在所谓“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同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分工与合作，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但这种合作方式却给发达国家送去了更多利益，加剧了国际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就已经发现发展中国家过分依靠跨国公司会造成的不利局面：“发展后国家的经济战略如果以跨国公司为主力，可能会使本国经济一直维持在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如果完全依赖跨国企业，这个国家不可能成为任何产业生根落脚之地。当本地工资太高，或生产成本巨变时，跨国企业将选择新的地点。跨国企业虽然能使本国经济快速进步，但无法持久;跨国企业就像经济发展的紧箍咒般，使得高级形态的竞争优势无法出现。”[3]
三、我国在当前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
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整个产业链被拆分成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加工制造、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多个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控制了利润率较高的环节，把利润率最低的加工制造环节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产业链分工中利润率的“微笑曲线”。目前看来，外资对我国产业进行控制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对我国战略产业以及产业的战略环节不断增加直接投资，企图对我国的重要产业进行直接控制;二是我国加工制造环节的相关产业经历了由扩张到收缩的过程，由于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跨国公司逐渐将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导致我国最近几年进行委托加工（包括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加工等方式）的企业大量破产。 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国际产业链两端的垄断能力，以此来控制整个产业链，并不断压低中间环节的利润，提高两端环节的利润，改变“微笑曲线”的形状，其战略变化如图所示。随着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我国在国际产业鏈分工中不仅没有占据高端环节，在低端环节也受到跨国公司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的竞争，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我国制造业不仅没有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处于被动生产的状况，还面临着其他诸多困难：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浪费严重;缺乏核心技术和研发投入;产业升级缓慢，难以跳出产业链低端锁定。如果不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由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可以预期到我国制造业产值越高、产量越多，被发达国家攫取的利润也就越多，在国际竞争中就越处于不利的地位。
四、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我国制造业升级具备的条件
首先，虽然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很多，资本规模也普遍较小，容易受到外资的排挤与控制，但我国在关键领域还存在着资本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4]，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保证了我国产业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外资对我国产业的侵蚀，也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其次，我国工业体系较为完整，完全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5]，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6]，在自主创新理念指引下，我们在航空航天、原子能、杂交水稻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高铁、航空航天、量子通信等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再次，我国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的国内市场范围还非常广阔，完全有能力利用国内市场建立完整产业链，将规模生产的利益保留在国内。只要不断提高国内消费能力，广阔的内部市场将为我国摆脱低端锁定提供有利条件。
最后，我国虽处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环节，在科技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处于劣势，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却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在寻求国际合作时更应加快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与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划相对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我国制造业升级以及各国合作共赢创造了重要条件。
五、结论
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中，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营销渠道，对外贸易相关数据说明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参与分工虽可获得一定利润，但也会导致制造业被锁定到产业链低端环节。跨国公司正在不断提高国际产业链两端的垄断能力，以此来控制整个产业链，攫取更多利润并限制我国产业升级。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制造业升级必须做到以下四点：增强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与影响力，阻止外资对我国产业的侵蚀;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依靠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进行自主创新;刺激国内消费能力，打开国内市场，使产业链向国内延伸;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与合作。
参考文献：
[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 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Michael E.Porter.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
[5] 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王馗（1987-），男，辽宁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刘宁（1997-），男，河南安阳人，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东北财经大学2017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中的国际分工与合作”（DUFE2017Q13）、2018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分工机制研究”（L18DJL006）、2019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视角下‘一带一路’利润共享机制研究”（LN2019Q43）。
关键词：制造业 比较优势 产业链分工 产业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同时，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下降到了7.2%，虽然仍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前列，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经济增速较快、但依然快而不优。
一、我国制造业现状
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三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所过高，一直到2012年才降至50%以下，但仍超过40%。如果考虑最能体现出技术进步的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三资企业”所占比重会更高。近20年“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几乎一直保持在60%以上，并且连续十八年超过70%，其中外商独资企业更是超过50%。可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现状具有一定的蒙蔽性，虽然从数据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但其发展主要依靠“三资企业”，本土企业发展动力不足。
另外，我国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相关报告显示，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虽然在总体上呈现贸易顺差，但“三资企业”长期占据其中一半以上，尤其是外商独资企业拥有相当高的贸易顺差，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才有所下降。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长期以来保持在40%左右，说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时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环节，直到2014年情况才发生变化。而从服务贸易差额来看，在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方面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说明了我国企业在进行货物贸易的过程中，由于产业链不完整需要给发达国家支付大量的服务费用。加工贸易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以及外商独资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中的主体地位说明了我国出口的大部分高技術产品只是代加工产品，近年来出口大规模增长也是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转移的结果。
以上这些简单的数据显示了如下的事实：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中，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营销渠道，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
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吹下，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建立在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各个国家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营造的国际环境看似是自由竞争、资本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自由化、市场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又牢牢控制着丰富资源、核心技术和政策制定权，在多个层面进行垄断合作。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在一定垄断条件下的自由。在这种所谓的“自由竞争”环境中，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依靠比较优势理论指导生产，从宏观上看，不仅无法获得全部比较优势利益，还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导致贸易条件恶化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丧失;从微观上看，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固定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陷入“产品内分工陷阱”，失去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能力。
另外，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就不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采取自由竞争战略。李斯特早已提出落后国家在与先进国家进行竞争时，要对重要的工业产业进行保护：“并不是所有的工业产业都需要获得同样的保护，只有重要的工业产业才需要特殊的保护。这里的重要工业产业是指，建立和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器设备、高科技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的工业产业，……如果主要工业产业在适度保护下获得发展，那么其他次要工业产业就可以在保护较低的情况下围绕着它成长起来。”[1]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落后国家要想发展，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何况现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卫·施韦卡特认为，“自由贸易只有当贸易伙伴们在工人工资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相当的条件下才是合适的”[2];“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公平的贸易比自由贸易更好”[2]。特别是面对当前“明自由、暗垄断”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难以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并获得合理的利润。
在所谓“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同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分工与合作，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但这种合作方式却给发达国家送去了更多利益，加剧了国际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就已经发现发展中国家过分依靠跨国公司会造成的不利局面：“发展后国家的经济战略如果以跨国公司为主力，可能会使本国经济一直维持在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如果完全依赖跨国企业，这个国家不可能成为任何产业生根落脚之地。当本地工资太高，或生产成本巨变时，跨国企业将选择新的地点。跨国企业虽然能使本国经济快速进步，但无法持久;跨国企业就像经济发展的紧箍咒般，使得高级形态的竞争优势无法出现。”[3]
三、我国在当前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
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整个产业链被拆分成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加工制造、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多个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控制了利润率较高的环节，把利润率最低的加工制造环节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产业链分工中利润率的“微笑曲线”。目前看来，外资对我国产业进行控制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对我国战略产业以及产业的战略环节不断增加直接投资，企图对我国的重要产业进行直接控制;二是我国加工制造环节的相关产业经历了由扩张到收缩的过程，由于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跨国公司逐渐将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导致我国最近几年进行委托加工（包括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加工等方式）的企业大量破产。 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国际产业链两端的垄断能力，以此来控制整个产业链，并不断压低中间环节的利润，提高两端环节的利润，改变“微笑曲线”的形状，其战略变化如图所示。随着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我国在国际产业鏈分工中不仅没有占据高端环节，在低端环节也受到跨国公司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的竞争，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我国制造业不仅没有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处于被动生产的状况，还面临着其他诸多困难：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浪费严重;缺乏核心技术和研发投入;产业升级缓慢，难以跳出产业链低端锁定。如果不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由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可以预期到我国制造业产值越高、产量越多，被发达国家攫取的利润也就越多，在国际竞争中就越处于不利的地位。
四、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我国制造业升级具备的条件
首先，虽然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很多，资本规模也普遍较小，容易受到外资的排挤与控制，但我国在关键领域还存在着资本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4]，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保证了我国产业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外资对我国产业的侵蚀，也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其次，我国工业体系较为完整，完全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5]，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6]，在自主创新理念指引下，我们在航空航天、原子能、杂交水稻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高铁、航空航天、量子通信等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再次，我国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的国内市场范围还非常广阔，完全有能力利用国内市场建立完整产业链，将规模生产的利益保留在国内。只要不断提高国内消费能力，广阔的内部市场将为我国摆脱低端锁定提供有利条件。
最后，我国虽处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环节，在科技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处于劣势，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却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在寻求国际合作时更应加快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与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划相对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我国制造业升级以及各国合作共赢创造了重要条件。
五、结论
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中，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营销渠道，对外贸易相关数据说明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参与分工虽可获得一定利润，但也会导致制造业被锁定到产业链低端环节。跨国公司正在不断提高国际产业链两端的垄断能力，以此来控制整个产业链，攫取更多利润并限制我国产业升级。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制造业升级必须做到以下四点：增强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与影响力，阻止外资对我国产业的侵蚀;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依靠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进行自主创新;刺激国内消费能力，打开国内市场，使产业链向国内延伸;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与合作。
参考文献：
[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 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Michael E.Porter.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
[5] 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王馗（1987-），男，辽宁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刘宁（1997-），男，河南安阳人，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东北财经大学2017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中的国际分工与合作”（DUFE2017Q13）、2018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分工机制研究”（L18DJL006）、2019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视角下‘一带一路’利润共享机制研究”（LN2019Q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