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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种子的萌芽
年前,听说翻译家钱春绮不慎摔了一跤,股骨骨裂,急送医院治疗。院方经会诊,决定采取保守疗法,近九十岁老人,且伴有老年性心脏病,还是不动手术为好。遵医嘱,钱老在医院一住就是大半年。我暇时去看望他,见我到来,他高兴得欲从床上坐起,我连忙将他按住,连说:“不用不用,躺着蛮好。”这下钱老仿佛想起自己是股骨骨裂的病人,无奈地笑笑,将头靠上了枕头。
虽然我不是译界中人,但却好交翻译家朋友,有不少翻译前辈成为我的忘年交,多有交往,对翻译的甜酸苦辣略知一二。所以,与钱老相谈,就十分投缘。
钱老说,一直想早点回家。他说骨裂只是硬伤,他的身体很好,除装了心脏起搏器外,没有其他毛病。我当然相信钱老对体质自信的判断。他是学医的科班出身,尽管离开杏林已半个多世纪了,但谈起医疗保健,仍是口若悬河。
钱春绮生于1921年,江苏泰州人。幼年时读的是私塾,《礼记》《左传》等,虽不明深义,却背得滚瓜烂熟。后读镇上新式小学。母亲虽是贫家农妇,却很开明,她觉得儿子天性聪颖,应该去大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就让钱春绮在上海做西药生意的大哥将他带到上海,插班进了名校市立万竹小学。一年后小学毕业,他考入了另一所名校上海中学。这所中学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钱春绮如饥似渴地在课余自学德语、英语、俄语、日语等,阅读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作品,还悄悄地学着写作,积少成多,习作竟写了厚厚一叠。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校园题材的散文。文学的种子在他心田萌芽了。
弃医从文,成为德文翻译家
然而,“八一三”事变,日军的铁蹄踏进了上海,中止了钱春绮在上海的读书生涯。他不得不辗转回到家乡泰州中学读高中。他无法释怀业已开始的文学梦,为家乡的《战报》和《国民新闻》投寄诗歌、散文、小说,屡屡刊出,对他不啻是极大鼓舞。他还将上海的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上的一些抗战新闻及时译出,刊载到泰州报纸上。1940年,钱春绮高中毕业,仍是大哥伸出援手,将他再次带回上海。他也争气,以高分考入位于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的东南医学院。毕业后,他进市立第五医院,又应聘考入中美医院,转眼这家医院又被仁济医院接管,所有原来医务人员一律被赶走。不得已,经同学介绍,1947年,他进了市立第四医院当了一名五官科医生。此时,对他帮助甚大的大哥经商受骗,一败涂地。哥嫂两人及三个小孩,还得靠钱春绮接济。为了能增加收入,他在工作之余,拿起了笔。然而,他写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医疗专门书籍。好在他有扎实的文学功底,一鼓作气写作出版了多部医学专著,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中耳炎》《喉结核及其化学疗法》,新亚书局出版了他的《脑膜炎》《无痛分娩法》,文通书局出版了《小儿耳鼻咽喉科学》,这些书籍的出版,大大缓解了钱春绮的经济压力。一直到1952年,钱春绮在中美医院的同事请他去第六医院任皮肤科医生,他也乐于前往。然而,医院人事部门却仍要他做耳鼻喉科医生,钱春绮的倔劲上来了,拔脚就走。可他能走到哪里去呢?院方已通过上级主管部门,以一纸“永不录用”的函文,使钱春绮在所有医院的门口碰了软钉子。他心一横,干脆脱下白大褂,另谋出路。他决定弃医从文,再一次拿起笔,续上学生时代的文学梦。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盛行苏俄文学的译介,钱春绮却偏爱歌德、海涅等德国诗人的作品。他扬长避短,从德文翻译入手。很快,一部《海涅诗选》译竣,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知怎么,该社不要海涅,却要席勒,约他翻译席勒剧本《威廉·退尔》,这至少给了他一丝希望。很快,他译出了该书,出版社上下一致叫好,一锤定音,即于1956年10月付梓。这是他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译著。他得到了平生第一笔巨款,稿费四千元。这坚定了钱春绮走翻译之路的决心。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打破铁饭碗,炒了单位鱿鱼,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这在当时,可让人不可思议,好端端的皇粮吃得安稳,哪有“辞职”一说。这就是钱春绮的特别之处。从此,中国少了一位专业精湛、技术高明的医生,却多了一位成绩卓著的德文翻译家。
钱春绮的内心始终有着海涅情结。他将陆续译成的海涅三部诗集《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的手稿,集中寄给了新文艺出版社。由于译笔准确,质量上乘,这三部作品于1957年一年中“连中三元”先后出版,创下了同一外国作家在我国翻译出版史的纪录。接着,他译出了德国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和《德国诗选》等。正在他春风得意时,没有料到,“文革”会突如其来,这场大革文化命的浩劫,让他的全部外文藏书,包括原版本的《荷马史诗》《歌德全集》《席勒全集》等,统统进入了废品回收站。一切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都打入冷宫,谈何翻译啊。无诗可译,钱春绮真正赋闲了。好在他有一点稿费的积蓄,他不知道哪一天会“坐吃山空”。
其实,钱春绮的生活一直是节俭而朴素的。他的外貌,如同一位质朴的老农。在别人眼里,天天接触洋文的大翻译家,一定是西装革履,架一副眼镜。其实不然。他可是一介布衣。夏天,只穿一件短袖老头衫走进走出,我给他拍的照片,就是这样的随意状态。冬天,陈旧而老式棉袄裹身。走在马路上,就是一个土不拉几的老头。外出访友办事,他拎一只布包,放一点纸笔,以及一只可乐塑料空瓶自带的茶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老知识分子形象。
谈《浮士德》的翻译
噩梦终于过去。假如“文革”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恐怕钱春绮要过沿街乞讨的生活了。新时期开始后,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生活有了保障。他早期的译著纷纷再版重印,又相继翻译出版了《歌德诗集》《席勒诗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三十多部德国文学经典作品。一部歌德的《浮士德》,早期有周学普的译本,后有郭沫若的译本。但钱春绮认为,周译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而郭译多是在周译基础上涂改几句而已,郭在《第二部译后记》中讲道:“中文译本有周学普氏的一种,我更彻底地利用过。因为周氏译本上的空白很多,我的译文就直接写在他的书上,这样节省了我抄写许多人名和相同字汇的麻烦。”在该书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小引》中,郭说:“可惜我的德文程度实在有限,没有可能很好地传神。有些地方译得太呆板,同时也一定还有好些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如此云云。钱老喜欢这部结构庞大、内容复杂,浓缩了歌德全部思想和生活的巨著,说《浮士德》不仅是是德国文学巨著,也是世界文学瑰宝,它被译成各国文学,有的国家往往还有十种以上不同的译本。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在所带不多的书籍中,就有一部《浮士德》。可见此书在他心目中的分量。钱春绮决意动手译一部能体现他的理解的《浮士德》。因为,“这是一部不太易懂的德国古典著作,原文中有许多矛盾之处,还有许多意义含糊、晦涩费解的地方”,钱春绮专门在书后写了长达万言的《题解》。然而,这部译著可谓多灾多难,“文革”前已翻译完成,“文革”中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两个下半部手稿与他的藏书一同化为纸浆了。剩下的两个上半部手稿因没有放在书房抽屉里而幸免于难。“文革”刚结束,他就抓紧时间补译损失的部分,并修改另一半旧稿,“在意义方面力求忠实于原文,在译文方面力求明白晓畅之外,在诗体方面也力求移植原诗的形式”。忠于原著,传达出原著的韵味,这就是钱春绮追求的翻译风格。
钱老说,译诗难,译外国经典诗人的作品更难。比如里尔克,钱老译过他的小说《马尔泰手记》,译过他的散文体传记《奥古斯特·罗丹》,却一直不敢轻易下手译他的诗。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花了近十年时间,断断续续才译完里尔克诗集《哀歌与十四行诗》。他早想译《荷尔德林诗选》,因为难,他译得很慢,几年下来只译了一半。可以说,钱老选择的是一条“难度翻译”的道路。2010年新年伊始,上海市翻译家协会举办了钱老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他的翻译成就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称赞。这是众望所归啊!
责任编辑肖阿伍
年前,听说翻译家钱春绮不慎摔了一跤,股骨骨裂,急送医院治疗。院方经会诊,决定采取保守疗法,近九十岁老人,且伴有老年性心脏病,还是不动手术为好。遵医嘱,钱老在医院一住就是大半年。我暇时去看望他,见我到来,他高兴得欲从床上坐起,我连忙将他按住,连说:“不用不用,躺着蛮好。”这下钱老仿佛想起自己是股骨骨裂的病人,无奈地笑笑,将头靠上了枕头。
虽然我不是译界中人,但却好交翻译家朋友,有不少翻译前辈成为我的忘年交,多有交往,对翻译的甜酸苦辣略知一二。所以,与钱老相谈,就十分投缘。
钱老说,一直想早点回家。他说骨裂只是硬伤,他的身体很好,除装了心脏起搏器外,没有其他毛病。我当然相信钱老对体质自信的判断。他是学医的科班出身,尽管离开杏林已半个多世纪了,但谈起医疗保健,仍是口若悬河。
钱春绮生于1921年,江苏泰州人。幼年时读的是私塾,《礼记》《左传》等,虽不明深义,却背得滚瓜烂熟。后读镇上新式小学。母亲虽是贫家农妇,却很开明,她觉得儿子天性聪颖,应该去大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就让钱春绮在上海做西药生意的大哥将他带到上海,插班进了名校市立万竹小学。一年后小学毕业,他考入了另一所名校上海中学。这所中学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钱春绮如饥似渴地在课余自学德语、英语、俄语、日语等,阅读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作品,还悄悄地学着写作,积少成多,习作竟写了厚厚一叠。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校园题材的散文。文学的种子在他心田萌芽了。
弃医从文,成为德文翻译家
然而,“八一三”事变,日军的铁蹄踏进了上海,中止了钱春绮在上海的读书生涯。他不得不辗转回到家乡泰州中学读高中。他无法释怀业已开始的文学梦,为家乡的《战报》和《国民新闻》投寄诗歌、散文、小说,屡屡刊出,对他不啻是极大鼓舞。他还将上海的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上的一些抗战新闻及时译出,刊载到泰州报纸上。1940年,钱春绮高中毕业,仍是大哥伸出援手,将他再次带回上海。他也争气,以高分考入位于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的东南医学院。毕业后,他进市立第五医院,又应聘考入中美医院,转眼这家医院又被仁济医院接管,所有原来医务人员一律被赶走。不得已,经同学介绍,1947年,他进了市立第四医院当了一名五官科医生。此时,对他帮助甚大的大哥经商受骗,一败涂地。哥嫂两人及三个小孩,还得靠钱春绮接济。为了能增加收入,他在工作之余,拿起了笔。然而,他写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医疗专门书籍。好在他有扎实的文学功底,一鼓作气写作出版了多部医学专著,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中耳炎》《喉结核及其化学疗法》,新亚书局出版了他的《脑膜炎》《无痛分娩法》,文通书局出版了《小儿耳鼻咽喉科学》,这些书籍的出版,大大缓解了钱春绮的经济压力。一直到1952年,钱春绮在中美医院的同事请他去第六医院任皮肤科医生,他也乐于前往。然而,医院人事部门却仍要他做耳鼻喉科医生,钱春绮的倔劲上来了,拔脚就走。可他能走到哪里去呢?院方已通过上级主管部门,以一纸“永不录用”的函文,使钱春绮在所有医院的门口碰了软钉子。他心一横,干脆脱下白大褂,另谋出路。他决定弃医从文,再一次拿起笔,续上学生时代的文学梦。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盛行苏俄文学的译介,钱春绮却偏爱歌德、海涅等德国诗人的作品。他扬长避短,从德文翻译入手。很快,一部《海涅诗选》译竣,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知怎么,该社不要海涅,却要席勒,约他翻译席勒剧本《威廉·退尔》,这至少给了他一丝希望。很快,他译出了该书,出版社上下一致叫好,一锤定音,即于1956年10月付梓。这是他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译著。他得到了平生第一笔巨款,稿费四千元。这坚定了钱春绮走翻译之路的决心。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打破铁饭碗,炒了单位鱿鱼,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这在当时,可让人不可思议,好端端的皇粮吃得安稳,哪有“辞职”一说。这就是钱春绮的特别之处。从此,中国少了一位专业精湛、技术高明的医生,却多了一位成绩卓著的德文翻译家。
钱春绮的内心始终有着海涅情结。他将陆续译成的海涅三部诗集《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的手稿,集中寄给了新文艺出版社。由于译笔准确,质量上乘,这三部作品于1957年一年中“连中三元”先后出版,创下了同一外国作家在我国翻译出版史的纪录。接着,他译出了德国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和《德国诗选》等。正在他春风得意时,没有料到,“文革”会突如其来,这场大革文化命的浩劫,让他的全部外文藏书,包括原版本的《荷马史诗》《歌德全集》《席勒全集》等,统统进入了废品回收站。一切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都打入冷宫,谈何翻译啊。无诗可译,钱春绮真正赋闲了。好在他有一点稿费的积蓄,他不知道哪一天会“坐吃山空”。
其实,钱春绮的生活一直是节俭而朴素的。他的外貌,如同一位质朴的老农。在别人眼里,天天接触洋文的大翻译家,一定是西装革履,架一副眼镜。其实不然。他可是一介布衣。夏天,只穿一件短袖老头衫走进走出,我给他拍的照片,就是这样的随意状态。冬天,陈旧而老式棉袄裹身。走在马路上,就是一个土不拉几的老头。外出访友办事,他拎一只布包,放一点纸笔,以及一只可乐塑料空瓶自带的茶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老知识分子形象。
谈《浮士德》的翻译
噩梦终于过去。假如“文革”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恐怕钱春绮要过沿街乞讨的生活了。新时期开始后,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生活有了保障。他早期的译著纷纷再版重印,又相继翻译出版了《歌德诗集》《席勒诗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三十多部德国文学经典作品。一部歌德的《浮士德》,早期有周学普的译本,后有郭沫若的译本。但钱春绮认为,周译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而郭译多是在周译基础上涂改几句而已,郭在《第二部译后记》中讲道:“中文译本有周学普氏的一种,我更彻底地利用过。因为周氏译本上的空白很多,我的译文就直接写在他的书上,这样节省了我抄写许多人名和相同字汇的麻烦。”在该书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小引》中,郭说:“可惜我的德文程度实在有限,没有可能很好地传神。有些地方译得太呆板,同时也一定还有好些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如此云云。钱老喜欢这部结构庞大、内容复杂,浓缩了歌德全部思想和生活的巨著,说《浮士德》不仅是是德国文学巨著,也是世界文学瑰宝,它被译成各国文学,有的国家往往还有十种以上不同的译本。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在所带不多的书籍中,就有一部《浮士德》。可见此书在他心目中的分量。钱春绮决意动手译一部能体现他的理解的《浮士德》。因为,“这是一部不太易懂的德国古典著作,原文中有许多矛盾之处,还有许多意义含糊、晦涩费解的地方”,钱春绮专门在书后写了长达万言的《题解》。然而,这部译著可谓多灾多难,“文革”前已翻译完成,“文革”中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两个下半部手稿与他的藏书一同化为纸浆了。剩下的两个上半部手稿因没有放在书房抽屉里而幸免于难。“文革”刚结束,他就抓紧时间补译损失的部分,并修改另一半旧稿,“在意义方面力求忠实于原文,在译文方面力求明白晓畅之外,在诗体方面也力求移植原诗的形式”。忠于原著,传达出原著的韵味,这就是钱春绮追求的翻译风格。
钱老说,译诗难,译外国经典诗人的作品更难。比如里尔克,钱老译过他的小说《马尔泰手记》,译过他的散文体传记《奥古斯特·罗丹》,却一直不敢轻易下手译他的诗。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花了近十年时间,断断续续才译完里尔克诗集《哀歌与十四行诗》。他早想译《荷尔德林诗选》,因为难,他译得很慢,几年下来只译了一半。可以说,钱老选择的是一条“难度翻译”的道路。2010年新年伊始,上海市翻译家协会举办了钱老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他的翻译成就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称赞。这是众望所归啊!
责任编辑肖阿伍